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我再聯繫那位教授——數學家羅傑·豪(Roger Howe)，他熱情洋溢地回答說很願意找個時間和我一起談談女性在科學與數學中的問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里見了面，走廊的牆上貼了一大幅知名數學教授的海報(全是男性)，這座樓的頂層女洗手間旁邊，倒是有人釘了張小一些的海報：知名女數學家。我在豪手下學習時，他是耶魯最年輕的全職教授，他現在還是顯得格外年輕。他建議我們買個三明治吃。在我們等候上餐之時，我告訴他我沒有上研究生的一個原因是我把自己和他做了番比較，從而判斷出自己天資不足。畢竟，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決了他讓我挑戰的那道題。
他似乎沒明白：「但是你做出來了。」
「是，」我說，「最後我終於明白怎麼回事了，可我花了那麼長時間。」
「事情就是這樣啊，」他說，「直到做出來的時候才明白，然後你就奇怪怎麼早沒明白。」
但我必須退掉實分析課。
豪聳了聳肩說，有很多「數學性格」，不同數學家在不同方面拿手。
我問他是否注意到解決數學問題時男生和女生的方式有所不同，他們是否有不同的「數學性格」。沒有，他回答。然後又說，他無法鑽到學生腦袋裡面去。他有兩個女學生在進修數學，兩人都挺不錯。
我又問，為什麼直到現在耶魯的數學教授里還是沒有女性。沒有拿到終身教職的女性——豪糾正我。就在最近，系裡投票表決是否雇聘一名以終身教授為職業目標的女性。(她沒有拿到終身教職，但是這一年系裡確實招了另一名資深女教授。)我說，可還是很少啊。他朝遠處望去：「我猜是因為還沒有哪個女性的成果讓我感到興奮吧。」我看著他仔細考慮著答案，用我曾見過的，假想手中握著一個N維環形時的樣子。「也許女性是偏見受害者，」他終於回答到。不久以前，他另一所學校的同事向他坦白，當他們剛開始研究數學時，有兩個人在同一領域——一男一女，同事想當然地認為男性在數學上占據優勢，可結果是那名女性的工作更出色。
最終，我直白地問他覺得我當時的題做得怎麼樣。比起他指導的其他本科生課題，我怎麼樣。
他挑起了眉毛，表現出一種數學家感到困惑的樣子。實際上，他整個職業生涯中也不過指導過兩三個本科生課題。「本科生獨立做數學課題是極其罕見的，」他說：「這樣看來，我不得不說你的工作是傑出的。」
「傑出?」我重複。那他為什麼從沒告訴過我?
我問他有沒有特別鼓勵過某個本科生攻讀博士學位，因為畢竟他現在主管本科生——他吃了一驚。他說他不曾鼓勵過任何一個人繼續數學研究。「這是非常艱難的，」他告訴我，「你必須樂在其中。做一名數學家壓力太大了。這種生活、文化環境，太難了。」
我告訴梅格·厄里，豪還有許多其他教授說他們不鼓勵任何人走上物理或數學之路，因為這條路太難走了，厄里不屑地一笑：「快算了吧!他們自己說了算、報酬豐厚、喜歡干他們那行，為什麼不鼓勵別人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她給過很多校友講座，說「總有女性對我講你剛才講過的那番話：我想當物理學家，但沒人鼓勵我，即便只有一個人跟我說『你能行的』」。厄里笑道：「女人需要更多的正向推動，男人則需要更多負面推動。男人們過分地高估自己的學習能力和掙錢能力。女人卻說『哎，我不夠好，我掙不了很多錢，你隨便給我什麼我都覺得不錯』。」
有個學生對厄里說，她懷疑自己是否夠格上研究生。該生在耶魯的物理系——幾乎是全美最嚴格的物理系——幾乎拿了全A，厄里問她為什麼。「像她那樣的女孩也不認為自己夠優秀，我反倒為一大堆平均分是B的男生寫過推薦信。」厄里的意思不是說獲得博士學位是很輕鬆的事情。「那是個磨礪的過程。如果一名年輕女性問『讀博士是什麼樣的呢?』我會回答：『當然，簡單的事情多了去了。』但這並不代表我不鼓勵她試一試。做我這行，你不必非得是個天才不可。我跟我導師說我以後想做什麼時，他說：『哦，梅格，想成為天文物理學家，你得是個天才才行。』我可是他們物理專業最棒的學生。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天才，我不夠好。難道，所有那些理論物理學家都是費曼、愛因斯坦麼?我可不這麼看。」
不久前，我在坎布里奇的一家越南餐館會見了5名年輕的耶魯女校友。其中3人正在哈佛讀研究生——兩人學物理，一人學天文;另外兩名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海洋學。她們中無一人表現出在研究生院奮鬥的焦慮，但每個人都表示，她們時常擔心將來有了孩子以後在教學與科研上的表現會怎樣。
「就因為這個，社會失去了那麼多的女性物理學家，」一個人說。
