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范元甄與鄧力群的事情後，李銳決然和范元甄離婚，並為此大病一場，在醫院中搶救。然而兩人復婚後，在政治風波中的范元甄為了自保，全力揭發李銳，必置夫君於死地。本文摘自2012年第6期《炎黃春秋》，作者奚青，原題《「傷心橋下春波綠」——讀李銳流放日記》。
李銳晚年生活照
李銳一生中，有四段婚戀經歷。其情感生活的不盡波折和苦難，皆與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可謂若干歷史的折射與照影。迤邐回顧，發人思省。
重慶的洞房
李銳的第一個愛侶，是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之一的萬國瑞。「一二·九」運動中，萬是漢口女一中的學生，但卻擔任了該市學生大遊行的總指揮，可見其英武與颯爽。1936年她考入武漢大學化學系，同高兩班的秘密學聯負責人、機械系的李銳接觸更多。志同道合，並肩戰鬥，彼此漸生愛意。由於找不到黨，以李銳為首的學聯中最積極分子，醞釀建黨，於1937年2月自發建立「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支部」，萬國瑞是9名成員之一。這年春天，李銳和萬國瑞先後秘密離開武漢大學，到北京找到黨組織，他們的黨籍得到認可。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銳住處搜查出進步書刊，將其逮捕。李佯稱自己從長沙來北平考大學，書刊是一個剛回老家的同學放在這裡的。敵人查不出其底細，得到釋放。在這段顛沛和動盪的歲月里，李銳與萬國瑞經歷了驚險加熱戀的革命浪漫，從此雙雙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間，李銳為萬國瑞起了個化名「楊純」(延用終生)，以紀念兩人純潔之愛情。
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李銳、楊純和一批流亡學生撤往濟南，參加了省府組織的培養抗戰人才的青年訓練班。繼而李銳隨中共山東省委轉移到泰安，萬國瑞並一批女生去了濟寧。分別前，李銳將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為李銳。所以取「銳」字，是「銳」、「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從此，這對革命情侶天各一方，失去聯繫。1938年3月，李銳以山東平津流亡同學會代表的名義，到武漢參加全國學聯大會。其間還拜見了馮玉祥、沈鈞儒、王崑崙、許寶駒、羅隆基等名人，為流亡學生募得一筆捐款。由於山東泰安等地都已淪陷，被中共長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轄的第五戰區開闢青年工作，任該地區青年救國團總負責人。徐州突圍前，李銳率救國團部分人員赴東北軍于學忠部，組建戰地工作團。在突圍過程中，部隊被打散，李銳突圍出來，從蘇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廣州，回到武漢。接著受中共長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負責青年工作，任省青委書記。
武漢淪陷前夕，大批進步人士和團體撤到長沙，李銳頻繁接待。其間，原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懿訓女中的范元甄，擔任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抗戰演劇九隊的負責人(為地下黨支部書記)，與李銳邂逅。他倆在「一二·九」運動中便已熟悉，有時在東湖泛舟聚會，有時去教堂布置任務，過從較多。「大江東去浪滔滔，似火青春萬丈苗。」(此句並以下未註明詩詞，皆為李銳舊作——筆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戀之情。未久范元甄調去重慶《新華日報》當記者。李銳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給他半年時間，尋找楊純;如果找不到楊純，兩人再發展關係。范元甄反對這一動議。因為李銳的俊帥，特別是他的革命膽識、才幹和理論修養，都使她傾心。儘管范元甄不肯許諾「等待半年」，但她還是真誠、友善地打聽過楊純的消息，只是沒有結果。或許，這正是她期望的結果。
1939年夏，李銳去重慶參加中共南方局(原長江局)青年工作會議。開會期間同范元甄結婚。
失散兩年多的楊純，此時流轉何方?
