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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曝「左右」之爭 陳雲否決李瑞環分權鄧力群

—趙紫陽:陳雲阻止李瑞環分權鄧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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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全面掌權以來,大 力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這與以陳云為首的中共黨內保守派形成尖銳矛盾。趙紫陽與胡喬木、鄧力群作為鄧、陳兩派的代表更是明爭暗鬥。中共十三大前夕,黨內左派 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試圖扭轉不利局面。胡耀邦被迫下台, 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後,為避免與胡喬木、鄧力群的正面衝突,趙曾建議鄧小平將李瑞環從天津上調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但 「陳雲不同意,這件事沒有搞成。

陳雲鄧小平出席中共十三大閉幕式

三、說說胡喬木和鄧力群

下面再接著談談胡喬木、鄧力群的問題。

胡喬木、鄧力群在這次反自由化之前,處境並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鄧小平已經疏遠了胡喬木,很長時間不和他見面,胡幾次約見都沒有獲准。胡為此很感苦惱,曾找楊尚昆為他在鄧那裡疏通一下。鄧對鄧力群比較好一些,但也覺察到他喜歡搞左的那一套。鄧曾說過,鄧力群在北戴河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的時候提出的修改稿,雖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說過的話,但鄧力群是要將方向引導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談話時,鄧還重提了這件事。並說鄧力群這個人固執,是湖南騾子。

當時由於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在胡耀邦倡導下,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朱厚澤一再主張,在知識分子中間創造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因而知識界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個時期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條的勢力,處在一種孤立的地位,市場很小。但是耀邦一辭職,開展反自由化以後,他們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勝利者自居,要乘機發泄積壓在他們心裡的滿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主要忙於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事,對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很少參與,老實說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而且當時我對耀邦不大聽鄧小平的招呼也不以為然,認為對大局不利,對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中,我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胡喬木、鄧力群也沒有把我當作對手看待。儘管那個時期他們反對精神污染,並力圖擴大到經濟領域,我一直是反對的。在經濟領域我一直主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過問較少,與胡喬木、鄧力群沒有正面衝突。

但耀邦辭職,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要將反自由化降溫,進行得和緩一些,少傷些人,要極力保護改革開放。而胡喬木、鄧力群想要乘機大幹一場。這樣我和他們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把我作為主要對手。在3月間,我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217】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當時我覺得主管意識形態,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陳雲不同意,這件事沒有搞成。

以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因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但鄧力群主持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會這樣做,甚至會成為一種阻力。我當時說,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只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我正式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李銳【218】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鄧力群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象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我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鄧很快作出了鄧力群不再主持宣傳戰線工作的批示,並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的批語都說鄧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來了。

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職權的五人小組),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我當時建議由胡啟立接管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在那次會上也說了,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在籌備十三大人事時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見辦的。但由於當時改革開放的空氣濃厚,而鄧力群「左」的名聲在外;多年來與改革開放唱反調,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員的預選中,鄧力群就落選了。這一情況鄧小平知道後,表示要尊重選舉結果,這樣鄧力群也就進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團建議,把鄧力群改作顧問委員會候選人,以使他能當常委。結果他當選了中顧委委員。但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這次十三大選舉辦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給代表們一點民主權利,代表們就運用他們的權利,作出了這種抉擇。

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現在鄧力群下來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沒幹成的事我幹了。於是就把反對的目標指向了我。當時我沒有感到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影響。以後到1988年物價出了些問題,出現搶購、擠兌、通貨膨脹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對我的不滿,多方非難,甚至要換人。這與上面這些事情很有關係。

鄧力群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的關係非同一般,很得他們的器重和賞識。鄧力群在1980年通過他掌握的書記處研究室,大力宣傳陳雲的經濟思想和主張。其實我也認為陳雲同志過去在經濟工作上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由於他的掌握,經濟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他很多主張還是正確的,如大躍進、大煉鋼鐵,他表示反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很大成績;而且當時全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強調一大二公的時候,陳雲還是主張大計劃小自由,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後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他是有許多保留的。鄧力群在這個時候宣傳陳雲思想,很明顯地是用宣揚陳雲的經濟思想來抵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

