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中共高層政治鬥爭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也是軍隊高層開始捲入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羅瑞卿時任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辦主任、人大常委委員等職，其黨內、軍內和政府工作任職之多幾乎無人可出其右，其地位之顯赫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羅瑞卿的倒台與日後不久倒台的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一起被稱之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羅瑞卿在此四人當中，從政治地位來講低於政治局候補委員陸定一，但是其重要性卻僅次於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彭真，可見在中共高層受重視之程度。大陸的黨史學界在羅瑞卿事件問題上，長期以來都將羅瑞卿的倒台歸結為林彪與羅瑞卿的矛盾，而毛澤東在發動文革運動是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故誤信了林彪的饞言和誣告而將羅瑞卿打倒。顯然，這只是一個簡單化、公式化的模式，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無法深刻揭示這一事件深遠的、內在的因素。本文更加全面地披露了羅瑞卿事件中鮮為人知的細節，其中包括蘇振華與葉劍英的態度，以下為書中相關章節的全文摘錄。
羅瑞卿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軍工作根據毛澤東、林彪的指示，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各項任務，經過海軍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各項工作發展比較順利，成績顯著。「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爭創「四好連隊」和「五好戰士」運動①【注1「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1960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決議要求部隊開展「五好戰士」運動。「五好戰士」標準為：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鍊身體好。12月30日，中央軍委辦公廳又傳達了林彪對1961年部隊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個連隊爭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連隊」。從此，一個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作為基礎建設的內容在全軍開展起來。「九一三事件」後這一運動即告終止。】深入軍心。海軍黨委團結也是好的，全海軍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學毛著、學雷鋒形成熱潮，好人好事不斷湧現出來，整個海軍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軍召開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海軍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決議中指出，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體現了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林彪同志「三條指示」的精神，經過一年來的實踐證明，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是正確的，今後應繼續貫徹執行。
在海軍黨委三屆一次全會上，選舉了海軍黨委常委委員、書記、副書記等。之後經中央批准，蕭勁光、蘇振華、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趙啟民、周希漢、張秀川、張學思十人為常委委員。蕭勁光為第一書記，蘇振華為第二書記，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為副書記。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開始的全軍大比武，成為黨內、軍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線。
全軍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羅瑞卿總參謀長在南京主持召開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②【注2郭興福：南京軍區某部連長。他在步兵單兵和小分隊戰術訓練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練員戰術教學訓練時做到「四會」(會講，會做，會教，會做思想工作)，並按「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戰術活」的要求練兵。這套訓練方法受到總參和軍委領導的重視和讚揚，被譽為「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議提出引起。當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均有負責幹部出席，海軍是我和劉道生兩人參加。
這次現場會議由南京軍區事先準備了戰術、技術項目進行表演，並且表演得比較熟練精彩，大家看了都認為好。羅瑞卿總結講話時，要求全軍迅速推廣，「掀起軍事訓練高潮」。回到北京後，我和劉道生整理了匯報提綱，並向海軍常委們做了匯報。
我當時認為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是正確的。2月初，海軍黨委下發指示，號召海軍各部隊行動起來，掀起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熱潮。
