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4日下午，中共總理周恩來站在北京機場的凜冽寒風中等待著非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就在他前來中國的途中，加納發生了政變，他已經被推翻。政變幾個小時前剛剛發生，由中國派去接他的專機還在天上，所以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周恩來不但要向他通報這個壞消息，而且接下來要面臨如何接待和處理他的外交難題。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遭遇政變
1966年2月24日下午，中共總理周恩來站在北京機場的凜冽寒風中等待著非洲獨立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周恩來一生中接待過難以計數的外國領導人，其中不乏難以打交道的對手，但這一次的迎接卻非常特殊，因為恩克魯瑪不但不是對手，反而是非洲對中國最為友好的領導人，但就在他前來中國的途中，加納發生了政變，他已經被推翻。政變幾個小時前剛剛發生，由中國派去接他的專機還在天上，所以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周恩來不但要向他通報這個壞消息，而且接下來要面臨如何接待和處理他的外交難題。
恩克魯瑪抵達北京後，周恩來按慣例陪送到國賓館，一直到賓主雙方在會客室里坐下後，周恩來才語氣平緩地告訴他加納發生了政變，並遞上外國通訊社的電文。根據中國外交官的回憶，恩克魯瑪一開始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在翻閱電訊稿時「手在微顫，但仍強作鎮靜。一會兒說不記得柯圖卡(政變主謀)其人，一會兒又說柯圖卡不久前才由他一手提拔起來，應該可以信任。」他還懷疑這新聞會不會是西方為了推翻自己搞的宣傳。
當政變的傳聞被證實後，隨恩克魯瑪來訪的90人的龐大代表團很快土崩瓦解，沒有人願意和他一起組織流亡政府。加納駐中國使館也對西方記者表態，宣布效忠新政府。他派隨同出訪的外長去出席正在衣索比亞首都召開的非洲統一組織的會議，向世界表示自己仍然是加納的合法領導人，但此人一到倫敦機場轉機，就宣布和他脫離關係。到最後，留在恩克魯瑪身邊的基本沒有政府官員，都是他從自己老家部落和村子裡帶出來的親信隨從，對他的效忠多半是基於血緣和鄉情以及個人恩惠而非政治意義上的同事關係。
恩克魯瑪在北京留了四天，周恩來以禮相待，將他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幸虧他的朋友、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表示不但歡迎他去，而且願意待以國家元首之禮。於是2月28日，恩克魯瑪離開北京前往幾內亞。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加納，1977年在羅馬尼亞治病期間去世。
終身領袖和個人崇拜
恩克魯瑪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國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叫黃金海岸，加納是西非古代一個王國的名稱，獨立後用於國名。加納在恩克魯瑪領導下於1957年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成為大英國協一員，1960年脫離大英國協成立共和國。作為五十年代非洲反殖民主義運動高潮中第一個取得獨立的國家，加納在非洲現代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恩克魯瑪不但是加納獨立之父，而且曾經是非洲大陸的政治代表人物。
但這樣一個民族主義領袖，為什麼執政十年不到就被推翻，而且基本上沒有得到任何像樣的支持、連身邊的隨從都樹倒猢猻散呢?回顧恩克魯瑪短暫的執政歲月，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民族主義革命歷史的一些共同經驗和教訓，這就是他們在實現了國家獨立之後，出於對西方曾經殖民國家的抗拒，轉而投向共產主義陣營，模仿、照搬這些集權國家的模式，有些方面甚至有過之無不及，結果遭遇了和這些國家相同的後果。
在政治上，恩克魯瑪被推翻的重要原因是他深受蘇聯和中共當時極權的一套做法的影響，利用執政黨的地位不斷加強集權、行事獨斷、排斥異見甚至大搞個人崇拜，自我神化，在國內樹敵太多，最後連軍方和安全機構在他統治下都失去了安全感。
