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是什麼？198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看到這個問題腦子裡的第一反應是化學問題，化學成分。但在文革中，成分可不是化學問題，成分是階級成分的意思，一旦涉及到階級問題馬上就是重於泰山的政治問題。成分與招工、招生甚至雌婆姨（娶媳婦）等人生前途大事密切相關。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頁的第一句話。解放後誰是敵人？地富反壞！1957年以後再加上一個右派。「文革」初期，地、富、反、壞、右合稱黑五類，黑五類是入18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之輩。「文革」大戲開張不久，又加上了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合稱黑八類，其中叛徒、特務亦是入地獄之流無翻身可能。而走資派被冠以死不改悔的帽子則暗示若改悔則有鹹魚翻身的可能，屬於在泥潭中掙扎尚未徹底沉淪的可黑可白的群體。絕大部分走資派，實際上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對劉少奇集團的屠戮的刑場陪綁者或無辜的犧牲者而已。隨著文革的繼續和深入，知識分子也進入黑的行列，排行第九，屬於資產階級，亦黑亦白，稱為「臭老九」。
景文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屬於亦黑亦白的「臭老九」出身，是黑是白在領導的一念之間。經過三年文革，景文已將自己劃為出身不好的一類。為人處世，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比出身好的人低一等的位置上。
當時一方面景文在心裡輕賤自己，而在另一個方面，景文在心靈深處有著更卑劣的輕賤他人的傾向。對於黑五類及其子弟，景文好像自然而然地有厭惡和蔑視的感覺，自我感覺比他們高一等。
到桃曲村插隊不久，「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了。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在知青借住的隊部院子裡，擺了三張桌子，由一位臉白白淨淨，得意之色洋溢於外的年輕人公社革委會副主任袁D L（造反派，不久被免職）主持批鬥會，大隊支書馬雲馳和12名知青組成的「清理階級隊伍」骨幹一字排開坐下。
過了很多年回憶起來才發現，當時除了大隊書記職責所在必須參加之外，村裡的老鄉參加批鬥會的是一個沒有，誰也不願意幹這得罪人的絕戶活兒。對面站著兩位當年在理論上認定的真正的階級敵人，老地主賀文郁和老富農賀庭雲。當景文真正面對這兩位理論上的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時，卻找不到任何敵人的感覺。
老地主賀文郁63歲了，黝黑消瘦的臉，長著稀稀拉拉的山羊鬍子，穿一件藍面白里子的舊老土布棉襖，腰裡系一條藍布腰帶，戴一頂破舊的氈帽，除了眼神偶爾有些凌厲外，看上去就是一個窮苦悽惶的老農民，而且他有帕金森症，頭不停地輕微抖動，山羊鬍子一翹一翹的。
賀庭雲形象可以說是慘不忍睹，60多歲，高高的個子，臉色慘白，眼窩深陷，人瘦的形銷骨立，可能是有老年性阻塞性肺炎，氣喘吁吁，不停地劇烈咳嗽，咳起來深深地彎下腰，出氣多進氣少，一副命懸一線隨時要倒下的樣子。看著這兩位花甲老人的可憐相，景文實在是找不到敵人和仇恨的感覺。
