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後來才知道，在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運動的性質、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產生嚴重分歧。劉認為：運動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認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兩人的分歧在會上已經表面化，不少領導同志都看出來。毛說：「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對毛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象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當即說：「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是煤炭部部長。顯然毛是生氣了，氣氛緊張，劉不敢再說。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黃崢：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鄉參加「四清」工作隊是什麼時候?是到哪裡?
王光美：我參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區新城縣高鎮大隊。我們這個工作隊總的負責人是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同志。當時覺得，高級幹部下去還是身份不公開比較好，有利工作。所以對外講張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學教務主任，我是河北大學的教員。這回我換了一個化名，叫魯潔，是從少奇和我的母親的姓名上各取一個字。少奇的母親姓魯，我的母親叫董潔如。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園大隊有些不一樣，沒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辦公室的秘書林克和衛士小張，跟我一起到了高鎮。林克同志負責離鐵路不遠的一個小隊。
黃崢：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開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您有沒有參加會議或者參加討論會議文件?
王光美：開這個會我知道，但我沒有參加。會議開始後的一天，大概是12月20日，華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會上介紹一下情況，作個發言。回來的當天，正好中南海春耦齋有舞會，我就想用這個機會見一見毛主席，以便向他請示一些問題。果然那天主席來了，我就請他跳了個舞，邊跳舞邊簡要向他匯報我在高鎮大隊「四清」遇到的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們發現群眾不敢向工作隊反映幹部的四不清問題。還有，當時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同志有一個說法，要求工作隊「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覺得這個要求欠妥。我們已經下到了最基層，再沉下去往哪兒沉呀?我向主席說到了這個問題。主席對我說：「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議你們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就是要造輿論嘛!」主席還說：「我看過幾個農村和工廠的材料。現在熱心搞資本主義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熱心搞資本主義的領導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裡，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當時就向少奇同志辦公室的幾個秘書傳達了，同時心裡琢磨下鄉後怎麼貫徹。第二天，我應邀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里，向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作了關於「四清」情況的發言。21日開完會我就回鄉下去了。
黃崢：從12月21日開始，舉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是一次換屆的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會議期間，討論「四清」的中央工作會議仍在繼續。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開會、各省負責同志都在北京的機會，匯報討論一下「四清」運動。所以中央工作會議的開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負責同志匯報運動情況。人大會議開幕後，這些負責同志的精力要轉移到那個會上去。兩個會實際上是穿插著開。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
王光美：這兩個會都沒有我什麼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參加「四清」。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四清」運動過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發生了不愉快的爭論。可當時我什麼也不知道。
12月21日我回到鄉下後，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隊的同志在全縣組織召開了好幾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發動群眾，大造輿論。確實，我從心裡尊重毛主席，對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猶豫地堅決緊跟、照辦的。
又過了幾天，毛主席讓秘書徐業夫同志通知劉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月3日到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內容是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準時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會議，心裡有點緊張。到了會場，我不聲不響地坐在後排。我環顧一周，想尋找少奇同志，卻沒有找見。
原來，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體會議去了。這天是大會選舉。少奇同志在會上再次當選為國家主席。人大會議一結束，他就到北京廳來了。
少奇同志一進來，馬上發現了我。我注意到他楞了一下，意思說你怎麼來了?可正在開會，我沒法向他解釋。
在這次會上，毛主席對前一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批評。他說：一萬多人集中在一個縣，集中很長時間學文件，不依靠群眾，搞神秘化，紮根串連，使運動冷冷清清，是搞了煩瑣哲學、人海戰術。他說：「要那麼多工作隊幹什麼?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主席轉臉對少奇同志說：「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毛主席的這些批評，看來主要是針對少奇的。我後來才知道，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對運動的性質、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產生嚴重分歧。少奇同志認為：運動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主席認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兩人的分歧在會上已經表面化，不少領導同志都看出來了。毛主席說：「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少奇同志對主席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象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當即說：「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是煤炭部部長。顯然主席是生氣了，氣氛緊張，少奇不敢再說了。
發生了這樣一些情況，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一再延長。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來，重新由陳伯達執筆起草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突出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整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我一直在新城縣高鎮大隊參加「四清」，就是中間接到通知回北京兩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劉子厚同志召集的會議，一次是1月3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會議。每次開完會我就回到鄉下。高鎮離北京很近，兩三個小時就到了。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是1965年1月4日閉幕的。中央工作會議則一直延續到1965年1月14日，《二十三條》正式定稿通過後才結束。
《二十三條》初稿曾發給一些工作隊負責同志徵求意見。我們的工作隊長張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運動中，要大膽放手發動群眾，不要象小腳女人，不要束手束腳」一類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問問「小腳女人」指什麼?是不是批評什麼人?他建議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含義，最好刪去這個提法。「小腳女人」這個說法，原來是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毛主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用語，流傳比較廣。張承先同志可能覺得，現在又用這個說法會引起人們不必要的誤解，所以建議刪去。我回去後，給陳伯達打了電話，轉告了張承先同志的意見。陳伯達當時未置可否。後來正式文件發下來，一看，「小腳女人」的提法仍保留著。
我在河北一共參加了四個地方的「四清」運動。先是撫寧縣桃園大隊，然後是新城縣高鎮大隊，再後來是定興縣縣直機關和定興縣周家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