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6日，經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質學院在北航南操場召開數萬人的大會正式批鬥彭德懷
批鬥彭德懷問題，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紅旗和韓愛晶等人犯的主要錯誤之一。筆者認為，假如文革中沒有批鬥彭德懷這件事，韓愛晶等人的錯誤可能要小得多，起碼不至於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幾乎沒有一個單位的老幹部沒有挨過批鬥，也沒有一個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沒有批鬥過老幹部。包括劉少奇、賀龍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於被老紅衛兵、「聯動」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們理應當受到歷史的懲罰和良心的譴責。但歷史的事實是，批鬥彭德懷與批鬥別的老幹部就是不一樣，因為他叫彭德懷。因此，主要是由於批鬥過彭德懷，韓愛晶被判刑15年，王大賓被判刑八年。而那些濫殺無辜的老紅衛兵和參與迫害劉少奇、賀龍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筆者認為，文革中的韓愛晶實在是個複雜和矛盾的人物。
對於彭德懷本人，據我所知，北航紅旗頭頭和群眾中不少人對他是很同情的。
有一次，北航紅旗內部有兩個學生成立了一個反林彪的秘密組織「國際紅衛軍」，牽扯到革委會常委田東。此事非同小可，傳出去北航紅旗將有滅頂之災。韓愛晶例行公事，開革委會批評田東。田東很老實，如實地把對林彪的看法、懷疑說了出來，認為林彪象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評田東，韓愛晶當時沒有吭氣。
誰知後來韓愛晶對我們說：「我看田東的話有道理，中央的事難說。你們認為中央淨好人?陳伯達被江青逼得要自殺，你們知道嗎?」
1966年底的一天，韓愛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電話，通話內容大致如下：
「韓愛晶同志，現在有一個人過得很舒服，你們為什麼不派人去把他揪出來!」
「誰?」韓愛晶問。
「就是那個『海瑞』彭德懷嘛!」戚本禹神秘地說。
「彭德懷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麼意思?」
「彭德懷現在很不老實，鬧翻案，不能讓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評我們怎麼辦?」說實話，韓愛晶當時就是這樣說的。
「紅衛兵小將嘛!這樣婆婆媽媽還行?你們的造反精神哪兒去了?你們不是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嗎?」
「那好吧，彭德懷現在哪兒?」
「在成都。具體在哪兒我也不清楚，你們可以通過四川省委的『黑幫』打聽一下。」
於是，韓愛晶等主要頭頭派了幾個精幹的學生，趕到了成都，在當地紅衛兵的協助下，到永興巷7號抓到了彭德懷。不料在去機場的路上，遇到了王大賓的「地院東方紅」的大隊人馬，因寡不敵眾，彭德懷被「地院東方紅」的人搶走了。彭德懷被押到北京後，先被拉到地質學院關了起來，後來周總理讓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懷送到西郊什坊院的軍營里「監護」了起來。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鬥彭德懷。
奉誰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歷史的事實是，批彭問題，作為中央文革總召集人的周總理也是點了頭的。
北航要批鬥彭德懷，革委會常委們開會研究過，決定先小範圍審問，再組織大會批鬥，會議的組織工作由五系革委會負責。這種事屬於「鬥、批、改」大事，由常委們親自抓，不歸我管，所以也沒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過。
我的組織保衛部辦公室在北航主樓二樓，緊靠樓梯，里外套間。由於裡面有臨時檔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進裡間。平時，個別常委常在我的辦公室找人談話。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發生在我辦公室里的歷史事實。
這天一早，我在辦公室里剛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有人突然來告訴我，一會兒衛戍區要把彭德懷送來，韓愛晶說先在我辦公室里等一會兒，再去會場。過了一會兒，兩個學生把彭德懷帶進了我的辦公室，記得其中有一個是女同學。
我讓彭德懷在我辦公桌對面坐了下來，給他倒了杯水。彭德懷看了我一眼，說了聲：「謝謝!」
我端祥著彭德懷，在此之前我從來見過他本人，只見他個子不高，身材粗壯，光頭，臉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皺紋。他一臉陰沉，毫無表情。令我吃驚的是，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無領囚衣。這就是說，他在衛戍區是以犯人身份被「監護」的。
憑我的膽量和身份，我忍不住開了口。我沒法稱呼他，又不願直呼他的名字，便說：「您身體還好吧?」
我實在記不清彭德懷是怎樣回答的了，是「還好，謝謝。」還是「老了，一身病。」記不清了，但他點頭對我表示了感謝。
我又問了一句：「知道是誰讓我們批判你的嗎?」
彭德懷看著我，說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們不懂。」就不講話了。
這時來人通知送彭德懷去會場，彭被押走了。我沒什麼事，便鎖上門，跟在後面向六系樓走去。我想去會場看看，雖然沒人讓我參加會議，但出於好奇，去看看還是可以的。學校里認識我的人很多。從主樓到六系樓很遠，路上有許多學生圍觀，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後面的緣故。
這次小型批鬥會(韓愛晶叫予審會)在北航六系樓一間教室里進行，由韓愛晶和王恆(北航原黨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主審，有關頭頭們和五系許多學生參加，但我趕到的時候，已擠不進去了。我便站在門口，蹺起腳觀看。這時，有人開始喊：「打倒彭德懷!」記不清是韓愛晶還是別人開始審問。
「彭德懷，你為什麼反毛主席?」
「我沒有反毛主席。」彭德懷說。
