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運動推選出新發言人尤維潔（美國之音）
在「六四」25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曾經多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天安門母親」群體，再次呼籲中共當局說出真相，拒絕謊言，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丁子霖女士今年被軟禁在無錫老家，25年來首次無法在北京紀念自己的愛子。然而，薪火相傳，連綿不絕。「天安門母親」運動新推出的發言人尤維潔不顧風險，勇敢發聲，呼籲當局公布真相，對遇難者給予賠償，並追究責任者刑責。
丁子霖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第一代發言人。丁子霖教授在離開北京前往無錫老家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呼籲拒絕遺忘，在中國建立六四紀念館。她說：「猶太人能夠建立大屠殺紀念館，教育他們的後代。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要記住這共產主義的罪惡」。
天安門母親運動是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連同「六四事件」其它難屬發起成立的。丁子霖教授16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六四事件中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天安門母親組織曾數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並受到中共當局的打壓和騷擾。
永恆的母愛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有的人問我，你怎麼能堅持這麼多年？我想從我兒子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母愛。母愛的力量是偉大的，是巨大的，是擋不住的。90年代我剛開始接受採訪的時候，門口的保全和復員兵破口大罵我，說你這個漢奸賣國賊，拿美元的賣國賊。現在他們更新換代了，文質彬彬的，至少要本科生畢業，甚至做頭頭的都要雙學位、碩士畢業。當然不會再罵我漢奸賣國賊了。但是監控上，他們並沒有放鬆。」
25年過去了，「天安麼母親」組織從來沒有停止過呼喚真相，追究責任的努力。天安門母親的發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經78歲高齡。她和丈夫82歲的蔣培坤今年被當局軟禁在無錫，無法回到北京。然而正義和公理是無法阻隔的。天安門母親組織薪火相傳，綿延不盡，挑選出更為年輕的尤維潔，作為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新發言人。尤維潔面對當局的阻撓和打壓，在六四25周年之際，勇敢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當局至少應該道歉
尤維潔說：「（他們）欠我們一個道歉，不僅欠我們，而且應該向全中國人民道歉。我今天之所以要做，也是因為當年的情結。今天我沒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的。所以說，這些不僅僅是難屬的事情。他們應該向全國人民公開道歉。我覺得他們應該這樣做，做了以後，我們會原諒，因為我希望這個社會穩定，我希望這個國家繁榮。我們不是要製造分裂和混亂，否則我們也不會這樣理智和克制地不斷申訴」。
天安門母親群體在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曾給聲稱代表中國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了一封公開信。表達了她們25年不懈的執著和訴求。信中說：「二十五年來，至少應該給我們一個真相，一個事實，一個昭示天下的認錯！」尤維潔女士談到了她作為天安門母親運動新發言人所肩負的責任。
尤維潔說：「幾年前，（天安門）母親們曾經商量過，覺得她們年紀大了，而且這件事情，已經過了20多年，一直沒有解決。我們還要繼續追求我們的訴求。怎麼辦？她們覺得應該找一個相對年輕一點的人。我作為（遇難者的）妻子，也非常知道天安門母親們在25年裡的抗爭。尤其是丁老師，當年她是第一位站出來的人。她冒得風險真是非常大，這不是我今年的風險所能比的」。
「我們這個群體經歷了25年，作為我來說，我覺得，我雖然是遇難者的妻子，但我有責任繼續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傳，直到中共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對我們有個交代，對我們難屬有個公正的解釋。當年的六四屠殺，我個人認為，無論政府用多美好的說辭，說是為了社會的穩定，也不能用屠殺的方式屠殺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學生。用學生的話來說，他們是滿腔熱血的青年。他們心裡想的是中國的未來。難道僅僅是因為提一下意見就用這麼殘忍的方式？說到壓力，我當然是有壓力的。第一個壓力就是，我既然想要承擔這個責任，難屬就是我的責任。這麼多難屬，我做的好與不好，我覺得我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對於我來說，我希望向天安門母親們學習。她們抗爭了這麼多年的經驗和勇敢，都是我欽佩的。我應該做得更好一點」。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天安門母親和天安門妻子，失去了親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權利。然而，她們保存了道義，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間最珍貴的東西。尤維潔回憶起25年前她丈夫被戒嚴部隊打死的那個夜晚，歷歷在目，恍如隔日。
尤維潔：「25年前，六四那天，我睡得比較晚，我丈夫睡得早。大概六四凌晨1點多，他聽見了槍聲，把我叫起來，說快起來開槍了。我們起來後，聽到樓下有人說話。鄰居說，他們從木樨地往天安門那邊走，看到路上有一灘灘血，但沒有看到現場。我們問，知不知道天安門的學生怎麼樣？他們說，沒敢去。作為我來講，我的確非常同情學生，19號第一次戒嚴時我去了，看到學生們手拉手，都很年輕。他們說要開槍就讓他們開吧。但他們實際上並不知道開槍的實質的意義是什麼，只有滿腔熱血。
