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的病況過於嚴重，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經過不斷的治療，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臟功能明顯好轉，水腫在消退，但是直到會見尼克森的時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頸部和雙手水腫還沒全消，兩足更是明顯，原來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雙大鞋，他此時行走仍很困難。我在中南海室內游泳池門口迎見尼克森總統的座車，領他到毛的書房後，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將急救設備準備好，以防萬一。也因此我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現年八十三歲的毛百病纏身，他長年吸菸的習慣毀了他的肺，並有慢性氣管炎、肺炎和氣腫發作。他的左肺中有三個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側傾臥，這樣右肺才能充分膨脹吸入足夠的空氣。他常常只能藉助氧氣機器呼吸。在幾次急救中，我們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訪問中國時送的美國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診斷確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測的帕金森氏綜合症(另稱震顫性麻痹)，而是一種罕見而又無藥可救的運動神經元病(另稱內側縱索硬化症)也就是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只能活兩年。因為，喉、舌癱瘓，會引起肺部的反覆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飲食，勢必更加衰弱。必須經鼻道裝胃管飼食。受影響的肌肉組織失去功用，呼吸困難。現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毛的病情如專家所料的惡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臟——那老邁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臟。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張玉鳳一次劇烈爭吵中，爆發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則是第二次。第三次發生於九月二日。醫生們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臨，但沒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掙扎。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剎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毛的逝世並未使我感到難過。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時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裡我不只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閒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時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我剛開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時，這崇拜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終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我那時仍是共產黨員，但我對它毫無信心。「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著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著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麼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裡，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著多麼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麼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舉動中都能嗅出陰謀。二十年前我們就處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務集團中的一員。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值班，醫療組的同志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裡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歲，是政治局裡最年輕的委員。他從原本是上海一家紡織工廠安全乾部，竄升到最高政治權力階層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給他取了個「火箭式幹部」的綽號。沒有人知道毛為何喜歡這年輕人，並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長得高大英俊，可他是個金箍馬桶，只有中學程度，不學無術，只會賣弄小聰明。他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沒有任何貢獻。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惡化時，王還建議我給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絕了。為此汪東興還批評我不尊重黨的領導人。毛也從未服用過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時，王原本該負起看守的責任。但他卻常跑去國家高層領導專用的西苑軍用機場獵兔子。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觀看香港進口的電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權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說：「醫療組的每項工作都報告了我們，我們都清楚，也……」沒等王說完，江青搶著說：「為什麼不早通知我?」
但我們早跟江青報告過好幾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們醫生從來將病情說得嚴重，是謊報軍情。她怒斥我們是資產階級老爺，還說醫生的話最多只能聽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聽過我們對毛病情惡化的正式報告後，她氣沖沖趕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華國鋒打電話將江青從大寨催回北京。當晚江來了一下，說太疲勞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處，並沒有詢問毛的情況。
