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到一篇介紹馬一浮的文章。馬是民國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文章里說，馬曾自費到今南洋群島(今新加坡)考察，對閩人辦的「道南學堂」頗為讚賞。此後，他在與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處山水勝處，創辦一所古典式書院的想法。後弟子們將馬的這一願望輾轉傳達到國民黨最高當局。當局對此表示認可，決定在四川樂山縣的烏尤山上開辦書院。
赴川前，馬一浮提出，書院必須是完全屬於社會性的純粹學術機構，講學不受政府干涉。他還提出三個條件：一、書院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二、除春秋祭奠先師外，不舉行任何儀式;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辦學經費上，馬一浮當初的設想是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捐贈，為書院修建房舍，購置田產，使書院能經濟獨立，自給自足，但國民黨政府只同意撥給一筆3萬元的開辦經費，以後按月給付經費3000元。馬一浮認為，如此一來，書院「與普通私立學校請官款補助無異」，會受制於政府。但蔣介石、陳立夫表示，「始終以賓禮相待」。於是1939年1月底，馬一浮欣然赴川應聘書院主講。
無獨有偶。1936年，蔣介石約見著名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竺可楨，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提出了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這三條都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諾，於是竺可楨走馬上任。前二條國民政府基本兌現，但他卻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為校訓，明確提出中國的大學，必須培養「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專門人才」的主張。到1949年竺可楨離任時,浙江大學已建成「東方的劍橋」。
與前面兩位相比，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名氣似乎更大。他被稱為500年才出一個的教授，蔣介石稱他為國寶。1949年共產黨當權後，留在大陸的陳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與馬一浮和竺可楨一樣，他也曾跟官方開列過條件，不過不是三個，而是兩個。
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為中古研究所。當局決定邀請陳寅恪北上做該所所長。但陳在《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了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是「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結果可想而知。於是，陳寅恪未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都是各自學科的權威大家，當局都看好他們的才和名，他們也都向官方拋來的橄欖枝開出過條件。這些條件的具體內容儘管有別，但本質都是要當局保證自己的學術自由，而結果卻完全相反。
儲安平當年有句名言：「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的遭遇不就是這段話的註腳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