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於12月5日-6日在北京舉行。國研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出席並演講。他表示，政府習慣於遇到經濟問題就想辦法從需求側解決，靠投資拉動來解決問題，但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變革的關口，供給側的問題亟待解決。
以下為其發言實錄：
投資拉動已經基本無效，怎麼強調提高效率都不過分
第一、從過去的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時候主要是著重在需求側轉向了供給側，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這是積極的轉變。供給側存在問題提出了很久了，但是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在提出解決辦法的時候，往往把重點放到了需求側。為什麼會現在碰到這麼多問題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架馬車。
特別是09年以後，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經濟上暴露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裡？習慣的思維就是因為需求側出了問題，需求不足。需求側主要是三個因素：投資、消費、出口。因為這三方面不振所以經濟上出現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從這樣的觀點、角度去考慮問題，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費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難，設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難，最容易辦的、政府也比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資，叫做「擴需求、保增長」。但是這個辦法看來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它會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09年四萬億投資、十萬億貸款下去後，經濟增速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兩年副作用表現很大，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在09年的時候四萬億投資、十萬億貸款下去馬上增速就回升三個甚至四個百分點，但是近年來效率遞減，同樣的刺激力度，但是回升的很少而且持續的時間很短，甚至到了最近這一年投資下去了GDP增速沒有變化。用增強需求的辦法去解決問題效果越來越差了。
另一方面，我們如果靠投入資源去解決問題，可我們又沒有那麼多的資源，資源越來越緊缺，投進去的是什麼呢？就是票子、就是債務、就是寅吃卯糧，這樣使得國民資產負債表，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包括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居民資產負債表槓桿率越升越高，特別是整個企業界槓桿率遠遠超過了歐盟所規定的90%的水平，這樣某些環節上越來越出現債務危機和資金鍊斷裂，如果這種情況繼續發生而且發散開來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出現所謂系統性風險。這樣對於從需求側去看問題、從需求側去找解決的辦法大多數人失去了信心。
對於經濟學界來說，這樣觀察宏觀經濟長期問題的方法和解決長期持續增長問題所用的這些措施是不恰當的，本來經濟學界是有定論的，可是對於社會各界來說認識這種方法的偏差有一個過程。在今年看來，從朝野各界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達成了共識，特別是上個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黨和政府的領導都明確了一點，就是要從供給側去分析問題的根源，從供給側採取措施。
供給側主要也是三個因素，從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來說，經濟學的普遍共識是應該從供給側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從供給方面去看增長，主要的因素是三個：第一個因素是投資，投資就是新增資本；第二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第三個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來因為城市化過程到了後期，一般的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大大的縮小，不可能用簡單的購買和引進的辦法來提高科技水平，這方面的拉動增長的可能性就逐漸的在消失，加上剛才說的投資已經引起了消極後果的積累，也不能再大量用這個辦法保持供給的增長。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點是三個基本供給驅動因素中著重在第三個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對它的積極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分，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
供給側改革要靠市場手段
第二、怎麼能夠改善供給？其實改善供給的問題在黨和政府的一些決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經出現了，這就是第九個五年計劃，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了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什麼是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呢？當時在普及宣傳九五計劃的時候，其實說了很多，不過後面慢慢人們就忘了，其實所謂粗放增長就是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增長，主要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所謂集約增長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在1995到2000年的五年計劃里就要求實現這個轉變，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改善供給、供給側的改善。
為什么九五計劃就做了規定，到了現在已經過去了20年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呢？就是方法上可能不當，可能不夠有力。在九五計劃，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定九五計劃的建議里說的清楚，增長方式的轉變要跟另外一個轉變一塊進行，另外一個轉變就是體制的轉變。所以九五計劃所規定的轉變叫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是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且說得很清楚，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在九五計劃期間因為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正在進行，應該說體制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到了十五計劃，這兩個根本轉變都大大的減弱了。雖然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推進改革，要改善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實際上十五期間熱衷於大投資、進行所謂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設，所以增長方式其實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的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十一五工作的主線，但是這方面進展一直不夠快，原因就在於改革推進的不夠。政府習慣於遇到經濟問題就想辦法從需求側解決，靠投資拉動來解決問題，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給側的時候往往也採取計劃經濟的辦法，政府出手來改變供給結構、改變供給的體系，用這樣的辦法。
比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那一撥運動，那是供給側的改善，使得供給結構有所變化，使戰略性新興產業能夠發展起來，能夠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但是用的辦法在相當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決定性作用來配置資源，大量的給企業補貼來發展太陽光電產業、LED產業等等，而不是用市場的方法，即使是認定了問題出現在供給側，要改善供給也有兩種不同的辦法，在我看來，正確的辦法是建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制度體系，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這樣的制度體系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系和供給結構的改善。
所以面對要改善供給的時候也需要注意，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夠支持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去推動實現結構的改善。
政府應建設法治環境，而非直接干預市場
第三、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來推動改革，來實現這樣的改變。所謂突破變革的關口，就面臨著供給側它的體系和結構的變革，更重要的是經濟體制和法制建設這方面的變革，而這些變革都需要我們共同來做好，政府就要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那樣，做它應該做的事情上做的更好，而不是去重複過去的幾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裡一再說過的，政府做了一些不應該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應該做的事情又沒有做好或者沒有做好，要改變這種狀況。
譬如說，要在供給側鼓勵創新，政府最重要的還是要建設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建設好的法制化的市場體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確定攻關的內容、確定技術路線、去給企業許多補貼，甚至是已經到了競爭後的階段，繼續給一些企業補貼，這樣削弱了市場的競爭。
我們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是變革的積極參加者。這項變革，市場化、法制化的變革對於某些企業的既得利益是有影響的，但是對於長遠的發展，對於企業長遠發展、對於整個國家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所以裡面就有取捨的問題，是不是支持這樣一些能夠損害自己的短期利益的改革，全力的進行支持還是阻撓，去阻擋改革的實現。
另一方面，企業家要做出準備，要適應新的經營環境。過去因為體制不健全，所有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者政策優惠等等。但是為了推進實現供給側的轉變，能夠使得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的向前發展，一定要建立剛才說到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這樣的營商環境下，或者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下，從事你的業務活動，而且能夠把企業辦的很成功，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因為你不能再依靠政府給你的特殊政策、特殊優惠去賺錢，你只有靠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適應消費者需要的能力去把企業做到成功，這是需要花力氣的。
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共同來過這個關，我相信我們能夠創力量，能夠突破變革的關口，保證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發展，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