首先由大隊支書馬雲馳宣布了賀文郁的罪行。賀文郁1933年參加紅軍，曾任宜川縣蘇維埃主席、組織部長。好乖乖，這是一位老紅軍啊！後來看了一些史料，才知道，宜川縣1933年鬧紅軍只是在較偏遠的鄉村里搞了些小規模的游擊隊和小面積的游擊區，縣蘇維埃主席、組織部長都是在窯洞裡委任的，從來沒到縣裡上過任，領導的人口和權力所及的領土恐怕只及宜川人口面積的百分之一。因實力弱小，國民黨一來清剿就被滅了。
大隊支書馬雲馳繼續宣布罪行，賀文郁在1934年擔任國民黨縣黨部的負責人。好乖乖！一年之間從紅軍的縣蘇維埃主席、組織部長變為國民黨縣黨部的負責人，這種個人角色的驚天大逆轉的彎轉的太大了吧？怎麼實現的驚天大逆轉？大隊支書馬雲馳用4個字概括，叛變革命。
景文感到奇怪，叛變革命、國民黨縣黨部的負責人這麼重的罪行，解放後鎮反時怎麼沒被鎮壓？怎麼沒判罪？
兩三年後，景文才逐漸了解到，賀文郁抗戰軍興之後退出政界從商，家裡養了許多騾子，向南到韓城購入百貨等物資，向北往延安運送販賣，再從延安購貨到國統區販賣。這種長途販運貿易客觀上支持了陝甘寧邊區的經濟。景文奇怪，延安有什麼出產可以去韓城販賣？很多年以後，景文才在一份資料中看到答案。延安向國統區賣什麼？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資料。
在農村時，景文和幾位同學分析過賀文郁這位「老紅軍」。1933年時，賀文郁這個人應該是一位在方圓幾十里之內都少有的一位既有文化，又很會辦事，而且接受新鮮事物很快的年輕人。
鬧紅軍這種新鮮事，賀文郁接受快，而且有文化、會辦事，很快就成了骨幹。但他從骨子裡來說可能更適合於做一個商人而不是一個仁人志士。這種人恐怕不懂什麼主義，更談不上什麼獻身精神。國民黨大軍一來就集體投降了。之所以說是投降不說叛變，是沒有人因為他們的投降而喪命。沒有血債，可能是他解放時能保命的原因。投降以後，大概因為太能幹，很快在當時只有四五萬人口的宜川縣裡脫穎而出，被國民黨重用。
解放時，賀文郁名下的土地比村裡的一些上中農還少，但還被定為地主成分，天道乘除，損有餘而補不足，這也是對當年他在國民黨時代的投降和此後的春風得意的一種公平回報，但他的子女就萬劫不復了。
老富農賀庭雲也被宣布了罪名，1933年參加紅軍，任紅軍游擊隊長。好我那爺！又是一位老紅軍！1934年叛變革命，在國民黨那邊擔任過區一級的領導職務。1949年國民黨退卻前，這廝竟然被封為反共游擊隊的隊長，好在解放軍一打過來，這廝立即投降，這廝大概在應承反共游擊隊長差事時就是虛與委蛇，打著投降的主意吧？這廝最終得到寬大處理。賀庭雲沒有兒女，這樣也好，沒後人因為出身不好被他拖下水。
小小的桃曲村真是藏龍臥虎，有兩位「老紅軍」，兩位老反革命。景文對兩位「老紅軍」絕不愛戴，對兩位老反革命也毫無仇恨，只是覺得這二位的人生就像一場鬧劇，好笑又駭人聽聞。
賀庭雲兩年後在一個冬夜裡，因為心肺衰竭在痛苦的喘息中去了另一個世界。他的老伴為他送終。他的老伴孤苦一人，老太太最後歸宿不得而知，但想起來有點不寒而慄。
賀文郁在「文革」後被平反，摘掉了地主帽子，被重新定成分為「開明士紳」，賀文郁老先生接到摘帽子通知，幾十年的沉重的黑帽子終於摘下來了，老先生激動萬分，但衰老的身體卻承受不住這份激動，當場腦溢血突發，倒下去世了。南無阿彌陀佛！
2012年，景文回桃曲村看望鄉親們，遇到了賀文郁的二兒子賀宗文。他表情嚴肅沉重地把我叫到一邊，非常鄭重給了我一張《延安日報》。這張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長文，整整一版，文章內容是紀念忍辱負重幾十年的地下黨員賀文郁同志。原來這位「老地主」是共黨的臥底，與他單線聯繫的同志犧牲了，他不得不背負著地主的黑帽子忍辱負重半生，而忍辱負重的年代全是在解放後。等事實查清之日，他早已忍辱離世。嗚呼哀哉！悲劇人生！
