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0日半夜，共產黨哈爾濱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在殘酷「鬥爭」後自縊身亡。
1966年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批鬥」後自縊身亡。
1968年，一位姓穆的黨員教師在酷刑後於關押中自縊身亡。
1968年，一位年近70歲的化學系李老師，在關押折磨中死亡。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在三次大圍剿中，職工、學生、工人，有跳樓的、有上吊的、有臥軌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蹤的，據說共死了十六人。
1966年3月南方已是鶯歌燕舞的春天，哈爾濱市的大地還冰封雪飄，太陽出來了，也是一點暖意沒有，人人見面小心翼翼，不說話，臉上一片迷茫，空氣緊張，因為文化大革命轉入了本單位。
哈爾濱師範學院黨委書記作了動員報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分子長期霸占著我們的講台。這種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散會出來，多數人垂頭喪氣，像霜打的茄子，我思想想不通，不管是誰，只要你黨委書記一句話，誰敢再站在講台上講課?不是你們叫上課的嗎?現在說人霸占、統治，良心何在?人格何在?道德何在?黨委把教師們都拋了出來，讓學生們貼大字報，點名批判。隨著形勢進一步惡化，姚文元炮製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漢奇他們既批判它們，又針對大字報的批判聯繫自己作自我批判，自我檢查。真是人人自危，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空氣緊張到極點。不久，莫名其妙地學生又造起黨委的反來，大字報說：「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右派分子拋出來，是轉移我們鬥爭的大方向，他們是牆上的皮，豆腐渣，一碰就倒，是一堆臭狗屎。我們的目標是要堅決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這些學生真是吃了豹子膽!他們那柔嫩的肩膀上能壓上多少斤的政治巨石?他們有多少青春黃金時節?勞改農場吞沒了多少赤子的才華?1957年的陰影還盤旋在我的腦際，受冤屈、受歧視、受污辱的情感還在我心靈深處時時作痛，舊瘡未愈，漢奇又再次被批判，受辱、受屈又增添了新瘡。我日夜提心弔膽，心上像壓了幾百斤的鐵塊，同事們見了我，臉上像掛了霜、封了凍。
因為我們不知道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給宋碩、陸平、彭佩雲貼大字報的事，只看到我們學院某些老師也參加到學生給領導貼大字報的行列，造反，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心裡煩悶之極，既擔心自己的愛人，又替這批人捏一把汗。「造黨委的反，這在當時中國人的心裡，無疑產生著巨大的震動。很多人對1957年的反右運動記憶猶新。」確是這樣的心情，學院就出現了兩派：「造反派」和「紅色赤衛隊」(造反派稱他們為「保皇派」)。也有膽小怕事的，一時看不准風向的，稱為「觀鬥派」。出身不好的，有所謂這樣，那樣問題，都在「觀鬥派」之列。於是，出現了這樣局面，一派造反，一派保，學院到處門上、牆上、地上是大字報，搭席棚也不夠用，最後用繩子系在兩面樹上，往繩上掛大字報。造反派貼了，保皇派用大字報覆蓋，反之，一樣。校院裡五顏六色的碎紙隨風飄，哪兒都是烏煙瘴氣，亂七八糟。學生、老師一堆堆，一塊塊，辯呀，駁斥呀，辯得唇乾舌燥不休息，圍觀的人還勁頭十足，站幾個鐘頭腿不酸，坐山觀虎鬥，在背後人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平時，禮堂開會，讓我和「右派學生」、「反革命」在館裡工作，就因為我是「右派」老婆。一天禮堂開會讓我去了，大致內容說，有壞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毛主席號召的文化大革命，造黨的反等等(詳細記不清了)。散會一出禮堂大門，還沒下台階，第一眼就看到一篇好幾米長的大字報，報頭畫了一條醜陋不堪的大毒蛇，從禮堂大門平台到台階下面，一直鋪出去好多米長。大字報是貼政治系一位黨員老師的。當時我的頭「嗡」的一下，幾乎暈過去。我為漢奇擔憂。雖然大字報罵他是臭狗屎，但他是我的愛人、孩子的父親，他沒有罪而在受罪，我害怕形勢越壞，對他越不利。我沒有心思看大字報就回家了。到家全身疲軟，心情再次像塊鉛，整夜整夜不能睡著，飯量本來不大，此時就更吃不下。白天還要上班，強打精神天天看「革命派」的臉色，領導的臉色。
那位政治系造反老師被畫成一條大毒蛇，是「鑽進黨內的野心家……」第一個被「開刀」後，忽然造反派的大字報少了，沒有了，校園裡一下子變得樹葉掉下來都嫌聲音大了。原來師院駐進了「工作組」，凡是造反積極的就是右派。前階段貼的所有大字報全被撕掉，剩下那些殘碎的紙片，在風中淒涼地飄蕩著，整個學院像一個廟觀，校園裡看不到幾個人去走動，造反派都在宿舍里寫檢查，有的涕淚滂沱，有的悔恨萬分，也有的不服氣。「紅色赤衛隊」正好相反，止不住滿臉喜色，罵我們「保皇派」，就是保對了，就是不能造黨委的反。大概過了一個月左右，「工作組」又神出鬼沒地撤走了。忽然大字報又出現了，寫著要「工作組」陶某來校檢查，貼出：「鎮壓革命群眾沒有好下場……」後來陶某果然到學院來檢討。因為大字報越來越多，呼聲越來越高。
此時學院辦起了「勞改隊」，漢奇和被拋出來的教師一起勞動改造。他們被定名為「黑幫分子。」
6月1日，領導通知，晚上有重要廣播，家中有無線電可以在家聽，沒有的則集中聽。於是一個教工食堂、三個學生食堂、一個二層大禮堂全坐滿了。此時，漢奇不能回家住。我心情沉重，思緒萬千，又害怕，在家也無心聽這個重要廣播。第二天一上班，我們就學習《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文章，以及昨晚向全國廣播的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人民日報》還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中號召革命派「無條件地接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堅決予以「鬥爭」，「徹底摧毀」。《人民日報》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號召人們「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文章出來以後，哈師院的造反派貼領導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像潮水般湧來。紅色赤衛隊的大字報少了，心中雖是不服，又沒有底、茫茫何處是彼岸?