「是啊，想把孩子送到麻省理工的托兒所都很困難，」另一個說。
「女人和男人一樣願意為工作犧牲，」第三個人說，「但我們不願意比男人幹的還多——科研、教學、外加帶孩子和做家務。」
大多數年輕女性沒有意識到的是——厄里說——科研工作其實比很多行業為女性學者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她在戈達德宇宙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未來成為她丈夫的人。「我們的關係絕對平等，」她告訴我，「他帶孩子的時候並不講他是在幫我。」沒人會聲稱一邊努力從事物理研究一邊養孩子是件輕鬆的事情。但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做醫生或律師也不容易，可那也沒有阻止女性前赴後繼成為醫生和律師。厄里認為，女人離開科學領域往往用照顧家庭作為藉口，而實際上她們是被打擊到臨界點了。
所有博士都面臨著長期艱苦的跋涉：競爭初級職位、寫資金申請、還要做足夠的研究以獲得終身教職。儘管女性在獲取終身教職的漫漫征途上必須比男性同僚跳過更高的路障，可她們經常意識不到這樣的差異存在。
9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的3名資深女性教授開始懷疑，她們的事業發展被類似邊緣化的模式阻礙。她們向系主任提出這個看法，系主任任命6名資深女教授和3名資深男教授成立委員會，就此問題展開調查。委員會經過調研得出結論：麻省理工的女性科學家所感受到的『邊緣化』通常與「男女教授在工資、可利用空間、獎勵、資源和外界資助的回應方面的差別」有關。不論女性教員的成就是否與同事相當，她們得到的上述一切總是少一些。」系主任同意委員會的結論。不過，雖然委員會的報告是這麼寫的，但行政人員否認「因女性教員受到性別偏見而出現了任何問題」的說法。有些人爭辯說麻省理工整體的『陽剛之氣』是首因，對此人們無能為力。」換句話講，女性之所以沒能成為科學家，是因為科學——是雄性。
委員會最重大的發現是：20世紀末女性科學家受到的歧視，與民權法和平權法案解決的更露骨的性別歧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同樣真實。就像其中一位進行此研究的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某網絡論壇中說的：「我發現，即便女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仍然有人馬上跳出來說她不應該得這個獎，或者其實這項發現是屬於某個男性的，或者最重要的結果是由某個男性獲得，或者這個女人其實沒那麼聰明。這就是2011年性別歧視的形式。」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麻省理工的發現可以被稱作「歧視」。阿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Alaska)心理系榮退教授朱迪思·克萊因菲爾德(Judith Kleinfeld)認為，麻省理工的研究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所研究的教授人數太少，學校官方也拒絕開放數據。即使女性教授被區別對待、被搞得不自在了，她們的被邊緣化也許是系裡內部鬥爭、性格衝突和讓男性教員自我感覺更良好些的「錯誤印象」的結果。「受歧視根本不是什麼證據，主觀感覺而已，」克萊因菲爾德笑道。
然而更廣泛的研究顯示：受歧視的感覺通常與資源分配不均密切相關。2012年2月，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發布了一項調查結果，調查對象包括130個國家的1.5萬名男性與女性物理學家。在研究者排除了性別以外一切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女性科學家都比男性獲得更少的資金、實驗室空間、後勤資源、購買儀器和出差的補助。研究者總結：「實際上，在未來某一時刻，女性物理學家會占據多數，但她們仍會在事業發展中遭受由往往察覺不到的偏見所帶來的的困擾。」
喬·漢德爾斯曼(Jo Handelsman)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和昆蟲的腸道。但從90年代早期開始，她同時投身於推動女性和少數群體參與科學的運動。儘管她早就懷疑在那種廣為存在的微妙的性別偏見也適用於科學家群體，只苦於一直沒有數據支持。「人們說，『哦，這個問題也許在中西部或者南方存在吧，不過新英格蘭可沒有，我們系可沒有——這兒剛畢業了一個女學生呢。』他們還會說，『也就經濟領域才有這個問題。』」男科學家告訴漢德爾斯曼：「我實驗室里有女生!她們比男生還聰明!」「他們提的都是個人經驗，」她說，「樣本數為1。」她笑道：「科學家也能這麼不科學。」
