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戴煌聽到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他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情愫才有了180度大轉彎，不僅徹底否定了史達林。而且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產生了否定態度。本文摘自2008年4月28日《南方都市報》，韓福東記錄，戴煌口述。
新華社前著名記者戴煌生前留影
口述人簡歷
戴煌：新華社高級記者。本名戴澍霖。江蘇阜寧人。1928年2月生，1944年參加新四軍，1947年任新華社記者，參與過抗美援朝戰爭和越南抗法戰爭的報導。1957年因提出「反對神化與特權」等論點被打成「右派」，人生經受了多種磨難。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獲得「改正」，重返新華社工作。半個世紀來，儘管被迫封筆長達21載，仍發表了為數可觀的作品，並在協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貪官污吏方面耗費了大量心血。有《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直面人生》等作品行世。
我說，如果當時在會上講是兩個中心，我這個稿子裡面只講一個中心，加上你剛才跟我們說的話，人家就會說，新華社某人亂改稿，這不符合新聞真實性原則。是不是可以這樣呢：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你今天在家裡講的話另搞一篇。
他（胡耀邦）覺得頗為難，走來走去考慮。我想，他是不是不高興了？因為歷來我們黨的領導人說一不二，我是不是傷了他面子、自尊啊？結果他走了幾個來回，停下來說：哎，你說得對！他是這種態度，我覺得這種人在我們黨內是少有的，我就下決心積累關於耀邦的材料。
——戴煌
戴煌俯身在桌旁，一個字一個字寫下「有感於孫中山不讓喊『萬歲』」。他是一個記者，寫作，是他一生的習慣；反對「神化與特權」，也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80歲的他垂垂老矣，走路要靠一根拐杖。但這隻手握筆之時，仍有令特權者望而生畏的力量。
在自家客廳里，戴煌接待過很多慕名前來的上訪者，而他本人，就曾遭遇長達20年的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歷盡劫波。他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荒誕，也成為新時期重建的參與者。在國家通訊社，在中國傳媒界，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這樣，一生致力於冤假錯案平反的報導和行動。
30年前，正是在胡耀邦等人的主導下，全國範圍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開始啟動。史書上用「撥亂反正」來形容這場歷史的轉折。國家政權開始重建合法性的努力。這中間，仍免不了林林總總的現實利害算計。但一個舊時代無處可逃，謝幕後被深埋。
既往的冤假錯案尚未完全平反，現實中又有新的不公產生。懷抱正義感的戴煌，越來越感到自身的卑微與無力，他不能改變這個社會太多。但好在越來越多的牛虻開始湧現，他們在監督著這個國家向前行。
當時不知這是「陽謀」
已經開始抓右派了，領導還在說黨內的同志要繼續「放」，我就提出了反對「神化和特權」等觀點，結果新華社宣布，「總社反右取得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
我從小讀私塾，姚蔭卿先生曾寫了兩句對聯讓我背：文無論長短貴在精，話不在多少貴在真。1944年，我16歲，參加了新四軍，很快又入黨。我積極響應「全黨辦報」號召，當年年底就成了報紙的「積極通訊員」，第二年又成為「模範通訊員」。報社的一些老前輩常找我們談話，讓我們「堅持真理講真話，主持正義講真話，維護史實講真話」。所有這類教導，我記了一輩子。
我對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非常憎恨，滿腦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時共產黨、毛澤東也是這麼號召打破一黨獨裁的。1947年，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成立，我從蘇北文工團調到了前線支社當軍事記者，在蘇北鹽城，和戰士們一起與敵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圍子外面的壕溝里充滿了血，血流成河！我僥倖生還。
韓戰時，我寫完羅盛教捨己救人的報導之後，去以金正日母親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學校」採訪，在該校師生面前講話：要牢記十月革命的輝煌。那時我還相信史達林。1953年3月，我到許世友為司令員的三兵團去採訪，突然聽到史達林逝世的消息，我們都站在史達林遺像面前痛哭流涕：這樣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到哪裡去找呢？