她起初留在山東，參加了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隊。歷經無數次浴血戰鬥，升任第四游擊支隊(相當於團)政委。後調皖蘇新四軍根據地，任皖東北特委書記、蘇北區黨委組織部長(黃克誠為書記)。她曾與張愛萍結婚，後離異同宣傳部長張彥結婚。
1943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李銳被誣為國民黨特務而受關押。其中一個荒唐的指責是：傳說他的前女友楊純，在新四軍中有嚴重問題。直到這時，即分別6年之後，李銳才得知楊純在新四軍中。不久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到延安，鄭重澄清：「整個新四軍中，楊純是第一個最好的女幹部!」一言九鼎，使李銳在這個糾結上得以解脫。
楊純與李銳同齡，范元甄則比李銳小4歲。1938年，世界青聯代表團來中國，支持抗日戰爭。武漢各界召開大會，歡迎代表團，17歲的范元甄代表中國青年即席講話。王明對她的精彩發言，朝氣蓬勃的風采，特別讚賞，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實際上，小范經其國文老師何偉(解放後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駐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長等職)介紹，已經入黨。
小范年輕，漂亮，寫一筆好字，寫一手好文章，口才極好。抗戰初期，她是與彭子岡齊名的中共女記者，在《新華日報》上用本名發表多篇文章。李克農對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過一些情報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尤其欣賞她，視為乾女兒。小范曾把李銳寫給她的情書，送給周、鄧過目。
范元甄寫信給吳凇、光未然(著名詩人張光年筆名，《黃河大合唱》《五月的鮮花》詞作者)等朋友，說她很欽佩李銳，兩人已經相愛。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許多勇於逐鹿中原的人中間，你選擇了他，當然是不會錯的。」范元甄在寫給李銳的信中坦陳：「在一個可愛的男孩子面前，對果(李銳暱稱——筆者)的思念就會被挑起。也許因為他正是可愛而為我所愛，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於行蹤不定，聚少離多，李銳利用赴重慶開會之機，和范元甄匆匆結婚。那年他22歲，小范18歲。婚禮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舉行。所謂婚禮，只是葉劍英給兩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頓便飯而已，並沒有舉行正式的儀式。當時周恩來(並鄧穎超)在蘇聯治療臂傷，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來夫婦的臥室，婚床即周、鄧的睡榻。
「搶救」愛情
1939年底，李銳和范元甄雙雙去了延安。
周恩來回到重慶後，責問為什麼把小范調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組織部長)決定的，小范到延安後進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學府馬列學院(其中女同志較少)，便沒再說什麼。在延安期間，小范曾收到周恩來關懷和勉勵她的一封長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上交組織。
抗戰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約為18∶1。李銳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個金童，一個玉女，人人艷羨。李銳在閒談中對筆者講過：「那時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謂『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風頭的一次，是中央舉辦一場關於憲政問題的辯論比賽，范元甄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的代表，抗大學員為共產黨的代表。結果，小范把共產黨一方的代表給辯倒了。這事成為笑談，傳了很久。」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範元甄卓爾不群。有次她走在清涼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帶著警衛下山。毛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驚訝：主席怎麼知道自己?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發現紡車前面出現一雙大腳。抬頭一看，毛主席正微笑著看她紡線。主席怎麼認識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沒搞清楚。
在馬列學院學習一年多，范元甄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當於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時是主任，副主任陳伯達負責實際工作。20歲的小范，在研究室國際組工作。
