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編者註：本文作者財新總編胡舒立，和習王陣營關係密切】
導讀：短期行政手段和刺激政策早已效力遞減，出路在於改革，在於政府職能和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
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上周，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GDP增幅回落至6.9%，為25年來最低。政府官員強調，這一增幅符合「7%左右」的預期目標。然而，在過剩產能難去、金融風險積聚、企業利潤率走低等背景下，這一信息依然透出陣陣寒意。
相較增速，經濟結構更值得關注，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中國可持續發展。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對於中國經濟完成兩個轉變（從高速增長轉為平穩增長，從規模擴張式發展轉為質量效益型發展）的任務來說，政府轉型其實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中國經濟結構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服務業占比在2013年首超第二產業後，繼續攀升，2015年首次超過50%。服務業稅收已占全部稅收的54.8%。而在第二產業中，以移動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產業和高科技製造業，增長明顯快於總體。這些變化固然可喜，卻也不乏爭議。有些學者認為，服務業占比迅速提高，很大程度上系傳統製造業低迷所致，二三產業相背的價格走勢也誇大了這一變化。更重要的是，經濟粗放式發展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觀，服務業的價值含量有待提高，高科技服務業尤其成色偏低。
眾所周知，一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關鍵在於技術進步和組織方式改進。30餘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歸功於此。然而，從本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明顯降低，這一趨勢亟待扭轉。而隨著人均收入提高，經濟將從製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中國正處於轉型之中。最具發展潛力的是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廣泛分布於醫療、衛生、教育、科研、通信、金融、交通、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部門，其中不少部門因供給短缺而招致民怨沸騰。顯然，政府的首要職責，便是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尊重服務業「以人為本」的特性，促進公開競爭，嚴格保護產權，公正司法，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具體而言，政府既須適時調整對服務業的規制政策，還須改善公共服務，這是服務業發展面臨的兩大瓶頸。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例如，企業註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改善了營商環境，服務業得以加快發展。中國政府還努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新業態和新產業、新的商業模式不斷湧現。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目前仍然存在大量行政保護、政商勾結以及利用市場壟斷地位妨礙競爭的行為。蓋因政府部門面臨兩大難題：一是激勵機制扭曲。改善管制、提供公共服務更多被視為只有投入、鮮有回報的負擔。二是信息扭曲。公共服務源自本地居民複雜多樣的需求，具有很強的本地化、非標準化特徵，而「長官意志」依然盛行。
為此，應該改善一般服務業管制，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需要賦予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的外部監督和問責之權。顯然，這需要推進全面改革。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表明，離開法治昌明、人文燦爛，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就不可能競相迸發，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也不可能充分涌流。依照已故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的學說，市場上的行為和現象其實與它們所「嵌入」的非經濟制度息息相關。
國際研究還表明，在低收入階段，大眾更接受物質文明價值觀，它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維持秩序、強大國防等；而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進入中高等收入水平後，大眾的價值觀就會從物質文明價值觀逐漸轉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它強調的是公眾對政府更大的話語權、言論自由、更多的工作話語權、更人性化的社會、美麗城市和鄉村等。顯然，現代政府應當順應這種價值觀的轉換，使大眾對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有更高的呼聲和更多的發言權。公民和法人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不應局限於規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逐季走低，2016年仍可能需探底。眼下，刺激呼籲不絕於耳。在某些人士看來，改革「遠水救不了近火」。固然，經濟需要維持平穩適度的增長，改革也需要有利的環境，然而，正是這種機會主義態度導致改革遲遲未能取得重大突破，進而導致今日的被動局面。當前人民幣匯率走勢便反映了國際市場對改革遲緩的憂慮。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實踐已表明，短期行政手段和刺激政策，早已效力遞減。出路在於改革，在於政府職能和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
應當說，中國現存的政府體制相當出色地履行了在工業化後期的職責，不過，如何應對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仍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經濟要靠創新驅動維持中高速增長，必須由全面深化改革來作體制、機制保障。深入實現政府轉型，適應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這應當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大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