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聽到一位秘書傳達朱總司令帶回來的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我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情愫才有了180度大轉彎，不僅徹底否定了史達林。而且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產生了否定態度。
由於有了這個思想轉變，加上我在各個地方看到的特權現象很多，1957年號召整風鳴放時，我就考慮：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已經開始抓右派了，彭真在很多共產黨員面前講話，說我們黨內的同志要繼續放，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整風歸整風，就是說錯了，也不會把黨內的同志和社會上的右派混為一談。但是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這是個陽謀，以為這是真的。黨內的一些同志正常「整風」時，我就開始發言，提出了反對「神化和特權」等觀點，我以為沒有事，結果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在新華社全國系統的電話會議上宣布，「總社反右取得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
1958年，我和一些右派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勞動。漫畫家丁聰、書法家黃苗子等人和我一起在850農場雲山畜牧場，吳祖光、丁玲他們在853農場。850農場的右派本來很多，摘了兩批帽子後，還剩下三四百人。三四百人中有將近1/10死去了。
我身高1.78米，去北大荒之前體重是196斤，經過兩度浮腫之後，只剩下82斤。在那裡呆了兩年零8個月，我體重去了一半多，居然還能活著回來，也是萬幸。1960年冬天回來以後，不能當記者，把我放在新華社資料組，讓我根據資料寫一些小文章發表，署名「資料員」。
剛平反又遭「再批判」
1962年國慶節，新華社讓我擎一面大紅旗走在隊伍的前面，通過天安門廣場。還沒到11月，新華社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說我堅持「反黨立場」，要對我進行「再批判」
到了1962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情況有了好轉。劉少奇在大會上說，三年災害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當時很不高興，後來就說劉少奇是「睡在身旁的赫魯雪夫」。
劉少奇的講話，對右派很有好處，新華社很多老同志在學習班上開始發牢騷。新華社共96個右派，在1962年過年前，新華社好幾個人找我談話，要第一個給我平反。在一些同志的勸說下，我開始寫《回顧這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後來一共寫了將近10萬字，還堅持我的觀點。
支部看，總支看，社黨委也看，差不多看了三四個月。1962年國慶節前，社黨委成員、國內部的一個副主任找我談話，說我受了這麼多苦，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很好，要給我平反，他們還要組織人出去做一些調查，要我很好地配合他們，不要再發牢騷了。打成「右派」以前，每年的五一、十一，我都是站在天安門觀禮台上的。這次國慶節，則讓我擎一面大紅旗走在新華社隊伍的前面，通過天安門廣場，以表示對我的信任。
可是過了國慶節，還沒有到11月。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退單幹風」、「打退翻案風」的指示就傳達下來了。新華社和我談過話的領導，「擁護毛主席的堅定立場」，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說我堅持「反黨立場」，要對我進行「再批判」。1957年，吳冷西宣布我是「右派」後，立即就對我進行了批判，這一次再批判則很慎重，準備了半年。從1963年五一過後開始批判，一直批了整整兩個月。每一個星期，他們出一期《批判戴煌簡報》，不給我看。
1944年4月23日是我參加新四軍的日子，他們特意選擇20年以後的這一天給我處分。罪名是「堅持反黨立場」，開出公職、勞動教養兩年。
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團河勞改農場勞改兩年過後，「文革」就開始了。新華社的領導吳冷西、鄧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著高帽子遊街，沒有人管我的事了。勞改農場的領導就叫我在勞改農場留場就業。後來去了天津清河農場。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呆了十幾年。那時的苦，一言難盡。勞改前，我現在的老伴剛和我結婚，在我被帶走後第5天，她早產一個月，生下來一個女孩。她坐月子期間，一塊肉都沒有吃過，只吃了1個雞蛋。我那個早產的女兒，四五歲時和院子裡的小朋友一起扮家家酒玩，都是讓她扮壞人。院子裡大些的姐姐，洗完衣服就把髒水潑到我家裡。
