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起，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這一筆真是非同小可，從此陷我於不義。本文摘自《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作者洪君彥，原載2009年7月16日《杭州日報》。
1961年妞妞出生後，一家三口樂融融
我沉默了十幾年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報》開始連載我的回憶文章《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斬，引起議論紛紛。
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在停稿啟事中所說的：「《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一文全部是我的親身經歷，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實寫照。今應女兒洪晃的請求，續稿暫停。」
女兒洪晃的請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兒是如何請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話可以說明：「我說，沒有覺得你不能說話，但我就跟你說一句話，因為你愛我，你女兒這輩子就求你這一件事。我爸想了兩分鐘，說你要這麼說，就撤！我也挺感動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話要說，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兒求我撤稿時還說，當時她母親病重住院，怕該文章影響她的病情，要我暫停。並說：「爸，你乾脆多寫點以後出本書。」
所以女兒的本意絕不是剝奪我的話語權，而是發表文章的時機不對，所以建議我緩一緩，往後推。
我有話要說
我和章含之從相知、相戀、相伴到離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與她的婚姻於「文革」期間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瘋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災難深重的歲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起，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這一筆真是非同小可，從此陷我於不義。
如今我已年過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憶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時仍然徹夜輾轉難眠，有時會從噩夢中驚醒。好幾次想擲筆作罷。但是，我要以「文革」倖存者的身份，提出對「文革」的控訴，留一些史料給後人，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到底誰是婚變的始作俑者？到底誰是婚變的主角？我必須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進行修改、補充，以較完整的面貌呈獻在讀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動對讀者、親友以及我自己作一個交代。
章含之態度變了
我的家變是在「文革」中發生的。由於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變的雙重磨難，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恐怖，至今心有餘悸。
記得自「文革」開始，我被冠上「黑幫」的稱號，至1968年8月進「牛棚」，這兩年間我挨的批鬥有數十次之多，有時一天兩三場，就像耍猴戲一樣。每次批鬥必然坐「噴氣式」，必然挨拳打腳踢，有時還要戴高帽子游鬥。一次紅衛兵在北大五四廣場批鬥北大校長、黨委書記，也拉我去陪鬥。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見到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壓壓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此後厄運接踵而至，先是剃陰陽頭，後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裡遇到一位也在受審查的校領導，兩個人匆匆打了個招呼。冷不防幾個紅衛兵衝過來把兩人團團圍住，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兩人都剃了陰陽頭，頭上剃得一塊黑一塊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壞人」。誰見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頓、打一頓。
自從我被剃了陰陽頭後，我一直不敢脫帽子。回到家裡，不小心被只有五歲的女兒看見了。她嚇得號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見到我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表情。她坐在沙發上，雙腳蹺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氣對我說：「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說話時都沒用正眼看我。我當時大為震驚，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擊最嚴重的時候，天天在學校挨鬥。你明明知道我是無辜的，不僅沒有一句安慰的話，卻用惡言惡語來挖苦我。這個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為我們夫妻間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我們在一起度過多年風和日麗、恩愛歡愉的好日子，多年來一向是琴瑟和諧。現在我突然遇到災難，多麼希望得到妻子的寬慰和扶掖，而與我相知十七載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絕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朧感到：章含之對我的態度變了。
章赴上海串聯時紅杏出牆
1966年底，章含之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大串聯，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語學院英文系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張某。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寧波和上海。
章準備到上海後住在我大姐家。我沒資格串聯，無法陪她同行，只能寫信給大姐，請大姐好好款待她。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間舒適的臥室，把章當上賓招待。章與張某幾乎天天在一起。那時大姐看到章與張某眉來眼去，出雙入對玩得歡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於腦後，想到我隻身在北大挨鬥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淚。當時我外甥見章與張某上街時拉著摟著的親昵樣，感到十分詫異。章卻說：「我們外語學院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的，都很洋派。」
後來大姐與大姐夫發現章與張某在她家臥室發生不軌行為，並掌握了確鑿證據。大姐當時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場。她怕我知道後受不了打擊會尋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兩派鬥爭愈演愈烈，幹部解放更是遙遙無期。我整天勞動、寫檢查，疲憊不堪，又絲毫得不到家庭的溫暖、慰藉。當時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緒低落到極點，想到自己毫無尊嚴地活著，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家人帶來恥辱。於是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正當自殺念頭縈繞不去時，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聽後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哽咽著對我說：「小哥哥你怎麼到這種時候還這麼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別的男人好上了，你連自殺還要考慮到會不會連累她……」這件事對我來說，真是晴天霹靂。