1966年8月5日，報紙登載毛澤東在中南海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報導毛澤東接見學生的情況。毛澤東的大字報一出來，真是「一石擊起千重浪」，也點燃了一把天火，全國青年學生沸騰起來了。報紙上連連登什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等。
像潮水一樣的大字報「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造反有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鋪天蓋地在一片大字報、口號聲中，我校的造反派奪了黨委的權。院黨委書記、黨辦主任，院長助理一千人都被揪出來示眾，在禮堂開大會批判鬥爭，臉和手都要自己塗上墨汁，黑臉黑爪子，腰裡扎一條草繩，草繩在身後長長地拖著，名曰：狐狸尾巴。戴高帽、大彎腰、掛牌子、剃陰陽頭……。黑幫陪鬥中有漢奇。
8月30日下午1時，我出門去上班，看見一輛小轎車停在二幢黨委書記門前，親眼看見他下車進門，後面拖著一條長長的草繩尾巴，臉和雙手黑黑。就是這天半夜裡有人敲我家門，我心驚膽顫地問是誰?原來一人問吳醫生是否住在這裡?我未開門告訴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剛出門，有人告訴我：黨委書記——一把手在廚房吊死了!我心裡一震，昨天半夜裡敲我家門問醫生原來就為他。昨天上午他被揪到八區與省市的領導一同從早晨挨鬥到下午。他曾講過「士可殺，不可辱」的話，所以他走上了這條寧可死不可辱的道路，他是我校文革開始以來第一個犧牲品。
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吊死了。他被拋出來以後，批、鬥、游不算，抄家時發現，他家掛的毛澤東像的框架裡面墊了一張小孩畫的動物，這還得了，紅衛兵說他把偉大領袖比作動物，「罪該萬死」!在批、鬥、游聲中加上了打罵聲，家中妻子兒女與他劃清了界線，批鬥回家沒有人給他做飯吃，自己又不會做，絕望中，做了文革祭壇上的第二個犧牲品。
為了證明白已是真正保衛毛主席的革命派、紅色接班人，在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摘帽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形左實右的路線下，師院附中的老師也被揪到禮堂批鬥、掛牌子。我第一次看到女老師剃陰陽頭站在台上示眾。漢奇及其他「牛鬼蛇神」關在歷史系一間教室里，門楣上大書「狗洞」二字，這些人進出，不許用腳走，要四肢著地爬，因為他們不是人，是狗。藝術系老師從三樓爬到一樓，從一樓爬到三樓。這麼污辱人、折磨人!我一生從沒有看到或聽到人的尊嚴、人格被侮辱到這種地步!