1958年去北大荒勞改後，我原來每月150元錢的工資變成了28元生活費，我要負責很多侄兒、侄女的學費，還要給我一個姐姐治肺病。去北大荒前，我沒有錢了，就賣了一支「派克」筆，得了30多元錢買了一些治肺病的藥給她寄回去。她吃了一個多月。我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才34歲。
我的二哥戴作霖，「文革」時50多歲，牙齒不好，門牙都掉了，說話不關風。阜寧縣溝墩鎮幹部陳理海有意要表現自己立場堅定，認為他是大右派的哥哥，就要迫害他。那時候正在批判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就要我二哥在這個鎮的批判會上喊口號：「打倒江渭清！」他強迫我二哥喊，我二哥只好喊了。喊的明明是打倒江渭清，他們卻立即叫批判會議停止，來抓「現行反革命分子」，說戴作霖剛才喊的是「打倒江青」，而江青是我們偉大的革命旗手。立即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個幾十斤重的大鐵塊掛在我二哥脖子上，上邊貼著「打倒反革命分子戴作霖」。叫他上街遊行，每走三步跪一下。小鎮街道還沒有跪完，脖子就被鐵絲勒了一道溝，流出血來。從此我二哥就得了病，在「文革」期間就去世了。
真是一大家子苦難深似海！
1978年元旦剛過，我在勞改隊勞動，左肋受傷，我輕輕喘口氣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過過年，順便養傷，另外也照顧我的因為受刺激太深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伴。每年的探親假只有14天。我在勞改隊每月32元工資，不回勞改隊就沒有工資了，但是在北京過了14天的假期後，我不能回去。幸虧我的也被打成右派的好朋友姚昌塗、徐穎夫婦，他們受的處分比我輕，只是降職降級，每月還有六七十元錢，幾乎每月都給我們寄來二三十元，這樣我們一家大小四口人才得以勉強活下去。
右派不平反只「改正」
反右中的右派和「文革」受迫害者區別對待。右派沒有被平反，只是改正，不給補發工資。「文革」受迫害的人都平反了，右派則是回來就回來了，沒有平反，有些還繼續在農村勞動
這時我到處上訪。當年在越南和胡志明一起吃飯時穿的呢子衣服補得一塊一塊，都看不出是呢子衣服了，根本不能再穿，勞改隊發下的工作服又瘦又小，同時也是破破爛爛的。我穿著這樣的衣服怎麼上訪啊？後來我向人借了一套舊衣服。
上訪時，我是口頭上訪，沒寫書面材料。要求是：恢復名譽，重操舊業。去全國政協禮堂，那裡的人說，這件事情不是他們搞的，讓他們研究研究吧。可是他們能研究出什麼？統戰部我也去了，他們也說研究研究。我去中組部，中組部院子前面有個傳達室，裡面有人也接待了，他們說我們一定研究，態度比較好。
正在這當兒，也就是1978年春天，統戰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和中組部在青島一起開會，討論右派平反的問題。結果統戰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的人都說把大家的帽子摘掉，回來工作就不錯了，不一定要平反。只有中組部部長胡耀邦派去的代表和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不同意其他四部的意見。派在那裡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於國厚也同意中組部的同志和凌雲的意見。但他們是少數，其他四部是多數，結果就做了決定，華國鋒主席也同意了多數人的「摘帽不平反」意見，並向下發了會議文件。
胡耀邦覺得這樣不對：當年號召人家講話，怎麼把人家打成敵人了呢？胡耀邦這個人是很實事求是的，他要中組部的同志隔三差五向中央寫報告，要求五部重新開會，中央不回答。那時中央已經把會議情況傳達下去了，但是還沒有正式形成決定。中組部一次一次地向上面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重新開會，重新研究。這樣隔了幾個月，到1978年秋天，中央又叫五部在民族飯店開會，而且指定中組部的人擔任會議主席。經過討論，竟然多數人同意中組部的意見，但是一位領導又說，「反右還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於是民族飯店會議後，黨中央又向全黨發出了通知，右派只能改正不能平反。
對於「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包括鄧小平在內，當時是主張堅決平反，補發工資。反右中的右派和「文革」受迫害者區別對待。右派沒有被平反，只是改正。不給補發工資。「文革」受迫害的人都平反了，右派則是回來就回來了，沒有平反，有些還繼續在農村勞動。當然，改正比摘帽要好，摘帽以後不給恢復黨籍，改正後則恢復黨籍。
在給右派改正的通知下發到全黨之前，新華社黨組成員、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和其他三個人，一人拿20元錢，到我那個小窮屋子裡給我們解決生活困難。他們大概知道右派都要改正了，不過沒有告訴我恢復工作的事。1978年國慶節前，新華社複查組工作人員就通知我，國慶節三天假期一完，我就回去上班。10月4日我重新回到新華社上班了。沒有胡耀邦和這個改正的文件，我是回不了新華社的。
不是每個人都「改正」了
我們五個是新華社最先「改正」的。不是每個人都被平反或改正了，包括「文革」中我死去的哥哥。農村裡面的平反情況一塌糊塗，誰給你平反啊？！很多迫害人的人照樣當官
