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隊長段建國
2008年4月，王曉林卸任，時任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國接任交通廳長，王志民則作為「留守」副廳長繼續為段擔任副手。
段建國上任即調整了高速公路規劃，從之前的4,050公里調整為6,300公里，他提出當年要新增1,000公里，這意味著巨大的融資需求。「他之前沒幹過交通，剛捕手時也很蒙，幾個月以後才進入狀態。為了融資，親自去陪銀行領導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廳的人士透露。
到處找錢之餘，段建國亦不得不面對棘手的歷史遺留問題。
段上任的第一個月，就捕手了國資「包袱」——省路橋集團。路橋集團原屬交通系統，後被劃歸國資委管轄，但效益不佳、虧損嚴重，2萬餘名正式職工、協議工工作不保、工資欠發，令政府的維穩壓力巨大。段親自出面與職工代表談判，承諾發工資和補繳社保，暫時穩住了職工。
隨後到來的「4萬億」政策，徹底扭轉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內，省政府直接將幾個BT、BOT項目交給路橋集團，讓其還清債務之餘，也攢下豐厚的家底。段建國將其打造為籌融資平台，為此，他將頭腦活絡的運城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賈建民，調入路橋集團擔任常務副董事長。
幾乎在面對路橋集團事件的同時，段建國也不得不著手處理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問題。自2004年拿下特許權，這兩條路四年都未能開工。
全長124公里的忻阜高速，兩端分別是山西忻州與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聖地五台山所在地，與阜平通高速後，可經保定一路直達北京。「這條路實際上是連接北京到五台山的旅遊路，省里一直在催進度。」省交通廳內部人士透露，省政府辦公會議對這條路的進度提出了批評，要求趕緊與業主聯繫，儘快上馬。
政府方面對於業主久拖不決的不滿並非肇端於此。早在王曉林時代，王志民曾帶著綜合規劃處與王德生商談，但雙方關係鬧得很僵。「段受命去協調時，雙方已經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去北京見過王德生，對方也來過廳里，「王德生從國家發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談判時底氣很足，『你們著急，我不著急。』」
「這也不能全怪對方，由於原來王曉林時代與王德生方面簽訂的合同，並未對項目建成時間作限定，所以對方並未違約。」這位內部交通廳人士說，眼見王德生無力開工，段只好解除合約。王德生方面在談退出條件時，要求得到數千萬元，再要一個標段的工程和優先承包服務區。
段建國安排對項目進行審計，報請省政府同意，最終向王德生支付了約2,000萬元，順利與其解約，路權由晉煤集團與交投集團聯合捕手。整個談判，從段上任起，僅花了三個月時間達成協議。2009年1月，忻阜高速開工建設，並於2011年12月全線貫通。
相比之下，長臨高速的談判要困難得多。166公里的長臨高速，連接著晉南的長治、臨汾，兩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書省政府，要求儘快開工。而且這條路是國家級幹線青蘭高速的其中一段，長期不通車，國家幹線也就成了「斷頭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著急。
「業主還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傳等等，長臨高速的開工典禮會場都弄好了。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沒能開工。」熟悉該項目的一位人士說。
「長臨高速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誰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奉命與長臨高速公司商談，但兩三年過去一直無果。為此，2012年左右，交通廳與業主簽訂了一個補充協議，雙方約定再延長半年期限，必須開工。
段建國的盤算是，由於王曉林時代簽署的協議並未就開工期限作出規定，故簽訂補充協議延長期限之舉看似照顧了對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對開工有了明確的時效約束。不過半年過去，業主仍未能實現開工，在此情況下，段建國只能提出解約，但雙方在解約條件上分歧懸殊，談判一時陷入僵局。「省政府會議決定，讓路橋集團捕手，邊開工邊談。」前述接近交通廳的人士說，開工以後，段發現談判通道已然關閉。省路橋集團於2013年6月開工，剛開工沒多久，路橋集團負責人賈建民就捲入業已爆發的交通窩案，被抓了。
面對採訪要求，長臨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馬億里一直沒有回覆媒體。
馮朝輝的能量