前面我說過了,1987年我曾建議調李瑞環協助鄧力群管意識形態工作。陳雲當時沒有表示,經過一天考慮,他通過秘書告訴我: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我的意見。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談話,發表了所謂「責任重大,學點哲學」的這篇講話。這話是講給我聽的,由薄一波記錄轉給我。形式上要我學辯證法,實際上是對我的批評,認為我聽不得不同意見。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鄧力群這些人離開了宣傳戰線。

另一個就是那個時期,我在各種場合講了不少批評左的論調的話,特別是我在5月13日的講話時,對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論進行了批評。這些記錄稿印出來送給陳雲,陳雲不同意我說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蘇聯經濟模式,實際上是戰時經濟模式」。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後,陳雲又專門寫了批示:鄧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變。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過國務院五辦【220】,鄧力群就在五辦工作過,參與李先念的決策和文件的起草,實際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鄧力群又親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編輯出版的寫作班子。在傳閱鄧小平不讓鄧力群主持宣傳工作的批示時,李先念寫了「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的批語。

至於鄧力群和王震的關係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國初期,鄧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長。王震後來因為牧業合作化的冒進受到中央的批評【221】。鄧力群當時站在王震一邊,竭力維護他,從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222】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況說明,鄧力群的事發生後,老人們更加加深了對我的不滿是毫不奇怪的。

這前邊的一大段,主要講的是在十三大召開之前如何將大反自由化那樣一種氣氛,轉到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創造一種有利於召開十三大的氣氛。

四、籌備黨的十三大

下面,講講十二大的具體準備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政治報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報告的起草,耀邦在辭職以前就組織了一個班子。還未開始工作他就辭職了,工作也就停了下來。後來我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讓鮑彤也參加進去作為牽頭人,在我主持下開始工作。起草班子還是原來那些人,就加了鮑彤。

我於5月21日就如何草擬政治報告的設想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的理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任務。著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這個報告很快得到鄧的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由於以後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比較順利。

在起草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我想主要講一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其實不然。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了這樣的話;「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還處在初級階段」。但這兩次的論述,對這一論斷的含義內容,以及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各項政策的關係沒有論及。而當時的重點在於強調以下觀點:「毫無疑問,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所以這樣一段話是指明,即使是初級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我們就能夠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起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為了回答一部分人懷疑我國是不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有人在回顧反思過去我們黨多年來左傾錯誤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勝利後,是不是有條件搞社會主義;是不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以及我們國家現在能不能稱為社會主義?這個觀點當時就受到中央的批評。這個論斷主要是對這種思想而講的。所以以上兩次提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字,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後來到1986年9月,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公有制占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說,這一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和改革開放,和我們實行的政策聯繫起來了。但是,這個文件主要是講精神文明建設,對其它問題也沒有展開論述。在我的回憶中,上述三次提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字時,並沒有引起討論,公布之後也沒有引起注意,人們印象比較淡薄。

十三大政治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為報告中把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我自從1987年初組織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以來,就設想這個報告不僅要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為在我國之所以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找出理論根據,並且加以闡述。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項建設事業;顯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極大增強了國家的實力,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根據是什麼,一直缺乏很有說服力的說明;一直是廣大幹部和各方面人們關心的。一方面他們對改革開放竭力擁護,積極實行;另一方面,心裡並不踏實,擔心將來又發生方向路線問題。所以對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性,雖然在實踐上已被證明,還必須在理論上作出有力的說明。

幾年來實行這一套改革開放措施,說到底,就是對五十年代以來開始實行並日益強化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幾年來的改革實踐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否定和修正的正確和必要;證明了過去在中國按傳統社會主義原則,也就是蘇聯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性質的。這是一種左的失誤。只有從這種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實行與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個新提法。如上所說,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已經毫無爭論地、不知不覺地被接受下來了。現在只是把它作為從理論上闡述改革開放政策的依據,不會引起很大爭論,容易得到通過。

我的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約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我說:我們要重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可以從這一論斷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指導。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要展開論述(大意)。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在討論我5月13日講話稿時講的。隨後我正式布置給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理論依據。接著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組寫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給鄧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這個意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都有批示或電話,對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三個問題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或三中全會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並概括為口語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並寫入報告的。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了。這以後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也是1978年理論務虛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貫強調的。但過去沒有把這三條聯在一起,並作為黨的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的問題,記得在1986年起草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文件的時候,初稿上曾經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作為兩個方面寫的。當時給人這樣的印象三中全會路線只是改革開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見,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應該包括四個堅持在內。