回到新華社，我先在資料組呆了幾天，又到了政治組。那時已經決定十一屆三中全會要平反彭德懷、陶鑄和「六十一人集團」。關於彭德懷的文章，由總政宣傳部和《解放軍報》負責寫，陶鑄和「六十一人集團」案的文章由新華社寫。
「六十一人集團」的文章由唐賢美（秦基偉將軍的夫人）、丁文兩位女同志和我采寫。新華社的採訪介紹信有個規矩，某某人後面加個括弧，註明是共產黨員。我那時還沒有恢復黨籍，但是也在我的名字下面說我是黨員，我心裡很高興。
1978年12月15日，就是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幾天，我和李耐因等所謂「反黨小集團」的4個人一起被「改正」了。當時「改正」會場一共有三四百人，主要是新華社國內部的人，其他部門也去了些代表。我們五個是新華社最先「改正」的。
不是每個人都被平反或改正了，包括「文革」中我死去的哥哥。農村裡面的平反情況一塌糊塗，誰給你平反啊？！很多迫害人的人照樣當官。1980年我去江西贛州採訪李九蓮案，李九蓮被控「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被槍斃了。為李九蓮喊冤的很多「李九蓮問題調查研究會」成員也受到牽連。有人在監獄裡和管理人員處得比較好，就帶出信來。宋慶齡作了一些批示，新華社也派我去調查這件事。
當時在江西省討論處理李九蓮時，只有三個人不同意槍斃，其中一個是江西軍區的政委張力雄。張力雄考慮到下面的阻力很大，也考慮到我的人身安全，就勸我不要住他們贛州地委招待所，他特別給贛州軍分區的政委打電話，叫我住軍分區的幹部招待所。我和江西贛州地委書記杜昭大吵特吵，他認為把李九蓮殺了是正確的，而且問我屁股坐在什麼板凳上。我說我坐在黨的板凳上，坐在實事求是的板凳上。
我的稿子寫成內參後，胡耀邦作了批示，李九蓮等人被平反。但迫害她們的人全部都在台上，沒有一個下來的。
我傷了胡耀邦的面子？
我提出看法後，他覺得頗為難，走來走去考慮。我想，他是不是不高興了？因為歷來黨的領導人說一不二，我是不是傷了他面子、自尊啊？結果他走了幾個來回，停下來說：哎，你說得對
我和胡耀邦有過唯一的一次接觸。1979年6月上旬，中紀委開常委擴大會，胡耀邦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他到會作了長篇講話。新華社去現場採訪的記者帶回來很多材料，交給新華社政治編輯組組長，組長請我根據這些材料來寫這個新聞。寫好以後我們送到中紀委辦公室。我送給當時的中紀委副書記魏文伯，他說這裡面有胡耀邦的講話，應該送給胡耀邦看一看。他叫秘書給耀邦那裡打電話，耀邦馬上就說，好，我也應該看一看。那時候已經下班了。
當天夜裡，我們值夜班的政治組老編輯趙永西敲我的門，說胡耀邦連夜把稿子看了，叫我第二天早晨7點鐘到他家去，和他談稿件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趙永西和國內部的一個副主任一起過去，大概他倆也很想見見十分崇拜的胡耀邦吧！胡耀邦吃了早飯就來和我們談話，他說，黨任何時候只有一個中心，可是在中紀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一個中心，即大搞四個現代化是中心，整頓黨風也是個中心。兩個中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沒有的。他說應該圍繞著大搞四個現代化這個中心來大搞黨風建設，反對腐敗。他說你能不能把這個修改一下？我們三個人商量了一下，我說會議簡報和會議材料參加會議的人都看了，散了會這些人帶回去，各級也都看了。如果當時在會上講是兩個中心，我這個稿子裡面只講一個中心，加上你剛才跟我們說的話，人家就會說，新華社某人亂改稿，這不符合新聞真實性原則。是不是可以這樣呢：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你今天在家裡講的話另搞一篇。
他覺得頗為難，走來走去考慮。我想，他是不是不高興了？因為歷來我們黨的領導人說一不二，我是不是傷了他面子、自尊啊？結果他走了幾個來回，停下來說：哎，你說得對！乾脆會議新聞暫時先不要發了。中南海每周都要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的例會，今天我要趕快去參加這個會，來不及到中紀委說了。我今天在家裡跟你們講的這些話對中紀委也有參考價值，你能不能到中紀委給我轉達一下？
當時中紀委的常務副書記是王鶴壽。因為我老到中紀委採訪，所以和王鶴壽也非常熟。我說：「那可以，我去。」他和我們三個人一一握手說，我要趕到中南海開會，以後有什麼問題我們多商量。
他是這種態度，我覺得這種人在我們黨內是少有的，我就下決心積累關於耀邦的材料。
大陸出版社沉不住氣了
中央文聯出版公司（現在叫中國文聯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和我說，他們早就想出版《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了，現在香港出版這麼紅火，他們一定要出版
1994年，《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約我寫胡耀邦，把題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我一口應承。
雖然我積累了很多材料，但還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還有很多事情我要核實，所以又採訪了很多知情人，廣泛地搜集和核實材料。一共採訪了8個多月。這個過程當中，又有很多人幫著我收集和複印材料。有了大概200萬字的材料，我才開始整理撰寫。1995年11月，耀邦誕辰八十周年，《炎黃春秋》登了我寫的一部分，接著《南方周末》等幾十家報紙也轉載了。
