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台灣歌后鄧麗君主唱的「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風靡全球華人,可誰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劉雪庵竟是音樂界的頭號大右派,最後雙目失明,癱瘓在床,成了時代的棄物……
著名的愛國作曲家劉雪庵,從「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創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滿腔熱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滲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歲左右的老人,他們的童年或少年時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慮中度過的,在親人離散的悲痛中度過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難中度過的。伴隨和鼓舞著他們度過那些艱難歲月的,是他們唱不離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畢業歌》、《長城謠》、《黃水謠》、《流亡三部曲》……其中,許多是劉雪庵的作品。
他們在歌聲中長大成人,一個個義無返顧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鬥爭。半個世紀過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們從報刊上知道了劉雪庵的一些情況: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餘載,備受磨難,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的老人。他們的心被揪得緊緊的。對他們來說,劉雪庵是個親切的名字,是個響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個令他們心酸的名字。
原來,在劉雪庵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首電影插曲《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成了劉雪庵及喜愛他歌曲的人們心中永遠的痛。說起《何日君再來》,人們不會陌生。有的人唱過,有的人聽過,有的人喜歡過,有的人斥責過……
這首誕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個世紀以來,伴隨著民族的風風雨雨,有著極不平凡的經歷。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五十年代的反右派運動,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渦中,它被人曲解、上綱上線,鞭撻得一無是處,像個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頭來。
劉雪庵更是為這首歌背負了種種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劉雪庵是中國新音樂奠基人黃自的學生,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劉雪庵是四川銅梁縣巴川鎮東門鹽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書香之家。他的父親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後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鄉發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沒。父親生前跟他講岳飛傳,講「精忠報國」的故事。愛祖國,愛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學教師,愛好音樂。劉雪庵自幼跟他學習崑曲,吹笛弄蕭。大哥成了他的音樂啟蒙老師,也使他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開塾館,劉雪庵在他那裡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誰知禍從天降,母親、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難,沒錢醫治,相繼離開了人世。這場災難,對於剛剛進入中學,年僅十三歲的劉雪庵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他不得不輟學,在家裡自學音樂,幫助料理家務。
為了掙錢養家,十七歲那年,他當了小學音樂教員。
當家境有所好轉,他便於1924年考入成都美術及藝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學習鋼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這所學校里,他閱讀了《語絲》、《太陽》、《創造》、《洪水》等新文藝刊物,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導社」,與共產黨員有了接觸。
1927年春,美專停辦。劉雪庵回到同梁縣,在養聖學校任音樂教師,後擔任該校校長。後來這所學校成為中共銅梁縣委所在地,劉雪庵也參加了共產黨的一些活動。
不久,他在共產黨組織安排下來到上海,考入由《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譯陳望道創辦的中華藝術大學。
1930年秋,劉雪庵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這裡,他打下了堅實的音樂基礎,開始了音樂創作。
當他踏進音專校時,我國著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黃自,應校長蕭有梅的聘請來到音專任教,負責音樂理論和作曲的教學。劉雪庵幸運地成為黃自的學生,對西洋作曲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學習。