1943年4月1日，時任《解放日報》評論編輯的李銳，在「搶救運動」中突然被保全處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麼特務，她在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看是什麼王八蛋搗的鬼吧。」20天後，她又動搖了：「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整風以來，即使不是敵人的問題，我已不能滿意於他，滿意於他之對我。」「除了一個黨員與反革命之間的關係外，再沒有一點私人關係。」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卻又做了個夢：「說是他回到報館，他並沒有問題，誤會都弄清楚了。還有博(《解放日報》社長博古——筆者)講了些話。」就在思想反覆之際，老鄧表態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誰都聰明，大事上比誰都糊塗。」范元甄對此「覺得親切，意味著對我的愛護的責備」(43.5.10日記——指1943年5月10日日記，下同)。此後，老鄧在小范的日記中頻頻出現。
老鄧即鄧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搶救」范元甄的幹部。當時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李銳是特務，那麼妻子多半是同夥。范元甄日記稱：「我在夢中!人們都以為我是特務。只要我說出怎麼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過特務機關的。」小范沒有李銳那麼堅強、剛毅，她心裡灰溜溜的，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情緒。她在43.5.23日記中坦露：「昨晚他們跳舞，起初我沒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後跳了幾次。都沒有上次那樣高興。煩，我又有點不想管束我自己了。這是很危險的。」其所指，很可能是她同鄧力群的關係——她已經被鄧「搶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為了改劇本，與恩來同志長談了一次。有一點新的感覺：黨看問題並不像研究室個別同志那樣簡單幼稚的。一席話，使我發覺，反特鬥爭以來，連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簡單化了，仿佛什麼都是特務、特務。」(44.3.15日記)
這年6月，經周恩來親自干預，李銳平反出獄。此前，博古專門找范元甄談話，囑咐她千萬不要把她同鄧力群的事告訴李銳，以免再度打擊他。可李銳放出來當天晚上，范還是如實講了，說她敬佩鄧力群，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兩人是屬真誠相愛。李銳聽完，當即走出窯洞，決然和范元甄離婚，並為此大病一場，在醫院中搶救。
鄧力群當時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膽大妄為(同床時曾先後被他妻子和胡喬木撞見)，影響極壞。鑒此，楊尚昆主持中央直屬機關學委(整風中成立的學習委員會，總學委負責人為毛澤東)大會，連續五天對鄧、范兩人進行批判。楊尚昆嚴肅指出：「在審干中發生這種挖牆腳就會影響到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甚至刺激起對黨感情的決裂。」「從這次事情的責任說來，雙方是一樣的。之所以特別著重責備一方(指鄧——筆者)，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錯誤。」其根源，是「狂妄的個人主義」。
批判會後，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邊一個鄉當文書。不想鄧力群竟追到那裡，冒充丈夫，與范同居一周。用當今的話講，是屬「頂風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疚中告訴李銳的，楊尚昆等領導人始終不知)。
「挖牆腳」一事，無疑成了延安一大醜聞。范元甄名聲掃地，從昔日的一朵花變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楊尚昆在批判大會上的長篇總結髮言認真謄抄一份，交給李銳，表示懺悔，同時提出復婚要求。李銳骨頭很硬，但心腸甚軟。當時黃乃(黃興之子)和劉祖春(解放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等摯友都勸止李銳，可在蔡暢等人的說和下，兩人還是於一年後復婚。
2011年一個春日，筆者去看望李銳。李把范元甄謄寫的楊尚昆發言原件拿出來，給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蠅頭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著范的才氣和自疚。李銳感慨地說：「捫心自問，我這一生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也沒犯過什麼錯誤。」他外甥脫口說：「你和范元甄復婚，就是最大的錯誤。」我亦表示同感，進而問李銳：「你那時候幹嘛要復婚哪?」他說：「當時我想，我離了她，我好辦，找個什麼樣的都有條件。可是她怎麼辦?臭成那樣，誰還要她?」
在閱讀李銳和范元甄數十年日記、書信的過程中，本人有個深刻的印象：李銳總是遷就範元甄，讓著她，寵著她。即使是復婚之後的頭幾年，范也常常對李使性子，發脾氣，仿佛出軌、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問過李銳：這是為什麼?李說：「到延安後，她早(流)產一次，還墮過兩次胎;再後，生了三個孩子。這些，都影響了她聰明才智的發揮，所以我總覺得虧欠了她，對不起她，也就總讓著她。」
大難來時
