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曾經是20世紀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長期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聯內務部長的要職，手中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是蘇聯政治舞台上顯赫一時的重要人物。貝利亞還曾領導蘇聯原子能委員會，為成功研製原子彈做出巨大貢獻，因此獲得列寧勳章和一等史達林獎金，被稱為「蘇聯原子彈之父」。但在1953年6月下旬，蘇聯當局突然逮捕並處決了貝利亞(時年54歲)，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貝利亞事件」。
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
此後，貝利亞被說成是「為外國資本利益」服務的。後來透露的消息，特別是蘇聯解體以後的解密文件說明，貝利亞在蘇聯歷史上是有功有過的，絕非一無是處。最近幾年國內翻譯出版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元帥和總書記》和《我的父親貝利亞》等著作，已對貝利亞的生平作出客觀評價，認為貝利亞「是一位遭到誹謗和被不公正地描繪成血腥惡魔的政治家」。而在我們國內，一些學者至今仍然固守過去的觀念，全盤否定貝利亞，指責他「壞事干盡，殺人如麻」。這種說法，顯然言過其實，應該予以糾正。這裡，筆者僅敘述有關貝利亞其人的三個重要問題。
貝利亞和「大清洗」
蘇聯官方當年說，貝利亞要對蘇聯歷史上的大規模鎮壓負主要責任。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談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時說：「在捏造種種卑鄙可恥事件的時候，起著最卑鄙作用的是貝利亞，他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一個黨的兇惡敵人」、「這個壞蛋是踏著無數屍體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蘇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關於克服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決議說：在貝利亞「竊取了國家保全機關的領導地位之後」，「蘇維埃法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發生了大規模的鎮壓」。這樣，就把蘇聯「大清洗」的罪責主要加在貝利亞頭上。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眾所周知，蘇聯負責肅反的內務(保全)機關，先後更換了好幾任領導人。最早是捷爾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達，1936-1938年是葉若夫，1938年12月以後才是貝利亞。而蘇聯的「大清洗」運動，主要發生在3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6-1938年，即雅哥達和葉若夫的任期之內。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也說：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以後，違反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規模鎮壓和殘酷行動就開始了」;「1936年以後，大規模鎮壓行動發展到可怕的程度」，「被捕的人數增加到十倍之多」;「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葉若夫應受譴責」。可見，「大清洗」的高潮並不是發生在貝利亞的任期之內。
貝利亞是1938年7月被任命為葉若夫的副手，擔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的。同年12月，他才取代葉若夫，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如果說，葉若夫取代雅哥達標誌著「大清洗」運動空前加劇的話，那麼，貝利亞取代葉若夫卻預示著「大清洗」運動開始剎車。事實是，貝利亞在緩和「大清洗」運動方面起了積極作用。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說：「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開始後退。」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對此作了具體描述，說貝利亞從喬治亞調到莫斯科，在內務機關任職之後，常對他(赫魯雪夫)說：「這裡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們正在到處抓人和關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書記。