從此，海軍各單位就開始掀起以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軍訓高潮」，並從下而上的搞起「比武運動」。6月在舟山，海軍召開了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尖子」單位進行了表演，賀龍、葉劍英元帥和羅瑞卿總長到會觀看，海軍有蘇振華和我到會。12月在青島，海軍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比武大會，蕭勁光、劉道生到會。這樣一來，全軍學習、推廣郭興福群眾性軍事訓練教學方法，在一些基層部隊，就變成個別單位和少數「尖子」的「大比武」活動(實際上郭興福教學方法還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戰鬥作風培養、貫徹群眾性練兵活動等內容)，並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動發展到全海軍性的大比武。
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目的不是為了比武，軍事訓練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比武。比武僅僅是郭興福教學法中考核訓練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宣傳下，「練兵為比武」、「訓練為比武」的空氣相當濃厚，而比武、練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軍有些領導也提出「比武壓倒一切」，「海軍工作的中心轉到比武上來」。在大比武中，還發生弄虛作假現象。例如，拼湊「尖子」(將幾個單位的技術能手拼湊在一起)參加比武的錦標主義現象和花架子「練為看」的形式主義現象等等。當時，對林彪提出的建軍方針和路線，雖然沒有聽到公開反對，但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氣很自然的逐漸淡薄起來。
1965年初，由羅瑞卿主持召開軍委辦公會議，海軍照例是我參加。
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提出的批評。
林彪批評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隊只抓軍事技術，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會把政治工作衝垮，把其他一切衝垮，結果也會把軍事訓練本身衝垮。」林彪說：「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為我們全盤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軍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
軍委辦公會議傳達林彪的指示後，不但羅瑞卿震動很大，對參加軍委辦公會議的其他人也震動很大。羅瑞卿覺得林彪批評過重，他認為對1964年的軍事訓練成績還是應該肯定。他在會上說，去年(指1964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因此對林彪的批評意見，在向下傳達時，是按照羅瑞卿「軍事、政治應該並重」的指導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這樣修改林彪的批評意見，我心中雖有疑惑，但我們帶「耳朵」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資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這就是後來批判羅瑞卿「對林彪指示進行歪曲篡改，塞進自己私貨，力圖阻止林彪指示貫徹執行」的情況。
1965年初，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就海軍而言，下面部隊問題不大，上面怎麼指示，下面怎麼執行，同時已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礎，部隊戰備工作的情況仍然不錯。
可是在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卻發生了問題。對於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有的常委態度比較明朗，如蕭勁光，但也有的常委態度不明朗，糾正工作不積極，不堅決，採取消極的態度。有的常委藉口抓海軍裝備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對於糾正海軍存在的「軍事衝擊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聞不問也不管。有的常委藉口海軍裝備技術複雜，因此對於糾正「軍事衝擊政治」表面擁護，實際反對。
雖然有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的批評，但羅瑞卿「軍事、政治應該並重」，「氣可鼓，不可泄」的意見是以軍委辦公會議精神傳達的，在各級領導的思想中仍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產生新的意見分歧並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蕭勁光司令員和蘇振華政委建議，開一次常委通氣會，發揚民主、交換意見。檢查海軍黨委，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評「軍事衝擊政治」的思想狀況和改進措施。他們採納了我的建議，在「八·六」海戰之後，開了幾天相互通氣交換意見的常委會議。
會上我比較尖銳的講了一些意見，我指出，在全軍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時候，目前常委中出現新的指導思想上的不統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現不協調、不配合、不團結的現象。特別指出，對如何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種態度：第一種是認真貫徹林彪指示，積極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第二種是對林彪指示既不積極也不抵制;第三種是對林彪指示既消極又抵制。
我提出意見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軍黨委把思想統一在貫徹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上。雖然我在會議上沒有點明「軍、政並重」論，實際上已表明我的態度。
這一下大概把蘇振華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發言記錄整理後，送給了羅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門參加軍委辦公會議，會議結束後，羅瑞卿叫我留下，並有梁必業、劉志堅、徐立清在座。
羅對我說：「你在海軍常委通氣會議的發言記錄稿我已看過了。」