1949年在北京時，周總理去醫院探視張西曼教授，聽說小范也在這裡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時引起轟動。1952年到北京以後，30出頭的范元甄，便擔任了三機部(後為航天工業部)重點軍工廠——青雲儀器廠的總工程師，名位顯赫。正當奼紫嫣紅之際，不料一場暴風雨兜頭而至——李銳在廬山會議中逆鱗惹禍，牽連到她。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如此男女，當屬薄情寡義的少數。范元甄走得更遠：她竭盡全力揭發李銳，把「大躍進」中李銳議論毛澤東的私房話全端了出來，必置夫君於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脫。結果導致李銳被開除黨籍(這場反右傾運動中，只有李銳被開除出黨)，勞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銳罷官後，田家英給他打電話，有這樣一句：「我們是道義之交」。范元甄聽到後馬上舉報，致使李銳家中的電話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電部部長劉瀾波對李銳比較同情、關護，曾撫慰他：「留得青山在，續受委屈吧。」范元甄認為劉與李劃不清界限，亦向上揭發。這一切舉動，並沒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銳的秘書在清理李辦公室的東西時，發現抽屜深處有范元甄寫給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質疑糧食放衛星等當時犯忌的內容。該秘書沒有揭發李銳一個字，但憤不過范對丈夫落井下石，於是主動將此信交給組織。為此，范總工程師同樣受到查處，被貶為熱處理車間爐前工。
廬山會議後，水電部揪出一個「李銳反黨集團」，一百多人受到株連。李銳白天在部里接受批鬥，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鬥——無止無休的高聲責罵。
李銳於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勞改，在這之前，范便提出分手。李銳1960.2.7日記載：「晨，范正式冷靜提出離婚問題。經濟安排等均談到，置我於困境，類掃地出門。過去之惡吵，全由政治也。」1960.2.10日記：「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條，引起大吵，並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1960.2.11日記：「手中無一文。為理髮，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謾罵一頓，並將孩子叫來……」1960.3.7日記：「昨天晚上發展到爆炸程度。……結果高舉鉗子，以門代人泄忿，將我的房門打個大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點餓死的李銳得以從北大荒回到北京。沒等他緩過神來，范元甄即於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此前，她把李銳從北大荒寄給她的講「大躍進」真實情況的信，全部上交組織，以示大義滅親。李銳1961.11.30日記吟詩慨嘆：「世事當今正反聞，親人終竟變仇人。為避邊寒返都日，一台壓軸辦離婚。」
離異後，李銳住進一個小單間，後搬到另一棟樓里，自己單獨起伙，保姆蔡嫂有時偷偷給他送些飯菜。沒有搬出前，范元甄經常打上門來。李銳1961.12.3日記：「又大發作，要強攆我出屋，守住將窗戶打開(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後一招是將被窩、什物擲之窗外。出手一攔，則出潑皮撒賴：『你還打人』。於是我眼鼻之間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門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則是要大流血的。好在這些都有精神準備，並非意外之擊，還破口罵劉(指水電部部長劉瀾波——筆者)。此人實令人心死。抱小妹一陣，心痛之至。」1961.12.6日記：「晚上又大發作：為何回來不檢討，無歉意。從此屋到彼屋，馬上滾蛋。今天痰咳轉重，有氣喘之勢。只有拼命應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裝也。直僵持到夜三點。」1961.12.18日記：「六點即從床上叫去，要清算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認錯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談，真正沉痛。……嗚呼!當然就不能再給飯吃了。我寧肯餓死，也不能再受此訓凌。拿到4.5斤糧票，總還有飯館。但就是怕，不吃飯仍不得安靜。我生何孽!」搬出去後，仍有感嘆：1962.2.13日記：「此人之反覆任性，人類之空前絕後。」1962.9.8日記：「夜聽《茶花女》話劇(演員水平不高)。小仲馬留給人類這樣崇高的靈魂，美麗的悲劇。馬格里特死前終於還能見到悔悟的阿芒，還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藥獨傷心。」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銳於日記中感傷：「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從沒去過一次翊教寺。現在真有此意願。」翊教寺，即「七七事變」前他和楊純到北京尋找黨組織關係時的住所，亦即兩人熱戀之地。李銳經常想起第一個愛人楊純：倘若當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後，楊純先後擔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周恩來秘書、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和衛生部副部長等職。1953年楊純是人大代表，自上海來京開會，找到李銳，兩人回顧既往，感慨萬端。李銳對范元甄一向寬厚、忠誠，沒想到災難來時，范元甄竟恩斷義絕，把她的不順和失落，化作無盡的仇怨，統統發泄到李銳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水電部黨組本有為李銳恢復黨籍、降為局級幹部使用的意向。怎奈范元甄不斷告發李銳，使劉瀾波等難以援手。1979年回京復職後，李銳才從劉瀾波處得到知：鄧小平看完范元甄揭發李銳的兩大本材料後，說：「太惡劣了，燒掉!」范元甄於「文革」中得知這一情況後，引以為榮：全黨第二大走資派如此這般，更說明自己是正確的……