最後在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我在小組召集人會上,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我說:總得要注意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視了另一方面。這是我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方面內容——的一個初步的表述。當時還沒有用「基本點」這個詞。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過年團拜會上的講話。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會見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時也講了相同的話。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

沒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宣部一個幹部叫盧之超,大概是理論局長吧,竟然布置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召開會議,研討兩個基本點的觀點,意思就是要批。

這股風颳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開的宣傳、理論、新聞、黨校會議上;此前還在中央書記處、五人小組討論我這個講話稿的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我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是基本原則,是治國之本;改革開放是總方針、總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如果說一個是綱,一個是目,實際上就是借反自由化來貶低改革開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如果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有四個堅持一個基本點,那麼還有什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因為四個堅持從來就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承了這個原則,同時增加了改革開放的新內容。我的這次講話重點是批判企圖以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來壓制、貶低改革開放。

經過我5月13日講話,攻擊兩個基本點的論調有所收斂。經過上述這些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才能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至於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首先和主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方面我另外專門再談,這裡只說一句。儘管鄧小平過去對中國領導體制的改革講過一些很好的話,而且在1986年他還強調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跡也不能有。在這一時期他接見外賓時也講了一些話,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制衡的痕跡。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辭職前,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幾個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當時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都主張鄧仍留在常委里為好。因為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鄧堅持認為:如果陳雲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李先念的國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員長這種格局在十三大不改變,那就是一種倒退,就是國外所說的「保守派的勝利」。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是1987年3月鄧同我一次談話時說的。但要求他們退下去,鄧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陳、李半退」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一開始的時候,陳雲、李先念、彭真都沒有表示接受這一方案。鄧就請薄一波在幾位老人中間往來穿梭,幾經周折,看來當時難度還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這樣,這個方案才被勉強地接受下來。

接著,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他們如何議論我不清楚,但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但從以後的情況看,有重大問題鄧還是得同陳雲、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陳雲)。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陳雲、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鄧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

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次在鄧家裡召開的五人小組會議上,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的人選也正式定下來。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組會之前一直是這個方案。後來由於各方面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在七人小組開會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224】有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匯報會上說,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紀雲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在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在十二大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選舉前夕,突然有人寫信說某候選人有問題。臨時怎麼查?只好放下。待把問題查清楚,什麼事也沒有,但選舉已經過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紀雲參加常委,這一手可以達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為五人的過程。

就在這次會上,確定由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提出要萬里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謙虛地說,他不懂法律。鄧說,可以學嘛,還可以找人幫。這件事定下來以後,鄧怕萬里當委員長有些人接受不了,因為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還專門找萬里談了次話,要他分別到一些老人家裡拜訪,作些自我批評,取得諒解。萬里這樣做了。

關於總理人選問題,很長時期定不下來,主要是人們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他過去搞技術、搞電力,對經濟接觸比較少,特別是經濟改革,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過一種考慮,讓姚依林搞,過渡兩年。因為姚依林對經濟比較熟,不少人對姚依林的印象不錯。但鄧沒接受,一是說姚身體不好,二是說姚工作面、知識面比較窄,過去主要搞財貿工作。當時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議來議去,就只好讓李鵬來擔任。由於李鵬對經濟工作不熟,對經濟改革完全沒有什麼接觸,所以當時鄧提出並確定,我當總書記後,仍要負責抓經濟工作,並且仍然由我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鄧還說過,李鵬形象不好,人家說他親蘇。因為他是留蘇學生。有一次他訪問歐洲,沒有請示,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順訪了蘇聯【225】,所以鄧認為他形象不好,親蘇。要李當總理後表表態,消除人們的懷疑。

這裡說一下,在醞釀總理人選時,是不是考慮過讓萬里來當總理?因為我任總理時,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務副總理。據我所知,在醞釀過程中沒有提出過要萬里接任總理。原因有兩條,一是萬里得罪人較多,首先七人小組就不會提出這個方案,七人小組裡不少人對他印象不好;二是鄧也不會提出他,因為他年紀大。鄧一直主張我不做總理後,找一個年輕一些的人來當總理。

