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光琰，福建福州人，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民美國。1942畢業於美國坡摩那大學化學系。194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數年後，楊振寧也在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任芝加哥大學研究員、美孚石油公司研究化學師。1950年響應中共號召，說服連中文也不會講的新婚妻子甄素輝，帶著對中國的石油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1951年後任中國科學院工業化學研究所、石油研究所研究員。是中共建政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之一，在中國國內首次開展了頁岩油裂解催化劑氮中毒的基礎研究，開展金屬酸性催化劑雙重性的研究，為中國石油工業和催化科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在連續殘酷毆打後自殺身亡。三天後，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6歲的女兒蕭絡蓮一起自殺。選擇有尊嚴的死去，追隨父親，去到無人再打擾他們的天堂。本文選自2005年第7期《炎黃春秋》，作者白介夫系北京市前副市長、北京市政協主席，原題為《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蕭光琰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
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剛好從師範畢業，便跑到西安，想考進國民黨辦的炮兵學校，又能掙錢，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兩塊大洋的報名費，這時想起學校里曹孟朴老師告訴我們共產黨也抗日救國，於是我就轉身去了延安。這個偶然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時我才十幾歲，此後一直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從沒有懷疑過黨的政策，沒有懷疑過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隊伍里，49年後在政府機關里，我都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後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嗎?」雖然當時只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心裡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只是儘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我給自己的這種定位雖然部分偏離了黨要領導一切的航向，卻大大縮小了我和科技人員的距離。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面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麼是有機化學，什麼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麼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麵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面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仿，經歷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五十多年前美國處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圍追堵截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壓制，越有很多年輕人偏偏嚮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產主義。美國不希望自己培養的技術人才為新中國服務，據說移民局官員常常坐到博士生畢業典禮的現場，動員你留下。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與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廣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動員留美人才回國參加建設。「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這種形勢下，很多中國留學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國報效。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新中國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與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係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國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心理準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儘快適應這個他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鑑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布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領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與一些技術決策。
當時對石油煉製採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採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後，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識分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分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沒有心理準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於千里之外。運動深入以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況，被當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面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面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回國以後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里，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里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里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主席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主席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主席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如今的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里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儘自己所能儘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裡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革命經驗」告訴我，要維護黨的政策，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裡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里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裡，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里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里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黨政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裡可以看電影，可以打桌球，跳舞，小小的禮堂里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中，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裡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裡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裡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里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裡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徵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徵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裡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裡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裡科研條件好，哪裡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里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學是越能標新立異，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科學怪人。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菸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匯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菸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像，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能只讓中規中矩的人發揮作用，社會和大眾越寬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長的優秀人才，包括科學家。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裡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徵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徵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於情於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行動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裡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捲髮，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裡，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裡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裡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表，家裡也布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裡，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雖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質上的照顧，可這些並不能改變一個有責任心的優秀知識分子心靈中的某些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應該改變，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懂得領導科學工作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盡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誠。我想他當時與我的很多談話，是希望我這個難得的知己能衝破思想束縛，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規律。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儘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儘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膽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匯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裡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淨(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淨，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淨，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淨」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裡清楚這裡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里，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裡，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裡就沒有了多少聯繫。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里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裡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迴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裡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裡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薰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裡，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干。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里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裡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蹟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注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準，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1964年大化所承擔國家急需的「大慶中油加氫裂解製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課題攻關任務，蕭光琰為催化劑最後研製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那時他曾經找到我，說他想見一見已經十年沒見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來中國見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見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來中國工作(他哥哥當時在美國的保密單位任職)。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在歷盡人世滄桑的今天，我覺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後，還想讓他的哥哥也來中國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鬥。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乾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遊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桿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杆保皇派×××』，心裡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鬥的人戴了頂老戲裡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鬥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鬥，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裡不太緊張。在挨鬥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里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裡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我曾參加抗日，有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歷史背景，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儘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鬥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乾。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儘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裡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與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里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態度很兇狠，動輒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麼「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麼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周而復始：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歷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面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裡，他一定反覆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麼不留遺囑，要麼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爬起來，面對這個醜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穫」，「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悽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麼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據說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親自過問，追究責任。當年毒打蕭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隊的頭頭都受到了處罰。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歷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面。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面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面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裡，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里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麼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導，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繫，現在來了，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係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裡，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嘗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裡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自己歷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餘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現在的中國我以為可以講真話了，可是與蕭光灝天各一方，也許我們永遠失去了交談的機會。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裡。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個荒誕的歲月的形成，應該反省的不僅僅是上層領導，也包括我們基層領導。每一層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蕭光灝也快九十歲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們沒有忘記蕭光琰，沒有忘記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科學家的毅然選擇，沒有忘記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沒有忘記我們給他造成的致命傷害。
歷史常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蕭光琰」式的家庭悲劇不以任何方式再現。我們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不靠英雄人物來扭轉乾坤，使這個國家即使有錯誤，也行而不遠。我們也要完善我們的文化，增強其包容性，容納不同的習俗及思維方式。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註：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準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了解更詳細、準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後，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