同時,他還師從俄籍鋼琴維鈿夫人學習鋼琴,師從朱英學習琵琶,師從易韋齋和龍榆生學習中國詩詞及韻文,師從吳伯超學習指揮,師從李維寧學習賦格和自由作詞等。
黃自十分重視民族音樂的發展,主張學習西洋音樂的方法,用來研究整理我國的音樂與民謠,創造民族化的新音樂。黃自的音樂理念,對劉雪庵有著極深的影響。劉雪庵在以後的創作實踐中,將民族民間音樂的傳統手法與西洋作曲技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劉雪庵有著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寫的詩詞常在校刊上發表,受到諸多老師的讚賞。他的詩詞老師龍榆生(暨南大學國文系主任、音專兼職教授)對他的作業總是讚許有加。
劉雪庵學習刻苦,才華出眾,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當黃自接受商務印書館的委託,參與編寫一套《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時,他讓四大弟子各分擔一部分工作,創作一些適合學生唱的新歌曲。劉雪庵創作了《喜來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殺敵歌》、《提倡國貨》等培養兒童健康品德和愛國精神的歌曲。
劉雪庵與僅比他年長一歲的黃自,既是師生,也是朋友,有著很好的合作關係。黃自十分欣賞劉雪庵寫作的一些歌詞,常為之譜曲。
「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驢灞橋過,鈴兒響叮噹。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度好時光。」他們師生合作的這首《踏雪尋梅》,已成為我國的經典名曲。
這裡還要提到劉雪庵的另一位老師——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他1934年來中國演出時,對當時中國樂壇幾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紀的現象深感憂慮,於是就留了下來,決心幫助中國音樂更好地發展。他以「名譽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專任教,很快就發現了劉雪庵這個好學生。
在他舉辦的「徵求具有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劉雪庵創作了包含四首鋼琴小品的《中國組曲》參賽,受到他的高度評價。後來,他曾將《中國組曲》介紹到歐美演奏,並先後在巴黎、紐約出版。
「想當日梢頭獨占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慘遭無情手,未隨流水轉墜風塵;莫懷薄辛惹傷情,落花無主任飄零;可嘆世人未解儂心苦,向誰去嗚咽訴不平!」齊爾品從校刊上看到劉雪庵寫的這首詞《飄零的落花》,覺得很美,就鼓勵劉雪庵將它譜成獨唱歌曲,並要求以藝術樂曲的形式來體現。
劉雪庵在齊爾品的鼓勵與指導下,終於將它譜成了一首藝術名曲。齊爾品隨即將它連同劉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樂》、《採蓮謠》和《菊花黃》,以《四歌曲》為題介紹到東京出版,發行歐美各地。
劉雪庵還曾為古詩詞譜曲,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等。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劉雪庵為這首《春夜澆城聞笛》譜的曲嚴謹、典雅,優美流暢,婉轉起伏,聽來親切感懷,抒發了知識分子惆悵懷舊的心情。
以後,齊爾品又將劉雪庵譜曲的《楓橋夜泊》、《布穀》、《淮南民謠》介紹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齊爾品在《現代中國音樂》一文中寫道:「劉雪庵,一位很年輕的人,在他的鋼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現出明顯的中國風味,是一位極有前途的作曲家。」
熱血青年劉雪庵,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作了大量抗戰歌曲,許多歌至今傳唱不衰。
「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國。劉雪庵挺身而出,組織講演會,出壁報,寫歌曲,呼喚人們起來抗擊日寇的入侵。據當年任職音專的廖輔叔回憶:「當時學生中最早出來宣傳抗日的,就有劉雪庵。」
為了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音專師生走上街頭,進行募捐。黃自親自領著劉雪庵、賀綠汀等學生走向浦東,捧著竹筒,挨門挨戶去募捐。
從這時起,劉雪庵開始了抗日歌曲的創作:《出發》、《前線去》、《前進曲》、《出征別母》……
「母親回頭見,母親回頭見,孩兒去了請你莫眷戀。這次上前線,是為祖國戰,殺敵誓爭先,光榮信無限。光榮信無限。戰!戰!戰!救亡圖存,縱死沙場我心願。」這是1932年劉雪庵作詞譜曲的《出征別母》歌。
「一·二九」運動中,劉雪庵組織音專學生走上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隨後,他參加了中國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詞曲作者聯誼會」。
這期間,他與王紹清合作,譜寫了《戰歌》:「戰戰戰!一齊上前線,報仇雪恨,奮勇當先。哪怕敵人的強暴野蠻,只要我們英勇壯膽,抱著犧牲的決心去干,爭得光榮的凱旋!」
1936年5月,日本戰犯近衛文的弟弟、樂隊指揮近衛秀來到上海,擔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樂隊的指揮。一天他來到音專,與全體師生見面,還登上講台,宣傳所謂的「中日友善」。他的話音剛落,劉雪庵即從坐位上站了起來,義正辭嚴地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暴行,捍衛了民族尊嚴。全校師生無不為之振奮。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劉雪庵當即與侯楓合作,譜寫了歌曲,《大家一條心》:「大家一條心,向抗敵救亡的路線前進!前進!前進!前進!收復四省,奪回平津。國土要完整,正義始能伸,大家一條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線前進!
