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晚年在口述自傳中談及紅軍「長征」的歷史時稱：「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本文摘自第326期《財經》雜誌，作者黃道炫，原題為《放水長征路》。
蔣經國晚年發表講話
仔細回溯中央紅軍「長征」的過程，或會發現，「長征」進軍伴隨著對手方的「放水」。影響最大、最需要發揮想像力的是蔣介石的「放水」。
在人們印象中，蔣介石一貫視中共為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後快。固然，不能說這種說法沒有根據，但政治人物的複雜常出乎普通人想像。比較早提到蔣介石在紅軍西進時有意放水的是蔣緯國。
晚年，他在口述自傳中談及這段歷史時稱：「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蔣介石當年在江西究竟有沒有放水，想要提出確鑿證據恐怕比較困難，這樣的事情不太可能留下直接憑證。但從蛛絲馬跡中順藤摸瓜，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線索。
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在東南北三面展開對紅軍的圍困，西面贛州方向卻始終未布置有力部隊，這固與贛州一帶臨近廣東、湖南的特殊地緣政治相關，但蔣的無所作為仍讓人印象深刻。隨著圍剿深入，西線贛州方向地位日顯重要，早在1934年5月，蔣介石已經判斷：「贛南殘匪，將必西竄。」6月，陳誠建議加強西線兵力。9月底、10月初，何鍵、白崇禧相繼提醒蔣加強西路兵力，防止中共主力西進。但這些急如星火的建議在蔣這裡均未得到認真回應，除象徵性要求加強構築碉堡工事外，未有任何實際動作。
順水推舟
蔣介石這種明顯違背軍事常識的做法，動機十分可疑。事實上，他在這一段時間的日記中，記錄下對中共真實心理的蛛絲馬跡。9月6日，日記寫道：「預定：一、進剿至石城、寧都與長汀一線，當可告一段落，以後即用少數部隊迫近，與飛機轟炸當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當中共尚有數萬大軍時，蔣介石卻已在準備收兵，此中奧妙，或許真如蔣緯國所言，他已經在準備迫走而不是消滅紅軍。
蔣介石的所謂「放水」舉動，當年或已有窺破者。11月底，老政客何其鞏上書蔣介石，提出：「贛匪之可慮，不在其竄逃，而在其守險負隅，曠日持久……贛匪倘能在贛川以東，合圍而聚殲之，固為上策，否則有計劃的網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後在追剿中予以節節之擊滅，似亦不失為上策中之中策也。」何並針對西南三省談道：「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宜乘……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對何的上述看法，蔣批曰：「卓見甚是，當存參考。」
以此為基礎，1934年底除舊迎新之際，蔣瞻前顧後，在日記中將追剿紅軍、抗日準備與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結合：「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這段話，和前述種種結合看，的確意味深長。
其實，蔣介石在「剿共」戰爭中面對決戰可能作出的選擇，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早已替他作出回答：「蔣介石需要這樣來同紅軍作戰，使他在消滅紅軍之後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現在福建和廣東的邊界上。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同紅軍作戰就不能達到他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強的目的。」正由於此，10月中旬，當紅軍緊鑼密鼓進行「「長征」」的最後準備時，蔣介石卻從江西前線撒手西去，開始其被當時報章稱為「萬里「長征」」的一個多月西北、華北之行。
在蔣看來，紅軍的西去，也許就像圍棋里對手逃大龍一樣，只要自身立於主動，大可順水推舟、就勢而為，所謂「贛匪一旦竄遁，則無論跟蹤追剿之師，因地留戍之師，回防中部北部之師，控制西南一帶之師，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滯，從此大局可期永安」。蔣介石的「放水」，打開了第一道缺口，接下來，在紅軍「長征」過程中，看到的將是各地方實力派的「放水」接力，和蔣一樣，出發點無一不是保存實力。
粵方陳濟棠是「放水」接力的二號選手。中央蘇區發展壯大過程中，粵桂發揮著相當微妙的作用。粵方陳濟棠與桂繫結成聯盟，中原大戰後成為南京政權最大的威脅。蔣介石對粵桂勢力心存顧忌，而粵桂也對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央蘇區的存在客觀上為雙方提供了一個緩衝區域，粵方尤其願意維持這樣一種力量平衡。
共同利益
對粵方的態度及其在中央蘇區生存發展中的獨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澤東在1931年就指出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係：「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擬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並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於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在共同戰略利益驅使下，中共與粵方之間一直保持接觸。1933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報告：「在中央蘇區，廣州政府代表已開始進行停戰談判。」此後，談判斷續進行，雙方一直互有期待。