整個事情搞得太過頭了。我們必須及早停止它，免得太遲了。」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還說：1939年2月，聯共(布)中央召開全會，「討論一個譴責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過火行為和濫用職權的決議案。過去三年來一直盛行著的恐怖得以有所緩和，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貝利亞的影響。人們得出結論，認為貝利亞在接任人民委員後曾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做法進行過一次調查，然後說服了史達林，請他批准一系列建議」。也就是說，貝利亞上任後，「大清洗」運動開始剎車了。
關於貝利亞在緩和「大清洗」方面的積極作用，還有不少材料可資證明。瑞典的霍姆伯格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和平的反革命》一書中說：「早在1939年，人們就看到貝利亞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發表多篇文章，他積極協助在清洗中被不公正地開除出黨的數以萬計的人恢復黨籍，他還拯救了數以千計的人免於無辜坐牢和流放。」著名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說：貝利亞上任後，「大規模的鎮壓暫時停止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已經準備好了的幾十萬個案件暫時被擱置在一邊，而這些案件本會使幾十萬人遭到逮捕和槍殺」。該書接著說，當時貝利亞還進行局部平反工作，首先被平反的是紅軍的一些指揮員，其中不少人後來成了衛國戰爭的英雄，如羅科索夫斯基元帥;一些科學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許多黨、蘇維埃和共青團的幹部也得以平反。俄學者姆列欽在蘇聯解體後出版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說，僅1939年「從勞改營釋放了223600人，從教養營釋放了103800人」。
三是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史達林逝世後，貝利亞立即建立4套班子，分別對史達林晚年的幾個重大案件進行審查。1953年4月4日，蘇聯內務部發表通告，宣布為「醫生案件」平反，釋放了被冤枉的9名醫生，恢復了他們的名譽。當天，貝利亞簽署一個命令，指責內務機關的偵查工作存在粗暴踐踏法律現象，要求禁止對犯人使用暴力和體罰，銷毀一切刑具。隨後，貝利亞又為「明格勒爾案件」平反，釋放了為此被捕的一批喬治亞領導人，恢復了他們的名譽。貝利亞還為其他許多人平了反。例如，二戰以後因「克里米亞案件」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被從集中營直接送到莫斯科，由貝利亞親自交給了莫洛托夫。所以，蘇聯的平反運動實際上是由貝利亞開始的。
四是提出許多改革主張。除了大赦和平反之外，貝利亞還提出其他許多改革主張。例如，貝利亞主張縮減軍費，用於發展經濟;主張實行黨政分開，工業農業等經濟問題要讓政府去管，黨的機關不要插手多管;主張擴大集體農莊莊員的宅旁園地;主張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多使用地方民族幹部，不要到處派俄羅斯族幹部當第一把手，搞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又如，鑑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比較緊張，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完全破裂，貝利亞主張對東歐國家實行「和緩」政策，特別是要恢復和改善同南斯拉夫聯盟的關係。貝利亞的這些主張，實際上比赫魯雪夫後來採取的改革措施早了好幾年。所以有人說，貝利亞在蘇聯歷史上有權被稱為「改革的先驅者」。
但從種種跡象來看，貝利亞在推行改革的同時，也在極力擴大自己的權勢，從而導致其他領導人的不滿和恐慌。貝利亞對內務機關進行改組，任用心腹，排斥異己，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王國」。特別是，貝利亞藉口為史達林舉行盛大葬禮需要維持秩序，把幾個師的內務部隊開進莫斯科，駐守在市中心的各個辦公大樓，而葬禮結束以後，這些部隊並未撤出莫斯科。
貝利亞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內，表現得異常活躍，在會上一個接一個地提出建議，甚至同赫魯雪夫發生衝突。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說：「貝利亞試圖干涉黨的工作，特別是有關契卡的問題。他捏造了有關烏克蘭黨內領導情況的文件。他決定拿烏克蘭黨組織來開刀!我對此早有準備，因為我算到他想把我牽進去。我在烏克蘭仍然負有很大責任。」這一切使赫魯雪夫得出結論：「貝利亞在磨刀了。」於是，他決定先下手為強，把貝利亞搞掉。
