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本來沒有決定整彭真，然而《王力反思錄》透露：彭真整理了鄧拓、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澤東。這下闖了大禍，成為毛澤東對彭真不滿爆發的重要原因本文摘自文史作家丁冬在人民網的專欄。
學術研究，應當提倡擺事實，講道理，允許批評和反批評，可以不贊成別人的觀點，但要尊重別人表達觀點的權利，不應當武斷和以勢壓人。但在文革年代，武斷和以勢壓人卻成了流行的文風和革命的標誌。這種文風的興起，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上綱上線高，帽子扣得大，捕風捉影，強詞奪理，有人把姚文元稱為「棍子」。後來，人們才知道這篇文章來頭很大，背後不但有張春橋的參與，有江青的組織，還有毛澤東的支持，姚文元也被譽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於是，學術界、文化界人人自危。連赫赫有名的頭面人物郭沫若都慌了，向中央提出了辭職申請。
當時，黨內主管思想文化領域的機構是以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當時還是想穩定局勢，讓中國學術界維持正常的文化秩序，於是讓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姚溱起草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於1966年2月8日到武漢東湖向毛澤東當面匯報，並於2月12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出。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綱」。提綱談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學閥自居，以勢壓人。當時，隨提綱還向毛澤東報送了七個材料。其中一個材料涉及戚本禹，兩個材料涉及關鋒。提到關鋒在1962年也寫過影射現實的雜文，戚本禹為吳晗主編的歷史小叢書也撰寫過一本《孫承宗》，而孫承宗是明朝的一個兵部尚書，相當於國防部長。在當時的學術批判中，關鋒、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樣，都是響噹噹的左派。據在中宣部工作的龔育之回憶，許立群說，把這個材料送給中央，要中央了解，他們的屁股也不是那麼乾淨，當年他們也說過這樣的話。龔育之還分析，這個潛台詞就是說，你們現在批評別人，上這麼高的綱，你們自己過去也講過，屁股也不很乾淨。還是要自己做點自我批評，對別人的批評留點分寸為好。
然而，就是這些關於關鋒、戚本禹的材料，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王力反思錄》透露：「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溱、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後，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後果很嚴重。這成為毛主席對彭真不滿爆發的重要原因。本來二月提綱毛主席雖然沒明確同意發，但還沒有下決心整彭真。這件事情在兩可的時候加了個法碼。什麼事情都有個偶然性。彭真至今還記得這事，說王力是很慎重的。當時我建議彭真和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係，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一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後改變了印象。他還夸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
彭真的補救措施已經晚了一步。當時，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筆桿子，從意識形態領域入手，打開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決定收回「二月提綱」，而且主持起草、親筆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法，怒斥「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彭真被打倒了，許立群在批鬥中打壞了耳朵，姚溱自殺了。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革初期風靡一時，成了人們效仿的樣板，深深地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文風。然而，關鋒、戚本禹的風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澤東心中的戰略部署發生變化，重點要從天下大亂轉向天下大治，於是關鋒從座上客變了階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他給彭真的信也被翻了出來，成為罪狀之一。只有姚文元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時間比較長，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金棍子」的表演才劃上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