當紅軍準備撤離時，由於粵方在贛、湘邊境屯駐兵力，為減輕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談判進一步加緊。1934年「八一」節前，雙方達成停戰協議，並設立聯絡電台。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表示願就「停止雙方作戰、恢復貿易、政治開放、軍事反蔣、代購軍火」等問題與粵軍舉行秘密談判。14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雙方的接觸。共產國際對與粵方接觸高度重視，指示中共在談判中主要應提出代購軍火和取消封鎖、恢復貿易，不應附加其他過高條件，以免「喪失利用廣州人和南京人之間矛盾的機會」。
中共的表態迅速得到粵方回應，10月6日，中共代表和陳濟棠代表展開會談，數日後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言明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將經過地點告知陳濟棠，陳部即後撤20公里讓紅軍通過，紅軍須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中共和粵方達成的這一協議，為紅軍順利「突圍轉移」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長征」開始後，中革軍委告知紅軍各軍團指揮官：「現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我軍西進道路，敵方已有某種允諾。故當粵軍自願的撤退時，我軍應勿追擊及俘其官兵。」
由於粵方的有意讓道，加上蔣介石中央軍「追擊不力」，紅軍開始「轉移」後，進展堪稱順利，幾乎是以急行軍姿態向西進發。《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對此有詳細記載。從表中看，紅一軍團除1934年10月16日「長征」第一天只走了20里外，10月的剩餘時間日行軍里程基本在60里－90里之間，共行軍11天，計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軍24天，計1530里，平均每日63.8里。而遵義會議後的1935年2月由於需要擺脫國軍追兵，28天內有26天在行軍，計1620里，平均每日62.3里，3月行軍24天，計1535里，平均64里。
從每日行軍的絕對里程、每月總里程到平均每日裡程看，除第一個月速度較快外，遵義會議前後行軍速度都沒有太大差別。而且，在整個「長征」過程中，第一個月的日均行軍速度事實上最快。
送客
由於沿途沒有遭遇重大阻擊，11月下旬，紅軍很快進抵湘、桂邊境。在此，蔣介石布置了所謂第四道封鎖線，希望湘、黔、桂等省部隊在邊境地區攔截並消滅紅軍。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認為這實際是蔣介石驅紅入桂的企圖：四面堵截，紅軍定要尋找出路，一旦紅軍進入廣西，中央軍就可順理成章尾隨入桂。正因此，讓紅軍儘快通過湘桂邊界西進，成為桂系首要目標。桂系制定「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的「送客」方針，一方面緊急加強興安、灌陽、恭城等地防務，另一方面迭電蔣介石，虛報紅軍進攻龍虎關、富川、賀縣等地軍情，使蔣介石允准其將龍虎關以北部隊撤到恭城附近，放開紅軍西進通道。
11月25日，中革軍委命令全軍迅速渡湘江西進。隨後，紅軍各部陸續渡江西進。在蔣介石催促下，桂系作出北壓姿態，與掩護部隊紅三軍團第五、六兩師展開激戰，紅五、六兩師傷亡過半。當紅軍主力過江後，桂軍壓到湘江渡口，對紅軍後續部隊進行堵擊，紅五、紅八軍團一部及擔任後衛的第三十四師部隊未能渡江，呈潰散態勢。此役，桂軍既避免與紅軍正面遭遇，達到擠送紅軍入黔的目的，又獲得不俗戰果，對蔣介石、對輿論均有交待，可謂一舉兩得。
湘江戰役對紅軍是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在四面皆敵時，紅軍付出慘重損失，但主力部分得以渡江保全入黔。由於桂系的「放水」，紅軍再次躲過一劫。
紅軍進入貴州後，通過四渡赤水、南渡烏江，1935年4月底轉進到雲南境內。作為地方實力派的龍雲，在判斷紅軍只是過境後，採取保境方針，避免和紅軍發生衝突。孫渡回憶，早在紅軍剛剛進入西南時，雲南方面就有「若共軍既已進入雲南，為免除以後一切麻煩起見，只有追而不堵，將共軍儘快趕走出境為最好」的預案。
當紅軍大兵入境後，龍雲致蔣介石的電文中明確表示：「職意各部隊除追擊者繼續追擊外，其尚在曲、沾、威各縣之部隊，擬宜暫駐原地，以觀匪之行動如何，再行決定。」顯然，龍雲是以讓紅軍出境為自己最大利益。5月上旬，紅軍在雲南幾乎如入無人之境，急速前進，跨過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順利渡過金沙江，紅軍在雲南的行動由龍雲的「放水」順利結束。
就當年的結果看，「長征」時期國民政府的「放水」舉動都達到了目的，尤其是蔣介石，趁追擊之機兵不血刃進入大西南，並使紅軍陷入長途跋涉的困境中，堪稱神來之筆。不過，讓蔣介石始料未及的是，歷史後來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西安事變」使中共大難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