我說：「可能有錯誤，請總長批評指示。」
羅說：「要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夾起尾巴做人，搞好團結。問題是否就到此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說：「同意總長指示，目前海軍有些情況值得注意，希望總長加以重視。」
談話結束後，梁必業邀我到他家裡去坐一會兒。在梁必業家裡閒談中，我說了一句：「北京情況不太平，軍隊有人要鬧事。」
梁必業追問我：「誰?」
我自悔失言，一直沒有敢告訴他，只說：「以後你會知道。」
其實此時我已知道林彪與羅瑞卿有矛盾，幾個老帥對羅瑞卿也有意見。葉群、葉劍英也曾向我打過招呼。
我又從小道消息知道，全軍中將以上的幹部定級方案已報中央，羅瑞卿親自將梁必業的行政級別由六級提為五級，因此我不敢實情實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對全軍大比武進行批評後，林彪和羅瑞卿兩種建軍思想的矛盾逐步公開化。但當時，我只看到了表面現象，並沒有認識到這個矛盾產生的背景和深層的原因。
當時我認為，政治和軍訓應該是軍隊整體工作中的兩個方面，我們在具體工作中的體會是，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但是在當時，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羅瑞卿對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發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軍黨委常委的分歧「到此為止」，顯然是辦不到的。並且進一步由意見分歧發展到行動和情緒的對立。
1965年秋天，海政經過調查研究，組織起草了一份《關於貫徹執行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的基本總結》(後稱《三年工作基本總結》)，送海軍黨委審查，並提議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進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總結。
海軍黨委同意海政的建議，確定10月下旬召開海軍黨委三屆二次會議，並向下發了開會通知。
可是會沒開幾天，主持黨委工作的海軍政委蘇振華卻拍屁股走人了，他說要到南海艦隊檢查工作去。一部分會議代表，看到蘇振華走了，也藉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來參加會議。老實說當時我對蘇振華的行為是非常氣憤的，很明顯，他是從行動和情緒上表現出反對林彪「突出政治」的態度，表現出對林彪批評羅瑞卿的不滿，表現出對軍委檢查團批評海軍工作的不滿和三年來調整海軍建設方向的不滿，並把這種情緒公開暴露到全會上，引起部隊幹部的思想混亂，簡直不像個政委樣子。
第一書記蕭勁光對蘇振華的如此行為也不滿意，他對我說：「他不在，會議照樣進行。」蕭仍按原計劃主持會議，並組成了會議領導小組。不少參加會議的代表，看到海軍黨委常委內部這種思想不統一，工作不團結的現象，連海軍政治委員都不參加海軍黨委的三屆二次全會，因此在討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總結中，就不能不談到海軍領導思想分歧和團結問題。
會議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總結中指出：總的來看，工作方向已經端正，海軍工作落後的狀況已基本改變，比三年前，有了較大的轉變和進步。總結中還提出了海軍對「四個第一」是高舉、是猶豫、還是反對的三種態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強的十五個問題，也分析了今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兩種前途。
全會雖然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但對總結中提到的存在問題，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爭論還是相當激烈。我認為這也是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幾周後，林彪從全會簡報中知道了會議情況。有一天，由林辦秘書給我打電話，傳達林彪對海軍工作指示。記得有三條：一條是說，海軍這幾年工作有很大進步，不是小的進步。現在的樣子與三年前的樣子有明顯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層工作的結果。另一條是說，林彪表揚祟武以東海戰打的好，在國防部的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林彪說這不僅是對海軍說的，也是對全軍說的。最後一條是要我們把這次全會上，海軍領導對近幾年落實「突出政治」中的兩種思想分歧情況搞一個材料，不用寫文章的辦法，而用拉條條的辦法，並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蕭勁光司令員匯報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向會議領導小組傳達林彪的電話指示。經會議領導小組討論決定，由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負責組織寫這個材料。大約11月底，他們搞出初稿後，給我送了一份列印稿徵求意見。我對該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蕭、蘇認為……」，或「蕭、蘇、劉認為……」的地方，我都把「蕭」字刪掉了。我一直認為，蕭、蘇兩位領導雖然在海軍工作的時間較長，但1960年後，對落實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海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原因之一：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工作後，特別是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後，在端正海軍工作方向上，蕭的態度是正確的;原因之二：雖然海軍在去年(1964年)也積極參加了全軍大比武活動，但今年初，蕭對林彪批評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要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態度也是正確的，與蘇是不一樣的;原因之三：海軍這次全會上，對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實林彪「三條指示」在態度和行動上，蕭勁光也是積極的、正確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多次給予好評：1、在中央蘇區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2、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幾個副總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個;3、對海軍的創建工作有成績、有貢獻。