一星期漢奇回家一次，拿了換洗衣服馬上回去，不准在家過夜，每次回來，我總問他怎麼樣?他也總說：「很好，你放心吧。」一次他回來，坐在沙發上問我：你摸摸我的脈搏，是否跳跳停停?我把一會，是有停跳，我說：你心難受吧?他說，沒有，很好，我只是確定一下是否有停跳。他年近60歲，但以往沒有高血壓、心臟病。當時，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相信了他。其實他在半年多時間裡挨批鬥、辱罵、擔驚受怕，在焦慮、折磨中已經得了心臟病——心臟早搏。在歷史系裡鬥他，學生打他。一個姓張的無恥學生因上課時老說話，漢奇批評過他，這時就報私怨，用銅頭皮帶抽打他。一個姓吳的無恥學生，人家說他冬季戴皮帽的樣子學曹漢奇(皮帽雙耳扇沿耳朵折到背後一結，比散開在風中一扇一扇要好看些，耳朵也保暖些)，為了劃清界線，狠打漢奇，還讓他在操場上跑圓圈直到暈倒。當時我不敢打聽他的消息，以上這些情況他不告訴我，都是別人後來告訴我的，我怕他難過，也避而不提。
我為漢奇心疼、擔憂、氣憤、不平，我覺得這些污辱人的人沒有心肝，是野獸、是獸性發作。由於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覺、吃不下飯，每天還得到班上去。1966年10月間一次在班上，我心臟忽然狂跳不止，非常恐怖，下身排出熱氣，要拉肚，別人送我到醫務室開了點藥吃了後好了些，過了幾天在班上又犯了此病，醫生說我得了嚴重神經官能症，給我開了鎮靜藥水，後來改吃「冬眠靈」，開了休假條。回家後，我想著白天還看到的黨委書記，夜裡就吊死了，耳邊就老響著一個聲音，要我試試看(上吊)。漢奇回家，我把這情況告訴了他，把他嚇壞了!這時大兒在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了，他要出去串聯，一切都準備好了，漢奇不讓他走，與兩個弟弟輪流在家看住我。我病得很重，漢奇請假陪我到醫院去，在路上、在車上、在醫院，我總是低頭不能看人的臉，一看，我就要炸了似的糊塗，因為我老想著人的臉太醜惡了、靈魂太醜惡了。他們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似是而非，生搬硬套、造謠中傷、逼供信、刑訊、抄家、打罵、唱「鬼嚎歌」，唱畢，還要自己喊：「我有罪!我有罪!」還要喊自己的名字打倒自己，如：漢奇喊：「打到曹漢奇!打倒曹漢奇!」聽了第一聲，我不但低頭，緊閉雙眼，又用雙手指塞住耳朵，我真怕自己瘋了，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緒：「我不能瘋!」「我不能瘋!」「我瘋了，漢奇怎麼辦?三個孩子怎麼辦?他們還小!這家不完了嗎?」我就這樣天天自己和自己的胡思亂想鬥爭，真是痛苦極了!有一個時期，一次吃四片「安寧」，睡醒了又吃，吃了又睡，如此折騰了一個多月。
家窗外的一根電線桿上有個大喇叭，從早晨一直喊到深夜一二點鐘才停止。我十分需要安靜，但是一分鐘也不讓我休息。我躺在床上像念巫咒似的：「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不停地與喇叭抗爭似的念!念!念……這時我突然有種反抗的醒悟：一、我不能瘋，瘋了，家也完了!二、瘋了。讓人家笑話，我絕對不能讓人家看笑話!
我服了一年多「冬眠靈」，白天服四片「安寧」睡覺。我問醫生，「我嗓子眼裡總有一個東西堵著，不能透氣，我能不能瘋了?」醫生說：「你是典型的神經官能症，不會瘋的。」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老天知道(如果有天的話)，我是用了我全身所有的力量來跟我的胡思亂想、喇叭的嚎叫聲的鬥爭，才免於使自己步入瘋子的行列的。舉個小例：以前，我打什麼針、吃什麼藥，從來沒有顧慮過，病中拉肚，吃「綠黴素」，本來很簡單，一吞就完事，可是這次，我手托著兩片藥，從房間到廚房七八次問漢奇，吃了不要緊吧?(我病重期間，紅衛兵允許他在家一星期。)也從此以後，留下了個後遺症：什麼針都怕打，一聽要打針，全身緊張，發麻。
我從1966年10月病倒至1967年3月下旬到圖書館上班。上班前第一次照鏡子，發現烏黑的頭髮有了白髮。到圖書館，看到有解放軍駐進來。原來造反派在全國奪了各單位、各部門的權。1966年毛澤東臂帶紅袖章，以紅司令的的身份，八次接見紅衛兵，支持並激起了全國青年和群眾大串聯，北京的交通、住宿、吃飯等都成了嚴重問題，工人無心生產，農民無心種田，學生無心上課。造反派中，因意見分歧，都認為自己一派最正確、最革命，展開了派性鬥爭，發展到手拿棍棒，頭戴柳條帽、甚至動用槍炮打派杖，打死打傷都有，因此毛澤東派軍隊進駐各單位、各部門解決派性鬥爭。有的參加革命領導小組工作。名曰「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名稱謂「軍訓隊」或「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所謂軍訓，各系學生早操時間由解放軍帶領跑步;舉槍射擊訓練。圖書館的解放軍是一位長官，每天上午領著大家學習語錄和老三篇及報紙有關「文革」文章的社論。但不久，解放軍又不知為什麼撤走了。我這個「摘帽右派」不敢聞、問，在旁就像看變戲法一樣，眼花繚亂。
漢奇他們歷史系學生曾經貼出大字報指名罵八人為「八大怪」，他們不是人、是妖怪。這八人是曹、蘇、游、戚、周、孫、張、孫。都因這「八大怪」使哈師院歷史系在黑龍江省出了大名。哈師造反派第一個在學院辦起了一個政治監獄——「政管室」。把各系被拋出來的教師都關進政管室。這些人上午紅衛兵監督勞動，下午寫檢查、交待問題，晚上互相批鬥，紅衛兵在旁監督看熱鬧。