恩克魯瑪領導反殖鬥爭的政治組織是加納人民大會黨，獨立後事實上成為加納唯一的政黨。恩克魯瑪不但沒有把它轉變為在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活動的執政黨，反而擴張它的組織和功能，把它變成一個和國家政權融合的權力機構，用他的話來說：「黨就是國家，國家就是黨。」加納所有政府機構的各級官員都必須是這個黨的黨員，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必須是這個黨的分支。
他甚至要各個群眾組織把會員證和各自的旗幟都廢棄，統一使用人民大會黨的黨員證和黨旗。他比喻說「這就像一棵參天大樹」，「人民大會黨是根和主幹」，其他的組織從工會婦聯到學生會都是它的「分叉」。這等於是說黨成了國家和人民的源泉，完全顛倒了二者的關係。
後來，恩克魯瑪又明確說人民大會黨和政府的關係是前者創造後者，黨踞於國家之上，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又高踞於這個黨之上。他明確說：「我經常說黨是至高無上的，而當我說黨是至高無上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那就是我本人—所宣布的決定不受任何約束。」就在他把自己變成黨的化身的時候，1964年他宣布自己為加納終生總統，同時也是黨的終生總書記。
這樣一個黨和國家的關係、尤其是黨的領袖和黨的關係必然會通向個人崇拜。1961年他建立了「恩克魯瑪思想研究所」，規定黨的幹部都要到這個研究所來進修，他們對待黨的指導思想的態度必須表現出「對待宗教那樣的虔誠和熱情。」恩克魯瑪本人在出席這個研究所的第一次講座時竟然自己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義」，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個人崇拜史上還是很罕見的，至少被崇拜的領袖自己不會在公開場合提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意識形態。例如在朝鮮，每個人都說「金日成主體思想」，但金本人如果要提的話就會略去前一半，只提「主體思想」。
然而恩克魯瑪卻說：「黨已經規定了社會的目標，這就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和恩克魯瑪的思想。。。恩克魯瑪主義，真正的恩克魯瑪主義，必須和科學社會主義聯繫起來理解。」這樣，恩克魯瑪的思想就由他自己宣布成了國家的指導思想，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加納化。
1965年秋天，官方正式宣布「黨的思想和它的創立者個人之間的緊密融合是黨的組織力量的牢固基礎」，「黨的所有幹部都認識到通過個人崇拜來表現黨的意識形態的需要，因為他們都懂得在我國的國情下，人民需要一個可以崇拜的領導，一座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可以仰頭眺望的燈塔。」他並把蘇聯對列寧的崇拜和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搬出來為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尋找根據。在他本人的允許下，他的塑像開始在全國樹立起來。
加納黨、國家和民族與恩克魯瑪個人的關係就這樣被置於一個類似於神學上三位一體的論證之中：後者超越前三者，前三者的存在是後者的體現，恩克魯瑪是「體」，黨、國家和民族是他的三個「位格」。恩克魯瑪主管宣傳的親信甚至在報刊上散布領袖「不朽」(加納是英語國家，用的就是英文中immortal」--不朽--這個詞)的言論，和社會主義陣營當時流行的「萬歲」一個意思。
鎮壓異見的非法之法
恩克魯瑪扭曲甚至顛倒黨和國家以及人民之間的關係，又把自己置於所有這些概念之上，建立個人崇拜，必然使得很多獨立鬥爭的參加者不滿。在當時的加納，如果說這些人要求實現普選、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多少有一點脫離實際的話，那麼和領袖高踞於國家民族之上、實行個人獨裁、大搞個人崇拜相比，何者對社會進步的危害更大是不言而喻的。就性質而言它們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這一點經歷過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民主和反民主鬥爭的人都應該記憶猶新。