這份準備上報林彪的材料就是《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
12月初，海軍蕭、蘇和我參加了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會議結束後，我們仍回海軍繼續參加三屆二次全會。此時我看到，將要上報林彪的《情況報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觀點，大意為：「黨委常委內部爭論的實質，是兩種建軍思想的爭論，是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堅持不堅持『四個第一』的爭論。是對軍委擴大會議、林副主席『三條指示』、軍委檢查團報告、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問題的爭論。」由於剛剛參加了中央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蕭勁光和我對這種提法都沒有反對。
12月21日，在海軍三屆二次全會閉幕前，黨委常委們基本同意了《情況報告》，並報林彪和軍委。
此次海軍三屆二次全會之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銳化，日益公開化了。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軍艦艇部隊在福建祟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軍「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戰後，經林彪批准，由國防部向海軍作戰部隊頒發嘉獎令，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這就是以後稱之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1、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2、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4、大膽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5、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後經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閱，同意五項原則」，中央軍委決定把「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作為1966年全軍工作方針。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報告》批語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毛主席的這一批示就是針對羅瑞卿「軍、政並重」論而言的。
1966年1月，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突出政治的戰略意義，蕭華在會議上說，林彪提出的繼續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不僅是我軍今年各項工作總方針、總任務，而且是我軍建設的百年大計。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七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通過毛主席的明確支持，通過各級領導、各種會議、多份文件的強調，通過各種輿論形式與渠道的宣傳，當時在解放軍中突出政治的空氣極為濃厚。
1963年前後，林彪身體不好，毛主席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此時，羅瑞卿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等要職在身。他除了向賀龍請示報告外，還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請示報告。據說劉少奇對羅的工作十分賞識，要讓羅當國防部長。
隨著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帥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帥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聶帥就是其中的兩位。當然向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請示報告就更少，林彪批評羅瑞卿「根本不來見面」。
1965年上半年，據說羅瑞卿曾授意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林彪提出四條要求：其大致內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軍隊工作」，「軍隊事情一切由羅管」。由於劉亞樓已死，沒有直接證據，此事確否成為懸案。但據我回憶，當時我參加上海中央批羅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批羅會議時，所聽到的發言中和看到的揭發材料上，不止葉群一人證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劉亞樓還親自向林彪談過此事，受到林的批評。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為什麼進此之言?臨死之前劉亞樓有必要再說一次假話嗎?據我所知，劉與羅瑞卿私人關係很好。
其實林彪自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後，對羅瑞卿是重用的。從歷史上了解，林、羅的關係也是好的。我從來沒有聽說在歷史上林、羅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養病後，也是希望羅在工作中多給他「通氣」。但從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對人說：「1960年以前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反對我了。」
