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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木陳希同誇大軍警傷亡 篡改六四真相

——歷史真相與個人尊嚴——從「六四」死亡數字說起

1989年「六四事件」後,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官方新聞發布會稱,「只死了23位學生」。「六四」死多少人重要嗎?作者認為「非常重要」,因為「一個國家不管有多少人,對於他的父母、妻兒、親屬、朋友、熟人來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個體,都有不可輕視、不容踐踏的個人尊嚴。」

1989年5月18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進行絕食請願

“六四”打死了很多人,但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無人確知。我們目前可知的,官方數據有1989年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記者招待會的版本;6月19日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的版本;6月30日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報告的版本。

袁木說,解放軍官兵受傷5千多人,“一小撮為非作歹的暴徒和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傷兩千多人,“死亡情況初步統計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當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個大學的學生”。

李錫銘在《關於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情況的報告》中說:“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241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戒嚴部隊23人中,解放軍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約7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5千餘人,重傷的136名;市民約2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死亡的36名大學生,分別屬於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死亡6名,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各死亡3名,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餘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3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

按照統計學常規,後面的數據應該比前面的準確。陳希同的報告最晚出爐,距“平暴勝利”已近一月,當局有充足的調查統計時間,而且陳是代表政府向人大常委會作正式報告,他所提供的數據理應被視為“官方權威數據”。然而,奇怪的是,陳希同報告將“暴徒”砸車燒車的數量倒是統計得很詳細,精確到了“1280多輛”——比五千多、三千多的受傷人數精確太多,而且還按軍車、裝甲車、警車、公共電汽車、其他機動車作出了細緻分類,卻在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性方面一塌糊塗,比李錫銘的報告大為退步。除了“36名大學生”仍為確數之外,其餘死傷全部換成了約數:軍警死亡從23人變為“數十人”,非軍人死亡從218人變為“200餘人”,這相當令人費解。黑心礦主報告礦難人數也不至於如此敷衍馬虎。而且,陳希同也沒有像統計車輛損失那樣,按照“被暴徒打死的軍警人員”、“被暴徒打死的無辜平民”、“被軍警擊斃的罪有應得的暴徒”、“被軍警誤殺的圍觀群眾”、“其他被誤殺人員”等口徑進行細緻的分類統計,而這樣的分類統計對於澄清“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至關重要,乃必不可少。如果真有所謂“暴亂”,當局為什麼不把這些數據一條一條擺出來呢,陳希同腦子有病嗎?

袁、李、陳三個版本的官方數據均不可信,因為均有作假的嫌疑。他們把軍警受傷的人數說得太大,張口就是五千多、六千多,把車輛損失說得太細,不惜筆墨,繪聲繪色,這顯然是為了營造“暴亂”的氣氛。但是,把重裝上陣、槍彈開路的正規軍說得弱不禁風、一觸即傷,把手無寸鐵、至多只有磚頭木棍可持的“一小撮暴徒”說得威猛神武,未免太離譜了。

他們故意誇大軍警死亡人數,從袁木的“死傷的絕大多數是解放軍官兵”,到李錫銘的“死亡23人”,再到陳希同的“死亡數十人”,無非是希望人們產生暴亂很嚴重,軍隊是被迫自衛、迫不得已才開槍殺人的印象。結果當局自己打了自己的臉,中央軍委最後確認的“烈士”不是23人,也不是“數十人”,滿打滿算15人,包括一個多月以後才病死的,都封了“共和國衛士”。據吳仁華考證,這15人當中有病死的1人、被友軍誤殺的1人、車禍死亡的6人,都不應該算在“暴亂”的帳上。

他們一邊誇大軍人傷亡,另一邊瞞報平民被殺。之所以莫名其妙將李錫銘的確數變為陳希同的約數,顯然是作假心虛,怕把數字說得太實了容易穿幫;之所以“36名大學生”的死亡人數一直不變,沒有被改成“十多人”或“二三十人”,是因為他們擔心學生自治組織仍然擁有搜集和發布傷亡資料的能力。所以,我傾向於相信,36人的北京大學生死亡數字是“六四”官方數據中最有可能接近真實的數字。這說明了一個普遍有效的政治原理:擁有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監督機構,對於防止政府編瞎話騙人是多麼重要。

除了官方,“六四”死亡數字還有各種民間的、港台的、外媒的版本,說七八百上千者有之,說數以萬計者有之,說“堆屍成山”、“血流成河”、“不計其數”者亦有之。但遺憾的是,由於官方的封鎖,非官方版本的可靠性也大都很低,並不見得比官方版本更具可信性。

在陳希同的平暴報告之後,中共當局再未主動修訂、更新過“六四”死傷數據,雖然陳希同的報告是那麼浮皮潦草,完全不具備宣之於眾、存之於史的資格。但當局從此便以堅忍不拔的強硬態度,持續25年阻止海內外媒體、學者、非政府組織對“六四”進行獨立的調查研究,拒不允許前戒嚴部隊軍人、殺人者、前“暴徒”、受傷者、目擊者、知情者在國內公開發聲,提供任何可供進一步核查的有用信息。顯然,它希望“六四”真相永遠凍結,死亡人數永遠成謎。這有什麼道理呢?

