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高崗事件，官方作結論時，稱之為「陰謀活動」和為加強個人權力而進行的「無原則」活動。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曾兩次訪談高崗秘書趙家梁，解密與中共官方結論不一樣的高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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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談：2001年9月26日，在趙家梁的北京寓所。
我是1952年5-6月間調任高崗秘書的。馬洪、安志文兩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時馬洪是東北局的副秘書長。我是從東北局宣傳處副處長調任高崗秘書的。調動工作是由馬洪、梅行執行的。安志文是東北局工業局的，曾經是高崗秘書。我到高崗處以後，正趕上開舞會，我不會跳舞就和一個人在一旁下棋。正下著，一個高個子靠近了我們，他身穿白襯衫，戴眼鏡，在一旁支招，讓我的對方這麼走，那麼走。不一會說，你不行，我來，就跟我下了起來。下了一半，又被別人請去跳舞去了。他走後才知道這就是高主席。他愛下棋，輸了還不認輸。他這個人不拘小節，開會時當眾捲起褲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擰了擰，用火柴點著，滿屋都是臭味。
高崗進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來京後又回瀋陽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來北京工作的。
高崗在北京的情況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崗事件」發生後，我是管教組組長。不過，在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問題。他的問題是我作管教組長以後才知道的。對高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我同周直接聯繫。有什麼事周直接跟我講，有的讓我向高崗轉達。在管教期間，高崗寫了《我的反省》(長達兩三萬字)，是他自己寫自己抄的，我也幫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崗家，幫助高崗穩定情緒。開始馬洪也在高崗家呆過，也是幫高崗穩定情緒。後來馬洪成了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就不來了。
1954年3月，東北局召開會議，揭發高崗問題。會議由羅瑞卿負責，安志文作為知情人去參加會議，就不住在高崗家了。
現在還活著的人知道「高崗事件」的人只有我、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幾年，就高崗問題我給中央寫過信。但沒有任何回音，中央對我的信是什麼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寫信，最後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寫的，都沒有答覆。
《黨的文獻》雜誌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連續刊載了楊尚昆「回憶高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這文章有不實之處，有可疑之處。我給編輯部打過電話，提過意見。他們說要來看我，當面談。我同意他們來，兩三個月了，一直沒有來。楊尚昆當時是中央副秘書長，他是有資格說清楚的。這裡面涉及毛、劉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很複雜。
「高崗事件」涉及習仲勛和西北局一大批幹部，小說《劉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崗事件」相聯的。所以，「高崗事件」影響非常大，不僅影響中央幹部，也影響西北幹部，不僅在黨內有影響，在社會上也有很大影響。所以我向中央寫信。
高崗進京以後中央對他的態度有四個過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視，即觀察;第三是懷疑;第四是決心行動。
因高崗和劉志丹建立了陝北根據地，使中央紅軍長征後有了落腳點，所以中央到陝北後很器重他，讓他當西北局書記。在這個崗位上他執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陝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國發展的出發點。兩點論：落腳點，出發點。
1946年，作為西北局書記的高崗主動要求去東北。先到東北北滿分局，任副書記兼軍區司令員。陳雲任書記。陳雲讓高崗當書記，高崗執意不肯。兩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滿根據地，使東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在這個過程中高崗起了重要作用。從1946年到1948年，東北工作進展很快。1946年，東北局改組，林彪當書記，彭真當副書記，林彪在前方，高崗在後方(陳雲到遼東去了，羅榮桓有病，高崗主持工作)。新的東北局執行了中央方針，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由10萬大軍發展到百萬大軍。林彪率軍入關以後，高崗為東北局書記兼東北軍區司令員、政委、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據說是林彪經過西柏坡時向中央推薦高崗的。
高崗積極主張抗美援朝。他在東北主持工作時，承擔了抗美援朝的後勤任務。所以彭德懷說：要說給軍功章的話，後方有洪學智和高崗。
