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習黨媒多維網/浩浩蕩蕩的占中行動接近尾聲，香港將逐漸步入「後占中時代」。但這場運動給香港留下的震盪無疑是十分顯著的，它給人們帶來的諸多迷思也依舊待解。在這其中，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無視香港民眾的怨氣，神色輕佻地表示「太陽照常升起」，繼而又形容占中是「政治鬥爭」，以及將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這些極不恰當的表態都為事件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不必諱言，這次占中運動令中央駐港機構多年以來所積存的弊病和官場惡習被完全暴露。此時此刻，中央決策層絕對有必要重新檢視中聯辦作為一個正部級機構存在的合理性，而國家領導人亦亟需思考究竟中央駐港機構以後應該以怎樣的級別及形式存在，才能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中聯辦的前身是成立於1947年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英國殖民香港時期，以新聞機構的形式出現，實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駐香港的最高代表機構，主要負責與港英政府聯繫及策劃左派工運等工作，香港回歸以後至1999年才改稱為中聯辦。打開該機構的官方網站，人們可以找到其聲稱的主要職能，總共有五條，分別是：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聯繫並協助大陸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促進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大陸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應香港居民對大陸的意見;處理有關涉台事務;以及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從理論上說，顧名思義，中聯辦本應該是大陸與香港之間的聯絡橋樑，儘管該機構常駐香港，也不能直接參與管治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才是中央授權在香港施政的團隊，才是中央在港的唯一合法代表。但長期以來，中聯辦的實際作用卻遠遠超過原本設計的「聯絡」職能，他們的手越伸越長，權力甚至凌駕於香港特區政府之上，儼然在香港扮演著「第二中央」的角色。對此，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甚至更加直接地點出中央、大陸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也是香港一支重要管治力量，是「一國」原則在香港管治力量上的重要體現。這種「政治現實」讓所有港府的高官哪怕是見到中聯辦的一名司局級官員都要展現出一副畢恭畢敬的模樣，以至於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勝出之後也要親自前往中聯辦「謝票」，而且一留就是90分鐘，比他會見前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時間總和還要多一倍，這是何等地荒唐可笑!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中央領導人對700萬香港市民莊嚴的承諾。但長期以來，香港社會上對於「西環治港」的質疑聲不絕於耳。可以說，無論是運用各種力量干預香港的各級選舉，抑或是發動各種意識形態的爭論，中聯辦愈發深入地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毫不掩飾自己參與香港管治的企圖心。而部分中央駐港官員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也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他們在各式各樣的飯局和酒席上販賣兩樣商品：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位置以及「小圈子」香港特首的寶座，導致買官賣官的風氣在香江日盛，各種錢權交易在這個機構的帶動之下也逐漸開始侵蝕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廉潔。毫不誇張地說，中聯辦明顯已經被腐敗的海洋所淹沒。而另一方面，很多中央駐港的官員們至今也沒有擺脫當年與英國人談判時的鬥爭式思維，以對待階級敵人的眼光看待香港的泛民主派。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經過了這麼多年，這些人還沒有鬥夠嗎?如果中聯辦以現在這種形式和級別繼續運作下去，只會激起港人更大的反感。不僅有違「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對香港的良好管治及維護中央政府在港威信亦十分不利。
古語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現時香港的亂局確實足以令北京思考變招。在很多香港市民眼中，中聯辦這麼多年來一直保持著「官老爺」的形象，其官員打著「中央政府在港代言人」的旗號作威作福，並憑藉這一身份從香港各界撈取了無數油水。而他們為了保護自己在畸形政治生態下獲取的巨大利益，不惜欺上瞞下，以犧牲香港民眾的政治權利為代價，對政改的拉倒暗自竊喜。因為只有維持現行的「小圈子」選舉制度，那些有志入仕的港人才能繼續有求於他們，自己的「價值」才能得以凸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絕對不能對中聯辦聽之任之，對其狐假虎威的行為坐視不理。現時北京最迫切的是讓特區政府依據《基本法》全面，無障礙地治理香港，成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唯一代表，而不是讓中聯辦主任的權力凌駕於特首之上，成為香港這座城市實際上的首腦，令香港社會出現所謂的「第二支管治團隊」，甚至是「第二權力中心」。
在此，我們有必要對中聯辦的歷史地位做出解釋。中聯辦之所以能夠成為正部級的機構，可以說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20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時，為了使身處第一線的談判者在與對方交手時表現得更有底氣，北京必須要讓駐港機構享受崇高的地位，並授予其充分的權力，這是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所決定的。公允地說，他們在香港順利回歸中國一事上確實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隨著香港的局勢漸趨安定，今天是否仍有必要擺一個習慣於高高在上的部級官員，坐鎮香港「指點江山」是高度存疑的。曾經有媒體報導指出，其實早在政權移交前的1996年左右，中央就曾經派人來港研究撤銷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可能性，當時的顧慮正是如果在特區政府旁邊還存在著一個所謂「代表」中央的機構，會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只不過當時香港新華社向中央官員力陳其存在的必要性，並呼籲負責調研的人「手下留情」，才說服了中央把這個機構作為部級單位勉強保留了下來，但仍被三令五申地要求不得與特區政府有直接的橫向聯繫，以免發生干擾特區政府的事宜。
可見，當時北京出於對落實「一國兩制」政策的堅定決心，已經有了改變中央駐港機構存在形式及規格的打算。但2003年「七一」香港50萬人上街遊行，讓中央產生巨大觸動。時至今日，中聯辦「完美」利用了中央領導人對香港局勢不穩的高度擔憂，近乎公開地介入香港的政治運作。美其名曰與香港各界廣泛聯絡，更好地主導香港發展，實際上則是將香港越搞越亂。而中聯辦這種欺上瞞下，兩邊挑撥的行為也使中央的對港政策受到了嚴重干擾，被迫背離了最初所設想的治港方向。該機構所有這些低劣的作為都清晰地告訴中央，在香港問題上是該做出結構性改變的時候了。簡而言之，中聯辦機構降級，以另外一種更為合理的形式存在;中聯辦主要負責人降職，藉此讓特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在目前的局面下可謂勢在必行。
設想如果在香港新設立的機構只是一個性質單純的聯絡處，最高負責人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司局級幹部的話，相信特區政府受到的掣肘一定會大為減少，在施政時拳腳也必將較現時更加舒展，屆時社會的焦點也才可以從政治爭拗轉移到經濟民生上來，而這正是廣大港人所熱切期盼的。在香港問題上，只有當包括中央駐港機構在內的所有相關方都做到各司其職，謹守本分，既不錯位，也不越位，才能讓香港激烈的社會矛盾逐漸舒緩，700多萬香港市民也才能夠真正感受到太陽升起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