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蕭軍和丁玲過從親密。喜歡早起的蕭軍，走過丁玲的門前，徑直推開窯洞的門。「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麗的!還像一個少婦，立起來，就蒼老得像一個老婆婆了。」他們曾暢想，有朝一日結伴去歐洲遊行。他陪她到延河邊洗衣服，感覺「她像一個漁婆」。「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方向前進著，但我們總是有著一條界線存在著，她愛她的黨，以至於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給了黨!」隨著他們情感上漸行漸遠，性格剛硬的丁玲罵蕭軍是「土匪頭子」，蕭軍當面蔑視之，在日記中寫道：「從這夜起，我感到她醜惡了!」美醜善惡之間，似乎是情感由之。
抗戰時期的丁玲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後，引起大陸讀書界一陣騷動。其實，蕭軍的這些日記內容，早在五年前就由北京的華夏出版社，收入《蕭軍全集》二十卷本的第十八、十九卷，於2008年6月出版。華夏版《延安日記》躋身全集裡，不顯山露水，延安那段生活只是其生平一個段落。牛津版《延安日記》單獨印行，奪人耳目，有一種把延安那段生活放大定格的出版效果。問題是，僅從這些日記內容出發，無論是對延安辯難，還是為延安辯護，都是就事論事，見樹而未見樹林。
此樹林者，就是蕭軍延安日記對身邊人物如何品評?對自己如何定位?延安文人們對延安生活如何觀感?不談這些，只從蕭軍日記中撿拾隻言片語，則貶之乏力，贊之無益。
抗日戰爭時期，蕭軍先後兩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3月，他從臨汾經延安，準備上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因戰事受阻，滯留延安約半個月，然後離開，經西安、蘭州，退到成都生活工作兩年多。第二次是1940年6月，蕭軍挈婦將雛來到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時間，留下這份比較翔實的日記。
在延安期間，蕭軍以職業作家身份，常住楊家嶺後溝和藍家坪的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整風運動後期一度辭去公職，下鄉村居，不久被勸回延安，住在橋兒溝的魯迅藝術文學院。住家寫作，是蕭軍在延安的日常工作，沒有具體任務要求，也沒有什麼時間限制，行為自由，言論自由。平時交往中，他結交最多的是文藝界人士，以及東北老鄉，因為結交毛澤東的關係，得以結識一些黨政軍要員。蕭軍行伍出身，粗中有細，每次交往都會在日記中留下印記。在這些交往結識的延安人物中，能夠被他瞧得起的，還真不多;被他稱讚的，少之又少。
朝夕相處的文藝界人士中，蕭軍自覺是鶴立雞群，睥睨眾小。同屬於「文協」和「文抗」駐會作家的艾青，在蕭軍日記里的形象「是一個巧妙的正直者，有刺無毒的小黃蜂」。「他看起來是為別人，實際是為自己」，愛誇張自己的優點，愛裝潢自己，「他是自我的，誇大的，自傲也是自卑的。他缺乏一種真摯的人性或獸性的力」。文人相輕，加朝夕相處，難免有些生活上的芥蒂齷齪。不久，傳出關於蕭軍在艾青不在家時走過其窯洞向其夫人吹口哨，被視為調戲的緋聞。為了澄清是非，蕭軍拉著自己夫人王德芬，找到艾青夫妻，希望當面對質，卻被艾青夫人韋嫈拒絕了。蕭軍日記中咬牙切齒發誓道，「我此後決定不理他們一家」。實際上，他無法兌現這個誓言。1944月6月，中外記者採訪團到延安，蕭軍、艾青等參與在陝甘寧邊區銀行樓上的集體見面會，分別介紹各自在延安的情況。蕭軍當天日記對於艾青的介紹痛加貶斥，「對於這個人下賤、無恥、撤謊到這般地步，我真替他感到渾身起雞皮疙瘩!」因為有外人在場，蕭軍強忍著內心的憤怒，沒有當場發難，算是給他留了面子。
有一段時間，蕭軍和丁玲過從親密。喜歡早起的蕭軍，走過丁玲的門前，徑直推開窯洞的門。「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麗的!還像一個少婦，立起來，就蒼老得像一個老婆婆了。」他們曾暢想，有朝一日結伴去歐洲遊行。他陪她到延河邊洗衣服，感覺「她像一個漁婆」。「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方向前進著，但我們總是有著一條界線存在著，她愛她的黨，以至於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給了黨!」隨著他們情感上漸行漸遠，性格剛硬的丁玲罵蕭軍是「土匪頭子」，蕭軍當面蔑視之，在日記中寫道：「從這夜起，我感到她醜惡了!」美醜善惡之間，似乎是情感由之。
他對周揚，可能是在上海「左聯」時期受魯迅觀點的影響，沒有好感可言。經歷延安整風運動，更是惡評多多。「周揚他是一貫以殘害同志為作風的，他指過胡風為內奸，馮雪峰為假共產黨員，文藝青年柏山為內奸，結果入獄……」蕭軍指斥周揚歪曲「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整風運動方針，發明所謂「野火政策」，亂燒一陣，「冤枉三千，不漏一人」。蕭軍在日記中，稱周揚為「狡猾而政客思想濃厚的人」。蕭軍從鄉居回到延安，在中央黨校住了近一年，被組織安排到魯藝。時任延安大學副校長，兼任魯藝院長的周揚主動示好，蕭軍態度稍有和緩，頗有同情地分析周揚，「這是個沒經過社會各層生活洗鍊的人，對『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對於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看情形，我應儘可能幫助他一些，使其進步。」如此大言不慚，反而顯得幾分天真可愛了。