在1952年進京以前，中央對他的器重，不是他個人鑽營，不是搞權術的結果，而是由於勤勤懇懇的工作，在西北、東北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聲，東北的經濟建設全面展開，全國也開始搞建設。中央成立計劃經濟委員會，調高崗任計委主席。當時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那時的計委不是現在的計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區的一把手都是計委委員。彭真、馬洪、安志文是專職委員，後來從河南調張璽任常務專職委員，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崗將到北京時，毛主席給高崗發了兩份電報，問高崗什麼時候到京，他好派車去接他。這是很少有的情況。高崗一下火車就被接到東北駐京辦事處(翠花灣，在西單六部口裡面)。《黨的文獻》上楊尚昆的文章說接到東交民巷，是不對的。楊尚昆肯定知道高崗被接到翠花灣，可見這篇文章不是楊尚昆寫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說現在的三里河的幼兒園當年是高崗的住處，不對。這個幼兒園原來是計委領導人辦公的地方。高崗、李富春、賈拓夫都在這裡辦公，但鄧子恢沒在這裡辦公。當時有一種說法：「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當時調進京的五個大局書記：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實際主持工作)，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書記是彭德懷)。高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崗到北京後就著手籌辦計委。計委的籌辦是高崗一手操持的。調幹部，選地點。同時他還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當時中央沒有常委，只有一個「中央小會」，高崗是參加「中央小會」的成員。他以什麼名義參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說他是書記處書記，不對。所謂「中央小會」是毛主席和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毛、劉、周、朱、董是經常參加的，鄧小平、陳雲、彭真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高崗是每次都參加的。
那時中央傳閱文件時，傳閱的順序是：毛、劉、周、朱、高，高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過年前後一段時間(半個月到一個月間)，周總理批給中央領導人參閱的文件時還批主席、高崗，把高崗排在主席之後。當時傳閱的東西很多，開始沒注意，後來還是我提醒高崗：這不行，很危險。高崗給總理打電話，叫總理千萬不要這麼寫。在高崗的再三要求下，總理才改了過來。
從當時辦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對高崗的器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室在中南海西樓。一層只有兩個人辦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崗。他們兩個人的辦公室在斜對面，中間隔一個會議室。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辦公室都在二樓。中央領導開會就在一樓會議室，他們開會時我就坐在高崗的辦公室，開會前，毛主席談笑聲聽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東西常給高崗看，聽取意見。我記得1953年春天，山東省委書記向明寫的報告(關於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鉛筆寫了很長的批示，第一個送給高崗看。後來以正式文件下發。這些都說明，高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逝世。中央討論誰去蘇聯參加悼念。開始提到讓高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崗還作了些準備，後來是讓總理去的。毛主席到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去悼念，高崗隨同毛主席去大使館。
很多事情表明，當時的高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蘇共中央通知我黨，派一個負責人去蘇聯聽取蘇共中央的一個緊急通報。中央討論結果讓高崗去。這個緊急通報的內容是「貝利亞事件」。高崗帶回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關貝利亞的資料，其中有貝利亞在史達林面前說中共中央壞話的情報。後來有人說，貝利亞說中共中央的這些壞話是高崗提供的，說蘇共中央把高崗出賣給毛澤東。這些說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貝利亞的這些壞話是高崗提供的，既然蘇共中央出賣高崗，為什麼要高崗帶回來呢?既然出賣高崗，高崗為什麼還要帶回來呢?
1953年二、三月間，劉少奇提出關於中共中央人員安排名單，劉起草，徵求高崗意見，高提了意見，認為這個名單只是人員安排，不解決實際問題。四、五月間，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有薄一波，沒有林彪，「有薄無林」。安子文這個名單怎麼送到主席那裡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讓機要秘書把這個名單直接送給高崗看，看後就帶了回去。事先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主席對安子文提的這個名單很不滿意。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批評安子文：一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這麼大的權力搞這麼一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主席說，這次到此為止，不許對外泄露。
高崗以為，安子文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對劉少奇不滿，他沒有聽從毛主席不外傳的交代，在與一些領導幹部個別交談中，講了這個名單問題，藉以攻擊劉少奇。由此高崗犯了一個錯誤。