貝利亞的垮台
1953年7月10日，《真理報》發表蘇共中央七月全會公報，宣稱最近舉行的全會聽取和討論了馬林科夫《關於貝利亞反黨和反國家罪行的報告》，決定撤銷貝利亞蘇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同年12月23日，蘇聯最高法院宣布，經過「秘密審理」，貝利亞已被槍決。以上就是蘇聯官方關於「貝利亞事件」的簡單報導。
儘管「貝利亞事件」的許多具體情況始終模糊不清，但有幾點基本事實是肯定無疑的。
一是搞垮貝利亞的主謀是赫魯雪夫。赫魯雪夫早就打算要搞掉貝利亞。他在《回憶錄》中說：「四十年代後期，我已經深信，史達林死後我們應該儘可能阻止貝利亞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否則，就是黨的末日。」「因此，我老是警惕著他。我知道他正在尋找機會攻擊我，想搞掉我。」赫魯雪夫在為病危的史達林值班守護時，曾同布爾加寧私下商量說：貝利亞「自己想當國家保全部長。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他當這個。如果他當了國家保全部長，那就是我們末日的開始」。
當認定貝利亞在「磨刀」之後，赫魯雪夫就緊急行動起來，伺機在領導集團中間進行反對貝利亞的個別串連。他首先取得馬林科夫的同意和支持，然後又逐個串連，取得莫洛托夫、米高揚等許多人的支持。每次串連，赫魯雪夫都是先抬出馬林科夫，說馬林科夫已經同意，布爾加寧等人也已同意，云云。當一切策劃妥當之後，蘇共中央主席團就召開針對貝利亞的會議，而貝利亞當時還蒙在鼓裡，一點也沒有察覺。這次針對貝利亞的會議，主持人雖然是馬林科夫，但事先策劃、作好一切準備的是赫魯雪夫，在會上第一個起來作長篇發言、揭發批判貝利亞的是赫魯雪夫，最後提議撤銷貝利亞一切職務的也是赫魯雪夫，甚至逮捕時站起來揪住貝利亞手臂的還是赫魯雪夫。因此，赫魯雪夫在「貝利亞事件」中顯然起了主要的作用，是「貝利亞事件」的「設計師」。
二是「貝利亞事件」過程中曾動用軍隊。從形式上看，貝利亞的命運僅僅取決於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次會議。但實際上，「貝利亞事件」是史達林去世後發生的一次驚心動魄的搏鬥。赫魯雪夫在策劃時早就想到要動用軍隊。他在《回憶錄》中說：「主席團的警衛人員是聽貝利亞指揮的。貝利亞手下的契卡人員在開會期間一向坐在隔壁一間房裡，他能毫不費力地命令契卡逮捕我們全體成員，把我們隔離看管起來。我們將一籌莫展，因為駐在克里姆林宮的是一支人數相當多的武裝衛隊。因此，我們決定取得軍隊的幫助。」赫魯雪夫等人召集了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連科和朱可夫元帥等11位高級將領參與其事，他們在時任國防部長布爾加寧的精心安排下，身帶武器進入克里姆林宮，埋伏在會議室的隔壁房間裡待命。馬林科夫一聲令下，朱可夫等人便衝進會議室，逮捕了貝利亞。與此同時，莫斯科市內也布置了軍隊。
三是赫魯雪夫等人搞垮貝利亞的手段並不正常，嚴格地說是非法的。他們不僅違背黨內鬥爭的原則而動用了軍隊，而且對貝利亞實行先逮捕後找罪證，先處決後審判的辦法。對當時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竟然採取這種辦法，即使在史達林時期也是沒有過的。這一點，連赫魯雪夫自己當時也心裡有愧。據《和平的反革命》一書說，1956年5月，赫魯雪夫在接見訪蘇的法國議員代表團團長皮埃爾·戈敏時，談到「貝利亞事件」的某些真相。他說：「史達林死後不久，我們主席團就開始得到關於貝利亞耍兩面派的報告。我們開始跟蹤他，幾個星期後，我們就肯定了我們的懷疑確實有根據。他顯然準備對主席團搞陰謀。在等到一個合適的機會，我們安排了一次主席團的特別會議，貝利亞自然是要參加的。他來了，顯然沒有懷疑我們知道什麼東西。我們在會上開始審問他，擺出事實和材料，向他提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對他進行幾個小時的審問。我們大家都明確，他確實有罪，這個人對黨和國家都是危險的。我們讓他單獨呆在房間裡……我們到另一個房間討論怎麼處理他。我們確實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手頭還沒有掌握足夠的關於他的罪行的法律證據，我們處境困難。我們還沒有證據可以把他提交法庭，但是讓他自由是不可能的。我們作出一致的決定，唯一正確的措施是立即槍斃他。我們作了這個決定並且當場執行。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當我們得到關於他有罪的足夠而確鑿的證據時，我們感到很輕鬆。」赫魯雪夫的這次談話，戈敏回國後在報刊上發表了出來，赫魯雪夫對此從未加以否認。