筆者問過李銳：「鄧小平當年指的什麼?是說范元甄的告密行為和怨毒的言語太惡劣了，還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李銳說：「搞不清。」我說：「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作為重要的文字證據，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不會讓人燒掉的。」
李銳在1962.10.5日記中寫道：
夜聽《釵頭鳳》。陸游與唐惠仙悲劇。劇本不算頂好，仍有詩劇之感。陸游如此多情的詩人。還是「沈園」兩首動人，引起我的許多感傷(劇中「淡了，遠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稷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陸游與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馬，婚後琴瑟和諧，但卻被他母親蠻橫拆散。陸游無奈另娶，唐婉鬱悶他嫁。兩年後，這對棒打的鴛鴦於紹興沈園偶遇，陸游悲情難抑，在牆壁上寫下千古絕唱《釵頭鳳》。唐婉和了一首給他，因傷情過度，未久香消玉殞。40年後，陸游重訪沈園，百感交集。李銳欽慕陸游和唐婉的深情，更為兩人的離散而嘆惋。李銳的感傷在於：自己和范元甄同樣有過美好的戀情和婚姻，而毀掉這一切的，卻是兩次錯誤的政治運動，以及范在逆境中的不貞和寡義……
李銳在1963.12.13日記中感懷：「昨夜看《州委書記》(前蘇聯長篇小說——筆者)，九點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愛情與友誼的話頗值得抄下，這是我長期考慮過的：『大家知道，愛——這是一種不如友誼那樣鞏固的感情，而且，無論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與友誼並存的時候，愛情才是鞏固的，長久的，忘我的。在困難的時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時時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誼會扶助愛情。在愛情無能為力和不忠實的地方，友誼卻能堅持，能經得住一切。』」李銳聯想到的，顯然是自己同范元甄的關係。他在1964.10.12日記中嘆喟：「高音(指高聲吵罵的范——筆者)之虐待，很像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確是稀有稀有。」
紅顏知己
1975年，李銳離開關押他8年的秦城監獄，再次被遣送到大別山中的磨子潭水電站。這年，他58歲。此時「文革」已進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驟風狂，人們的情緒亦多鬆弛、懈怠。李銳的勤謹、耐勞、親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詣和思想道德修養，給水庫職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並彭德懷等)洗雪冤情的人，相當多。就在這期間，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銳在給大姐的信中講：「這裡有一個女孩子，很關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獲得一些有益的東西，常幫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補毛襪、毛褲之類，還想學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寫得不好)。」
姑娘聰穎，敏學，勤快，是當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將結婚。為答謝她的照顧，李銳托大姐寄來竹製筆筒和茶葉相贈。卻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奪走生命。姑娘請李銳代擬電報、信件與悼詞等，把他視為精神依託。而此前，當地領導以階級鬥爭觀點，已禁止她與李銳來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關切、憐惜和真摯的愛，轉移到李銳身上。此時，李銳已鰥居14年，此種關愛如一股清泉，澆灌著他那荒蕪既久的情感沙漠。李銳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緣，確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筆者閱讀李銳「文革」日記，通篇皆感沉鬱。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暫記述，漾動著生命的綠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將琬姐寄來腊味蒸了幾小塊。晚上食堂不開餐，自煮臘羊肉麵，並小飲自製橘子甜酒一杯。下午與晚上，見此孤獨老人可憐，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筆者)來與我做伴。特請吃京滬糖果，琬、灼(李銳的大姐、二姐——筆者)寄來尚未開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蘇聯長篇小說——筆者)至一點，也是守歲，但六點不到即醒來，聽老鼠掘洞聲。整個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種甜、肉餡，欣然自賞。」
