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5月19日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的請假信是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假信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時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不知道了。
從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已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采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4·26」社論的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就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來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一九八九年李鵬同志的向人代會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
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來的問題、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如預算內的基建規模，85年已經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劃外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在報告中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同志的頭上，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年以前，我國的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壓縮，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對計劃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得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前年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開始不穩定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開放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存款利息，解決儲蓄保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重的是造成了儲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票子。著重講清1988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的意思。因為1988年的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這裡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在哪裡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初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的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廉潔問題的重要。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以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負。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對我提出很多批評和意見。我想就此對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狀況。
開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問確實有所滋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大，同這個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任。
我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是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
我還根據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期間，我感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叛逆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快地發展起來。1987年4月以後，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的這些觀點。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需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需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需跟上。
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複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力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分開來。
我們不允許打著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也不妨礙發展民主。這就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劃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的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當然既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盪，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個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
(五)對「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項指責的保留意見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徹銷我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在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如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另外，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沒有其它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直接由我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