但恩克魯瑪把很多加納人爭取民主的願望和行動說成是西方的陰謀加以壓制，後來乾脆是鎮壓。加納一獨立，他就通過工會法，宣布罷工非法，而罷工正是他領導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最主要工具。他還壓制和取締建立在不同地區、族群和部落基礎上的政黨和組織，最後用法律規定人民大會黨為唯一合法政黨。不但如此，他還對報刊的自由言論嚴加限制，甚至規定有些言論要由他親自審查。這樣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現象：殖民統治下人民還擁有的政治權利，到了民族獨立以後反而不能享受了。
獨立後不久，1958年他就制定了「預防性拘留法」，這個法律給予政府不經過法律程序拘留和逮捕任何人的權力，只要政府認為這些人有反政府的陰謀和嫌疑。這就是所謂「預防性」的含義。被捕者可以被長期關押(一開始規定可以是五年，後來延長到十年)而沒有任何審判，唯一能解脫的途徑是向恩克魯瑪個人提出申訴。儘管「預防性拘留」在其他一些國家也存在，但它多半是針對一些比較特殊的刑事案或移民案，不但不是司法系統的常態，也不是用來針對政治異議的，更不會長達數年，短的是幾個小時，長的不過數月。
恩克魯瑪的這樣一個「法」本身違反了最起碼的法制要求和常識。正是這樣一個「法」把數以千計的人投入監獄，包括那些敢於公開懷疑他真的能「不朽」的人，甚至禍及恩克魯瑪陣營中和他稍有意見不同者，使得很多人戰戰兢兢，也有很多人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流亡。這個惡法可以說是導致他被推翻的最大的民怨。
計劃經濟和體制腐敗
在經濟建設方面，恩克魯瑪也重蹈了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通過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來統一分配國家資源，限制市場經濟，不顧經濟和技術常識，把重大項目和工程等同於國家經濟發展，好大喜功，成了對自己個人迷信的受害者，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常常用個人拍腦袋來決定經濟政策。但出於對他的個人崇拜和政治恐懼，很少有人敢對他對經濟的瞎指揮直言犯諫。加納本來是西非殖民地中經濟基礎最好的，以盛產黃金、可可和木材著稱，但恩克魯瑪十年不到的執政卻把國家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很多重大項目或者是擺設，或者成了爛尾工程或者鬍子工程，常常是上馬甚至完工後才發現有重大問題。
恩克魯瑪後期，政治權力的壟斷和經濟決策的專斷結合在一起，為權力尋租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腐敗成為恩克魯瑪政權越來越遭人詬病的體制性現象。各級官員都把政府項目看成是撈錢的機會，對上行賄對下受賄，而那些對恩克魯瑪唯唯諾諾的人常常成為分得第一杯羹的既得利益者。有關政府官員腐敗的傳聞不脛而走，例如高官用公款進口高級轎車，高官太太訂製鑲嵌黃金的豪華大床，連恩克魯瑪本人後來也被發現有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存放在秘密的個人帳戶。
恩克魯瑪的國內政策就這樣漸漸消蝕和掏空了他在領導民族獨立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民望和威信，而他本人在個人迷信光暈的籠罩下和諂媚之徒的圍繞下真的以為自己對加納恩重如山，是國家民族之父，周圍都是忠心耿耿的親信，即使有反對派也都或是入獄或是被迫出逃(就在恩克魯瑪出訪前不久他還挫敗了暗殺和政變圖謀)，所以放心地一再出國訪問，在國際舞台上亮相。一個政治領導人對局勢如此沒有現實感，離被推翻也為時不遠了。
輸出加納模式發動非洲革命
恩克魯瑪的國際政策也有很大問題。作為第一個通過鬥爭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加納可以也應該支持其他非洲殖民地爭取獨立的鬥爭。但恩克魯瑪的政策卻常常是把一些已經取得獨立的鄰國如尼日和象牙海岸的政權作為顛覆的對象，把「國際主義義務」變成向非洲大陸擴散加納模式的革命和制度的藉口。當時加納除了外交部，還有一個「非洲事務局」，就是專門支持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鬥爭」的機構。它負責從他國招募人員進行訓練，然後再將他們派回本國。
