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後來接受了一套規則：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正確，最後不能只由事實、判斷和良心決定，還要等待政治作出裁決。 王實味沒有學會。 蕭軍拒絕學會。 丁玲學會了，而且一度用這套標準要求別人。 後來幾十年，她不斷檢討、申訴、等待重新獲得承認。 把自己的那百分之一交出去，並不會換來權力永久的信任。 只會讓一個人越來越需要權力告訴自己，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應該怎樣想。

蕭軍來到延安，看到很多看不慣的醜惡現象。圖為1964年延安。（圖片來源：公有領域）按：蕭軍在延安多年，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他說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早已成名的...

——讀蕭軍《延安日記》（圖為蕭軍初到延安時的形象）延安的不和諧音符在蕭軍的一生中，與兩位歷史名人有著不解之緣，一個是文人魯迅，另一個是政治家毛澤東。文化人看文化人，沒有什麼隔膜，但蕭軍看毛澤東就不同。蕭軍百年誕辰前出版的《人與人間—&mdash...

進入新千年以來，對中共治理下的延安歷史的研究，漸成顯學。高水平的研究論著和有價值的回憶錄不斷問世，引起了學界關注的升溫。第一手史料的開掘，將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我認為，在這方面，《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牛津出版社2013年）公開出版，具有獨特的意義。理由...

從中共成立就實行的等級制度造成的物質腐敗，正是政治腐敗——「一個領袖」的個人專制制度建立、繼承和延續的保障。

年輕時的蕭軍東北時期，1932年8月，住在哈爾濱東興順旅館的蕭紅因欠錢太多，旅館不讓蕭紅離開。蕭軍趁夜色租了一條小船，將蕭紅救出。不久蕭紅住進醫院分娩，產下一個女嬰。因無錢支付住院費，醫院不給治療。為救蕭紅，蕭軍抓住醫生，大聲吼道：你今天不給我的人治療，我就揍你！醫生不敢怠慢，趕...

蕭軍在反右運動期間，雖然沒有成為實實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識形態的監控部門看來，仍舊是一個「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之後至文革期間，蕭軍的作品再也沒有出版的機會。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與女作家蕭紅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任監察院長多年，寫得一手好書法。有一天，他見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用宣紙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在院內。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捨不得貼在牆上，於是偷偷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重新組合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曰：「小處不可隨便」，頓時成為名聯。

蕭軍聽後主動和解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不料丁玲毫不退讓地回敬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過去批判別人，丁玲向來毫不留情。這次輪到自己，才知道周揚們整起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方法是「先定性，一面倒，不核對」。

老舍後來透露：「經過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後，那些原作好處即連根拔掉；若有四成藝術性，到後來連一成也找不著了。這種踴躍參加改稿的風氣既成，作家們就沒法不束手束腳。……一想起來啊，我就好不傷心！」1955年，他的舊作《駱駝祥子》再版時，也為了符合所謂「新社會」的要求，不能醜化「勞動人民」的祥子，而不得不在結尾刪除了近萬字的內容。

「美軍強姦案」發生後，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曾告誡參加遊行的上海交大學生：「當俄國人占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麼應當針對這個劣跡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麼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可是我們看到中共發動這樣的示威了嗎？中共不正是為了一己私利而選擇了對蘇軍暴行的沉默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加了按語。這些按語直接由毛澤東起草，說明胡風的文藝思想在中共高層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強烈。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風在家中由劉白羽帶路來的公安部執行人員從家中帶走。所以，《胡風全集》中收錄的日記，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右起）蕭紅、蕭軍、黃源。（網絡圖片）王實味在延安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共產黨治下的革命聖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禍上身。當時延安的等級制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些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用不了多久都會經歷理想幻滅的過程，只是多數人...

延安時期這一時期，中共偏據西北瘠地，物質貧困，客觀條件對貪占有所制約。「魯藝」印尼僑生古達（1917～？）：物質生活的艱苦、貧乏，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那樣產，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夠維持生存的物質，僅夠溫飽，沒有可供你爭我奪的物什。[①]中共...

蕭軍在延安多年，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一次次又沒有走成，拖到抗戰結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說「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權在那裡或隱或現，一個有個性、有稜角、自視甚高的作家，當然很不習慣這樣的環境。

中央社會部批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7月1日，晉綏公安幹部將王實味帶到黃河岸邊一偏僻山隅，用砍刀砍死後置於一眼枯井中。半年後毛澤東知道此事，大發雷霆，要某人賠他一個王實味。不過，顯然，他在乎的是一個典型，而不是一條人命。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透露原委，「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壁報，引得南門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