漢奇長期遭到打、罵、鬥、恐嚇，人格污辱，精神壓抑，心身都遭到極度摧殘，身體垮了。一次兩人抬四連木椅，走到半路不行了，只好停下來，跪在地上大喘氣，心臟狂跳，幾乎要從口腔蹦出來。就這樣子，回到政管室，還遭到批判，寫檢查，如何對待勞動態度，如何從勞動中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下午名謂學習，根據需要，隨時隨地就會遭到批判。個人歷史翻過來倒過去地交待、認罪、批判，一遍一遍地交待社會關係。
在那個黑暗的恐怖時期，在惡劣的環境中，度日如年。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過去，春天的花朵，夏天的炎熱，秋天的夕陽，冬天的銀裝素裹，都好像沒有過著，沒有一點感覺，一切都視而不見，腦子裡，天天，每時每刻在只有階級鬥爭恐怖的這根弦里渾渾噩噩地把日子混過去了。29年後的今天。回顧那段日子，天天除了恐怖、害怕、緊張外，根本感覺不到外界的一切。
1968年四五月間，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在大禮堂召開了三次大圍剿會。造反派黃某和郭某(女)在台上對著麥克風聲嘶力竭地叫喊：「我警告你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的問題你心裡明白，我們也清楚，我們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就看你自己是否主動坦白?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矇混過關是過不了的。只有主動坦白交代一條生路。」「你們互相看看坐在你旁邊的人臉色是否變了?蒼白了，漲紅了，發黃了，我說他心裡有鬼!立刻把他揪出來示眾!」
在一片陰風慘慘的氣氛中，遮蓋了四五月最美的陽光。在俯拾皆是的階級敵人，階級鬥爭的時期，坐在禮堂的每個人都膽顫心驚，那裡還能想到春光明媚、鳥語花香呢?清理階級隊伍，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修正分子、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遺孽等。這些被揪出來的人統統清理到「政管室」里去。
造反派和保皇派原是兩派死對頭，造反派勝利後，在他們的「殺回馬槍」「反戈一擊有功」的感召聲中，有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邊，始終保皇一派改組為「捍聯總」。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兩派各指責對方隊伍不純。為了表示自己的隊伍是最革命、最純潔的隊伍，各方都把「不純」的人，不管年齡大小，都拋了出去，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五一六」分子，動搖分子，投誠分子等。一面表明白已是革命派，拼命清理「階級敵人」，一面表明白己是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打派仗。
「政管室」設在文史樓，現在那裡又私設一個監獄——隔離室。被隔離的人，都是被他們懷疑隱瞞了特務、國民黨員、歷史問題、地主等身份的人。要他們整天坐著交待歷史和解答各種提出來的問題，是「五一六」分子也被隔離交待問題。隔離室里有時說你交待問題不老實，也批判鬥爭。如果本部門要「提審」你了，要批鬥你了，給你掛上牌子，上面寫上你的罪名，由本部門人來領你去，審定了，批鬥完了，仍由人送你回隔離室。私設公堂完全像國民黨的正式衙門。
隔離室里的制度是：誰都不准說話，怕串聯，怕「訂攻守同盟」。有時，如喝水、上廁所，都要舉手「報告」，紅衛兵同意了，就可以站起來說事情，或走出去倒水。上廁所不能一人去，紅衛兵指定一人陪著去，說是怕「畏罪自殺」。家裡送來的物品都交給紅衛兵(不准探監)檢查過，由紅衛兵交給你。如是藥品，紅衛兵留下，按定量監督著給你吃，吃完要張嘴給他(她)看過，是否吞下了。晚上一個教室睡八九個人，不准閉燈，起床也要報告，指定人陪著上廁所。
政管室此時與剛成立時不一樣了。被政管人白天整天勞動，打掃公共衛生，掃廁所，到菜窖清理爛葉，到印刷廠迭頁等等。晚上交待問題，檢舉揭發、思想匯報、學語錄：《一切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一直搞到晚上11時，鬥爭開始了，二百多人圍攻一個人，拳打腳踢，嚎叫聲遠達數百米，似狼哭鬼嚎一般，聞者膽戰心驚，不寒而慄，被鬥人之屈辱、冤屈、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後勤一位工人，說是隱瞞了地主身份，在隔離時「不老實交待」，送到政管室，第二天回到隔離室，兩隻耳朵腫得像兩隻豬耳朵，都翻過來了，臉青一塊，紫一塊。有的人被鬥完以後，正精疲力盡，不讓睡覺，掛著牌子，懸空站一晚，不准靠牆，第二天照常讓出去勞動。