樂曲英勇樂觀,表達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戰,收復失地的強烈願望。
在抗日戰爭中,劉雪庵創作了大量歌曲,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加入了上海文藝界救國聯合會,與黃自、廖輔叔、李維寧、江定仙、陳田鶴等成立了「中國作曲者協會「,有組織地發揮音樂工作者在抗戰中的作用。」協會「就設在劉雪庵家中,成為上海音樂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據點。
劉雪庵還同張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聯合音樂界進步人士組織了「全國歌詠協會」,劉雪庵為執行委員,曾和沙海、王雲階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游擊隊」的大型音樂會。
劉雪庵還自費出版了音樂期刊《戰歌》。上海淪陷後,《戰歌》輾轉武漢、重慶,共出版了十八期,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份影響廣泛的抗日音樂刊物。夏之秋的《歌八百壯士》、《賣花詞》,劉雪庵的《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離家>、<上前線>》,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戰》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過這個小小刊物傳遍全國的。
《戰歌》在上海創刊後,曾有人向劉雪庵推薦歌曲《松花江上》,說這是當時在平津流亡學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戰歌》上發表。這首歌是誰的作品,推薦人沒有說明。劉雪庵看後,認為的確是一首好歌,只是覺得它過於傷感,沒有急於發表。
不久上海淪陷,劉雪庵乘船去香港,準備由香港轉入大陸。在船上,他欣喜地與文化救亡協會大陸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江陵相遇。他們談起了《松花江上》這首歌,劉雪庵提出要把這首歌擴充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轉為緊張激昂,以激起人們的鬥志。
江陵十分贊同他的意見,立即在船上寫了第二部《離家》的歌詞:「泣別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哪裡是我們的家鄉?哪裡有我們的爹娘?百萬榮華,一剎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還有個人幸福?哪還有個人安康?——誰使我們流浪?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田土淪喪?誰要我們民族滅亡?來來來,來來來!我們休為自己打算,我們休顧個人逃亡,我們應當團結一致,跑上戰場,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劉雪庵當即為這首歌詞譜寫了十分貼切、動聽的曲子。
在他們從香港赴廣州的火車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線》的歌詞:「走,朋友!我們要為爹娘復仇。走,朋友!我們要為民族戰鬥。你是黃帝的子孫,我也是中華的裔胄。錦繡的河山,怎能任敵騎踐踏?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裡葬送?走,朋友!我們走向戰場,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我們有沒有力量?有!拿起我們的槍桿筆桿,舉起我們鋤頭斧頭,打倒這群強盜,爭取我們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
劉雪庵譜曲後,將《松花江上》、《離家》、《上前線》合成《流亡三部曲》,當即交給流亡學生排練,在中國戲劇界支援各地抗敵軍聯合大公演時首次演出,接著又在《戰歌》上發表。從此,《流亡三部曲》傳遍全國各地,成為當時膾炙人口,廣為傳唱的抗日歌曲。
劉雪庵還曾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華女兒》、《十字街頭》、《孤島天堂》、《關山萬里》等,譜寫了主題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1937年春,潘孑農的電影劇本《關山萬里》投入拍攝。影片講述一位東北的京劇藝人,「九·一八」事變後,攜妻女流亡關內,在顛沛流離中,自編小曲,教育幼女牢記國家仇的故事。
故事裡,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樂家收養。後來,在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募捐演唱會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長城謠》,這是音樂家根據幼女父親編的小曲譜成的。這首歌使他們父女團圓,卻仍然回不了家鄉……
潘孑農請劉雪庵為全劇配樂並為《長城謠》歌詞譜曲。不料「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影片未能拍成。潘孑農和劉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聯繫。
