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紅色帝國已經呼之欲出，序幕就是10月10日北京大學舉辦的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只是一個帝國的誕生，需要三根支柱，一是國際承認;二是社會基礎(即「群眾基礎」);三是支持帝國的經濟基礎。按照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走到今天的中國，要完全改造成「紅色帝國」，還有一段路要走。
紅色帝國的序幕在北大拉開
這個序幕獲人民網隆重報導，標題是《北京大學21世紀再度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高地》。既雲「再度」，當然是指以前有過「一度」。思來想去，中共建政前，有蘇聯老大哥在，中共這位小弟的地盤怎麼也成不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高地」，只有在史達林升天之後，赫魯雪夫成了「修正主義頭子」，被毛澤東列入「帝修反」統統打倒的「文革」時期，中國才成為「高地」。中國讀者如果不相信，可去查閱《「毛主義」與「文革」：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兩大標準》，以及《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也許，那些寄希望於習近平民主改革的人會辯護說，這個會是北大開的，與習近平無關。我勸這些人想想三個元素：北大在中國大學當中的No.1地位、此次會議規模之大(全球邀請)、人民網與新華社宣傳規格之高。所以，這個「再度」，怎麼樣看，也像是要繼承毛的衣缽。毛自稱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將蔣介石趕到台灣島上去了，二是發動了文革。以今天之情勢，習要想繼承毛的偉業，只有文革可繼承。
通過這一會議，習近平與他領導下的中共無疑極大地獲得了成就感。人民網文章驕傲地宣稱：「從過去馬克思主義國際會議的參會者，到今天的主辦方，中國角色的轉變也顯示出中國日益強盛的國力和理論自信」，「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肩負著重要使命」;新華網更是將法螺吹得嘟嘟響：《指路明燈依舊閃亮——全球學者聚焦馬克思主義新發展》;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表示，「北大將全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和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為國家復興與人類進步提供思想與人才支持」。
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胡適等人若地下有知，肯定會淚灑未名湖。這位朱書記不願意去想的問題是：如果北大以培養馬克思主義專才為辦學方向，培養的「人才」恐怕除了在中共宣傳部門供職之外，找不到就業門路。
國際幫閒終於找到了當清客的高級茶座
據官方報導，這次會議是中國目前舉辦的規模最大、參會學者層次最高的馬克思學術研究與討論大會。受邀前來的世界知名學者有40多位，包括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耶魯大學教授約翰·羅默。據一位參會者在《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奇遇記》中描寫，這些人當中，有些是學者，有些是幫閒。比如哈佛大學的麥克夸法爾就不相信中國人信仰馬克思主義，認為儒家思想和愛國主義影響可能更大;加州特立尼達文化研究與教育中心的 Carl Ratner則質問：「如果中國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私有制有在減少嗎?」這些當然都屬於不和諧聲音，會上無人回應，官媒也不會登載。更多的是對中國道路與中國話語體系、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吹捧，這些人總算找到了一個當清客的茶座。
曾經名噪一時的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其「中心-邊緣理論」早就不能自圓其說，因為按他的理論，在全球化過程中，處於邊緣的開發中國家提供農產品與礦產資源，處於中心的已開發國家提供工業品與高科技，前者受後者剝削。但近20多年的現實是：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加、澳、美)進口礦產資源與農產品，卻向全世界傾銷廉價工業品。這位早就遠離現實的老馬克思主義學者，談起話來就像雲端里的天語：「目前許多國家仍然陷入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危機中，藉助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將有助於開創更為積極的世界格局。中國、古巴和越南等國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生產力和軍事，推動了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形成。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證明了世界格局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這一種模式。」但他對地球人皆知的事實卻視而不見：如今社會主義「陣營」僅存的幾位貌不合神亦離的老兄弟，古巴已與美國恢復邦交，越南「出走」TPP，僅存大哥中國和小兄弟北韓形影相弔。
這場會議雖經高規格宣傳，但未能成為社會關注點。關注的媒體陰差陽錯地將這條消息與另一條消息放在一起，成為笑話。比如《光明日報》在10月10日D4版左邊發表《馬克思的聲音穿透歷史，向未來宣告》;右邊平行放上一條《要幫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編輯無心，讀者有意，閱讀者無不會心一笑：中國這個「馬克思主義高地」不正打算成為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的家麼?
紅色帝國的群眾基礎需要麵包
人類歷史上，這種個人獨裁的帝國通常要將國民劃分為「自己人」(社會基礎)與「敵人」。如何構建社會基礎，大帝們各有高招。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社會經濟處在發達的工業化階段，可支配資源較多，因此用腐敗作為凝聚力，將納粹統治和德國社會緊密地聯繫起來，「許多普通的德國人也通過中飽私囊參與到了納粹的壓迫和滅絕政策中來」，納粹式腐敗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黨上下，包括工人及青年學生。通過這種辦法，希特勒成功地構建了第三帝國的社會基礎，並將猶太人列為敵人，成為滅絕對象。猶太人善於經商，參與滅絕者往往可以中飽私囊。
毛澤東的紅色帝國，社會經濟處在農業經濟向工業化過渡階段，社會普遍貧窮，因此，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理論構建社會基礎，工人貧下中農是其社會基礎的主幹。在建政時期，中共用剝奪有產者的方式滿足無產者的物質需要;在建政之後，則將就業、上學、參軍等社會成員應有權利作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等家庭出身者的優先權。為了讓社會成員「安貧樂道」，文革前將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貶斥為「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文革時期用「窮則革命富則修」將物質享受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行為。工人地位當時是「類中產階級」，自然成為毛紅色帝國的社會中堅，貧下中農雖然窮卻有政治優越感，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生活在窮與政治優越感的奇特狀態中。
習近平的反腐導致中共官場與其離心離德，習氏話語的紅色越濃，他與官僚群體之間的溝通障礙越大，知識群體(除學校的政治教師之外)對其的反感也越強烈，經濟精英們出逃的人越多。對他的紅色話語感興趣的，其實只有毛左與窮馬克思主義者，二者理論上是一家，區別在於後者主張「打土豪分田地」。龐大的五毛群體吹捧其紅色話語，與其說是相信，還不如說是生計之需。當初薄熙來到底層汲取社會支持，唱紅只是形式，真正吸附底層的是那數千億以各種形式發放的福利。
習執政以來的特點是在左(毛)右(鄧)之間徘徊不定。習既想要毛時代的極權與順民，又想要鄧時代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繁榮。殊不知後者與前者不兼容：所謂「改革」，就是經濟領域內放權讓利;所謂「開放」，就是讓國人從封閉蒙昧狀態中走出。毛式社會控制培育不出鄧江胡三朝的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習近平的紅色帝國，台柱演員與國際幫閒都可以找到，但要構建社會基礎，還得認真盤盤家底。一是稱量一下自己有無「壯士斷臂」的勇氣「打土豪分田地」，因為這會株連到紅色富豪群體;二是算算國庫有多少真金白銀用來購買毛左與「窮馬」支持;三是算算分光吃光後還能支持多久，因為紅色文化的特點是引導國民將眼睛盯住人家的錢袋，扼殺國民創造力，讓社會喪失創造財富的驅動力。
作為政治人物，身為方面大員的薄熙來可以賭上身家與政治前途，玩一把唱紅掃黑，但身為國主的習近平，想建立紅色帝國，還是謹慎一點為好——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精英與中產階級，並不願意成為那個「奇蹟王朝」的成員。
《中國人權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