漢奇就在這個私設刑訊的地獄中關了兩年多。一次在食堂，我突然看到他眼鏡沒有了，滿臉腫脹，青里泛紫黑，我的心像刀割、針刺，滿眶熱淚強忍著不敢讓它落下來，因為幾個紅衛兵在看我，我趕快掉轉頭不敢再看我的親人了。事情是這樣：1938年我虛齡17歲，跟著大同學一起去鄉下參加抗日工作。我參加的團體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鎮的民眾團體「國魂社」(後來知道它是黨的地下團體，《國魂社史》現在還提到我的名字)。——由它派我到德清縣——也是群眾組織——提工隊工作。由於國民黨縣黨部的鉗制、阻撓，經費來源又缺乏，提工隊解散，我由國魂社派到農村教書。這一段歷史，工作時已交待清楚。在清理階級隊伍中，1968年5月18日。圖書館一個負責人到家對我說「院裡領導要和我談談」，我交待了大孩子幾句話就跟他去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在文史樓一樓東面是政管室，西面又辦起一個「隔離室」。)到了文史樓西面一間辦公室就再沒有回去，隔離了十個整月。我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據說漢奇檔案里不知被誰塞進一個什麼「特務組織里當處長」(真假不知道)，於是逼問他我們如何認識到如何聯繫，如何當特務，又如何結婚的。這根本是莫須有的事情。我們倆與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漢奇說我那時是17歲的學生參加抗日工作，是個民眾團體，唱的歌都是抗日的，什麼《在松花江上》、《延安頌》、《游擊隊之歌》、《義勇軍進行曲》等等。政管室頭頭——政治系學生叢××立刻劈頭蓋腦地打，罵他不老實交代。在懷疑一切，刑訊逼供的恐怖情況下，漢奇始終沒有承認。到晚上叢某組織了被政管的上百「犯人」圍攻來打漢奇。叢某說，先讓他站在凳子上，打死了我負責!於是把他從凳子上打倒在地，再讓他站上去，再打下來，最後站不起來了，一把抓起他的衣領，拎起來再打，——如此輪番打、踢不休，最後漢奇被打得口吐鮮血跪在地上喊：「毛主席救我!」「紅衛兵饒命!」
由於我參加抗日工作時年齡小，許多事情不知道，所以隔離十個月，一份證言也沒有打過，於1969年3月放我出來了。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在三次大圍剿中，職工、學生、工人，有跳樓的、有上吊的、有臥軌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蹤的，據說共死了十六人。隔離室和政管室兩大梯形教室都住得滿滿的，加上各種各樣學習班，全校揪出了「階級敵人」二三萬人。
所謂開「寬嚴大會」，群眾都坐在禮堂里，「階級敵人」一律在講台的地下室聽。一個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寬嚴大會上，宣布中文系一位王老師的罪行，他早時參加過共青團，又人了黨，後來又參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再後來參加了國民黨的一個特務組織。造反派頭頭在大會上說：論你罪行可以「判死刑」。
第二次寬嚴會上，頭頭說王××他不但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還積極檢舉揭發了別人的罪行，立刻在大會上宣布「從死刑改判為20年徒刑」。
第三次寬嚴大會，從20年徒刑到「當場釋放」。可以回家了。此時恰值冬季，頭頭在會上宣布：他立了大功，檢舉揭發了一千多人的叛徒，特務、國民黨員……等材料，為了嘉獎，「我們還派人到你家中幫助糊窗戶，發困難補助。」後來有人說，因為他的胡說，我國駐外一位使節被召回國來受審。在寬嚴大會上，每次都有一二個人被穿制服的人銬上手銬投進了監獄。典型的是生物系一位六十餘歲的王宗表老師，她是留學法國的。文革前可能與人談到過江青，文革中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三進三出監獄，在監獄裡冬天睡在水泥地上，全身浮腫，據說要槍斃她，因為上報到她參加的一個民主黨派，沒有批准，撿了一條性命。放出來後，我親眼見她手拿一根拖布棍當拐仗，蓬頭赤腳穿雙破鞋，顫顫巍巍拖著雙腳移動，樣子真像祥林嫂在風雪之中的那段場景。後來平反，病死在北京。
到1969年冬政管室撤消後，姓王的檢舉揭發的人全部材料推翻了。我曾問過一位「專案」人員：姓王的真的檢舉揭發了一千多人?他笑著回答：「沒有。大概有五六百人。因為他參加過共青團、入了黨，又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認識的人很多，而且記憶力特好。」我又問：「他揭發這些人真的都有問題嗎?」答：「哪裡，他全推翻了。我們一趟一趟到他家去問他，當對他怎麼檢舉這些人，現在怎麼又推翻了?他說是被逼出來的。」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的「成績」。
我被隔離審查十個月，1968年5月18日～1969年3月下旬在隔離室時，發現崇拜毛澤東的許多新舉措到了瘋狂的地步。首先是不管在何種場合下，哪怕兩三個人談話，都要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邊喊，一邊手捧「紅寶書」(毛澤東文章中摘下的短句，或一篇文章，匯成的一本小書，俗稱「語錄本」又稱「紅寶書」)。舉起來晃三下;打電話，拿起話筒，第一聲雙方都需要喊一聲「毛主席萬歲」才能說話;跳「忠」字舞，大家圍成一個圓圈轉，嘴裡唱歌頌毛的功績的歌，同時手舉語錄本，頭抬起來望著語錄本上毛的頭像，唱到「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抬頭仰望天空的太陽。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不論時間地點、場合，只要說跳「忠」字舞，大家都得圍攏來跳。跳不跳，是對毛忠不忠的問題。我剛出隔離室不會跳，也只好跟著轉圈。這個「忠」字舞影響可大啦，不管街道、廣場、車站、碼頭、田間、地頭、飯前、飯後、白天、晚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看到這種不倫不類的狂舞。因為誰也不願被人加以對毛澤東不忠的罪名。大字報、小字報、傳單、讀報，凡是不小心寫錯一個字，或讀錯一個字，如「無產階級」寫錯或讀錯成「資產階級」就被視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誰不跳「忠」字舞，就是反對毛澤東，更是罪上加罪。
