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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評丁玲:睡床上像少婦 站著像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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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蕭軍和丁玲過從親密。喜歡早起的蕭軍,走過丁玲的門前,徑直推開窯洞的門。「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麗的!還像一個少婦,立起來,就蒼老得像一個老婆婆了。」他們曾暢想,有朝一日結伴去歐洲遊行。他陪她到延河邊洗衣服,感覺「她像一個漁婆」。「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方向前進著,但我們總是有著一條界線存在著,她愛她的黨,以至於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給了黨!」隨著他們情感上漸行漸遠,性格剛硬的丁玲罵蕭軍是「土匪頭子」,蕭軍當面蔑視之,在日記中寫道:「從這夜起,我感到她醜惡了!」美醜善惡之間,似乎是情感由之。

抗戰時期的丁玲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後,引起大陸讀書界一陣騷動。其實,蕭軍的這些日記內容,早在五年前就由北京的華夏出版社,收入《蕭軍全集》二十卷本的第十八、十九卷,於2008年6月出版。華夏版《延安日記》躋身全集裡,不顯山露水,延安那段生活只是其生平一個段落。牛津版《延安日記》單獨印行,奪人耳目,有一種把延安那段生活放大定格的出版效果。問題是,僅從這些日記內容出發,無論是對延安辯難,還是為延安辯護,都是就事論事,見樹而未見樹林。

此樹林者,就是蕭軍延安日記對身邊人物如何品評?對自己如何定位?延安文人們對延安生活如何觀感?不談這些,只從蕭軍日記中撿拾隻言片語,則貶之乏力,贊之無益。

抗日戰爭時期,蕭軍先後兩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3月,他從臨汾經延安,準備上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因戰事受阻,滯留延安約半個月,然後離開,經西安、蘭州,退到成都生活工作兩年多。第二次是1940年6月,蕭軍挈婦將雛來到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時間,留下這份比較翔實的日記。

在延安期間,蕭軍以職業作家身份,常住楊家嶺後溝和藍家坪的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整風運動後期一度辭去公職,下鄉村居,不久被勸回延安,住在橋兒溝的魯迅藝術文學院。住家寫作,是蕭軍在延安的日常工作,沒有具體任務要求,也沒有什麼時間限制,行為自由,言論自由。平時交往中,他結交最多的是文藝界人士,以及東北老鄉,因為結交毛澤東的關係,得以結識一些黨政軍要員。蕭軍行伍出身,粗中有細,每次交往都會在日記中留下印記。在這些交往結識的延安人物中,能夠被他瞧得起的,還真不多;被他稱讚的,少之又少。

朝夕相處的文藝界人士中,蕭軍自覺是鶴立雞群,睥睨眾小。同屬於「文協」和「文抗」駐會作家的艾青,在蕭軍日記里的形象「是一個巧妙的正直者,有刺無毒的小黃蜂」。「他看起來是為別人,實際是為自己」,愛誇張自己的優點,愛裝潢自己,「他是自我的,誇大的,自傲也是自卑的。他缺乏一種真摯的人性或獸性的力」。文人相輕,加朝夕相處,難免有些生活上的芥蒂齷齪。不久,傳出關於蕭軍在艾青不在家時走過其窯洞向其夫人吹口哨,被視為調戲的緋聞。為了澄清是非,蕭軍拉著自己夫人王德芬,找到艾青夫妻,希望當面對質,卻被艾青夫人韋嫈拒絕了。蕭軍日記中咬牙切齒發誓道,「我此後決定不理他們一家」。實際上,他無法兌現這個誓言。1944月6月,中外記者採訪團到延安,蕭軍、艾青等參與在陝甘寧邊區銀行樓上的集體見面會,分別介紹各自在延安的情況。蕭軍當天日記對於艾青的介紹痛加貶斥,「對於這個人下賤、無恥、撤謊到這般地步,我真替他感到渾身起雞皮疙瘩!」因為有外人在場,蕭軍強忍著內心的憤怒,沒有當場發難,算是給他留了面子。

有一段時間,蕭軍和丁玲過從親密。喜歡早起的蕭軍,走過丁玲的門前,徑直推開窯洞的門。「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麗的!還像一個少婦,立起來,就蒼老得像一個老婆婆了。」他們曾暢想,有朝一日結伴去歐洲遊行。他陪她到延河邊洗衣服,感覺「她像一個漁婆」。「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方向前進著,但我們總是有著一條界線存在著,她愛她的黨,以至於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給了黨!」隨著他們情感上漸行漸遠,性格剛硬的丁玲罵蕭軍是「土匪頭子」,蕭軍當面蔑視之,在日記中寫道:「從這夜起,我感到她醜惡了!」美醜善惡之間,似乎是情感由之。