2010年，漢德爾斯曼與當時在耶魯做博士後的科琳娜·莫斯-拉庫辛(Corinne Moss-Racusin)聯手啟動了一項研究，直接證明了美國民教育授的性別歧視問題。研究涵蓋物理、化學和生物三個科學領域，涉及跨全國的6大研究機構。
莫斯-拉庫辛與心理系、精神醫學系和管理學系的合作者們設計了一項研究：把兩份一模一樣的簡歷發給男教授和女教授。簡歷的封頁上聲明該年輕申請人最近剛取得本科學位，現在要找一份實驗室秘書的工作。127名教授中一半人接到了「約翰(John)」的簡歷，而另一半接到了「珍妮佛(Jennifer)」的簡歷。簡歷中，兩名申請人的能力都足以勝任這項工作(還另附了給予支持的推薦信與合作的文章)，但不是極其具有說服力——申請人的平均績點都只有3.2，且都退過一門科學類課程。每個教授都被要求給約翰或珍妮佛打分，把申請者的競爭力、可僱傭性、可愛程度以及教授有多願意指導該學生用1到7分來衡量。之後，教授需給出薪水範圍。
結果令人震驚。無論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研究方向或資歷，約翰比珍妮佛在除「可愛程度」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平均多得半分;珍妮佛只在「可愛程度」上多得半分。此外，平均提供給約翰的年薪是30238美元，而珍妮佛只有26508美元。漢德爾斯曼告訴我，任何時候，她和莫斯-拉庫辛給心理學家們展示這份數據圖，「我們都聽到一片倒抽冷氣的聲音，差別竟如此之巨。」
所有年齡段的資深女教授都與男教授抱有同樣嚴重的性別歧視，我問漢德爾斯曼是否對此感到驚訝。她回答：沒有。她在其他調查中看過太多類似結果了。她同樣不感到奇怪的是：儘管大多數生物系裡的女性多一些，但她們在該領域和在物理、化學領域中受到的排擠程度相當。生物學家會接收女研究員，她說，但他們自出生那刻起就開始吸收各種形象與言論，最終還是形成了偏見。在某種程度上，漢德爾斯曼對於她所研究的女性持有與男性同樣的偏見是慶幸的。每當她做報告給出結論時，她說：「你能夠感受到屋裡的緊張氣氛緩和了。這時我就可以說，『我們都一樣，不僅是你，不全是那些壞男生乾的。』」
我還問了漢德爾斯曼怎麼看待我常聽到的反對意見：約翰這個名字聽起來比珍妮佛更強勢。她搖了搖頭說：「真不只是音節問題，相信我。有人研究過在調查問卷中哪些名字聽起來資質相當，大多數人都認為約翰和珍妮佛的名字給人感覺同樣可敬，同樣有實力。」教授們覺得珍妮佛比約翰更可愛這一點讓隱匿的偏見更為陰險了。研究人員清楚地表示，他們的結果與其他類似研究結果一致：人們形成偏見是因為長期暴露在「把女性描繪成實力弱的群體、同時又強調她們比男人更加溫柔可人」這樣一種無孔不入的文化定勢中。
如果把研究機構中潛在的偏見與許多年輕女科學家對自我能力的懷疑聯繫在一起，結果尤其令人不安。在漢德爾斯曼收集的所有數據中，她發現「教師輔導學生」這一項最為糟糕。「如果你把學生與教授之間所有的細微交流都加起來——課後向教授提問、教授建議修哪門課、建議暑假的時候可以幹些什麼、他/她是否應該申請研究性課程、是否應該讀研究生等等所有一切學生用來衡量我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小互動，由此他們判斷是否應該繼續科研——你可能認為他們自己會知道，其實他們不知道，」漢德爾斯曼搖了搖頭，「輔導、建議、討論——比起男生得到的那些能使他們產生強烈歸屬感的反饋而言，女生得到的不過是些小打小鬧。」
一些批評意見指出：如果女性不選擇科學，那就沒有這麼多麻煩了。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大衛·魯賓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米拉·佩爾松·本博(Camilla Persson Benbow)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了幾千名12歲的數學小天才。結論是，女孩子一開始就發育得更「全面」，更傾向與人、植物和動物——而不是東西——打交道。儘管更多的男孩子最終走進了數學和科學的世界，女性在另一些領域的高級學位或某些職位的高層也占據了相似比例，如法律、醫藥和社會學科。在35歲左右，男性與女性似乎對他們的人生選擇差不多滿意，對自己有多成功的評價也差不多。