「早請示，晚匯報」：每天一上班，由單位造反派一把手帶著大家面對毛澤東像起立，手捧「紅寶書」，他說句，大家跟著他原話說一句，例如要開會的內容啦，工作啦，讀報啦。實在沒有話可匯報，也要說幾句：我們跟著你老人家革一輩子命啦，永遠忠於你啦，誓死保衛你老人家啦，使紅色江山永不變啦等等。下班前也照樣重演一遍。有的人，在家中也要領著全家立在像前作早請示，晚匯報，這是對毛澤東最最忠心的了。更可笑的是，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在吃前，先盛一碗米飯或饅頭、餃子裝在碗裡供在毛澤東像前。我發現這個情況，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是對毛澤東的活祭嗎?我認為這不是忠於毛澤東的舉動。誰都知道，中國老百姓除供佛供神仙外，只有死了人，供靈台時才一日三餐把吃的東西只盛一碗供上，子女表示孝心，平輩表示思念不忘。而一個活人要是知道了，迷信說法是「倒霉的」。可是中國這個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個對個人崇拜到了瘋狂，迷信達到頂點時，就出現了這種可悲、可笑、可嫌、庸俗不堪的事。而且這種瘋狂、迷信遍及到窮鄉僻壤，誰也不敢出來阻止。我在家中，沒有什麼可「早請示，晚匯報」的，也沒有供奉。那時我想，如果我真正這樣做，倒是對毛澤東最大的不尊。
再來談談政管室。它每到深夜11時後開始批鬥，一百多人圍住某一個被鬥的人，拳打腳踢，推來搡去，耳光連連。打倒在地，一把拎起來再打，直到打傷，打趴。外語系一位老師被當場打鬥而死。每天都能看到幾個被打得鼻青臉腫的人出來勞動。罰站、罰跪在毛澤東像前，請罪、反省那是最輕的了。
「革命」兩派分化，所謂一派「站錯隊」的，輕者則進「學習班」，那裡也有批鬥的。如果逃跑，一旦被抓住了，不得了，一位姓穆的黨員教師上吊自殺了，據說他愛人清理他的屍體時，發現內褲全是血。又聽人告訴我，另一派在他生殖器上動非人刑罰。
早餐、午飯、晚飯，教工食堂先讓群眾吃完了，然後這三四百牛鬼蛇神分幾列排著長長的隊去食堂吃飯。一進食堂，先向毛澤東像前彎腰自報罪名，請求寬恕，然後才能買飯。主食只准吃高粱米和苞米茬子，大米飯不准吃，菜只能吃鹹菜、白菜幫子，一日三餐天天如此。
一次一個勞動小組來晚了，粗糧已賣完，炊事員就讓他們吃包子，他們不敢，炊事員只好把鍋底、盆底刮出來的給了他們，其中一個姓周的教師吃了包子，回去向組長(也是牛鬼蛇神)一匯報，就挨了批鬥。第二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時間，讓他胸前掛一塊大牌子，站在最高的凳子上示眾，自報嘴饞請罪，還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被政管人勞動，是編小組的，由造反派指定其中一人負責當組長，回來向頭頭匯報一天勞動情況，誰勞動好，誰勞動不好。所謂勞動不賣力的，先向毛澤東像請罪，晚上再批鬥，因為他不老實認罪，不好好改造，有抗拒情緒。
政管室里百分之九十是各系老師，百分之十有「走資派」、工人、站錯隊的。這些人在鬥別人時，有的人不忍用力打人，因不動手不行，頭上有人監督著。少數的為了「表現好」，為了「早日解放」，為了「立功贖罪」，成了野獸，前面「嘴饞」的那位，就是打手之一，真是一句俗話：「同類相殘」。所有打死、打傷、打殘、留下後遺症的，都是這些打手的「功績」。
政管室的叢××，本是政治系學生，長得又高又大，非常結實的一個人，先是保皇派，後是造反派，所以讓他全權負責政管室這些「牛鬼蛇神」。起初，他還像個人樣，到「清理階級隊伍」時，他的樣子就不可一世，身披軍大衣，在風中一飄一飄地，你可看到他腰裡別著一把木殼槍，走路大搖大擺，後面跟了四五個小嘍羅造反派保鏢，真是醜態百出，他還自以為神氣十足，因為他有權，隨便可以打人、罵人。不管過去是他的領導還是他的老師。他打漢奇一巴掌，臉立刻腫起來，一拳就把他打到對面牆角去。政管室不知多少人被他打倒、打腫、打傷過。冬天，滴水成冰的嚴冬，一位年近70歲的化學系李老師，身患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腳腫得不能走路，尿屎都拉在棉褲里，臭不說，冬天一出去，褲襠凍成一個冰砣，把大腿跟都磨爛了。叢××在訓話時說，「我們這裡單治各種高血壓病」，不讓他回家治病。不久他就死了，死前躺在床上只是痛哭。有的人有病，挺不住，也不願到醫院去，去醫務室拿點藥對付。因為他們每人平時外衣上都別著一塊白布，布上寫明是什麼性質的「罪犯」，如「特務」、「歷史反革命」、「走資派」等，走在路上，乘車、到醫院，隨便什麼人，連小孩子都可以打他們，醫生一看這種人，也不好好看病，敷衍了事。
政管室里也是不准說話的，有事舉手報告，才能行動，他們白天勞動，晚上批鬥別人或自己;學習毛著或語錄結合自己寫批、罵自己的材料;勞動時，有什麼思想活動時，回來寫思想匯報材料，也要痛罵自己犯罪，又如何經過批鬥挽救了自己。還有就是寫檢舉、揭發別人的材料。寶貴的生命和時間，就在這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時期中流逝。