「文革」初期有一句流行語：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對於黑五類這種已經趴在地上又被一隻腳踏住的政治賤民的生存狀態，很少有人關注。當然，對他們來說還是不關注的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如果被關注就意味著要階級鬥爭又要來了，又要雪上加霜遭受打擊了。
景文在桃曲村看到的是，黑五類像石縫裡拱出的樹苗在頑強地活著，用盡氣力和智慧博取生存和溫飽，最後還長大成材。
1969年1月，知青們到村裡的第二天，大隊書記向知青們介紹村裡的情況。桃曲村有53戶人家，256口人，地主3戶，富農5戶，貧農10戶，上中農23戶，中農12戶。知青聽了以後感覺地主、富農好像太多了，一共8戶，貧農數量好像又太少了，只有10戶，地主富農去剝削誰呀？
後來才知道，真正的地主只有一戶土地不多的賀文郁，富農也只有兩戶，剩下的六戶地主、富農實際上是他們的子弟「世襲」的成分。
地主賀文郁有三子兩女，兩個兒子分家單過就是兩戶地主，一女出嫁成分隨夫，一幼子和一小女在身邊，個人成分也都是地主。這一家人雖然成分不好，但智商在農村里是出類拔萃的。
老地主的大兒子賀宗堂，景文未見其人時便為其書法所折服。到村裡的第一天，景文看見院子裡貼的歡迎知青的大字報上的字寫得神采飛揚，在這樣一個小山村里，有毛筆字寫的這麼好的人令人吃驚，從字上看就感覺到這個人非常有文采。景文問身邊的隊幹部是誰寫的字，寫得太棒了。隊幹部說，是地主的兒子寫的，他被判刑關了幾年，剛放出來回村不久。景文充滿革命警惕地（革命個啥？警惕個啥？自作多情！）問，怎麼能用這種人？隊幹部輕描淡寫地說，用他寫寫字有什麼關係。
賀宗堂40多歲，面目黧黑，身材粗壯，長方臉，臉上皮膚坑坑窪窪。走路總是低著頭，偶爾抬頭，目光一閃，眼神有點兇狠。剛見到時，景文感覺這是一個暴力型罪犯，面對他時心中警惕而害怕，有點怕他爆起取人性命。後來才知道，賀宗堂是個文人，說起話來和藹斯文，與外表的兇相大相逕庭，他原在延安糧食局工作，聽說是因為男女關係問題加上出身不好又趕上「文革」的高壓政策被判了刑，丟了公職。
有一次，隊裡安排景文和王柏林同學與賀宗堂一起彈棉花。彈花機是木頭做的，木製的殼體外安了一個大輪子，上面有一個大搖把兒。幹活時賀宗堂在餵料口處將棉花攤成薄片送入機器，輪子一轉就可以彈棉花了。因為村里不通電，兩個知青當電動機用，兩雙手抓住搖把奮力轉輪子，輪子沉重，一圈又一圈連轉三四個小時，連驢都得累趴下；賀宗堂在餵料口工作，毛絮飛揚，嗆的喘不過來氣，也是苦不堪言。幹了一天，大家都精疲力竭。累的直想吐血的景文看著滿身毛絮像白毛鬼一樣的賀宗堂，方才明白，大家彼此彼此，誰也不高一等，沒有什麼階級敵人，大家都是落難的可憐人。
賀宗堂在「文革」後平反重回工作崗位，獲得新生。2008年景文回村聽說他已去世，活了70多歲。聞此，景文不禁悵然。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電亦如露。
賀文郁的二兒子賀宗文當年二十七八歲，原是延安中學的高材生，成績在全年級排第一，還擔任學生會主席。1963年高考，賀宗文報考清華大學，高考成績遠遠超過清華大學在陝西省的錄取分數，但因出身地主，政審不合格，不要說清華大學，就連最末流的大學也根本無資格上，只好回鄉務農。
賀宗文的形象與其兄長完全不同，長得眉清目秀，瘦高的個子長身玉立，偶爾還戴副眼鏡，雖然穿一身老土布衣服，但仍透露出書卷之氣。有一次景文看見賀宗文挑著一副沉重的擔子，腰板挺得直直的，帶著一副白邊眼鏡，面帶微笑，口中唱著湄戶戲，獨自一人輕鬆愉快前行，真是一副書生加農夫的絕妙畫圖。