然而，我認為「女性在科學界占據的席位少是因為她們明白自己會在『人的領域』里更開心」這種看法真是大錯特錯。
問題是：很多女孩子——以及男孩子——在數學和科學以真正魅力示人之前就認為自己不喜歡這些東西，這個問題在數學與科學毫無想像力的教授方式下更加惡化。去年，總統科技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e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發出一項緊急提議：如果我們希望下個10年內，STEM領域的專家能比現在多100萬名，必須馬上採取根本性改革。
除了提高課程質量，我們還需保證不再因女孩們缺乏自信、對誰才應該從事科學事業存有誤解以及錯誤地評估自身才能，而在每個階段都丟失她們中的一些人。
儘管改革任務艱巨，但遠非不可行。演員丹妮卡·麥凱拉(Danica McKella，她出演過電影《兩小無猜》中的溫妮·庫珀，後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拿到數學本科學位)寫的《數學不討厭》(Math Doesn’t Suck)一書，及其後續《親吻我的數學》(Kiss My Math)、《性感X：代數暴露》(Hot X: Algebra Exposed)和《女孩曲線：幾何出現》(Girls Get Curves: Geometry Takes Shape)可能比任何政府行為都更好地鼓勵了女孩子在數學之路上堅持下去。麥凱拉的數學書可能在迎合青春期女孩的典型喜好上有點兒過了(題目中常出現閨蜜、小珠子和芭比娃娃，而非棒球和賽車)。不過，書籍獲得的熱烈好評證明，修訂標準的數學和科學題目，反擊「男生不喜歡聰明女生」的觀點是有效的。
改革的關鍵是要說服教育者、研究者和學校管理者：擴大女性科學家群體，讓文化氛圍對女性更友好是不會降低學術標準的。如果社會需要一定數量的科學家，厄里說，你可以只從男性群體中找，只是要向下層深挖很多;但如果你願意也在女性群體中尋找，那不必向下太多，就能找到處於行業頂端的女科學家。
另外，她補充道，她的同事們需要認識到女性可能比較晚才發掘出對科研的熱情。有研究證明，對科學的早期興趣與能力並不相關。你可以在襁褓里就是個科學小狂人，但長大以後對研究並不在行——厄里說——或許你很晚才步入科學界，但發展成了奇才。
一點訓練和自信就能彌補女孩子一開始在操作機械、工具和電子設備方面的劣勢。儘管男生在評測空間技能(這在實驗室工作和工程中很重要)的測試中屢屢擊敗女生，研究顯示空間感只是經驗累積而已。在麻薩諸塞州的歐林工學院(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學校管理者致力於確保女性學生占總人數一半。所有進入歐林的學生都要求在第一學期上一門機械課。從事生物物理和性別與科學研究的葉夫根尼婭·扎斯塔夫卡(Yevgeniya Zastavker)教授說：「每個人在實驗室里都直面性別差異。我們把學生分配成男女混搭小組，讓他們設計工具或產品。如果組裡的性別氛圍變得不和諧了，我們會進行干預，早期的干預能產生不可思議的巨大效果。」
回到耶魯，厄里笑話我講述自己當年在實驗室里多笨拙——把酸滴到長筒襪上，襪子溶解升騰起一股煙;被一個沒有接地的示波器電飛到屋子的另一端;重複不出密立根油滴實驗。即使是厄里，在大學實驗室里也是一塌煳塗。直到她參加了高級實驗課、花了幾個小時鑽研一份電路圖，然後發現同學們設計的實驗不正確時，她才意識到原來自己和別人懂得一樣多。
「我焊東西的時候想，嘿，我挺在行的啊，我了解原理。就跟手工藝一樣。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認識到我手工操作能力實際上很好。從前多年的縫紉、編織和設計讓我擁有了小的動作技巧。我們應該告訴年輕女性：『那些東西其實為你進入實驗室做好了準備。』」
隨著耶魯研究的公開，男性和女性科學家都應該了解到他們常常意識不到自己的偏見影響著自己每天的生活。密西根大學「促進」項目(Advance)主管阿比蓋爾·斯圖爾特(Abigail Stewart)力求改善女性和少數群體教師的生活品質。她在郵件中對我說，漢德爾斯曼的研究撼動了很多科學家抱有的「自己一直致力於準確識別並培養學生的優勢」的堅定信念。「我們沒有如自己想像那般能夠認識並鼓勵學生的天賦(即便是一般的天賦，像研究里說的)，這樣的證據動搖了我們的信心，(我希望)這能使我們更加注意自己的局限性：在不經意之處挖掘天才。」