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里牽頭,在耀邦領導下,有事首先向書記處請示匯報,耀邦直接抓,然後再到老人那裡去。這次是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226】、伍修權【227】、高揚參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組,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在耀邦辭職前,鄧沒有過問過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組成立後也沒有過問過。這大概是由於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為涉及幾位老人留退問題,所以鄧把它直接抓在手裡頭,通過七人小組貫徹他的想法。

耀邦辭職後,由五人小組代行常委的職權,五人小組同七人小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組代行常委職責,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組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甚至把中央平時的幹部調動權也抓了過去,說是他們要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現在的幹部調動、任命也與此有關。1987年因興安嶺森林大火林業部長被撤職【228】,要任命一個新的林業部長,但由於七人小組的干預沒有辦成。當時我出訪在外,家裡工作由萬里主持。萬里對此有意見,反映到鄧小平那兒。於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組會上,鄧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日常幹部調動仍然由書記處和國務院負責,七人小組不要干預。薄一波在會上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長,經常要組織部長宋平向他匯報,他有什麼意見就告訴宋平,要宋平去辦。薄一波說,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對各省、市、各部領導人進行考察,因此組織部在研究幹部調動時,要和他們商量。

在十三大召開前,他還通過宋平向我表示過一個意見:現在的七人小組,十三大以後最好還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以便協助中央把幹部工作搞好。本來七人小組是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現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後還要存在。很明顯,就是要把幹部管理長期控制在他們手裡,我當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轉告薄,還是按原來定下的,十三大以後七人小組就完成了任務。至於幹部管理方面如何發揮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議。薄的打算被我拒絕,對於他這樣一個十分喜歡攬權的人來說,心裡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積極從事反對我的活動,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172】「務虛」是毛澤東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胡耀邦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是1979年3月30日。

【173】「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時代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來,由於中共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文件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最高原則——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中共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制度。這種生活會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黨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消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這是毛澤東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毛澤東對中共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中共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面意思應該是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只是中共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歷史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于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方勵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187】「五人小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開前,臨時機構「五人小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組長趙紫陽,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

【188】用鄧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組」來取代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常委顯然是違反黨章的,但實際上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慣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史達林。實質上是絕對權力掌握在個人手中的一種表現。

【189】「團」是指「共青團」、「團派」是指出身於中國共青團的中共領導幹部圈子。除傳說中的相助提拔關係以外,沒有證據表明「團派」在黨內具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政治主張。

【190】王鶴壽(1909-1999):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191】指吳江所著《十年的路》。該書由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193】「七人小組」由鄧小平指定負責籌備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臨時機構。其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開始七人小組直接對鄧小平負責,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鄧小平年譜》下冊,第1167頁)。

【194】朱厚澤(1931-):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5】「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是中共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時的使用的習慣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197】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熊復(1915-1995):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199】「兩個凡是」是華國鋒主政時的口號。原句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現在1977年2月《人民日報》以及《紅旗》雜誌。

【200】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201】江流(1922-):山東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202】高揚(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3】張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204】劉賓雁(1905-2005):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導和報導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205】張顯揚(1936-):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史達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206】吳祖光(1917-2003):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208】蘇紹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5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209】孫長江(1934-):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210】指陳俊生的《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鮑彤的《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212】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213】梁步庭(1921-):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215】阮崇武(1933-):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216】張曙光(1922-2002):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17】李瑞環(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銳(1917-):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219】李銳《給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發表在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4月號。

【220】國務院第五辦公室,成立於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任務是協助總理和副總理協調財政、金融、商業等部門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會議,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主持了會議。會議宣布新疆分局書記王震犯了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次定改組中共新疆分局委員會,免去王震央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政委和財委主任職務。

【222】葉選寧(1931-):出生於香港。中共元老葉劍英次子。時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223】這裡的「七人」,指原來擬議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選,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

【224】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225】編者註:作者記憶有誤。李鵬違反外事紀律,不是擅自決定訪問蘇聯;而是擅自決定要隨行的一位副部長,單方面推遲早已通過外交途經商定的訪問某國的日程。

【226】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227】伍修權(1905-1997):湖北武漢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發生100萬公頃特大火災。林業部長楊鍾及副部長被撤職。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改革歷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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