1976.2.6：「六點起床，鍛鍊。下午沿公路下金家沖漫步，路遇舊識漫談。還我青春，想作首詩，難得的愉快心情。夜續摘《冬天》。」
1976.2.8：「六點起床，鍛鍊。招待小客人。夜再觀《杜鵑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遲。自午至夜蟄居房中，難得隨意傾心。」
李銳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記上端皆作個記號，不過內容都相當簡略。唯1976.2.16日記，賦詩抒情：
一系紅繩合一人，喜傳海上太湖濱。
時煩雙鯉漆膠誼，豈阻重山魚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長互補葆青春。
風霜冰雪莫何奈，祝願長如梅竹親。
這是已知李銳詩詞中，獨有的一首情詩。從中可見，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摯，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願。「時煩」、「豈阻」，指當地領導已經監視他們。李銳認定自己和姑娘的關係是正常的、正當的，故而表示：「風霜冰雪莫何奈」。結果，風霜冰雪還是很快到來：兩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會批鬥，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領導單位下游佛子嶺電站舉行的，那裡更人多勢重，被上綱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為此，李銳日記中斷數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實難筆訴。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殘人性和良知。一縷美好的情緣，就這樣被斬斷了。其後，李銳在給二姐的信中，訴說了他的憤懣：「翻《龔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這個開一代風氣的人，終身微官，志不得伸，辭官回鄉，頗有些『艷遇』流傳。於是有人論述，因不得志，『於是乃橫逸斜出，為紅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龔歸鄉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頭著述的。這種『情不自禁』的詠嘆放誕，也是詩人一時難免。我之寫上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並被批鬥——筆者)。當時也頗有『紅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終墜聊齋故事也。」
多年之後，李銳這段「花事」仍被若干人視為「污點」，包括他的女兒。本人則完全相反，認為這是李銳人生中的一個亮點，耀眼的亮點。試想：小姑娘當年26歲，年輕，貌美，她同大自己32歲的李銳相愛，圖什麼呢?或者反過來說：李銳乃戴罪之欽犯，除了「彭德懷反黨集團追隨者」、「階級異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無所有，他依什麼條件與姑娘牽手呢?唯一的解釋是：李銳以其獨有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姑娘的芳心。這場愛情悲劇，無疑映照出姑娘的純潔、真摯和勇敢，令人激賞!
事過多年，李銳始終對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訴我：「這姑娘後來結婚了，留在安徽某縣城，而沒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擔任了要職，但從沒找過我，沒要我幫她解決什麼問題。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錯的。」
替黨向你賠禮道歉
「時待長安新信息，雲天孤雁喜春還。」1979年，李銳平反、復職。范元甄情隨勢轉，對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銳復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銳知悉後一度猶豫：要不要給子女一個完整的家?並為此徵詢親友的意向。此時，李銳的親友百分之百、異口同聲、堅決果斷地阻止李銳：你如果還想活下去，好好過個晚年，就絕對不要和范元甄沾邊!他的家庭成員中，都努力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設部負責老乾局工作的張玉珍被推薦。張的夫君已經去世，是聲望很好的老紅軍。當她知道李銳的前妻和三個孩子都在，掛念他們是否應當復婚。劉瀾波於是找她談，在座有電力部副部長王林。劉甚至說：「李銳要是和范元甄復婚，(指著王林說)我們部黨組的同志都反對。」於是張玉珍同意了。1979年結婚時，李銳62歲，張玉珍49歲。
人們常羨慕和誇獎「米脂婆姨綏德漢」。張玉珍是陝北米脂人，名副其實的美女，她家是貧下中農。延安大撤退時，毛主席曾去過她家那個村，進過她的家，和她母親握過手，拉過家常。她14歲進入綏德抗大學習，後參加八路軍，抗美援朝時擔任後勤工作，當過護士，任勞任怨，還學過醫。後長期在建設部照顧老同志，甚得好評。「文革」時，她非常厭惡江青和「四人幫」的作為，她家成了老幹部及其子弟的避難所和招待所。