賀宗文非常低調，少語寡言，但嘴角常掛著微笑，看似謙和，但深究起來又好似在嘲笑誰。景文當時看了幾首唐詩，覺得寫得真好，常和同學們大氣炎炎地高詠唐詩，有道是滿瓶不響半瓶晃，景文是瓶子底都沒蓋住，就晃得厲害。有一次在山坡上下苦（當地方言稱幹活為下苦）歇歇時和王柏林兄說起某位中學同學當兵走了，現在已經是連隊的副指導員了，而我們還在這黃土坡上掄老钁頭，不禁大發感慨，高誦唐詩道：「沉帆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賀宗文在邊上微笑著默默地聽著，突然問了一句這是誰的詩？景文當時既不知道這首詩的全文，又不知道作者是誰，一下子被噎住，乾瞪眼一句話說不出來。賀宗文輕輕說出「劉禹錫」三字，微笑而去。這件事給景文的刺激挺大，才發現自己這個知識青年實在是沒知識。這倒促進景文回去好好讀唐詩、宋詞，踏踏實實地學習了。
賀宗文知道自己這種人不會有任何向上發展的機會，只能做農民，只能腳踏實地地干。在那樣嚴酷的年代裡，賀宗文做農民也能出彩。1971年上級要求大力發展養豬。由於要求家家戶戶養豬，當年豬仔稀缺買不到，賀宗文瞅准機會，養母豬繁育豬仔。他養豬技術好，母豬一年下了兩窩豬仔，賣豬仔就掙了500多塊錢。當時村里農民掙工分一年工分值不過三四十塊錢，500多塊錢在當年可是個天文數字，在農村十年都掙不來。由此可見其聰明能幹。
「文革」後賀宗文被抽調到高柏公社當了教師，後來當了中學副校長。現已退休，住在宜川縣城裡。他的幾個孩子都在城市裡就業了。
賀文郁的小兒子賀宗祺小名叫里太。景文1969年到桃曲村時里太14歲，矮矮的個子，圓圓的臉，臉上總是掛著一副討好的笑容，這可能是一種自卑心理的表現。當時里太還在公社中學上初中，趁假期參加勞動，一天掙5分工，天天出工。1970年縣裡高中恢復招生，里太考了全縣第一名，但因為地主出身被剝奪錄取資格，只好回村勞動。
里太原是一個蠻陽光的孩子，臉上總是一副微笑表情，雖然是討好的笑容，但在那段時間，里太臉上的微笑消失了，變得很沉默，沮喪，避免與人說話，只是默默地幹活。好在暑假後他接到了縣高中的入學通知，原來是壺口公社中學校長愛才心切，為里太奔走力爭，最後經過宜川縣委會議專門討論批准作為全縣唯一的「可教育好子女」破格錄取。
高中畢業后里太回村務農。1977年恢復高考，里太參加高考成績超過錄取分數線很多，因為出身地主成分問題而落榜。1978年，里太再次報考大學，成績超過錄取線，又因地主成分而落榜。
1979年，政策改變，高考錄取只看成績不再看家庭出身成分，里太第三度報考大學，但卻落榜了。這一年因大批在粉碎「四人幫」後受過正規中學教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高考錄取線水漲船高，里太在「文革」期間上的那幾年中學，沒有良好的正規教育，甚至連物理和化學課都沒開過（取而代之的「工基」——工業基礎知識和「農基」——農業基礎知識），此時基礎薄弱的惡果顯現出來，在更高水平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1979年落榜後，里太並沒有放棄，以農民之身份繼續刻苦複習，1980年第四次進入考場，再戰高考，終於考上大學。里太作為地主的兒子，在歧視和壓抑中成長，在艱難困境中，百折不撓，屢敗屢戰，最終成功，令人深為敬佩嘆服。里太現在延安市工作。
景文曾聽一位年輕的教授（當年30多歲）說，他家是地主成分。小時候（應為1970年代時）家裡非常窮，一年只有大年三十夜飯才有肉吃，而且不限量，管夠吃。他大年三十早上不吃飯就出去拼命玩，一天不吃飯，把肚子空下來，到晚上可以拼命多吃肉。怎麼聽起來像老貧農在憶苦思甜？這位從貧困的地主家庭成長起來的小伙子，在1977年高考中一舉考上了清華大學。
景文招收的一位湖北籍的博士生說，他爺爺奶奶是地主，解放後生活比普通農民還要苦的多。說這番話時他是笑嘻嘻的。後來他公派去了法國留學。他的生活中全是陽光，長輩的艱難恥辱、苦痛心酸早已煙消雲散。
願「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永遠不要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