蕭軍對人物品評多情緒化、概念化、臉譜化。他稱時任魯藝黨支部書記宋侃夫為「無能力的教條主義者」。他稱陳學昭是「尖嘴烏鴉似的女人」。他稱蕭三是「俄國販子」，仗著酒勁恫嚇說，「不看在同志面上，我早就殺他。」吳奚如曾在致胡風信中非議蕭軍，蕭軍知曉後，不依不饒，多次表示哪天見到吳奚如，「我那天就揍他耳光」。他讀罷茅盾的書《劫後拾遺》，在日記中寫道，「我本來不喜歡他的任何作品，陳腐，毫無藝術的氣氛……茅盾是個暴露性、自然主義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書除開告訴人一些故事和事件而外，我是沒有欲望讀第二遍的。」他翻閱郭沫若的劇本《屈原》，看過後記，「覺得這人賣才情，酸溜溜的已經到了可憎的程度!這也許是我的成見，這位『自傷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來越為他肉麻。」他閱讀了高長虹的書《政治的新生》，認為「這是一個僵化了的，毫無才能的書蟲，盡說了一些陳腐的老生常談」。並且，在一次「文抗」作家選舉伙食委員會時，蕭軍竟然「罵了高長虹這老兒，他是裝腔作勢不知趣的傢伙」。
蕭軍平時生活交往比較頻繁的，是同為文化人、又是東北老鄉的舒群、羅烽等人。「他(羅烽)和群(舒群)一直是靠著我的光輝走路，利用我，從來是不曾想到過我的處境……」「從今天起，我宣布從我的感情領域裡，開除這兩個自私和無良的友人!」其實，這都是日記里說說的狠話而已，他們在生活中依然故我，交往不輟。
1942年4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夕，毛澤東問蕭軍對周圍作家們的看法。蕭軍言之鑿鑿地說：「他(艾青)只是個優秀的詩人，決不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缺乏深厚的一個偉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勵不能打擊，常憑感覺用事。羅烽能做事，精明幹練，但缺乏一種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狹，帶有過去秘密工作的作風。」
對文化人觀感如此，對延安黨政軍界人士觀感如何呢?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蕭軍夜讀後認為，「這是一篇流暢的有才華見解的文章，但我總感到他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鍊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蕭軍覺得，自己有責任在這方面點化他一下，幫助他一把。
在毛澤東周圍的其他領導人，那就更不在蕭軍的話下啦。
關於周恩來，蕭軍認為，「周是機敏，決斷，長於事務，但是只像個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種深沉更遠見的東西。」當天日記里，蕭軍褒貶過周恩來後，緊接著一句話是，「當你對一個偶像評論，這要一番勇敢的力量」，字裡行間是一副洋洋自得的面孔。
關於林彪，蕭軍數次見面都認為，「林是個狹小的，理性很強的人，但缺乏一種深沉的鎮定人的力，他會不壽的。」「林彪是一個近乎陰暗的，胸襟狹小，矜持的人，這不是一個大將材料，而且不像長壽的樣子。」
關於賀龍，蕭軍的觀感是，「這是個浮動的憑感覺的人，有些土氣和江湖氣，有時也故意裝作大動作的樣子。吃著大菸斗，鼻子不高，頭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歡雙腿叉開。我和他講話很少，我知道這些人雖然口頭上尊重文化人，心裡是有著蔑視的，而且他是準備文化人描寫他的。所以在意識上一定存著一種演戲的成分。」
關於王震，蕭軍在毛澤東住處邂逅之，王震為《解放日報》發表王實味《野百合花》憤憤不平，蕭軍直言不諱地予以回擊道，應該「以槍還槍，以筆還筆」，武人不干文人事。當天日記認為，「這是個有點小聰明而跋扈的人。」不久，王震參加作家俱樂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介紹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曾受過五次槍傷，年紀也很輕，我對他的印象較第一次改好了」，認為「這是個切實的、有為的、聰明的，由鐵路燒火工出身的軍官」。
關於胡喬木，蕭軍與之初次交往，感覺「是一個平庸的人」。爾後多次交往中，認為「這人是有點酸溜溜的，狹小，但是忠實的」。此間，胡喬木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很多時候代表毛澤東主動拜訪蕭軍，傾聽意見建議。蕭軍鄉居期間，胡喬木在中共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等陪同下，找到蕭軍住處，慰問溝通交流。蕭軍日記中記載，「這人還是這般狹小、瑣碎、感情容易激動。」當然，蕭軍承認自己也是感情容易衝動的人。