恩克魯瑪的這些行為實際上反映了他以整個非洲政治教主自居的自我膨脹的心態。加納這方面的作為和同一時期古巴革命勝利後向拉美鄰國輸出革命的行為非常類似，兩國都為此受到了鄰國的反對甚至孤立。唯一和恩克魯瑪關係密切的是幾內亞領導人塞古·杜爾，他也是幾內亞民族獨立的領袖，後來是幾內亞國家和執政黨的終生領導人，奉行了一套和恩克魯瑪非常類似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不過他對國內反對派比恩克魯瑪要警覺，所以得以善終，死於任上。恩克魯瑪被推翻後只有他伸出援手，不但願意收留，甚至宣布將他作為國家元首來對待，給予他和自己「共治」幾內亞的名義和地位。這不但是國家制度上一個奇特的安排，而且這樣重要的決定根本沒有經過本國任何民意和法律部門的認可，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其個人專斷的程度。
不自量力調解越南戰爭
實際上，恩克魯瑪那次對中國訪問的整個背景顯示了他力圖「衝出非洲，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級重要政治家的奢望。1965-1966年正是越南戰爭不斷升級，成為國際熱點的時候。恩克魯瑪自告奮勇要在美、越、中之間做調解人，1965年曾為此兩次訪問越南，力促北越和美國談判未果，又安排1966年2月底3月初再次訪問河內。
作為一個和越南戰爭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恩克魯瑪的這種超常熱情難以讓人理解。他那次對中國的訪問其實是前往北越途中的順訪。他幾次對中共領導人說他可以居間傳話，幫助中美在越南問題上溝通，不料壯志未酬自己先被推翻。中共當時對他的這種不受歡迎的調解人身份很不欣賞，中越兩國接待他興致沖沖的來訪其實都很勉強。恩克魯瑪在國際事務上的這種自不量力甚至強加於人，其實和他在國內政策上的自以為是妄自尊大是一致的。
1966年2月趁恩克魯瑪出訪亞洲之機，加納軍人發動的推翻他的政變迅速成功，在全國範圍內沒有遇到強烈的抵抗，說明恩克魯瑪政權表面的堅如磐石、尤其是他本人受到人民無限的熱愛和崇拜基本是假象，就連中共外交官也說在政變初期「人民群眾歡迎軍人接管政權」。軍政府領導人的文告說「對於恩克魯瑪來說，加納的獨立就意味著他可以根據他的個人喜好任意行事。他處心積慮地建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無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
軍政府譴責恩克魯瑪統治造成的專制獨裁、踐踏人權和自由、腐敗和經濟幾乎崩潰，下令釋放政治犯，歡迎流亡人士回國，實行自由經濟政策，保證信守聯合國和非洲統一組織的憲章所規定的國際義務，封閉非洲事務局，組織參觀恩克魯瑪政權訓練他國武裝人員的基地，等等。顯然，軍政權的這些言論和行動利用的正說明恩克魯瑪政權國內和國際上的不得人心。
恩克魯瑪下台和文革初期對「政變」的警惕
恩克魯瑪是當時中共在非洲的朋友。他的被推翻給中非關係帶來了嚴重後果。加納軍人政權以中共支持恩克魯瑪發動非洲革命為名和中共斷交，這是中非關係史上眾所周知的事件。但是，加納政變，對原領導人信誓旦旦表示效忠的那些政治軍事精英把這個表面上受到高度崇拜的領導人趕下台，還給中國帶來了另一個人們不太注意的影響。
1966年初正是毛澤東布置文革的時候，恩克魯瑪二月份下台後毛澤東多次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在反修防修、階級鬥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般政治言論之外突然頻繁出現防止政變的特殊字眼，中央並對軍隊的人事和北京的守衛做出重大調整。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之爭的激化，使最高領導人從國際事件中得到了防止政變的警示。
1966年5月18日，就在中共中央通過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後兩天，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做了關於政變的講話，對研究文革早期歷史很重要。林彪說最近世界上政變成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即西文中政變之意)」。其他領導人也在一些場合有類似的講話，似乎在「警惕政變」的緊張氣氛中為自己做澄清或者表態。
考慮到加納不久前的政變給國際社會帶來的震撼，尤其是政變是在恩克魯瑪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發生的，說當時這些言論和那個西非國家政局的突變有某種聯繫應該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想。文革早期政局的詭異現象，應該說和對「政變」的擔心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