張玉珍樸實，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銳的人品，對他遭受的苦難深為痛惜。她撫慰李銳說：「共產黨對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來好好照顧你，就當共產黨向你賠禮、道歉了。」張玉珍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她對李銳體貼入微，悉心照顧。李銳兩次心臟病突發，全是她發現後立即送往醫院，搶救過來的。她守候在北京醫院，幾天幾夜不曾離開李銳的床邊，醫護人員無不深受感動。平日裡李銳吃藥、打針、保健、食療等事，悉數由她料理。
1989年李銳處境艱險。張玉珍非常擔心，特地去找帥孟奇大姐，說李銳很可能遭遇不測，請大姐幫忙，讓自己隨同他一道去，好照顧他(她已經準備好了藥品、注射器等)。帥大姐說：「不會吧，不會吧，你別哭，我答應你。」不久李銳同杜潤生、李昌、于光遠一道，在中顧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趨勢是清除出黨。幾個月後，此舉被陳雲挽救過來。
楊純住在木樨地和李銳相鄰的一棟樓，張玉珍常陪同李銳去看望她。晚年的楊純，似乎看破紅塵，什麼都不想管，也勸李銳不要出頭，免得招惹忌憚和壓制。實際上，楊純是對黨風越來越失望，憂心忡忡。張玉珍多次說：那大姐好哇，真好，我們能談得來。
我問過李銳：楊純有范元甄漂亮嗎?李說沒有，但楊非常有才幹，待人真誠。李銳不止一次對我講：「抗日戰爭中，女團政委很少有幾個，楊純和趙一曼一樣，都是真正帶兵打仗的啊!」欽佩之情溢於言表。我也深為感慨：「當年，你和楊純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銳尤為稱許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張玉珍。他對友人說：「老伴賢良，因此晚年有一個如願幸福的小家。我這條命是她給的，沒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書一多半是晚年寫的。」李銳寫過一首詩《贈老伴玉珍》：
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
李銳以90多歲的高齡，仍經常游泳，筆耕不輟，殊為罕見。他與張玉珍相親相愛，也時有詼諧逗趣之樂。有次在飯桌上，談起「米脂婆姨綏德漢」，李銳問我：你知道為什麼陝北出美女嗎?我說不清楚。李銳解說：「西北自古以來就是漢族同少數民族征戰和融合的地域。原來『五胡亂華』有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現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種雜會，就產生美男美女。」我說，你和你父親長得都像外國人，李銳說：「是。我接受邀請去美國哈佛訪問，有人就問我：你是不是猶太血統?我的祖母是廣東客家人，大腳。說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過異民族的融合。」
范元甄同李銳復婚的幻想破滅後，仇怨疊加，揚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罷休。1984年，范向陳雲寫信狀告李銳。此時，鄧力群和一位幹部家屬亦給陳雲寫信告李銳。陳雲批示：既然這麼多人有意見，看來李銳可調離組織部。這個情況是習仲勛告訴李銳的。好在因年齡過線，李銳已兩次請求離休。於是組織部開常務會，肯定李銳在中組部的成績，向全國發文，一體周知。李的組織關係仍留在中組部。
魯迅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李銳、范元甄的悲劇，留給人們很多反思和警示。對於已經作古的范元甄，筆者始終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憐憫，因為她既是助紂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面對著她年輕時的照片，我禁不住感嘆：當初如此美好、優秀、溫存的革命少女范元甄，何以變成後來那個冷酷、暴戾、無情無義的政治怨婦?是誰把她的人格與道德扭曲、異化成這種樣子?
李銳的好友、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發表文章歸結說：李銳和范元甄「是思想改造的兩個截然相反的典型，兩個人各處一極。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延安開始的。可以說，范元甄是在延安經過整風運動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徹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來越『左』得不可思議。李銳恰恰相反，幾十年間無論用什麼辦法都沒能改造他，批鬥也罷、撤職也罷、開除黨籍也罷、流放也罷、坐牢也罷，李銳還是李銳。他一生中越來自覺地反『左』，老來反『左』更堅決、更積極。」
在罹難的20年中，李銳閱讀了許多，思考了許多。「積思多憤聲情烈，劍膽琴心萬玉鳴。」離休後，他重操董筆，著述甚豐，其成就遠遠超過官位上的業績，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2008年，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和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暨評選活動組委會發起，以民間自由投票的方式，評選改革開放30年以來全國傑出人物、經濟人物、社會人物、農村人物各30名。李銳當選傑出人物(同登該榜的有杜潤生、袁隆平、于光遠、吳敬璉、江平等)和社會人物(同登該榜的有劉道玉、吳明瑜、吳南生、周強、周瑞金等)，可見其聲望之隆。
李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爭議的人物。蓋因其「筆底風波今未免」，「仍騎虎背進諍言」。有爭議是好事，是非辯而澄顯，真理論而錚明，怕的是無人抖擻，萬馬齊喑。李銳自謂「六根未淨少年郎」、「生平意氣老猶昂」，對於歷史檢驗，似乎頗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