總之，從1937年到1945年在陝北，從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東北，高崗做了工作，這是客觀事實。從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觀事實。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黨中央在對他器重、信任的同時也在注視他，考察他。這對於用幹部來說，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過年，高崗在家裡(東交民巷8號)召開了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計劃委員會議。在北京的計委委員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連朱老總也來了。我記得林彪因病沒來。會議從上午開到下午四點，中午飯也沒有吃，北京飯店送來一些小燒餅充飢。會議內容是聽取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我國「一五」計劃草案的意見，以及蘇聯對我們提供的資源和幫助。是宋劭文、白楊兩人介紹的。宋回國第二天就向高崗匯報，第三天就開這個會。在過年期間開這麼大的、這麼重要的會議，有點打破常規，從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說高崗雷厲風行，也有人說高崗標新立異。這些閒言碎語會傳到中央的。其實，這個會是經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崗不敢開這樣的會。這就是後來人們說的「過年會議」問題。
有一次學習蘇共19大馬林科夫的報告，學習蘇共中央關於經濟建設的報告。這次學習是毛主席親自主持的，每天都開會。計委內部也學習討論。我向高崗匯報，商業局長劉明夫寫的學習心得不錯，他講到商業庫存過多影響經濟建設。當時庫存有20多萬億(舊幣，合新幣20多億)。高崗很欣賞劉明夫寫的這個材料，在中央學習組上介紹了這一看法。毛主席聽了也很高興，說：好，就是要這麼學習，要聯繫實際。高崗沒有來得及說這是別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參加會議的人認為高崗沒有這麼高的水平，這肯定不是高崗的。毛主席表揚了高崗，還批評了商業部。這一下議論就來了：高崗沽名釣譽，拿別人的東西求表揚，以後這也成了一條罪狀。
關於東交民巷車水馬龍的問題。高崗住東交民巷，他家門口車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崗家門前車水馬龍，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崗主持計委工作，各地到北京來開財經會議的人，總要到他家來談些事;那時蘇聯出了「貝利亞事件」，有些人也來高崗家打聽蘇聯出了什麼問題，再加上5月份後每個周末東交民巷有舞會，來跳舞的領導人不少。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是事實，但不是高崗搞什麼名堂。
1953年3月，黨代會上，毛主席說，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況，頂了回去。什麼不正常情況?他沒說。我想，在這一段時間內，所謂「頂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崗有一次對主席講，有些同志對劉少奇有意見。毛說：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見你要制止，有意見可以對劉少奇當面講。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單問題。安子文的名單(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毛讓機要秘書給高看，高沒有發表意見。按正常情況，高崗有意見會直接跟主席講的。實際上高崗對這個名單有意見。「有薄無林」，認為這個名單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劉少奇放的試探氣球。高崗沒有向主席講自己的意見，是不正常的。後來高崗問張三李四看到這個名單沒有，這也不正常。主席在會議結束時說：這事到此為止，不要外傳，不要泄露。高崗泄露了，這是錯誤。但是，後來說這個名單與高崗有關，不對。在毛主席的機要秘書給高崗看以前，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安子文的名單「有薄無林」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林彪那時身體不好，已經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實際是鄧子恢負責。高崗認為劉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劉少奇曾拿出過一份中央領導人分工的名單，毛主席批評的不是這個名單。
關於財經會議。中央財經會議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開的，開了一個半月。主席說：財經會議是我主持，我召開的。雖然我不參加，但說財經會議另有後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後台，我就是司令。這個會議批了薄一波。財經會議結束了，毛召集各大區領導人談話，東北局找了高崗、張明遠談話。要他們謙虛謹慎，要團結虛心，各大局各有特點，東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條件。其他大局也有優點。這次談話是有針對性的正面教育。這次談話中還說：「有人告訴我大權旁落，政權、財權、黨權都在別人手裡。這種說法不對。共產黨就是這一個司令部，再沒有別的司令部。」這裡說的另外一個司令部不是指東交民巷8號。那時說是黨權、政權、財權都落在當年白區工作的人手裡。當時財權由薄一波掌握，組織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們都是在白區工作的，都是劉少奇所屬的幹部，不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毛主席告訴高崗，「大權旁落」是譚震林對他說的。毛主席說，這個說法不對，我們黨就是一個黨，沒有白區黨、根據地黨。毛主席對高崗講這些，是提醒高崗。張明遠走了之後毛又讓高崗留下來說：譚震林「大權旁落」的話是錯誤的，但也反映了一個事實。
還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人們的猜疑。在財經會議後期，高崗和軍隊地方一些領導幹部一起去看望林彪。當時林彪在西山養病。高崗事先沒有跟毛主席和中央講，事後也沒有向中央和主席報告。十幾位高級幹部，有的是參加財經會議的領導幹部，有的是軍隊的領導幹部，浩浩蕩蕩地去林彪那裡，引起了毛主席和其他人的猜疑。當時衛生部向中央打了報告，說林彪怕風、怕光，怕人打擾。所以看林彪的人很少，現在這麼多人一起去，當然會引起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視。人們會猜想，你們搞什麼名堂?你們是不是議論了財經會議?是不是議論了劉、薄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