賈建民被抓的時間約為2013年8月初，此時山西交通系統已如驚弓之鳥，陸續有人被帶走調查，不斷有官員與商人捲入協查。
據悉，起因與忻阜高速業主的實際控制人王德生有關：2012年，審計署在相關重大項目審計中，發現有一筆非正常交易，一筆一兩千萬元的可疑資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帳戶。
「審計署找廳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為打給王德生的錢，過不了關。」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被認為『玩忽職守』的直接原因在於，他給王德生的解約金額比評估值要高。但當時那樣的局面，不給對方一些溢價讓他儘快退出，是不可能那麼快實現開工的。」據公開財務數據，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費收入為6億元，2013年僅1月-8月的通行費收入就達5.2億元。
同時，山東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偽造銀行相關證明，以誇大資金實力的方式獲取項目。王德生、徐悅清夫婦因此被控制，此後中央紀委調查組進駐山西調查此事。
曾輔佐兩任廳長的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於2013年4月最先被抓，緊隨其後的是前任廳長王曉林和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
「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當然，她也只是起到協調作用。」前述省交通廳內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當時分管招商引資的副廳長。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其實是在招商引資處，在交通廳內部架構中，招商引資處掛靠在綜合規劃處，但相對獨立，作為正處級調研員的王蕾並不向處長匯報，而是直接對接王志民。
王曉林被查時，已離開交通系統五年。「王曉林的『玩忽職守』，指的是他當年未能發現王德生以欺詐的方式拿項目，導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開工。王曾自辯說，自己是廳長，並未直接經辦此事，具體的協議並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說。此三人被查後，交通廳不斷有人被叫去問話，其中一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奉命從北京來到太原調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紀委六室的曹立新。當時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辦山西違紀違法案件的一線負責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案時，曹也曾前來調查。
曹立新的好友馮朝輝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載難逢的升官機遇。在王志民被抓後，在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的馮朝輝主動找到段建國，自告奮勇去調查部門疏通關係，同時提出，希望能擔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
馮朝輝的底氣其來有自。早在王曉林時代，他就憑藉自己在北京的「高層次的朋友」，向王曉林在高管局要到過職務。
在當地官場，馮朝輝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頭一個月，他終於混出了頭。2005年1月，他曾擔任省高管局舊關超限運輸檢測點主任(正科級)，這是他混到的第一個官職。新華社引述知情人的話報導，「他跑到交通廳的領導那裡，說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對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級別很高的領導幹部，交通廳的領導既不便打聽，也不敢得罪，只好寧信其有。」他的幹部身份與文憑，全部為造假。
在超限檢測點主任的職務，馮朝輝通過「放黑車」——私自收錢放行超載車輛，積累了第一桶金。
雖然級別不高，但馮朝輝在陽泉官場有著驚人的影響力，其行事之張揚令人印象深刻。當地知情人士透露，曾有一位副廳級幹部到時任陽泉市委書記白雲家中拜訪，碰巧馮也在。馮坐在沙發上並未起身，只是說了句「你來啦」。
2008年12月，馮朝輝再次搬出北京的關係，離開交通系統，調入陽泉市紀委擔任副縣級檢查員。2010年，全國各地清查幹部隊伍中的身份造假者。馮被陽泉市委組織部查證身份有問題，卻蹊蹺地逢凶化吉，調任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職級升至正處。
