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你的看法嘛」，許家屯問，蘇北口音濃重。我們正談到此刻的香港的局勢，這城市充滿躁動與不安。
未及我開口，他自顧自地笑起來，笑聲爽朗，有一絲惡作劇式的調皮，像是一個手中有了標準答案的少年在難為他的同學。
這蘇北口音與笑聲曾經征服了整個香港。在1984年至1990年間，這個坐在我對面的老人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這個新聞記者式的職位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權力，它與半山上的港督府共治這個殖民城市。當他赴任時，香港又處於一個轉折時刻。中英和談即將結束，過渡時代開始，而他的使命就是讓這過渡更平穩。這個城市有一種深深的恐共情緒。它14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逃離中華帝國的歷史，最近的一次正是紅色帝國的興起，共產黨製造的無窮饑荒與內鬥，讓人們拼死逃向此地，以獲得安全與希望。而如今，它又要重回北京的治下，儘管此時的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已經改變，把所有的錯誤都推給了「四人幫」，但這值得信任嗎?
他成了不同尋常的的分社社長。他參訪九龍城寨、身著體面的西裝出席酒會，宴請大資本家、在新聞發布會上爆發爽朗笑聲、主動接近台北……象北京的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劉賓雁一樣，他成了8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象徵———「有人性的社會主義」。他們都出於純粹的理想主義加入共產黨，在文革中飽受折磨，如今他們參與「撥亂反正」，要復甦被壓制的理想，為人民謀福利。
在短暫的時間裡，他們似乎都接近了目標，他們緩和了黨與社會、中國與世界的長期緊張關係。人們也是健忘的、傾向於原諒統治者的，不管你犯下多少罪惡，只要你表現出少許的改變，就立刻迎來歡呼。權力是春藥，巨大的權力更是毒品，它讓你原諒一切，北京正是這巨大的權力。而他們又代表了這巨大權力中開明的一面。
不過，這一切都在1989年的夏天嘎然終止。人性面孔被撕下了，共產主義的猙獰面目顯現出來，這些開明派不僅無力阻擋這些變化，而且陷入了困境。他們的領袖趙紫陽丟失權力，身陷軟禁，他的支持者被清查，身處香港的許家屯則決定逃亡。他曾建言趙紫陽與楊尚昆，把學生的訴求理解成愛國運動，切勿以武力對待，他也對香港的中資企業、媒體的反北京的態度保持寬容，拒絕進行路線鬥爭、事後清算。他隨即發現自己也陷入了窘境，1990年5月，他秘密飛往舊金山，臨行前，他致信鄧小平、楊尚昆，他是被迫「去國」，這只是暫時的，他將對外宣稱是「旅遊休息」。他成了中共歷史上「叛逃」的第二高官，僅次於林彪在1971年的離去。
24年過去了，鄧小平與楊尚昆都已作古，許家屯的「旅遊休假」還是沒結束，而且看起來，它也無法結束了。在洛杉磯的Chino Hill的一座半山寓所里，我見到了他。藉助輔助器具，他仍能在偌大的房間中自由行動，而當他開始談話時，真難以相信他已經98歲，他思路清晰、記憶準確，只偶爾用力地拍拍自己的前額，感慨人老了，忘記了「陳伯達」的名字。
出生於1916年的許家屯，歷經了20世紀中國的主要變革。他感慨說，自己參加革命晚了，要到20歲才入黨，他記得日本兵的強大戰鬥力——「他們的民族性不同」，他記得毛澤東的接見——「他表揚了我，因為我敢於接近群眾」，他也記得初次見到達賴喇嘛——「我做南京市委書記時接待過他，他才21歲，整個人很『洋化』」，他還記得文革中那兩百多次批鬥，還有對鄧小平的印象——「他這個人容易偏聽偏信」……
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不是香港時光——他的歷史地位標誌，而是「解放戰爭」。「我們都以為要打上8年，結果4年就結束了」，他笑意吟吟。那時，他不僅年輕，也確信自己不僅站在歷史正義一邊，也站在歷史力量一邊。
當然，他也從不會認定自己後來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他難以同意「解放」只是意味著更深的奴役，他也相信「六四」屠殺只是意外的出軌，至於他多年流亡，也只是因為黨內反動勢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相信共產主義存在著根本錯誤，錯的只是具體的人。正是江澤民與李鵬的方式，他才被迫出走，也正是在他們的治下，中國才出現如此多的「利益集團」，造成空前的腐敗。所以，他讚揚習近平的「新政」，因為反腐敗有力。而他對「國民黨為何失敗」的解釋，則是「他們太腐敗了」。他從未試圖與共產黨決裂，即使在流亡24年後，他仍不承認自己在流亡狀態。承認流亡，就意味著他與這個既有體制的分離。
我該反駁他這些想法嗎?讓他接受「共產黨已無藥可救」的觀點嗎?這似乎過分殘酷了。他把人生最好的時光獻給了共產黨，被一股理想主義所吸引，為了這種理想，他對於現實採取了「選擇性的記憶」，至今他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相信文化革命並非毛的本意，而林彪的叛逃則是「他太等不及了」。
面對他的真摯態度、爽朗笑聲，我無法反駁。毛澤東的共產黨是他青年時代的信念所系，倘若否定，不啻是對他整個人生的否定。最近，他又在撰寫新的回憶錄，是對之前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的補充，從他的出生，貫穿整個革命生涯。不過，他沒準備書寫流亡美國的歲月——「這有什麼可說的」。對他來說，美國生活的主要意義是有了大段時間思考往事，也為他提供了近距離觀察資本主義的良機。他發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可以兼容的，彼此都需要對方的存在，他也相信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知識經濟是未來的主流。你無法嘲笑、更不能低估他的這種發現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意識形態的牢籠中度過，身經各種戰爭與殘酷，如今重回一個常識的世界，這本身就是個非凡的成就。不過，他的常識依舊帶有明顯的缺陷。
我們也談到了香港，我很想知道，這個離任已久的香港分社社長怎麼看待此刻的香港——它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卻沒有準備投入中國的懷抱，反而興起一股越來越叛逆的情緒。這也是文章開頭的問題。當我說完這是「香港人爭取主體性的追求，《基本法》並未落實」後，他顯然不同意我的判斷。在他看來，1980年代的香港是中國與英國決定的，此刻的香港則是中國與美國的較量。他仍是一個大國的領導者的角色，香港自身的渴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部的力量。香港要獲得自主性的願望更顯荒唐，因為所有社會都需要被控制，此刻的香港正處於控制與失控之間。
這也象是他對於社會的理解，個人的訴求固然重要，但當發生衝突時，還是集體的意志更重要，北京正代表這集體的意志。這或許也是共產主義存在的根本魅力，它讓個人遺忘自身的存在，投身於歷史與集體的力量。
而他正是這個需要服從集體的個體。或許出於個人信念，或許出於家庭原因，他沒有抱怨不能歸國的痛苦，坦誠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中國了」，但他想中國啊。
這個98歲的老人的命運與思考最終成了中共改革派的縮影。他們被迫流亡與失聲，許家屯、劉賓雁流亡美國，趙紫陽、朱厚澤則在中國進行內在的流亡，他們都被迫從公共舞台消聲了。而他們最大膽的想法，仍很難突破「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框架。
許家屯的漫長「休假旅行」仍要繼續，倘若人生不過是一場旅行，他的旅行仍值得慶賀，他內心的執著信念——不管對錯與否——仍保護著他樂觀地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