關於貝利亞之死，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有一點無疑可以肯定，那就是貝利亞是在沒有確鑿罪證的情況下被逮捕和處死的。現在看來，蘇聯官方當年所說的貝利亞是「特務、叛徒」等等，只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貝利亞事件」實際上是蘇共領導集團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在史達林去世後，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是蘇共領導集團中三個最有勢力的人，他們時而實行妥協，時而展開激烈鬥爭。貝利亞的垮台，使赫魯雪夫除掉了一個重要對手。通過搞垮貝利亞，赫魯雪夫的地位大大上升，由名列第五變為名列第三，僅次於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實際上，赫魯雪夫的主要對手只剩下馬林科夫一人了。所以，搞垮貝利亞的最大得利者是赫魯雪夫。
以上說明，貝利亞不僅不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大清洗」的罪魁禍首，而且還對停止「大清洗」起了積極作用。當然，貝利亞也不能說是清白無辜的人。他長期掌管內務部，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錯捕錯殺的人也不會太少，手上也沾有鮮血。《讓歷史來審判》一書說，貝利亞在緩和「大清洗」的同時，在1939-1941年間仍然進行了鎮壓，葉若夫時期留下的一些判處死刑的案件，貝利亞時期也加以執行了，一批參加西班牙內戰的軍人回國後又被捕了。特別是二戰以後，蘇聯又發生了「列寧格勒案件」等，處決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對這些案件，貝利亞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說：「歷史學家認為，貝利亞在鎮壓中的過錯並不比從莫洛托夫到赫魯雪夫這些政治局委員的過錯大。只不過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鬥爭中輸了，於是把他變成了替罪羊，把一切罪過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貝利亞在史達林逝世後推行的改革
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出現嚴峻的形勢，過去積累的矛盾和問題迅速暴露出來，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勢在必行。當時，蘇共領導集團的多數成員都意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赫魯雪夫在奪取蘇聯黨政大權之後也順應民心，從批判個人迷信和平反冤假錯案入手，大張旗鼓地進行改革。然而，當時最先和最清楚地看到改革勢在必行，而且最早起來推進改革的人，恰恰是貝利亞。誠如《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所說，「貝利亞在史達林死後到他被槍決的不足四個月時間裡，以激進改革的主要發起人的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當時，貝利亞不僅在自己的職權範圍之內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推進改革，而且在其他各個方面提出許多改革主張。
一是提出反對個人迷信。1953年6月10日，《真理報》發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題為《共產黨是蘇聯人民的指導力量和領導力量》。文章指責個人迷信是「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批評個人迷信「直到最近仍在宣傳工作中」傳播。這是蘇聯開始反對個人迷信的最早徵兆，而這篇文章的發表顯然和貝利亞有關。據1953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的解密文件透露，米高揚當時在會上發言指責貝利亞說：「史達林同志剛剛去世，貝利亞就激烈地反對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這說明，貝利亞恰恰是最早提出反對個人迷信的蘇聯領導人，而赫魯雪夫正式批判個人迷信是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
二是開始實行大赦。在貝利亞的積極推動下，離史達林逝世還不到1個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便在1953年3月27日頒布大赦令，大批釋放那些「對國家並不構成重大危險」的罪犯。結果，有120萬人被釋放，40萬人的案子也被停止偵察。這次大赦無疑是震動社會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個良好的開頭，隨後幾年蘇聯又兩次宣布實行大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