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著名導演米爾‧納得瑞在上海訪問時對記者說了這麼一段話，在網上引發熱議：
「審查制度是非常好的事情，就像你要進入這個房間必須得通過那扇門，但是進到房間後你就是自由的。20年前我拍電影的時候，不讓拍男人和女人。怎麼辦?那我們就拍攝兒童，所以在20年間伊朗的兒童電影非常非常成功。規則給了伊朗電影一個創新的機會。如果你是一個有能力、有知識的人，你就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表達。」
這話聽起來，很像是出自那些受益於防火牆的國內網際網路企業(如百度、騰訊、阿里等)，得了便宜還賣乖，免不了讓網友覺得噁心。但是細想起來，作為一個伊朗人這麼說也並非沒有道理。伊朗固然也有審查制度，但是和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審查標準的公開性問題。
根據這篇文章，伊朗的大部分針對電影內容的規定都是在公開的法律條款中可以查到的。很多規定確實也很荒謬，比如「男女之間不能說溫柔的話或者開玩笑」，或者「大鬍子男性沒有特殊理由不能作為反面人物」等等。但畢竟是一些非常容易理解的具體規定。相比之下，中國的審查標準則存在於各種紅頭文件甚至是審查者自身的腦子裡，拍電影的人無從了解。前段時間流傳過一些諸如「建國以後動物不能修煉成精」之類的說法，大概是體制內的人員忍不住爆料，但誰也沒有辦法判斷真假。
審查標準的公開和保密有著天壤之別。對伊朗的電影藝術家來說，他們只要看看法律條文，就能大概猜到自己手中的劇本能否通過審查，也就知道怎麼規避法律中禁止的那些東西。投資人也可以更放心的投資，因為在開拍之前他們就可以大致判斷電影能否上映。這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一直到一部電影拍完送審之前，沒有人能明確知道它的命運。投資人自然也就心裡打鼓，除非是票房感召力特別大的項目，很難下定決心去投資。我之前曾在出版行業混飯，由於不允許民營企業註冊出版社，民間的出版經營者通常是交給某國有出版社一筆管理費(俗稱書號費)，然後以該國有出版社的名義出版，自行銷售。這種模式的風險是很大的，我曾經歷過一本書已經印出來，出版社領導突然改變注意決定不給書號的恐怖事件，上萬本書差點報廢，只得臨時換出版社，臨時換封面和版權頁。連一個出版社內部的人都對一本書的政治風險有不同看法，可見這個審查制度有多神秘。
另舉一個例子。大學時我曾痴迷過一段時間的文學寫作，尤其喜歡寫劇本(可惜沒發表過)。有朋友把我介紹給一個導演，幫他修改一個不太成熟奧運題材的喜劇劇本。我一看那劇本差點崩潰，裡面負責搞笑、出洋相的全是底層百姓，體制內的運動員教練員全是偶像派、高大全、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我改的時候就把角色調換了一下，借鑑周星馳電影的風格，給社會地位高的人加入笑點，讓他們通過暴露偽善和猥瑣來製造喜劇效果;讓底層角色更飽滿，雖然也搞笑，但是面對重要選擇更有原則，甚至最後也抱得美人歸。那位導演並不反對我的修改，但是最終還是覺得政治風險太高沒有採納，我唯一一次商業化文學寫作也就告吹。當時覺得導演可能是過慮了，但是現在看來，他的擔心多半是準確的。你只要看看春晚那些小品(今年我一眼都沒敢看，怕被噁心到，只是看了網上吐槽)，就會發現他們的諷刺對像無一例外是社會地位低的弱勢群體。官員領導就不用說了，哪怕是稍微有點成功的高端人士，他們都不願意諷刺一句。雖然這些人本身未必會找他們麻煩，但是他們代表的「正能量」如果被攻擊，可能會讓當局不爽。
這也就是中國和伊朗審查制度的最大區別。面對公開的審查標準，創作者傾向於在當局接受範圍之內把尺度最大化，用那位伊朗導演的比喻，就是在房間裡面盡力施展自己的想像力。而面對隱蔽的審查標準，創作者則傾向於在市場接受的前提下把尺度最小化，以避免萬一被查禁帶來的巨大商業損失。試想一下，像表現兒童貧困問題的《小鞋子》這類伊朗電影，有可能在中國拍攝麼?中國貧困地區不乏兄弟姐妹輪流穿一雙鞋的現象，但是誰敢放在大屏幕上表現?僥倖通過審查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誰敢抱著僥倖心理去給這樣的劇本投資?
伊朗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宗教保守主義。他們可以嘗試從伊斯蘭教中為他們的審查條款尋找依據(雖然有時候也很牽強附會)。但是中共卻很難找到這樣的明確依據。傳統文化?但是鬼知道傳統文化是什麼，應該怎麼詮釋。「社會主義價值觀」?連社會主義都沒人搞得清是什麼，更別說價值觀了。一旦公布審查依據，公眾反而可以反向推理，猜到他們到底害怕什麼。於是，出現了小領導猜大領導想法，導演猜小領導想法的逐級尺度遞減機制，最後上映的電影無一不是索然無味。
所以，伊朗人也許可以在審查制度下拍出眾多好電影，但是用同樣的標準要求中國人就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了。審查制度未必能摧毀藝術，但是黑箱作業的審查制度絕對可以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