公布真實準確的“六四”死亡數字,這本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哪怕不平反,也不能報假數。從技術上講,這不是一件難事,相反,虛報瞞報倒要複雜得多,因為殺人容易滅口難,何況是這麼一件舉世震驚的歷史大案。

官方絕秘檔案里應該會有精確到個位數的“六四”死傷者資料,但我們不敢奢望這些檔案會被主動公布。畢竟,我們至今也還不能確切知道“鎮壓反革命”殺死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多少人——雖然這些事情早已經時過境遷,現任的中共領導人並無個人責任可言。為了這些數字,左右兩派經常爭得面紅耳赤,但政府永遠無動於衷,仍然為了維護開國領袖的形象,為了黨和國家的面子,或者為了“紅二代”的不正當權利和利益而執著地封鎖相關檔案,不肯讓人民了解歷史的真相。我們甚至有理由擔心當局會非法銷毀某些重要的秘檔,原蘇東各國在共產黨政府垮台之前都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對於一個沒有法治觀念、沒有政治底線的權勢群體來說,做出這樣的惡行,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六四”死多少人重要嗎?當然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人的觀念里,死“200餘人”與死七八百人、兩三千人,只是數字大小,並無本質區別,似乎此事不值得認真追究。在他們眼裡,重要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東西,比如“定性”、“評價”什麼的,比如“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之類,比如“打倒”、“清算”、“正義”,等等。總之,他們認為“六四”是國家大事,不是個人小事,關注“六四”就應該高瞻遠矚,關注那些宏大、崇高、整體、形而上的東西,至於死了多少人,有一個八九不離十、大體上說得過去的數字也就夠了。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毛病了。什麼“南京大屠殺30萬”,“三大戰役殲敵150萬”,“四類分子3000萬”,沒有確數,更沒有名單,動輒以萬計。更有甚者,在那位不可一世的“開國領袖”那裡,殺人不必立法,死人不必計數,掰著指頭定一個百分比就可以了。他當真以為中國人是蝗蟲,是螻蟻?

一個國家不管有多少人,對於他的父母、妻兒、親屬、朋友、熟人來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個體,都有不可輕視、不容踐踏的個人尊嚴。可惜,“六四”25年了,迄今為止,唯有“天安門母親”群體搜集整理了一份202人的死難者名單,絕大多數死者有名有姓,有人證物證,可查可核,堪稱信史。於死者以及倖存者而言,這是無量的功德。

美國的越戰紀念碑鐫刻著那場戰爭全部57000多名陣亡美軍的姓名,不管他生前是什麼職位、什麼軍銜,不管他是什麼家庭出身、什麼族裔、什麼膚色,也不管他是怎麼死去的——有沒有像樣的“英雄事迹”、夠不夠得上“光榮犧牲”或“革命烈士”的級別,在紀念碑上,戰死者人人平等。越戰紀念碑拒絕渲染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或民族自豪感之類的東西,也不涉及對那場戰爭的政治與道德評價,某種意義上它是政治中立的:立一塊國家級的紀念碑,並不意味著國史對那場戰爭的頌揚或肯定。它如此簡捷,又如此專一,其唯一關注的,僅僅是那些被戰爭奪走的、曾經年輕鮮活的、一個一個美國公民的可貴生命——若不是為國戰死,他們本來是有機會幸福生活、長命百歲的。

越戰紀念碑由當時還很年輕的華裔林瓔女士設計,但除了設計者的名字之外,紀念碑沒有任何中國元素,它所體現的是純粹的美國特色。無差別地尊重每一個死難者的個人尊嚴,這是美國人民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典型方式。美國人紀念9·11的儀典沒有最高領導人“發表重要講話”、“各界代表深情緬懷”之類中國人所熟悉的重頭節目,而是由各人的親人逐一誦念逝者的名字。愛惜和尊重每一個美國公民的生命價值,或許,這就是美國人的愛國主義?

中國的情形完全相反。天安門廣場上巍然屹立的那塊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只出現了一個人的名字,那就是題寫碑名並以個人名義落款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人民英雄紀念碑所紀念的對象是“三年以來”(指“解放戰爭”)、“三十年以來”(指五四運動以來歷次內外戰爭)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指中英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內外戰爭),“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誰屬於這個英雄的行列,誰不配進入這個英雄行列?別說沒有具體的名單,連抽象的標準也不可能有。除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之外,這塊所謂“人民英雄紀念碑”與毛澤東之外任何一個的具體的個人都毫不相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樹碑勒石之際,那些不幸加入了中華民國國軍、沒有逃往台灣、當年曾英勇抗擊日寇且僥倖未死的抗戰老兵們,卻正在以“歷史反革命”、“階級敵人”的身份承受殘酷的政治虐待。不久之後,本應列入“人民英雄”行列的中共早期革命領袖瞿秋白(還連累其父母),辛亥革命元勛黎元洪、章太炎、徐錫麟、秋瑾等人均被掘墓拋屍,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著名歷史人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不僅墓園被毀,屍骸還被扒掉了衣服,或被曝晒數月,或被拖拉機拖著遊街,康有為的屍身竟被“砍頭”示眾。功業非凡的歷史人物尚且尊嚴盪盡,活在當朝當世的普通的個人,哪裡還有權利和尊嚴可言呢?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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