但是要出書就很困難。首先和我草簽合同要出書的是人民出版社，結果他們把稿子基本上編好了之後，又自己廢除了這個合同。後來中央黨校出版社的社長和一個編輯也到我這裡來，我把稿子給了他們。幾十萬字的稿子他們三天就編完了，但後來出版社社長又向我表示：暫時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們這裡，等等再說。等到什麼時候啊？於是我到中央黨校出版社把書稿拿了回來，他們還很捨不得。
書稿接下來送給新華出版社。在這個出版社幫忙的一個退休女同志孫維熙轉請已離休的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看。馮健連夜看了，拍案大喜，說非常好，建議新華出版社領導趕快出版。
就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鏡報創辦人、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不知從什麼渠道知道了我的書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住在北京飯店西邊的貴賓樓，打電話給我，問願不願意把書稿給他，讓他帶到香港去出版。我當然願意。
當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華書店的內部書店也銷售。書價是一本港幣88元，流傳到大陸內部來銷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搶而光。所以1998年2月份，香港又出了第二版。
大陸的出版社沉不住氣了，中央文聯出版公司（現在叫中國文聯出版社）的一個編輯曹利群和我說，他們早就想出版了，現在香港出版這麼紅火，他們一定要出版。我說，你們要出版當然好，但是新華出版社已經印成書稿，也做過一番努力，不能把人家忘了。他說，那好，兩家出版社聯合出版。所以大陸上出版的書是中央文聯出版公司、新華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一下就印了15萬冊。那是1998年5月。盜版很多，我看到以後心情很矛盾，歡迎他們出，讀者越多越好；但是我也窮困啊，也需要一點稿費。2004年7月，工人出版社又出了修訂版。也有盜版，我只好隨它去，反正人們景仰胡耀邦堅持真理的精神總是大好事。
決不當混世蟲
我對冤假錯案的關注從來沒停過。很多人上訪喊冤都來我這裡，他們有的找到我家來，在這過夜。和上訪者接觸，我也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我也想盡我的力量幫他們
1981年左右我從政治組到機動組，我想搞什麼就能搞什麼，沒有人干涉。我對冤假錯案的關注從來沒停過。我那時接觸的上訪者很多，很多人上訪喊冤都來我這裡，他們有的找到我家來，在這過夜。
1981年底，我采寫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奇特案件》，案件的主角名叫謝洪水，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1966年10月，正當批判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的聲浪甚囂塵上之時，他竟成立了擁護劉少奇主席的「幸福會」。很多人因此被殺。1992年，我寫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記者奇冤》。另外，通過新華社的《內參選編》向中央反映「記者殷新生無端受迫害，鄭州市檢察院久拖不決不予平反」的情況……1998年9月，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直面人生——戴煌新聞採訪實錄》，裡面收錄了我采寫的部分冤假錯案報導。
1930年，我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曉莊師範，跟這個學校剛畢業的一個學員通信，信裡面說了兩句話：「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意思就是全心全意地為國為民效勞。這使我想到，我們共產黨革命部隊有很多同志當時確實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他們非常艱苦樸素，英勇奮鬥，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後來我才逐漸地醒悟到，同時另有很多人是捧著帝王將相的野心、個人名利的私心、升官發財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來，帶著大名大利和黃金萬兩而去。在「反右」運動之後，更使人感到，官場上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說不清楚。
和上訪者接觸，我也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我也想盡我的力量幫他們。滿心想懷抱正義，決不當混世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