他對周揚,可能是在上海「左聯」時期受魯迅觀點的影響,沒有好感可言。經歷延安整風運動,更是惡評多多。「周揚他是一貫以殘害同志為作風的,他指過胡風為內奸,馮雪峰為假共產黨員,文藝青年柏山為內奸,結果入獄……」蕭軍指斥周揚歪曲「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整風運動方針,發明所謂「野火政策」,亂燒一陣,「冤枉三千,不漏一人」。蕭軍在日記中,稱周揚為「狡猾而政客思想濃厚的人」。蕭軍從鄉居回到延安,在中央黨校住了近一年,被組織安排到魯藝。時任延安大學副校長,兼任魯藝院長的周揚主動示好,蕭軍態度稍有和緩,頗有同情地分析周揚,「這是個沒經過社會各層生活洗鍊的人,對『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對於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看情形,我應儘可能幫助他一些,使其進步。」如此大言不慚,反而顯得幾分天真可愛了。

蕭軍對人物品評多情緒化、概念化、臉譜化。他稱時任魯藝黨支部書記宋侃夫為「無能力的教條主義者」。他稱陳學昭是「尖嘴烏鴉似的女人」。他稱蕭三是「俄國販子」,仗著酒勁恫嚇說,「不看在同志面上,我早就殺他。」吳奚如曾在致胡風信中非議蕭軍,蕭軍知曉後,不依不饒,多次表示哪天見到吳奚如,「我那天就揍他耳光」。他讀罷茅盾的書《劫後拾遺》,在日記中寫道,「我本來不喜歡他的任何作品,陳腐,毫無藝術的氣氛……茅盾是個暴露性、自然主義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書除開告訴人一些故事和事件而外,我是沒有欲望讀第二遍的。」他翻閱郭沫若的劇本《屈原》,看過後記,「覺得這人賣才情,酸溜溜的已經到了可憎的程度!這也許是我的成見,這位『自傷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來越為他肉麻。」他閱讀了高長虹的書《政治的新生》,認為「這是一個僵化了的,毫無才能的書蟲,盡說了一些陳腐的老生常談」。並且,在一次「文抗」作家選舉伙食委員會時,蕭軍竟然「罵了高長虹這老兒,他是裝腔作勢不知趣的傢伙」。

蕭軍平時生活交往比較頻繁的,是同為文化人、又是東北老鄉的舒群、羅烽等人。「他(羅烽)和群(舒群)一直是靠著我的光輝走路,利用我,從來是不曾想到過我的處境……」「從今天起,我宣布從我的感情領域裡,開除這兩個自私和無良的友人!」其實,這都是日記里說說的狠話而已,他們在生活中依然故我,交往不輟。

1942年4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夕,毛澤東問蕭軍對周圍作家們的看法。蕭軍言之鑿鑿地說:「他(艾青)只是個優秀的詩人,決不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缺乏深厚的一個偉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勵不能打擊,常憑感覺用事。羅烽能做事,精明幹練,但缺乏一種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狹,帶有過去秘密工作的作風。」

對文化人觀感如此,對延安黨政軍界人士觀感如何呢?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蕭軍夜讀後認為,「這是一篇流暢的有才華見解的文章,但我總感到他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鍊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蕭軍覺得,自己有責任在這方面點化他一下,幫助他一把。

在毛澤東周圍的其他領導人,那就更不在蕭軍的話下啦。

關於周恩來,蕭軍認為,「周是機敏,決斷,長於事務,但是只像個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種深沉更遠見的東西。」當天日記里,蕭軍褒貶過周恩來後,緊接著一句話是,「當你對一個偶像評論,這要一番勇敢的力量」,字裡行間是一副洋洋自得的面孔。

關於林彪,蕭軍數次見面都認為,「林是個狹小的,理性很強的人,但缺乏一種深沉的鎮定人的力,他會不壽的。」「林彪是一個近乎陰暗的,胸襟狹小,矜持的人,這不是一個大將材料,而且不像長壽的樣子。」

關於賀龍,蕭軍的觀感是,「這是個浮動的憑感覺的人,有些土氣和江湖氣,有時也故意裝作大動作的樣子。吃著大菸斗,鼻子不高,頭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歡雙腿叉開。我和他講話很少,我知道這些人雖然口頭上尊重文化人,心裡是有著蔑視的,而且他是準備文化人描寫他的。所以在意識上一定存著一種演戲的成分。」

關於王震,蕭軍在毛澤東住處邂逅之,王震為《解放日報》發表王實味《野百合花》憤憤不平,蕭軍直言不諱地予以回擊道,應該「以槍還槍,以筆還筆」,武人不干文人事。當天日記認為,「這是個有點小聰明而跋扈的人。」不久,王震參加作家俱樂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介紹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曾受過五次槍傷,年紀也很輕,我對他的印象較第一次改好了」,認為「這是個切實的、有為的、聰明的,由鐵路燒火工出身的軍官」。

關於胡喬木,蕭軍與之初次交往,感覺「是一個平庸的人」。爾後多次交往中,認為「這人是有點酸溜溜的,狹小,但是忠實的」。此間,胡喬木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很多時候代表毛澤東主動拜訪蕭軍,傾聽意見建議。蕭軍鄉居期間,胡喬木在中共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等陪同下,找到蕭軍住處,慰問溝通交流。蕭軍日記中記載,「這人還是這般狹小、瑣碎、感情容易激動。」當然,蕭軍承認自己也是感情容易衝動的人。

