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林彪「叛黨叛國」。這就讓人們有點想不通了,林彪是毛澤東親自欽定的黨的第二號人物,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了,為什麼還要叛黨叛國、闔家出逃自取滅亡呢?
1996年10月31日,國內外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專家王年一,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有一個「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的發言,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澤東)製造出來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作中也用了這個「逼」字,該書第6章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把林彪逼上絕路」。
這兩年,我看了不少建國後的史書,看了林彪的命運,頭腦中揮之不去的也是這個「逼」字。發人深思的是,毛澤東為什麼要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叛黨叛國」的絕路?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加上林彪「功高震主」,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的視野中,林彪已成為毛澤東的下一個「鬥爭目標」。只是林彪滑入政治深淵的速度比當年的劉少奇更快,這點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九大以後林彪地位迅速上升,幾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勢,這成了毛澤東難以治癒的一塊「心病」。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曾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想把權交給林彪,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後,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本來是毛澤東一手安排造成的。「文革」中讓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政治鬥爭,並由軍隊幹部主持各地、各單位工作,使「一元化領導」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幾乎全由軍人所把持,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這就造成了「九大」前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林彪不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軍委辦事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29個省委第一書記中,有22個由軍隊將領擔任;各省級黨委中62%的幹部都是軍人),因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為左右政局的一大勢力,九大中的軍隊代表人數急劇增加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儘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澤東自己一手提拔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覺得林彪似乎有「羽翼豐滿、尾大不掉」之勢,他就感到揣揣不安,「大權旁落」的擔心就產生了。幾十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偉大領袖,晚年最擔心的其實就是「大權旁落」。想當初,他親自選定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親自推薦並動員全黨擁護劉擔任國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認為劉少奇對他的最高權力構成了威脅,自己的「大權」要「旁落」了,「接班人」隨即在他眼中變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雪夫」,於是不惜精心策劃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拉下馬來,而且讓他最後不得好死。「九大」召開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才剛剛被「摧毀」,文化大革命才剛剛取得勝利,毛澤東就又一次為「大權旁落」擔憂起來。因為「九大」會場上滿眼都是軍人,毛澤東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林彪這個「接班人」就是軍人出身,如果林彪也要用他的槍桿子出一個政權,到時候,他毛澤東恐怕就只能真的大權旁落了。毛後來在南巡中就說:「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不要說其他人,就是林彪,他敢說那樣大逆不道的話嗎?其實誰也沒有那樣說過,「有人說」只是毛的一個藉口而已,而且軍權從來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可惜人老多疑心,即便偉大如毛澤東者,照樣擺脫不了這個宿命。於是,紅太陽口頭上稱要把「九大」開成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心中盤算的卻是如何對付「羽翼豐滿、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
其實,毛澤東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完全是多餘的。林彪長期受著疾病的折磨,不但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沒有了,而且對他分管的事務實際上也很少過問。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4年多,因為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面,所以可以說,我對『文革』中的林彪並不缺乏了解。然而我親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動亂中要麼是遇事不表態,要麼講些『絕』話,要麼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這樣一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林彪,想要「篡黨奪權」,不啻於說我這個小教師想當國家主席為國家做貢獻一樣可笑。
再說,林彪要「篡黨奪權」,肯定要有自己的一套班底,一般人以為就是軍委辦事組。而據張雲生回憶,林彪與軍委辦事組主要成員的關係卻是若即若離。「軍委辦事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一次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面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我甚至認為,不管是楊成武或黃永勝領銜的軍委辦事組,他們在什麼地方『辦事』又怎樣『辦事』,林彪從不過問。」「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只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僅僅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北京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鐘。」「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我在『林辦』任職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了『高舉』、『突出』、『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無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沒得到單獨面見林彪的機會。」
又有人說,「林彪控制『軍委辦事組』,是通過他的老婆葉群……」,葉群把一切都辦妥了。這簡直就是笑話,翻開中外歷史看看,有自己什麼也不干,依靠一個老婆就能「篡黨奪權」的嗎?張雲生對此是這樣說的,「依我看,這話只說對了一半。葉群做壞事,林彪確實有責任。但葉群打著林彪的招牌,在外邊胡作非為,林彪並不全部知情。他從葉群嘴裡聽到一些,又是經葉群用花言巧語偽裝了的。『林辦』的工作人員直接受葉群控制,眼見處於病態的林彪受葉群擺布,但無能為力。」「事實上,葉群雖為『軍委辦事組』成員,但她幾乎從不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出了成績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擔任何責任。『軍委辦事組』天天忙於處理的『三支兩軍』工作、部隊戰備訓練以及人事調整等問題,葉群從不參與正式討論研究。」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報告中也承認:「……整個兩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領導的,具體執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別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實講,就是沒有做多少事。我也並不是故意偷懶,就是身體不好,不能夠做多少事情。所以實際情況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儘管如此,「偉大領袖」一旦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林彪只能註定是在劫難逃了。
按道理,要搞掉一個法定的接班人,並不是「偉大領袖」一人說了算的。依照中共黨章,中央全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意見均可在會上公開表達,一切大事均應由全會討論決定。但中國權力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不要說「偉大領袖」毛澤東了,就是地方一把手,也能順利地把黨改造成了他個人的「一言堂」。儘管林彪在九大上人多勢眾,但毛澤東只是略施故伎,利用多年來個人崇拜氣氛為他造就的絕對權威,抓住「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高層議論是否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公布了一份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同時不惜揪出陳伯達以「殺雞嚇猴」。當時,紅太陽的個人權威已經推至登峰造極的境界,雖然只是「我的一點意見」,卻幾乎等同於一言九鼎的「聖旨」,眾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只有違心地高呼「萬歲」、「堅決照辦」。就這樣,林彪的窮途末路在此時已經註定了。
不久,隨著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三板斧的成功實施,特別是為期28天的南巡,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13次大講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以此逼迫林彪鋌而走險。就這樣,毛澤東一步步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了「叛黨叛國」的絕路。
現在重溫這段歷史,真是讓人感喟無窮。我怎麼也不明白,「與人奮鬥」,真的就那樣「其樂無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