這年九月,潘孑農在赴武漢的輪渡上,遇見一支青年抗日宣傳隊,他們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極其優美的歌曲。他覺得歌詞是那麼熟悉,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寫的《長城謠》。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動萬分:影片雖未拍成,劉雪庵卻已將歌詞譜了曲,傳唱開了。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自從大難平地起,奸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
「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鄉。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強。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
這成了劉雪庵和潘孑農合作的一首名曲。當年,經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並由百代公司製成唱片發行國內外,使之家喻戶曉,萬人傳唱,大大激發了海內外同胞的愛國熱情。
《長城謠》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舉辦的「中國近代音樂史聲樂作品展」上,展出了《長城謠》;接著,北京廣播電台在介紹「五四」以來的優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國音樂學院合唱團演唱的《長城謠》;在1984年的新年聯歡晚會上,香港著名歌手張明敏演唱了《長城謠》;隨後,上海歌手沈小岑錄製的《長城謠》磁帶發行到海外……
台兒莊戰役獲勝,劉雪庵當即與田漢合作,譜寫了歌曲《捷報》:「在東戰場,在北戰場,都捷報連連。在天空中,在陸地上,展開了壯烈的殲滅戰。我們走上了勝利的初步,我們挫折了敵人的凶焰。我們敗不氣餒,我們勝要自勉。鞏固軍民合作,加強統一戰線,用全民族的力量,爭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這是一首雄壯如進行曲的歌曲,它慶賀戰爭的勝利,更鼓舞著人們抗日計程車氣。
淮海戰役後,南京政府面臨崩潰。劉雪庵在共產黨授意下,在社教學院成立了「經濟稽查委員會」,控制了學院的財權。當院長要把學院遷往台灣時,劉雪庵堅決反對,成立「五人院務委員會」和「員工警應變聯合會」,他們把學校僅有的七根金條埋藏起來,在中共建政後,交給了軍管會。
中共建政後,劉雪庵先後在無錫蘇南文教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是無錫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劉雪庵奉調進京,負責籌建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前身),然後便在該院任教,並擔任副院長。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窮根》、《翻身舞曲》、《來唱個翻身樂》、《全世界人民團結緊》等為中共寫的頌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玩笑,「進步」的作曲家劉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突然成了音樂界的頭號大右派
事情還得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說起。
那次整風運動,宣布的內容主要是反對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運動開始後,中國音協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邀請在京的音樂家圍繞上述內容對領導提意見。有關領導親臨現場,消除與會者的顧慮,鼓勵人們大膽講話。
劉雪庵應邀出席了座談會,而且第一個發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談了自己的幾點意見:
一、音協領導有宗派主義。他說:「從音協領導來看,有三個主席四個秘書長。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黨員領導……
二、音協機構的學術性差。他說:「從音協的方針來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來,有的工作處理不夠妥當。原因在哪裡?依我看,是有些領導同志對藝術與創作關係的理解有問題,音協機構政治性太強,學術性太差。」
三、創作與批評的問題。他說:「在創作上,過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論及音樂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黃自的《農家樂》和我的《紅豆詞》,應當根據這些樂曲的意義和作用,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這對於開展理論與批評,繁榮創作藝術還是有好處的。」
直面領導,劉雪庵的發言無疑是坦率的,真誠的,也是尖銳的。
他畢竟是一介書生,一個心無城府的音樂家。他不懂權術。不懂什麼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麼是「陽謀」。他怎麼會想到,當他在座談會直抒胸懷,一吐為快時,已經掉進了一個深深的陷阱里。
這時候,全國的整風運動已經轉入反右派運動了。
他所在的北京藝術師範學院,連續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他本是這所學院的副院長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現在被斥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