妹妹說得對，我時時念及夫妻之情，處處考慮妻子的感受，為她著想。而她卻背著我幹這種事，我為她為家庭去自殺值得嗎？於是我下了決心：今後不論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緊牙關活下去。
手提包揭秘
妹妹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從此我也警覺起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發現她的皮夾里夾了一幀張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還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後根本沒有夫妻生活了，這安全套說明什麼問題？發現這兩樣東西後，我憤怒極了。我當場要她把事情說清楚，她一時慌了手腳，不知所措。開始她一味抵賴、否認，可是在物證面前無言以答。我當時憤怒到極點，簡直要瘋了。我說：「我要找張某人問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我當時已憤怒得不顧一切了，真會跑到外語學院找張某人理論。在慌亂間章突然下跪認錯，表示悔改。
我憤怒過後冷靜下來：只要她真能與張某了斷關係，我再不會提起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的良好願望並未實現。自章張戀情揭穿後，章仍然我行我素，視我為陌路人，而與張某的婚外情一直斷不了，來往頻繁。當時在外語學院，章張之戀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我覺得我們的婚姻完了。從那以後我和章常常為了她的婚外情爭吵，這給我女兒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創傷。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記載：「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著，聽我爸我媽往死里那樣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
那段時間，每到夜深人靜我躺在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識、相戀、相伴的往事就像電影般一幕幕在腦海映現。
我們相識在1949年，我17歲剛考上燕京大學經濟系。而章只有14歲，是貝滿女中初中三年級學生。我們的交往雖然稱不上青梅竹馬，也可算是兩小無猜了。當時我倆走在一起，人人都說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是令人羨慕的一對。
從1949年起我與章一路走過來，我自問頗有進取心，一直是品學兼優的。那時我從大學生選拔為研究生，研究生未畢業就留校當助教，後升為講師又擔任教研室主任，可說是一帆風順。所以在她眼中我是個體面的丈夫。她雖然不盡滿足，至少是滿意的。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衝擊後，她就認定洪君彥這個人是萬劫不復，永無出頭之日了。這樣的丈夫既不能給她帶來榮耀，更不能滿足她的欲望，只能給她帶來恥辱。所以她急於擺脫我，急於逃出這段婚姻，另謀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愛的外衣，現在嫌破舊了，要換一件新的了。於是夫妻之間的恩愛、尊重已不復見，夫妻的情分已煙消雲散，只剩下名存實亡的掛名夫妻了。
「牛棚」誕生婚外情
1968年我被關進「牛棚」，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別羨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難友。在那種與社會隔絕的情況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風港。但我沒家可避。那時的我猶如汪洋中的一葉孤舟，任憑狂風暴雨吹打，無處可躲無處可避。這孤舟幾乎在洶湧的浪濤中淹沒。
就在我最痛苦、軟弱時，出現了一個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和我分配在一組勞動的是西語系的一位女教師，大概是同病相憐的緣故，我們天天在一起勞動，她經常對我噓寒問暖。她的關切使我感到溫暖，也使我深受感動。
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並未獲得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2月我才獲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時這位女教師不顧監視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傾訴各自的苦難。兩人有時談到深夜，愈談愈感到患難見真情，愈談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衝動，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從此，我的家庭便徹底破裂了，再無挽回的餘地。雖然自1966年章張之戀暴露後，我倆早已是同床異夢的掛名夫妻，但她並未提出離婚。那幾年，我和章瀕臨死亡的婚姻就這樣勉勉強強維持著。
章提出離婚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1971年9月我從鯉魚洲幹校勞動結束回北京時，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調到外交部的。從此她與我的地位更加懸殊了。當時電視除了重複播放八個樣板戲之外，幾乎無其他文娛節目。唯一吸引觀眾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聞聯播，人人圍著電視機看國內外新聞。所以在毛主席、周總理接見外賓時經常出現的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而我有時也會被人指指點點，說：「瞧，他就是章含之的愛人。」連我的朋友、同事也半點不知章已變心，以為我們仍恩愛如昔。我不想說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對，十分尷尬。章在外面是風頭人物，在家裡也是趾高氣揚。
1971年章含之隨外交部長喬冠華參加聯合國大會。待她返京後，她與喬冠華的緋聞就沸沸揚揚地傳開了，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離婚的事。她說：「我們的緣分已盡了，分手吧。這樣對雙方都好。」我聽後心裡非常平靜。心想：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結果。我心裡很清楚：像她這樣有心計的女人，在沒有找到更高的目標前是不會隨隨便便提出離婚的。試想從1966年章出現張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現了第三者，章從未提過「離婚」二字，那並不意味著她仍然留戀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現在她如願以償找到了合意的人，不離婚更待何時？所以她一提出離婚，我就爽快地答應了，沒半點爭執。不過，當時她從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離婚之類的話。近年她口口聲聲說是毛主席叫她離婚的，使我這當事人感到十分驚訝。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員會辦離婚。第一次去還碰了釘子。居民委員會一位負責人冷言冷語地說：
「辦離婚沒有登記結婚那麼簡單，你們為什麼要離婚？理由是什麼？」
我們兩人都說：「長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問：「感情怎麼樣不好？說具體點。」
兩人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這一次離婚沒辦成就回來了。
過了兩星期章含之打電話給我，約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員會。她說：「這次行了，可以辦成。」我們走進居民委員會，接待我們的還是那位負責人。辦事的是同一個人，但態度迥然不同。他和顏悅色地給我們倒茶，熱情接待，一句話不問，利利索索地把離婚手續辦了。
事後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辦離婚碰釘子的情況。於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員會關照，說：上次來辦離婚的，你們知道是誰嗎？下次章洪二人來辦離婚，不許問長問短，照辦就是了。想不到辦離婚也可以走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