1968年七八月份，「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和「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哈師院。這年元旦，一位肥頭胖耳大腹便便營級軍官孫××，把隔離和政管室的人集中在一起訓話。他指著這些坐著的「犯人」說：「你們，嗯，我老實告訴你們，嗯，你們這些人之中(把手一舉一甩)，有的完全夠槍斃的資格!」(一面用手點來點去，走來走去。)接著又說：「你們之中極大部分可以判無期徒刑!嗯，可以這樣說吧，你們之中每個人都夠判刑的!所以沒有槍斃你們，判你們刑，坐牢，那是黨想挽救你們，對你們寬大，這就看你們自己認罪不認罪?是否徹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絲毫也不隱瞞，還要積極揭發檢舉別人，爭取立功贖罪，才能減輕你們的罪行，得到黨的寬大處理，如果你們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頑固到底，也可以，那就怨不得別人了。」真是一篇威脅、殺氣騰騰的元旦訓話。
我從農村插隊回校後，打聽這位軍官，他們告訴我這位保衛鋼鐵長城的軍官復員回山東老家了。臨走還從學校辦的鋼鐵工廠拉了一車皮鋼材、木料，回老家去蓋新房子，享清福了。不久，又聽說他得了腦中風。癱瘓在床上了。不知他還記起元旦使「罪人」膽戰心驚的講話否?
1969年10月13日，林彪作出「關於加強戒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稱「第一個號令」，簡稱「一號令」。哈爾濱師範學院不管是「解放」出來的幹部、群眾，還是「解放」了的牛鬼蛇神，都學習「一號令」，主要學備戰需要，城市人口要疏散到農村去。不久，聽說那些「走資派」幹部到「五七」幹校去了。那些有各種各樣「歷史問題」的，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通過體力勞動，轉變立場，改造自己的反動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為了把這些人全部趕到農村去，不管毛澤東批示的「除老、弱、病、殘者外」……想出一招，讓那些「造反派」、「捍聯總」頭頭做動員工作，讓那些「革命」群眾對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一個對一個動員，名稱叫「一幫一，一對紅」，幫人者是不用下鄉的。被幫者不下去不行。最惡劣的行為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兄弟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對方單位不想把此人下放，還提出理由不能下去的，我們學院有的人竟找到對方單位向那裡的領導人做說服工作，使用了這種卑鄙手段，結果老、弱、病、殘沒有一個不下去的。
幫助我的對方原是一個圖書館部主任，捍聯總頭頭，兼專案組負責人，就因為我是江南人，平時就對東北的生活不習慣，何況下鄉呢。故想以勢壓我。而我卻在學習會上要大家表態時我說：「我不要『一幫一一對紅』，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倪美生也能活下去。」這是出乎大家預料的，那位要幫我的頭頭臉上露出很尷尬的樣子。可我心裡很得意，你不是要「幫我」嗎?我偏不要你幫。
當時，只要我肯下鄉，男方跟女方，女方跟男方，怎麼跟法都可以。還可以回老家去插隊。這使我心裡一動。我找圖書館姓張的工人師傅要求回江南舅舅家插隊，他不同意。說曹漢奇(我愛人，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改造好了，還可以教書。我一聽，氣不打一處來，我說：「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摘帽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還能教書嗎?我們願意一輩子在農村紮根，改造一輩子，永遠不會教書，也永遠不回城，所以才來要求到南方去。」說完，我就走了。不是我不禮貌，而是低頭太多了，再說他們決定好了，求也無用。
與此同時，「專案組」迅速給「有問題」的人做結論。有的暫時做不了結論的也趕他(她)們下鄉。
一天，歷史系把漢奇叫去，很晚才回家，垂頭喪氣地坐在床上一聲不吭，臉上有淚痕。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歷史系海××的專案組給他做了歷史結論：「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並且簽了字。當時我急了，埋怨他不應簽字，「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對我們孩子的一生不完了嗎?漢奇說：「我不肯簽字，求他們寬大，為了我孩子們的前途。」海××說：「你不簽字，我定你為『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對你的孩子更不利。你考慮吧!」就這樣，漢奇含著冤屈，流著悲痛的眼淚在威逼之下簽了字。我還能說什麼呢?