九月七日，毛已進入垂危狀態，江青下午來到二零二，與每一個醫生和護士握手，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她似乎以為毛死後她會當然接管權力，我們也會期盼她的領導。
醫療組的人都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江青這樣對待毛呢?我將這些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不奇怪。江青認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人，就是主席。」
這時張春橋背著雙手，踱著八字步，兩眼看著地上。
一旁的毛遠新則臉色鐵青，走來走去，似乎在找什麼東西。
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澤民的兒子。毛澤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新疆省省長判處死刑。原本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盛世才，曾熱烈歡迎毛澤民前往他的轄區。但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他便轉而投靠蔣介石和國民黨。毛澤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裡產下毛遠新。他母親再婚後，毛澤東便負起養育侄子的責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遠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見面。
我是看著遠新長大的。遠新小時和江青處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二十多歲。他寫信給毛為自己與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現年只有三十多歲的毛遠新是瀋陽軍區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毛遠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聯絡員。江青信任毛遠新。
其他人們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詞說些什麼。張耀詞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與江青素有嫌隙。汪當時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並身兼數個要職。他不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是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及中央警衛團黨委書記。想發動政治局政變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障礙已經消失，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面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裡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麼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著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志，謝謝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面說：「好的，江青同志。」
此時張耀詞氣急敗壞從室內走出來，向我說：「李院長，你問問值班的人和別的人，有沒有看見床旁桌子上的那塊手錶?」
我說：「什麼表?」
「就是郭老在重慶談判時，送給主席的那塊手錶。」毛沒有戴手錶的習慣——他起居無常——那隻瑞士亞美加表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兼學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給毛的。郭后來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終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隻表極具歷史價值。」
我說：「剛才大家都忙著搶救，誰也沒有注意那隻表，你問問張玉鳳。」張說：「我看見毛遠新走來走去，東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說：「我沒有看見，醫療組的人沒有誰有膽量拿。」張又急忙回內室。
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你趕快去想辦法，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準備弔唁和瞻仰遺容。一定要保住，天氣太熱，不要壞了。」我說：「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汪說：「你趕快去辦，我還在開會，你回來後立刻告訴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裡，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裡去呢?無處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
我家五代都做醫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醫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將頭上的鈿子擲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慈禧沒有殺他，但摘去頂戴，帶罪當差。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不要戴帽入殮，把帽子放在旁邊。」並告誡子孫，不要做御醫，怕沒有好下場。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御醫的遺言，往後沒有人再做御醫。
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但我無法回絕。我嘗試離職好幾次，毛都將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他們常警告我，做為毛的專任醫生，可能會有悲慘結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指責你，可就不好辦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親的乾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看到我說：「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幸虧我沒有去。你這裡如果發生點事，那可不得了啦!」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