就像斯圖爾特一樣，厄里認為漢德爾斯曼的研究也許能催化她多年以來迫切想實現的轉變。「我琢磨了很久，接受這種隱晦偏見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你覺得賽場是公平的，那麼你的任何舉措都在優待女性。但如果你知道女性是被低估了的，那你就必須做些什麼，否則你將會失去夠資格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避免女人——和男人——成長在給他們灌輸「科學家是不合群的男性書呆子」的形象的社會裡。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副教授凱薩琳·里格爾-克拉姆(Catherine Riegle-Crumb)稱，高中物理課男女註冊情況的差別似乎和大範圍內哪些女性從事STEM領域研究有關聯。正等待參議院確定授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科學副主管一職的漢德爾斯曼告訴我，她希望在耶魯教室的牆壁上看到女性科學家的壁畫。「比如，與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大壁畫一起擺在前面，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的小壁畫跟在後面。」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承認女性受到歧視並啟動了試圖修補此問題的計劃，實質性的變化正緩慢而平穩地發生。我上耶魯時的物理本科生主管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多年後曾對厄里說過，整個系的學生和教授都是男性，他覺得很正常。而再後來，厄里說，他高興地宣揚，物理系49名大三學生中有21名女生。不久前，羅傑·豪給我寫信講述他有個特別聰明的女學生，問我能不能聯繫她，給些建議和支持。在那3名資深女教師開始比較個人經驗並要求改變的19年後，麻省理工現在有了不少女性管理者;托兒所更加方便;女教授們現在覺得拿到終身教職之前生孩子也是不錯的;系主任和院長也更注重增加女性教授的人數。
厄里今年夏天從耶魯的物理系系主任位置上退下來，很快將成為美國天文學會(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主席。她想知道系裡對男女平等所做的努力會持續還是擱淺。一個秋日的星期五，她邀請我參加物理與天文係為歡迎研究生和教授回到學校舉辦的野餐會。教授們端著塑料杯子小啜著紅酒，與一夏天沒見面的同事聊天。飢餓的學生們在堆滿沙拉、燒烤、派、蛋糕和布朗尼的桌子上尋尋覓覓。這盤布朗尼是厄里丈夫早上烤的，他發現厄里睡過頭了。4名年輕女孩——一個黑人，兩個白人和一個澳大利亞來的亞洲人向我解描述她們是如何在這麼多女同學都放棄的情況下奮鬥至今的。
「哦，很簡單，」其中一個說，「我們就是那些不管不顧的女生。」
「不管什麼……?」
「不管別人想讓我們幹什麼。」
「或不幹什麼。」
「或者男人不跟你正經說話就因為你穿得像個女人。我覺得如果你因為我的外表而不把我的科研當回事，那是你有問題。」
「接受現實，」一人說，「研究生就是做苦役，不論男女。但如果班裡有足夠多的女生，大家就能互相幫助渡過難關。」
年輕的黑人姑娘告訴我，她本科是在一個傳統黑人學校上的，然後她讀了專門為少數人種設計、提高研究技能、培養一對一指導以幫助其過渡到博士學習的碩士研究生項目。她在耶魯的第一年太艱辛了，不過導師幫她渡過了這一關。她說：「就像我母親常教我的，成功是最好的報復。」
正如很多研究證明的：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獲得成功，和性別根本沒什麼關係，完全取決於文化——當前的文化是：告訴女孩子學數學不夠酷，物理學得好等於找不到男朋友;教授極少鼓勵女學生繼續深造;在研究生院取得成功意味著孤立、競爭、在實驗室耗時良久;女性科學家比男性難找工作、掙得少、分配到的資源少。
然而，聽著4個年輕女孩嘲笑著曾讓那麼多女性氣餒的陳詞濫調與恐懼，我深受鼓舞。即便只有少數女性走到了這一步，她們也將是下一代人成長起來時看到女性科學家應有的樣子。
作者EILEEN POLLACK2014年02月24日。埃琳·波拉克(Eileen Pollack)在密西根大學任創意寫作教授，是《Breaking and Entering》和《In the Mouth》兩書作者。她正在撰寫一本有關科學界女性的著作。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0月6日。 翻譯：孫舒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