「那你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指的是誰?」這時，一些人高喊：「彭德懷老實交待!打倒彭德懷!」
我剛聽到這裡，後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頭，組織部的一個學生小聲地說：「你哥哥從山東來了，在辦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離開了會場，後邊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辦公室，一看是維坦六哥從老家來了。他是五哥戴維玉烈士的親弟弟，在家當小學校長。他問我幹什麼去了，我說學校正在批鬥彭德懷……
六哥一聽，瞪大了眼睛，大吃一驚地對我說：「什麼?彭德懷?彭德懷你們也敢鬥?我跟你說，維堤，這事你少干!家裡人聽說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讓我來看看你。你知道咱家裡鬧成什麼樣子了嗎?」六哥越說越有氣。我忙讓六哥喝水，向他簡單解釋了有關情況。
六哥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來，家鄉也鬧得厲害。縣委書記被批鬥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謂造反派組織，專鬥村幹部，當支書的四叔被打成走資派，天天挨批鬥，差點被打死，已經到濟南躲起來了，六哥本人也挨了鬥。最可氣的是，批鬥四叔時，我老祖母上去保護，被「造反派」們推下台去，摔破了頭。我老祖母在當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屬，無人敢動老人家一根毫毛!我聽到這些，頓時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趕回家去，殺了那些王八蛋，解救親人們。
六哥的來京，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我開始反思文革以來的許多事情。雖然我文革中有極左思想，但行動上往往偏右。對造反派我一直主張一分為二，有好有壞;對老幹部我認為可以批判，但不能隨便打倒，更不能武鬥打人;在大連我甚至支保擁軍鎮壓了「造反派」。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堅決擁護，是理論上的鐵桿造反派。我雖然沒有參與批鬥過任何一個老幹部，但也沒有理直氣壯地站出來保過多少老幹部。我總認為，我們是按毛主席的號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們的，不造反當保守派豈不對不起毛主席?我對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萬分強烈，用當時的話說，真是「高過喜馬拉雅山，深過太平洋」。我左右為難，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給自己立下了一條原則，任何情況下，決不參與批鬥老幹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幾天，掛記著家裡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讓我也儘快回老家一趟。
後來我才聽說，在7月19日的北航批鬥會上，有人打了彭德懷，韓愛晶也用拳頭捅了彭德懷一下，主要是別的學生打的。後來的許多文革書籍幾乎全部寫了這件事，並引用了一個衛戍區小戰士的話，說彭德懷被打的很厲害，連肋骨也被打斷了，頭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戰士的話有沒有水分，但彭德懷被韓愛晶和北航學生打了這是歷史的事實。這件事無論如何，是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錯誤和罪行。筆者認為，後來韓愛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狀就是這件事。
「719」預審會後沒幾天，經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質學院於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場又召開數萬人的大會正式批鬥彭德懷。萬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經作怪，突然決定非回山東老家看看不可。韓愛晶等人不同意我請假，說明天要在南操場開大會批鬥彭德懷、張聞天等「黑幫」，大會需要保衛，你不能走。我說你們常委分工批彭大會由五系負責，會場保衛工作保衛部有人協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於是我到學校商店給祖母買了幾包餅乾，就去了北京站。當時天安門廣場已人山人海，歡迎謝富治、王力從武漢勝利歸來的大會即將召開。十一路電車到東單走不動停了半天，我記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趕到了山東老家——山東省安丘縣景芝鎮大夫村，見到了老祖母和親友們。我把村裡的造反派們找來狠狠地罵了一頓，逼他們賠了禮，道了歉，承認了錯誤。
我的這次山東之行，躲過了一場大災難。7月26日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場聯合召開了批鬥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數萬人大會，會後遊街示眾。彭德懷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殘酷的折磨，心身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謝天謝地，這次北航「726」批彭大會，歷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現場」。
萬沒料到，事過多年之後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廠黨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紅頭文件――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知。這份文件點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會的總指揮，並要嚴肅處理我。
文革以來，中央專門下文件點名整一個青年學生，實在罕見。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寵若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