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髮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身體越來越壞，特別是神經系統症狀出現以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象蘇聯在史達林死後那樣的「醫生謀殺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鐘的時間，坐車回家一趟。慎嫻上班，孩子們上學，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我打算，如果發生「醫生謀殺事件」，我坐牢，天冷時還有棉衣穿。離開家以前，我到每個房裡看了看，心想，再見吧，或許是永別了。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死豬不怕燙」，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死豬」了。後來，慎嫻告訴我，老保姆同她說，李院長這麼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在北京，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
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約她到她家立刻面談。她問我有什麼事，這麼急。我講見面後再談。
另外兩個研究員前往英國的蠟像博物館研究如何複製蠟像。他們這小組決定，至少在蠟像製造技術上，中國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國。工藝美術學院所製作的毛澤東蠟像栩栩如生，英國蠟像館裡的陳列像看起來就假多了。
我們研讀了大量科學刊物，最後決定，唯一保存毛澤東遺體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採用的福耳馬林灌注法。毛的腦部保持原封不動——我們不想剖開他的頭顱——但我們必須取出內臟，也就是心臟、肺、胃、腎、腸、肝、胰、膀胱、膽囊和脾臟。我們可以把這些內臟分罐浸泡在福馬林液中。身體內空腔里則塞滿浸泡過福馬林液的棉花。遺體保護組並可透過插在毛頸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馬林液。玻璃棺材內則灌滿氦氣。遺體保護組的工作在弔唁瞻仰期間後隨即秘密展開。我們的工作地點便在「五一九工程」內。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國、蘇聯發生了珍寶島武裝衝突後，毛髮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在北京秘密建設了地下通道，代號便為「五一九工程」。隧道寬度可以並行並開四輛汽車，溝通人民大會堂、天安門、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灣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零五醫院大樓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備戰時中央做為臨時指揮部及轉移之用，三零五醫院大樓下面的隧道中設有小型醫院，設備很全，正好用來作為保護遺體之用。
弔唁一周後，九月十七日午夜，將毛的遺體由人民大會堂運到地下醫院，華國鋒、汪東興、衛生部正副部長和遺體保護組的數位負責人，在警戒森嚴的摩托車隊護衛之下，分車前往。我伴隨毛的遺體經過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兩個哨兵守衛的毛家灣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揮手示意通過，小型汽車便往下開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駛向十五分鐘車程外的三零五大樓地下的醫院。到醫院後，便將毛的遺體移入手術室，開始了遺體防腐工作。
數天後，我第一次看見運來的蠟像。它後來被鎖在手術室附近的房間裡。工藝美術學院教師們的技術令人嘆為觀止。那蠟像詭異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數幾人知道，泡在福馬林中的毛遺體和毛蠟像一起在地下醫院裡收藏了一年。這期間我每個禮拜都去察看兩個毛澤東。連看守醫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們在保護什麼。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門的紀念堂完工，且準備公開展示毛的遺體時，兩個毛澤東——以及那幾罐浸泡內臟的福馬林——一起被轉運到紀念堂下的大陵寢里。此後，曾參與毛遺體保看護作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組織學助理研究員徐靜，便被指派去繼續保管毛的遺體，並被任命為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局長。
自此以來，每天有數以萬計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訪客，前來紀念堂瞻仰這具遺體——曾任中國共產黨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蠟像，則作為日後一旦遺體腐敗毀壞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後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會。我們從下午二時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東側禮台。天氣很熱，在太陽下站立，真是揮汗如雨。自從共產黨解放中國之後，毛的肖像便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兩側則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革命口號。
下午三點整，全中國停擺，全中國各地的工廠和火車鳴汽笛三分鐘以示哀悼。全國人民繼之默哀三分鐘。然後全國各地的工作單位自行哀悼。大會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國致悼，華國鋒致悼詞。
我看著下面的人海，不斷冒汗。幾個月來的長期疲乏突然淹沒了我。華國鋒開始致頌文時，我晃了晃，用盡全力才沒昏倒。自從毛在五月中旬發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後，已經有四個月過的是衣不解帶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時。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體重也驟減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時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結束時，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也許我還可以回到我家人身邊。
下午五時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來以後，就睡下了。剛剛入睡，汪東興又來了電話，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在人民大會堂東廳，由醫療組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報告毛的患病經過、治療情況和死亡原因。醫療組的醫生全體參加，由我報告。汪說：「這次會很重要，你要準備好。」
我很清楚這次會議是萬分重要的。毛剛去世後發表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通過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員當時還沒有趕到。二十二日的會議則是全體委員都參加，如果他們通過了我的報告，就說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屬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而醫療組也盡到責任，所以這次會議關係著醫療人員的今後命運。
