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醫生。
2007年11月1日早八時左右，我拿掃帚將診所門口的雪清除，掃出了一條通道。當時雪下得很大，前面掃，後面又落下大雪。這時我看到斜對面舒安旅店巷口周圍大雪地里站著幾十人，我覺著好奇就跑過去。
雪地里跪著一個人
跑過去之後，發現雪地里跪著一個人，旁邊放一副柺杖，還有半塊饃，並發出微弱的「爹─媽，爹─媽……」的呼喊聲。這人頭上全是冰柱，冰柱向頭圍伸出，上面落下厚厚一層雪，以致看不清他的容顏。我急忙將他頭上的雪掃掉，又用手扒掉冰柱。估計此人跪在這兒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開始頭上的溫度還能把雪融化，水順著頭髮流下，慢慢結了冰，越結越長越粗，形成了冰柱，刺刺丫丫的向外伸。冰柱又起了支撐雪的作用，所以層層冰柱又落了厚厚的雪。
我說，這人凍壞了!周圍那麼多人，沒一人應聲。我急忙跑回去拿了幾支葡萄糖，順手倒進一個玻璃杯再加了點溫開水。跑過去給他灌，這人還明白張口喝，但他不會咽。把杯子咬了一大塊，我忙將手指伸進他嘴裡掏出玻璃塊。唯恐把嘴劃破，沒見出血。我自言自語：「這人已凍壞了，該抬到屋裡，暖暖就好了。」但沒人答聲，只是都呆呆的站著看。我想這時能抬到誰家呢?我環視了一下周圍，即刻就說，抬到我家!還是沒人應聲，沒人動。我著急地大聲喊：「你們怕啥?快來幾個人，抬到我家。」
這時過來幾個男人幫忙抬他。我先跑回去把褥子、枕頭鋪到連椅上(連椅距火爐近)。然後把他放在連椅上，給他蓋上被子。屋內沒暖氣設備，爐子剛通開，一下熱不上來，屋子溫度很低，寸口摸不到脈(注:兩手橈骨頭內側橈動脈的診脈部位)。我已知很危險了，忙給我學生打電話，要他立即準備一組液體到我的診所，因為我這兒有一危重病人。(我是中醫已不打針、打點滴好多年了)
學生很快就來了，他還準備加藥，我說不用加，紮上再加藥。我又嫌他手慢，忙將針搶過就扎。結果怎麼也不見回血，我明知針頭在血管，就下意識往外拔，結果拔出的是血冰渣子。我用雙手握住他右手寸口，用我的身體靠在他身上。有意將左手壓在我腹部，想用我的身體暖化他的血管，我好給他用藥。誰能想到他就這樣悄然離去，他走了……
你不怕他家人賴你？
這時是早九點。我給110打了電話。說明情況，請他們到現場。一小時後他們來了。進門就問，他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哪裡人，幹什麼的?我說，不知道。他們說，你什麼都不知道為啥抬到你屋裡?我說，我是個醫生，我不能見死不救。這時圍觀的人很多。警方作了調查又作了筆錄，並在死者的遺物中得知，此人是個退伍軍人，慶陽縣池城人，有殘疾證是上訪返回途中到此地。
舒安旅店門前賣饃人說，這人下午八九點鐘到他蒸饃店說：這兒暖和我呆在這兒不走了。他給個饃叫快去住旅店。此人說沒錢住店，這兒熱他就坐在這裡。賣饃人又說我這是蒸饃的地方你不能呆在這裡。我要關門了。他出去了，十點鐘以後就下大雪了。他就開始爹呀、媽呀的一直喊。對面二樓一開販賣部的女人說，十點以後這人一直爹媽的喊。吵的我們不能入睡，被子將頭包了還能聽見。一賣棺材的女人還抱些刨花、木材給生了一堆火。來往過路人也不斷。有人還去叫醫生。這條街上下二百米內就有六家開診所的醫生，他們都說沒辦法。有人也提到叫孫大夫，但別人都說別叫了，那都六、七十歲的人了，又是女人，還帶著孫子，她肯定不會管。所以這條街上唯獨我不知道。
有一公安指責我說：你怎麼這樣膽大?把將要死的人抬到家裡，你不怕他家人賴你?我說：「我沒想那麼多，只想把人救了，盡醫生的職責。」最後他說：「事情就這樣了，我們回去聯繫他家人。」我說：「你先聯繫縣醫院，將人送到縣醫院太平間。」他們說，這裡是第一現場，就將人放在這裡，然後揚長而去。圍觀的人也都離開了，屋裡就留下我和那個死人。
晚上十點後，公安帶著家人來了，十二點以後將人拉到縣醫院太平間。第二天他們回家了。
只因怕「賴」沒人伸出援手救助
事過多日，有三位退休局長聯名寫了書面報告將情況反映上級，並將影印本發送縣委、縣政府，以及有關書記、縣長、廣播局等單位。他們說要採訪、表揚我救死扶傷的精神。我說，你們要怎麼辦我不管，我只是想著救人，但我也很慚愧自己醫術不精，沒把人救下。這份心意是源自於我修煉法輪功的結果。同時，我也想著，我若不是修煉法輪功，我就不會那樣，很可能和那些圍觀的人一樣，瞅瞅就走了。而官員們聽到我這樣說之後，愣了一會兒就走了，再也沒見到什麼採訪不採訪的了。
事後，這事我深思很久。這人本該不死。因為他沒得絕症，也沒困在深山曠野，而是凍死在縣城人們往來頻繁的街道上。十二小時的喊爹叫娘，卻沒一人伸手援手把他送到可僻風遮雪的地方。這其間有不下百人的過往行人卻只因一個怕「賴」，而任由此人活活凍死。
我心想，這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這樣的社會能長存嗎?此時，我的心裡迴蕩著一個聲音：如果社會上能多有悲憫之心的人或許那將是不一樣的社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