關於張如心,蕭軍認為「這人虛浮,虛榮,裝腔作勢,有點官派,酸溜溜的很使我不愉快,幾乎又要刺他幾句,但我忍耐了,像一隻馬蜂似的藏起我的刺。我知道這類人是禁不起打擊的,同時也是個無甚能力、見解的庸俗之輩。我還應把自己放寬大一些,善意地將來幫助他」。張如心曾任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整風運動期間擔任中央黨校三部副主任。蕭軍隨「文抗」作家編入黨校三部,參加整風運動。「這人是個空洞、無知、『自是心』也很強,但還不是個狡猾的人。他把我的幾篇小說尋到,說要研究,學習。我知道這人的頭腦和感情已經僵化了,對於藝術是無緣的。但我還是抱了容忍和教導的態度去接近他,也常常說給他一些所需要的。」能如此忍耐著,在蕭軍已經是性格平和的表現了。

關於匡亞明,蕭軍日記中寫道,「認識一個高身、禿頭、凹鼻,有兩顆假牙齒和嘴唇閉不嚴的約四十多歲的男人,名叫匡亞民(匡亞明),人們似乎全熟識他,但對他卻不存著尊敬,甚至一種疏離和輕蔑,我不知道這原因。他也喜歡唱京戲。大約這也是個不通世故,無地位,不能克制自己感情有點呆氣的人——從他的外貌上這樣感到。」可以想像,蕭軍當時心存此念,那副面孔該是什麼樣子。其實,被蕭軍以貌取人的匡亞明,是因為遭受槍擊,導致嘴唇不能完全閉合。在延安,匡亞明擔任中央社會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秘書。

在蕭軍日記中,得到肯定稱讚的只有兩個半人。其一是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蕭軍稱讚「他是熱情謹慎的老人」。其二是擔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的徐特立,蕭軍稱讚「這是一個純潔的老人,一個使徒式的革命者,可愛而又可敬」。另外半個人是艾思奇,時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文協」主任、副主任,分管文協工作。蕭軍對其評價較好,但保留懷疑傾向。「我覺得艾思奇還是一個正派人,對於我還無什麼惡意的樣子,誰知背後如何。」他們之間曾有工作上的書信來往,蕭軍進一步肯定「我覺得這人是忠誠正派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價值認同,蕭軍在「文抗」民生生活會上拔刀示威,一座皆驚的情況下,唯獨艾思奇處亂不驚,責令蕭軍別玩這一套。而蕭軍竟然就買了艾思奇的帳。經過整風運動後,蕭軍日記中有對於艾思奇理論宣傳的責難,將艾思奇與陳伯達並稱為「共產黨兩位愚蠢、武斷、機械論者的『理論家』」。

延安時期,蕭軍被流傳最廣的言論是:我一支筆要管兩個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魯迅是我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大哥。

他主張「文學英雄主義」,不入黨,不為官,不告密,自稱是天下人要管天下事。但又信誓旦旦地要組建一個「人民大眾黨」,自任黨魁領袖。他常年在延河邊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延河邊吊嗓子,藉以磨鍊意志力。他曾經為勤務員小鬼們打抱不平,腳踢「文抗」政治指導員,而被罷免邊區參議員資質,並被判處六個月刑期,緩期兩年執行。他自視甚高,也自律甚嚴。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滿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圍的人,也被周圍的人瞧不起,自我統計出面臨「九面受敵」的窘況。「我統計著我的仇人,幾乎成了九面楚歌了。」他的婚姻情感也存在危機,只存四分之一的愛情維繫著婚姻生活。他也有耍賴潑皮的時候,當同志們批評他在男女交往上的一些粗獷行為舉止時,他回答:「誰吃我的醋,我就跟他的女人睡過覺……」在別人看來屬於沾花惹草的舉動,他始終覺得是自己富有男子漢魅力,別人在嫉妒他,吃他的醋。

這樣,第二次來到延安不久,自己感到無法安心立命,他不斷尋求出走的機會,並做著出走的準備。他的牢騷和責難,無人能解決,所以,層層越級告急,最終找到毛澤東那裡。經過一段時間來往,毛澤東致信勸慰他,「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蕭軍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也努力修煉著自己。

事在人為,蕭軍對人如此,看得上眼的人極少,那麼,看得上眼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留下詳細的日記,很多時候整天都在「文抗」作家俱樂部里寫日記,是為了讓歷史證明誰偉大。「我的日記也許有一天自己把它發表,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為了今後公開發表的日記,與僅僅為了幫助個人記憶的日記,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寫作。

有牢騷,敢責難,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責任的一種表現方式。李白杜甫詩歌里有多少牢騷和責難,仍然屬於盛唐時代的一部分。蕭軍日記里的牢騷和責難,同樣屬於延安那個時代的一部分,屬於那種需要我們時刻警醒,不斷改正的一部分。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2014年5月23日文匯讀書周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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