1965年初秋的時候。有一天葉群給我打電話說：「首長(指林彪)要我給你打個招呼，羅長子(因羅瑞卿個子特別高，大家給他起的外號)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林彪讓賢休養。」又說：「羅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軍隊工作，軍隊工作由羅負責。」她說：「老帥們對羅的意見也很大，羅的情況主席(指毛澤東)和首長都知道了。」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羅的問題，葉群也不敢給我打招呼。
葉群還說：「他(指羅瑞卿)正在組織新班子，又是提級，又是提職。」她提醒我：「對當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當即表示：「請轉告林總，請放心，我決不會做出對不起林總的事情。」
葉群又說：「你們那個姓蘇的是反『雙一』的。」
我心裡明白姓蘇的是指蘇振華，但反「雙一」是什麼意思，我未聽懂，因此反問她：「什麼叫反『雙一』?」
她解釋說：「就是反一方面軍、一軍團。」
她又說：「你從海軍角度看到有什麼問題，可以寫點材料送來。」
葉群電話之後，我找王宏坤、張秀川到我家，把葉群電話精神告訴了他們，並商量寫材料問題。我沒有首先表示寫什麼內容，王宏坤也沒有表示意見，主要是張秀川談了一些問題，圍繞羅瑞卿搞軍事大比武，與林彪「突出政治」相對立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等等，我就要張秀川在我的辦公桌上寫出來。寫出後我看了轉給王宏坤看，他也沒有意見，我看了雖然不十分滿意，但沒有提出更多的意見，只說：「就這樣吧，整理出來，用我們三人名義送去，以後想到什麼問題再寫。」
後來的赫赫有名的海軍「李、王、張」就是從此開始的。
時隔不久的一天，葉帥找我到西山他家裡談工作，同時也談到羅瑞卿的問題。
葉帥說：「這個人(指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
稍後，葉帥又提到蕭勁光問題說：「那也是個老虎屁股。」我靜靜的聽著，既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同。因為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是有好評的。
葉帥接著又說：「蘇振華這個人不錯。」我還是靜靜的聽著，既沒表示反對，也沒表示贊同。
在我與葉帥的接觸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隊工作外，極少涉及人的問題。而這次與我談話中，一下就談了對羅、蕭、蘇三人的看法。
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央要召開批羅會議，事後想想，這是葉帥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反黨篡軍問題。海軍蕭、蘇和我三人參加。
會議先看文件，後揭發批判。羅瑞卿當時在昆明，會議進行中，用飛機接來上海的，到達上海後就將他軟禁了。整個會議是背靠背的揭發批判，羅本人沒有參加會議。
我和蘇振華共在一個小組，我沒有發言，蘇也沒有發言。但從察顏觀色中可以看出蘇振華有些坐臥不安。不過鄧小平在小組會上，插了一句話：「海軍那個材料沒有什麼重要問題。」這可能對蘇振華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會議最後由鄧小平講話，給羅瑞卿做了五條結論，主要是軍事路線、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的錯誤，指出大比武衝擊了政治，重大問題不請示報告，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對於羅瑞卿向劉亞樓提出的四條問題，沒有做出肯定的結論。關於羅瑞卿篡改林彪對1964年大比武衝擊政治的批評，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這是鄧小平向大家傳達的。
會議期間，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實際上主持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沒有在會場露面。
回到北京後，蕭、蘇決定由我負責向參加海軍三屆二次全會的正式代表和海軍直屬各大部的黨委成員傳達上海會議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羅瑞卿總參謀長職務和楊成武任代總參謀長的決定。全會代表和各大部黨委成員聽了傳達後，都覺得事情發生的很突然，很驚訝!關於羅瑞卿的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務什麼時候撤銷的，我不知道。
1966年3月4日開始，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部隊和地方的領導參加了會議，對羅瑞卿問題做進一步的揭發批判。中央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負責對會議進行領導。其實他們三人只在會議開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懷仁堂，宣布會議如何開法，並指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三人對會議進行具體指導，以後鄧、彭兩人就沒有參加會議。會議在京西賓館進行，開了一個多月。羅瑞卿軟禁在他原來住處，會議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
3月12日羅瑞卿作了檢查，我記得羅在檢查中主要談到了大比武問題和反對突出政治的問題，還談到了對葉劍英等老帥不尊重等問題。他對問題上綱很高，什麼「嚴重的路線錯誤」、「反黨性質的錯誤」等等。
會議初期，批判的溫度並不太高。但會議中途的3月18日羅突然跳樓，自殺未遂，將腿骨折斷，並立即送醫院治療。葉帥當時填了一首詞，詞的其他內容我都忘記了，只記得一句「將軍一跳聲名裂」。羅跳樓後，三人小組決定由蕭華到醫院探望，探望中兩人的對話情況向會議作了傳達。其中有一點我記憶猶新。羅說：「揭發我反對林總，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一點我反對林總的東西。」鄧小平在羅跳樓後曾說：「如果你羅瑞卿認為你是正確的，為什麼不堅持呢?還有揭發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見嘛!彭德懷實際上已經作了結論。他寫了幾萬言書，企圖翻案，現在還分配工作。我們黨從來不強迫人承認錯誤。」據說毛澤東知道羅跳樓後說：「為什麼跳樓，真沒出息。」