催促下鄉緊鑼密鼓，歷史系是到出魚、出大米的玉常縣營城子插隊。按理我得跟漢奇隨歷史系去。我想南方去不了，雖然男方可以跟女方去插隊，但整人的人是不會讓我們如願的。而歷史系那裡的某些失去人性的人，使我感到厭惡和害怕。我把情況分析給漢奇聽，要他跟我隨圖書館到雙城某文革公社興農大隊去插隊，他同意了。歷史系來人還是動員我們跟他們去，說那裡出大米，我是南方人喜歡吃大米，那裡還有魚，所以去那裡好。我對來人說，我們不去，不想再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漢奇跟我隨圖書館下去。這算是礙了他們，丟了他們的面子(就我們一家沒跟去)，想出了一個圈套，要漢奇辦一個手續，寫個不去玉常的申請。我知道沒有好事，堅決反對漢奇寫，我說對他們說明白了，用不著寫，何況有規定，男方可以隨女方下去。老實的漢奇不聽，寫了。結果系裡當眾宣布，曹漢奇，我們不讓他跟我們下去，他寫了個申請堅決要去，玉常、拉林有飛機場，他這種人能去嗎?我們不批准。從這麼一件小事，就可看出歷史系某些人的手法是多麼惡劣。我們幸虧沒有跟歷史系去。後來知道，下去的人，被公開宣布每個人的「歷史問題」，在大隊地頭批鬥，要貧下中農對他們監督勞動改造。甚至把家庭婦女也因丈夫關係拉出去批鬥，這種極左惡劣作風達到令人難於想像的地步。
1970年的11—12月到1971年的二三月份，在哈師院天天能看到用戰備汽車「飛亞特」拉著全家送到鄉下去。我也拿著補發的一部分工資買了三噸煤、一千斤木條、鐵爐子，等等。我們家家具不多，書可不少，還有一套線裝的二十四史，因為線裝書怕潮沒有東西裝它們，後來想到到商店去買柳條編的裝水果筐和裝煙的大紙盒。結果連筐帶盒裝了十七八箱。一天正在裝時，突然來了一個歷史系造反派學生，對漢奇說：你都下鄉了，不知道幾時回來，回來能不能教書也不知道，你的書都用不著了，送一些給我吧。我一聽就特別生氣，便冷嘲熱諷地對他說：這些書不能送你，它們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抄家焚燒的對象，送給你不是對你放毒嗎?他聽著也不說話，就是賴著不走，漢奇挑了一套大概有七八本的平裝書給他才走的。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我們家五個人，每人每月只13元生活費，我在隔離室不知道，還寄條要大兒子給我買點菸。大兒還按照我的習慣每月給外婆家寄十元錢，不久郵局退回來——此人死亡。1968年秋冬，大兒到寶清兵團，每月有了32元錢，他每月給兩個弟弟寄20元。他走，我們未見面，過後一個工人師傅告訴我，說他到兵團去了，這是組織上還信任我們，否則他去不了兵團，不讓我見面為我好，要安心好好改造。可我聽到這個消息怎麼也定不下心來，他去兵團被褥衣服怎麼辦?家中尚有一個14歲一個8歲的小孩無人照顧怎麼生活?我沒有外調，也沒有可交待、可揭發的材料，開會學習時面前攤開一本毛選就呆呆地坐著想孩子，日子一多，紅衛兵發現，就說我整天坐著，不用腦子想問題，說「你要那麼乾淨，就不用進隔離室了」。沒有辦法，硬著頭皮看毛選，寫思想匯報，一篇二篇……。紅衛兵又說了：你的思想匯報就像小學生寫的。我實在寫不出來，不寫了，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一天，隔離室的負責人告訴我：你兒子要和你們劃清界線到××農場去工作。我說：他不能去，他還未成年，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我不同意。可等我1969年3月出隔離室回家，只見門敞著，三兒孤零零一個人躺在床上睡著了，見我進來醒了。我問二哥呢?他說到××農場去了。他見我回來很高興，告訴我家中積存了好多豆油並拿給我看，我吃了一驚，問：「你們怎麼沒吃呢?」三兒流著眼淚說;「沒有錢買菜，每天就是醬油拌飯吃，鹽又黑又髒又粗，買的煤也是最便宜的，我不會燒，燒不著我就吃夾生的。」聽著兒子的話，我的眼淚像淌水似的流，心疼得說不出話，可憐的孩子們!我心裡大喊：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我的孩子犯了什麼罪?!要受到這種虐待。
不久二兒子回家一趟，我對他說，你這么小就到農場去，怎麼生活?你走了，弟弟這么小無人照顧，無人作伴，你知道不知道?他說是歷史系造反派硬把他的戶口遷出，趕他到農場。我問農場怎麼樣?是些什麼人?你做什麼工作?他說：是一個勞改農場，要他們看守勞改犯，勞改犯竟和他們講如何偷東西的故事。我一聽心裡馬上決定：決不能讓他再去。於是我就找有關方面，申請不能到那個農場去，我們不要這32元。回答只有插隊。後來二兒到通河縣依山公社依山大隊插隊。
1971年2月初，離過年還有四五天，二兒從插隊地回來過過年，碰上我們也要去插隊，我就帶著二兒、三兒在白天氣溫都在零下20多度的凜冽的西北風中坐上搬家車去雙城某文革公社興農大隊設籍。
節選自「遠方出版社」：《那個年代中的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