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六年前我離開香港到華盛頓讀書前問我：是否擔心香港的未來，我可能會說「不，我認為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縱觀我住在美國的這些年，我聽到的是關於(美國)政府的壞話，是人們如何反對那些政策，如何不喜歡總統歐巴馬。但我沒有一次聽到過一個美國人在認真地談論想要移民;沒有一次聽到過一個美國人說多麼羨慕另一個國家，以致他們想要離開美國。
但是，為什麼每一天都有這麼多的中國人，甚至是香港居民，想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因為他們感受到他們的政府並不尊重他們。
當占領中環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支持它。我相信其背後的理念——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但我很擔心占中運動會阻撓人們的生計。
我支持大學生的罷課運動。在香港，很多的歷史變化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我相信學生們確實有影響社會的力量。
在罷課運動後，我沒有打算參加占中抗議，但是，當警方決定使用催淚彈來攻擊和驅散手無寸鐵的人群時，我改變了想法。
「這不是真的」，站在電視機前，我的淚水出來了。
我的父母告訴我要遠離示威，他們認為那裡危險，而且最終不會有效果的。
雖然有些人，包括香港政府，說占中運動已經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但是我在華盛頓的朋友們確認，國際上的感知是：損害香港形象的是香港警方、港府、中國政府以及他們虐待自己的人民。
上一周，我下班後開始去金鐘參加抗議，那裡是政府總部所在地。促使我上街參加示威的原因竟然是恐懼，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我很害怕這個政府，所有我必須站起來，大聲說話。地球上，沒有一個合理的領導人會象這樣對待他的人民。警方本應是保護市民的，而不是傷害他們。
這是我的香港，我要盡我所能去挽救它。
1997年生效的香港基本法說，「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我記得我小時候問我爸爸，「這是否意味著在第51年的時候我的生活將會改變?我們是否會失去我們所有的權利和自由?」
十七年過去了，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2013年的GDP為2740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的0.44%。
但香港人的生活水平相應提高了嗎?老實說，可悲的是，沒有。作為一名最近畢業的大學生，我看不到自己能在未來十年裡買一套公寓的希望。許多公寓的價格是每平方英尺超過1200美元，而香港的最低工資仍然是每小時30港元(約3.87美元)。
十七年過去了，香港人擁有以前同樣的權利和自由嗎?今年早些時候，一名做了25年的香港記者(前《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殘忍襲擊;政府想要給香港的年輕人灌輸「國民教育」課程，要他們去支持共產黨;香港電視台申請免費電視牌照被拒……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人們對政府的憤怒和不滿。
香港人想要民主選舉。行政長官梁振英是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他只得到了689票。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決定的選舉改革中，候選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的提名。
這不是人們想要的。人們希望能夠公民提名候選人，人們要真正的普選。在與政府談判了大約一個月後，沒有任何的進展，由8所香港大專院校組成的香港學聯組織了從9月22日開始為期一周的罷課運動。香港的抗議就是這樣開始的。
當香港移交回中國的時候，我還不滿5歲。十七年後，我21歲，已經長大了，我看過世界，我已放眼未來。
再問我六年前同樣的問題，「你擔心香港的未來嗎?」我現在的回答是，「是的，我擔心。」
現在，我是一名記者。我很擔心，我會因為像劉進圖那樣講出真實的情況而被殘酷攻擊。我擔心新聞自由會消失。我擔心香港永遠不會有普選。我擔心我的孩子們會被洗腦，長大後會沒有評判性思維的能力。我很擔心。
為了處理一些家事，我回到了香港，但有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留在西雅圖。尤其是當我聽到人們譴責示威學生，說他們因為自己「沒有經濟負擔」而「無所事事」，「在危害人們的生活」時，這激怒了我，傷害了我。我們不是在這裡開嘉年華。在金鐘，睡在街上並沒有睡在家裡的床上舒適;當你連續三天都要吃麥當勞時，那些漢堡的味道並不好。
我們不是來這裡玩的，我們在這裡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如果我們影響了您的生意，打亂了您的生活，或者給您帶來了任何不便，我向您道歉。您可以隨意地責備我們，但是當有一天您沒有指責的權利了，那時要再發聲已經太晚了。
在連續站了5個小時又沒有吃晚飯後，我很餓，精疲力竭。就在這一刻，我身後一個聲音喊道：「誰想要些麵包嗎?我們這裡有新鮮的麵包!」
我轉過身，拿了一個。在我手裡，它甚至還是熱的。當咬第一口的時候，我環顧四周，看到示威者們沒有盡頭，他們手機的燈光，以及他們臉上堅強的意志。
香港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地方。
(本文譯自Yue Ching Yeung於10月6日發表在《西雅圖全球主義者》網站上的文章，題為：爭取香港民主，這是我的責任)
原文My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