我當即召集了醫療組的醫生們，說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討論後，決定由我執筆寫出再討論。我動手寫報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寫完。那份報告有五十餘頁。我詳細交代從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搶救過來，逐漸出現神經系統症狀，直至發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過程，包括檢查與治療和死亡原因。後經大家討論，反覆修改了幾次，到最後定稿時，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帶著這份報告去見汪東興。汪說他不看了，要我找華國鋒看。我即去見了華。
華看了後說寫得很詳細，但醫學名詞太多，政治局的同志們不懂，還是要明確說明是什麼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來同大家說明華的意見，大家認為，醫學名詞要保留不動，因為這些名詞都有嚴格的科學涵義，不能口語化。在報告時，可以解釋說明這些名詞，至於死亡原因，因為身體內的主要內臟都處於衰竭狀態，不能說是由於單一原因死亡，不過可以強調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將報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見華，說明了大家的意見。華同意了這份報告稿，又囑咐說：「在會議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問題，要儘可能詳細回答，要讓人聽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半，張耀詞同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政治局委員們已經坐在沙發上圍成一個大圓圈。沙發後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華國鋒與葉劍英的背後。
當時任北京軍區司令的陳錫聯正站著大聲說：「我幹不了，沒有辦法幹下去了，我請求解除我的職務。」華說：「錫聯同志不要著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後再商量，現在先聽毛主席的醫療組報告。毛主席病重以後，這些同志連續晝夜值班搶救，已經四個月了。現在讓醫療組組長李志綏院長報告病亡經過。」
這時葉劍英回頭對我說：「你語調聲音要大一點，好幾位耳朵不大好。」我開始讀我的報告，當中有幾位委員插話問醫學術語及名詞，我儘可能用通俗的語言說明解釋。在講到六月下旬病危時，坐在斜對面的許世友突然站起來，走到我面前說：「主席身體上為什麼有青黑斑?這是什麼原因?」
我說：「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難，全身嚴重缺氧，所以才有這些現象。」許說：「我打了一輩子仗，死人見的多了，沒有見過這個樣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見主席遺體，看到這些青黑斑，我就問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瑪，現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個伽瑪，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著又講：「主席是被毒藥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審醫生護士，是誰下的毒。」
我說：「用藥都是醫生寫醫囑，兩個值班護士核對，再由值班醫生複查後才用，而且每種都由醫療組討論後才用，藥品都是為中央首長專用的保健藥房準備的，各種藥都經過藥物鑑定，取來時都加過密封。」許說：「難道不會上下勾結，串通一氣，用毒藥暗害?這非徹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場都靜下來。許站在我面前，兩手插腰。他的話是對我說，可是頭轉過去看定了張春橋。張春橋左手托著下顎，兩眼看著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裝，坐在沙發上兩眼直看著許。華國鋒緊張地挺起了身子。汪東興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圍沒有發生什麼事。王洪文左顧右盼，滿臉通紅。
葉劍英和當時任瀋陽軍區司令的李德生回過頭來低聲問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麼回事?」我說：「主席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兩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嚴重，他是凌晨零時十分去世的，許世友同志看遺體是下午四時，當中已相隔了十六個小時，是出現屍斑。人死後一般四小時後就開始出現。」
這時江青站起來說：「許世友同志，主席的醫療組辛苦了幾個月了，你讓他們把報告說完。」王洪文也站起來說：「主席病危起，國鋒、春橋、東興和我就一直輪流值班……」許將上衣的兩個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將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許大聲吼道：「政治局會議不許政治局委員發言提問題，你們搗的什麼鬼?」華國鋒立即說：「世友同志有話慢慢講。」然後轉過頭來對我說：「李院長，你們先回去，匯報等以後再說。」這個會後來如何結束我不知道。醫療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頭喪氣，悶聲不響。
回中南海後，張耀詞警告我說：「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訴你，要同大家講一下，不要議論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煩，等候政治局決定。」吃午飯的時候，我將汪的話告訴大家後，大家都愁眉苦臉，就更加吃不下飯了。
對我來說，這決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說我們下毒的是許世友，而為我們辯護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來，指責我及醫療組最多的是江青。不過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張春橋參加了值班，不要說下毒，就是醫療上稍有失誤，他們也難於推脫責任。江與王和張是一夥的，目前政權大局未定，江青勢必要堅持醫療上沒有問題。這以後，上面沒有再讓我出席政治局會議。
我晝夜不安的過了一個星期，到十月一日國慶節前，汪東興讓大家分別回到原來工作的醫院。於是醫療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並未結束，自然也不可能結束。大局在動盪不安，毛澤東去世以後，共產黨內的權力角逐正加緊進行。
毛死前兩個月，也就是七月時，汪東興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計劃。雖然汪對江表面上漠不關心，而華國鋒也一直是客客氣氣的，但我知道他兩人隨時會逮捕江青四人幫。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權力即將在握的篤定神態，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醫療組的命運也就難測，毛的死因隨時可能成為互相指控的把柄。
對我而言，即使權力鬥爭暫時落幕，江青四人幫被捕，但誰說得准另一場政治鬥爭又會在何時登場?在中南海旁觀二十七年後，我早就了悟了人生變換莫測的道理。我做了毛澤東二十二年的專任醫生，歷經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安全。
：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