關於張如心，蕭軍認為「這人虛浮，虛榮，裝腔作勢，有點官派，酸溜溜的很使我不愉快，幾乎又要刺他幾句，但我忍耐了，像一隻馬蜂似的藏起我的刺。我知道這類人是禁不起打擊的，同時也是個無甚能力、見解的庸俗之輩。我還應把自己放寬大一些，善意地將來幫助他」。張如心曾任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整風運動期間擔任中央黨校三部副主任。蕭軍隨「文抗」作家編入黨校三部，參加整風運動。「這人是個空洞、無知、『自是心』也很強，但還不是個狡猾的人。他把我的幾篇小說尋到，說要研究，學習。我知道這人的頭腦和感情已經僵化了，對於藝術是無緣的。但我還是抱了容忍和教導的態度去接近他，也常常說給他一些所需要的。」能如此忍耐著，在蕭軍已經是性格平和的表現了。
關於匡亞明，蕭軍日記中寫道，「認識一個高身、禿頭、凹鼻，有兩顆假牙齒和嘴唇閉不嚴的約四十多歲的男人，名叫匡亞民(匡亞明)，人們似乎全熟識他，但對他卻不存著尊敬，甚至一種疏離和輕蔑，我不知道這原因。他也喜歡唱京戲。大約這也是個不通世故，無地位，不能克制自己感情有點呆氣的人——從他的外貌上這樣感到。」可以想像，蕭軍當時心存此念，那副面孔該是什麼樣子。其實，被蕭軍以貌取人的匡亞明，是因為遭受槍擊，導致嘴唇不能完全閉合。在延安，匡亞明擔任中央社會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秘書。
在蕭軍日記中，得到肯定稱讚的只有兩個半人。其一是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蕭軍稱讚「他是熱情謹慎的老人」。其二是擔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的徐特立，蕭軍稱讚「這是一個純潔的老人，一個使徒式的革命者，可愛而又可敬」。另外半個人是艾思奇，時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文協」主任、副主任，分管文協工作。蕭軍對其評價較好，但保留懷疑傾向。「我覺得艾思奇還是一個正派人，對於我還無什麼惡意的樣子，誰知背後如何。」他們之間曾有工作上的書信來往，蕭軍進一步肯定「我覺得這人是忠誠正派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價值認同，蕭軍在「文抗」民生生活會上拔刀示威，一座皆驚的情況下，唯獨艾思奇處亂不驚，責令蕭軍別玩這一套。而蕭軍竟然就買了艾思奇的帳。經過整風運動後，蕭軍日記中有對於艾思奇理論宣傳的責難，將艾思奇與陳伯達並稱為「共產黨兩位愚蠢、武斷、機械論者的『理論家』」。
延安時期，蕭軍被流傳最廣的言論是：我一支筆要管兩個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魯迅是我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大哥。
他主張「文學英雄主義」，不入黨，不為官，不告密，自稱是天下人要管天下事。但又信誓旦旦地要組建一個「人民大眾黨」，自任黨魁領袖。他常年在延河邊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延河邊吊嗓子，藉以磨鍊意志力。他曾經為勤務員小鬼們打抱不平，腳踢「文抗」政治指導員，而被罷免邊區參議員資質，並被判處六個月刑期，緩期兩年執行。他自視甚高，也自律甚嚴。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滿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圍的人，也被周圍的人瞧不起，自我統計出面臨「九面受敵」的窘況。「我統計著我的仇人，幾乎成了九面楚歌了。」他的婚姻情感也存在危機，只存四分之一的愛情維繫著婚姻生活。他也有耍賴潑皮的時候，當同志們批評他在男女交往上的一些粗獷行為舉止時，他回答：「誰吃我的醋，我就跟他的女人睡過覺……」在別人看來屬於沾花惹草的舉動，他始終覺得是自己富有男子漢魅力，別人在嫉妒他，吃他的醋。
這樣，第二次來到延安不久，自己感到無法安心立命，他不斷尋求出走的機會，並做著出走的準備。他的牢騷和責難，無人能解決，所以，層層越級告急，最終找到毛澤東那裡。經過一段時間來往，毛澤東致信勸慰他，「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蕭軍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也努力修煉著自己。
事在人為，蕭軍對人如此，看得上眼的人極少，那麼，看得上眼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留下詳細的日記，很多時候整天都在「文抗」作家俱樂部里寫日記，是為了讓歷史證明誰偉大。「我的日記也許有一天自己把它發表，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為了今後公開發表的日記，與僅僅為了幫助個人記憶的日記，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寫作。
有牢騷，敢責難，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責任的一種表現方式。李白、杜甫詩歌里有多少牢騷和責難，仍然屬於盛唐時代的一部分。蕭軍日記里的牢騷和責難，同樣屬於延安那個時代的一部分，屬於那種需要我們時刻警醒，不斷改正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