當時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鄰居說，你的孩子怎麼辦？我說，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覺，不會有什麼問題。後來我丈夫說，你別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聽馬路上的行人在聊天。當天的北京可以說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沒有睡覺，站在馬路上，或者是在現場。我等到3、4點的時候聽到一陣槍聲，我對他有點擔心，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也沒辦法去找他。
我等到6點，看他沒有回來，又下樓去找他。等我再回來時，看到樓上下來一個年輕小伙子。他問我，是不是叫尤維潔？我說，是。他說，開我家的門，看到家裡有個孩子在睡覺，家裡沒有人，然後看到你，就覺得你是尤維潔。他說，我的丈夫受傷了，你別害怕，他在同仁醫院。我把孩子託付給姑姑，立即去醫院看他。
我在崇文門看到電車被燒毀，就像戰爭的場面。到了醫院後，醫院大門在修，進不去，要從急診室穿過到地下。送信人告訴我，他當時在同仁醫院，他是一個獨生子，父母也對他很擔心，所以他就選擇了兩家送信。一個是我家，還有一個北京大學的老師，這兩家是他負責報信。他跟我，當時是一輛平板三輪車，車上拉了7個人。車上兩個是活的，一個是我先生，還有一個是煤炭部的人。那個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個人是用刺刀捅到後心死掉的。這件事情也是讓我不能忘懷和接受的。子彈打到誰算誰，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為。當時我就想，中國的軍隊號稱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麼能對人民下得了這樣的毒手，用刺刀捅，這是我到現在都無法忘懷的。雖然我現在沒有找到這個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誰，我永遠記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親屬。
後來我到了急診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傷者。我問護士，護士跟我說，沒有這個人。我就去手術室。等到10點多，醫生出來跟我說，（我丈夫）被擊中了膀胱，骨盆是粉碎性骨折。醫生說，膀胱已經被打成幾塊，但粉碎性骨折沒辦法處理，已經都碎了。我當時年輕，經歷的和看到的都是書上和電影中的戰爭場面，沒有經歷過這些。畢竟我是在和平時期長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認為很快就能長好了，沒有多去想。其實他的傷情很嚴重。他一邊輸血，一邊往外流血，後來活了兩天。
在這期間，戒嚴部隊到醫院搜查傷者，本來我先生寫的是」槍傷「，聽說戒嚴部隊來，醫院就給他改成泌尿系統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醫院的時候，長安街上一陣口號聲一陣槍聲，第二天很多人也受傷，送到醫院。當時醫院都是用紅十字會的標示，部隊可以不騷擾。我看到軍隊在長安街上一隊隊的走。這件事情對於我來講，我不能忘記，好像是昨天發生的。
我先生去世後，我在崇文門的地方，看到到處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著槍，老百姓在遠遠的地方站著，這幅場景像版畫一樣刻在我心裡。我丈夫臨走前告訴我，他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車放在公安部門口的電話亭，然後人過了馬路。當時從公安部出來的軍隊一邊開槍一邊沖。我不知道誰是下令開槍，也不知道為什麼下這樣的命令。後來聽我同學敘述，北京飯店那裡已經人山人海，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你怎麼能下這樣的命令？一邊開槍一邊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決的那天，下令（開槍）者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濫殺無辜，這種方式太殘忍了，我無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難者親屬們，都會到萬安公墓舉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親人。然而，這些母親們卻被當局作為維穩的重點目標，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許記者採訪攻擊活動，並密切監視難屬的行蹤。25年過去了，天安門母親沒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撫，反而是二十五年來最嚴格的控制和監視。擔任天安門母親的新發言人之後，尤維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當記者問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會支持她現在的選擇？尤維潔回答道：
尤維潔說：「我覺得他會為我高興，會支持我。我說過，我不僅是他的妻子，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作為一個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人民犯罪，用這種方式屠殺自己的人民」。
失去親人的痛苦，二十五年來，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緩解，反而隨著六四後的歷屆中共政府拒絕真相和賠償而加深。政府試圖用強迫性的選擇讓一代人中國人遺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創痕，豈能輕易用警力和強權抹平。真相，問責和賠償，是天安門母親群體不懈的執著和訴求。25年了，它們並沒有消失，而將隨著道義、良知一起持續下去。母親們說，這代不行，還有下一代，直至最後實現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