與早年在固莊煤礦一樣，馮只是藉此解決行政職務與級別，並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沒見過馮朝輝，在他被查之後，才知道原來單位還有這麼個人。」陽煤集團黨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高金祥表示。
馮的業務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職務升遷廣結人脈、左右逢源，以謀取更大的成功。新華社報導，馮曾為煤老闆就採礦事宜請託孝義市政府主要領導;為煤炭諮詢公司負責人就提高合同兌現率請託大型煤氣分管領導;為當地開發商承攬郊區新農村建設項目，而與開發商一起行賄郊區區委書記王永珍。
撈人與落網
在省交通廳，段建國與王志民這兩位正副搭檔的關係並不算好。王能力出眾、風格強勢，且曾在交通廳當了十多年副廳長，在與段競爭廳長中落敗，因此王在一些問題上對段並不買帳。
王志民於2013年4月被抓後，交通系統多人被抓或協查，人心惶惶，段建國陷入兩難境地。「去打探點情況吧，有干預辦案之嫌;不問吧，畢竟你是一把手，單位這麼多人進去了，總不能不作為。」前述接近交通廳的人士介紹。
馮朝輝在交通系統任職時，曾與段建國有過面緣，但二人不算熟悉。自稱在辦案部門認識人的馮主動請纓，對於段而言，恰如救命稻草。
馮的許諾並不完全是吹牛。新華社報導，馮經常主動找到一些領導幹部，向對方透露，他從「北京的朋友」那裡聽說「最近有關於你的舉報」，「我可以幫你擺平，但要花錢」。2012年，山西某大型國企一名幹部有關問題被國資委調查，他曾找到調查組為其說情。
知情人士透露，為此事奔忙的馮朝輝，曾數十次出入中央紀委的辦案駐地，這些都被監控設備記錄下來，從而讓馮進入了調查部門的視野，針對他的布控隨即悄然展開。
馮朝輝曾將相關情況向段建國匯報過兩次，段對馮的危險處境一無所知。面對馮提出的在省高管局任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的要求，段當即應允--在馮被抓後，段曾解釋稱，高管局空缺一個紀委書記，馮各方面的條件也夠，所以就提拔了。而山西交通系統多位人士都表示，曾聽聞「上頭」有人對馮的提拔之事向段打過招呼。
但在上任僅僅三天後，馮朝輝就被調查部門帶走。曹立新也在太原辦理交通窩案期間，接到中紀委調令，升任中央紀委法規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並離開此案回京就任。
約一年後的2014年5月，與有關領導人「對自身的監督必須更加嚴格，執行紀律必須更加剛性」的要求相對應，中央紀委在十天內查處兩名內部官員，其中之一即是曹立新。
馮朝輝被帶走後，紀委曾找段建國談過兩三次話，但他當時並不認為自己有事。直至8月18日，段自己也捲入調查。
案件背後，忻阜高速已建成通車，但長臨高速仍遺留雞毛一地。省路橋集團在捕手長臨高速後，於2013年6月宣布開工。「不過也只是宣布了開工而已，標段招投標確實已經做完了，施工隊伍也已經進場，但由於連地都沒征，所以無法施工，施工單位進退兩難。」熟悉此項目的人士透露。
據悉，王德生放棄忻阜高速的經營權，除了獲得現金回報，還保留了輔助設施(加油站、服務區等)的建設經營權，但他並未建設，而是將之轉手並獲利上億元。除了山西以外，王在山東、河北都有倒賣高速公路經營權之舉。
「在BOT模式里，並無硬性規定，確立項目業主必須走招投標程序。」曾編著《BT投融資建設模式》的重慶樹深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樹深分析，招投標法的規定，主要是針對施工與政府採購等領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資與建設一體的，所以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資的程序，而非招投標。
真正的BOT模式是有錢人的遊戲，除了自己要有35%的資本金，後續的信貸計劃也得能跟上。亦不乏一些前來拿項目者，目的是為了轉包，這類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單位收受項目保證金，保證金雖然到期要退還，卻可在期限內無償使用;二是將項目分拆成標段，按工程總造價下浮7%至12%轉包，轉包一條造價幾十億上百億元的高速公路，利潤將相當可觀。
據相關通報，前述交通系統被查官員亦存在其他問題。2014年8月下旬，王曉林、王志民、王蕾三人已進入庭審，但一審尚未判決。段建國案仍在審查起訴階段。罪與非罪，尚待司法審判。
因撈人而落網的馮朝輝，先被關押在平遙，後被轉移至外省。據通報，馮的違法違紀行為包括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額賄賂;向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介紹巨額賄賂;家庭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違反廉潔自律規定謀取私利。新華社報導稱，馮朝輝涉案金額已超過2,0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