羅的跳樓自殺，引起會議極大義憤，揭發批判的溫度也逐步上升。我記得，在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做了長篇講話。從羅瑞卿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到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從反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義，到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從「一言堂」到封鎖林彪和不尊重軍委常委各位老帥;從這次會議上羅是「假檢討，真對抗，猖狂反撲」，跳樓自殺和遺書問題，到建議撤消羅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職務等等，全面、系統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們的發言中揭發出來的。比中央上海批羅會議詳細的多。
會議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過程中還涉及到劉亞樓、蕭向榮、梁必業等人的問題。
我沒有聽到林彪對此會議做任何指示。
說幾句我的想法。我始終認為羅瑞卿是有錯誤的。第一，毛主席對林彪「突出政治」的建軍指導思想給予了肯定，這是不容質疑的。早在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就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堅持「四個第一」，毛澤東曾表揚林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第二，從領導與被領導的工作關係而言，領導強調突出政治，被領導強調軍訓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對抗嗎?總參謀長與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對立，這是組織紀律不能允許的;第三，林彪曾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我親身參加了軍委檢查團，當時海軍的狀況使我看到了放鬆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惡果，我認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與加強軍事訓練，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上下級之間有不同意見，原本可以通過正常交流溝通的辦法解決;第五，應該說林彪與羅瑞卿矛盾的產生，不在於林彪強調「突出政治」，而在於羅瑞卿不僅不接受林彪的批評，反而採取修改、不執行和對抗的辦法對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當時從團結教育的願望出發，真正想解決問題，完全可以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林彪雖然對羅有過嚴肅的批評，但絕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羅的問題像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說的那麼嚴重，也對羅的問題採取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辦法，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給出路的政策，以觀後效。羅也不會發生跳樓自殺事件，「走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書歸正傳。
在京西會議上，我沒有發言，但寫了一個書面發言稿，送給會議秘書組，請求印發。過了幾天仍未見印發出來，我心裡有些猜測。
有一天，秘書組負責人通知我說：「你的書面發言稿，經領導小組審查，認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發」。
埋伏四根什麼刺呢?並未指出來，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現在，也沒人告訴我，「四根刺」是什麼!)就是在羅瑞卿跳樓後，我的主觀認識中仍把羅的問題當成人民內部矛盾對待。既然開會要求我們揭發批判羅的問題，對羅的批評就是公開的，是暢所欲言的，我的發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麼「埋伏」問題，什麼「刺」不「刺」的問題。
我的書面發言稿中心內容是按照當時的批判口徑，聯繫我的思想認識，批判羅瑞卿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認為羅瑞卿的錯誤主要有三條，第一反對突出政治，第二企圖奪林彪的領導權，第三海軍黨委常委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根源在於羅瑞卿。
可能在我批羅的書面發言中，某些言辭旁敲側擊涉及到了蘇振華，所以主持會議的葉帥決定不能印發。為什麼不能印發，還說「有四根刺」呢?因為葉帥也參加了中央上海批羅會議，看到李、王、張寫的那個揭發材料，涉及到蘇振華，這次京西會議我的書面發言又暗指了蘇振華，這就完全違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對我打過的招呼，從而對我存有成見，因此不准印發我的書面發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後來我又想改為口頭髮言，可這樣就要得罪葉帥，但又考慮：上海批羅會議沒有發言，京西批羅會議又不發言，林彪知道後肯定不會滿意，可能要責怪我旗幟不鮮明。發言還是不發言?兩個老帥對蘇振華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還是不涉及?這個分寸到底怎樣把握?我左右為難。
在這種複雜情況中，為人真是難啊!雙重壓力下，我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解放軍301總醫院。幾天之後，葉群到醫院看我，要我安心養病。我當時向葉群談到「四根刺」問題。在醫院裡，我曾寫信想見葉帥一次，請求批評指示，結果葉帥沒有答應，只批准我離開北京到外地休養，「願到南方就到南方，願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選擇。
在住院期間，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對羅瑞卿問題的文件中說：「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於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