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醫院永遠沒有空位。新患者進不來，舊患者不肯走。於鶯告訴南方周末，曾經有一位公費醫療患者住了三年，經協和起訴後，「病人」才最終離院。
「急診醫生很多時候要用70%的精力應對家屬的溝通和突發事件的處理，能有30%的精力考慮如何治療病人就已經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診和CCU(冠心病加護病房)工作十多年後，張曉東無奈遞交辭呈。
2008年以後，協和醫院急診科已有12名醫生辭職，但不僅僅是因為醫患關係，還有僵化的醫生評判體系。其中SCI論文是躋身專家資格的必要途徑。
在協和醫院工作9年期間，朱岩將30%的時間花在寫論文上，與花70%-80%精力的醫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績屬於中等偏下。
「在公立醫院系統，影響力不是取決於你對病人的影響，而是你在學術圈的地位。這些對我來說很虛，我更喜歡給病人看病。」朱岩說。
在張曉東看來，急診注重考核臨床工作能力，過度強調這個指標沒有意義。她建議國家應該出台一種標準，不同科室區分對待。
開藥也要服從上級
2012年末，在301醫院當了一年半住院醫師後，李陶從這個聲名顯赫的地方辭職了。如果他願意慢慢熬，那麼幾年後，他就可以定科，開始一步步向體制的金字塔頂端攀登。
儘管301醫院的藥費較同等醫院高，但是李陶並沒有從醫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總計不足3000元，大部分時候要靠父母接濟。
「醫生的勞動價值得不到應該有的體現，制度逼著醫生為了養家而去收紅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許，但是制度是默許的。」於鶯對南方周末說。
於鶯坦言，她自己也收過紅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後，出於感激送給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復前堅決不收紅包。有一次，有位92歲的黃疸老奶奶要做手術，家屬在電梯裡死死按住於鶯要塞紅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沒穿內衣!」才逃脫。
而真正令李陶難以接受的，是所在醫院下級必須對上級絕對服從。儘管不是黨員，但他每周必須參加政治學習，給病人開藥時，也必須開上級指定的牌子。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適。
「藥廠會贊助醫院的學術活動，以及捐贈科研基金，所以要給病人開他們牌子的藥。」李陶說。有一次，在開藥問題上，他與上級發生了小小的爭執。他認為開幾十塊錢的藥就可以，而上級認為要開更好的藥，最後，他只能「服從」。
社科院研究員朱恆鵬指出，目前全國平均藥品費用占總醫療費用的45%，是世界上藥占比重最高的國家。改變之路還很艱難。
「這都是過去欠下的債。」他說。
自由執業：必經之路
3月底，張強用微信公共帳號推送了題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醫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資背景的醫療中心後，現在的張強已經告別了流水線式的問診方式：每天看6個門診，一天最多做三例手術，僅為在公立醫院時工作量的一半，機構收益還能分成。
「在這裡，所有的都是為醫生服務，我現在有自己的秘書。」張強笑著說，「2012年也是外資高端醫院發展的爆發期，他們要從社會上網羅一批臨床水平優秀、有一定市場號召力的醫生。現在是體現個人社會價值的黃金時間到了。」
離開協和醫院這棵大樹後，朱岩在深圳創辦了一家醫療連鎖診所，現在，第五家即將開業。從上海三甲醫院婦產科辭職加入朱岩團隊的馬蕾說：「我只想做個為患者負責的好醫生，而現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達過離開的想法，「但他們一沒勇氣，二沒機會」。
加入朱岩的診所後，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級的指示開藥，他們沿用香港模式，實行預約制，對常規病實行380元的打包收費。
偶爾，習慣了人頭攢動的掛號大廳的患兒父母也會問他：你們這兒這麼空，沒有人氣啊，是不是不能保證質量?
「國際上的公立醫院是負責基本醫療，其他則交給私立醫院和診所。等到中國的民營醫院積累到一定數量，社會也會有一定的信心。」張強說。
「公立醫院的公益性逐漸回歸之後，提供的便是基本醫療服務，這會倒逼各種人才的重新市場價值定位。」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對南方周末說。
「醫生自由執業是中國醫改的必經之路。公立醫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卻是流動，從國家層面、區域層面來說一定是好事，這與醫改的大方向和國際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