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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毛澤東搞世界革命扶植殺人魔王

毛澤東對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中國訓練了大概十七八個非洲國家的革命領導人。供他們吃飯,給他們錢,又給他們槍。這些人的領袖慾都很強,確實想回去搞革命,當頭目。但是後來成器的沒有幾個。毛澤東支持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甚至說他們的經驗比中國好,幾天內把金邊撤空,在中國就做不到。其實波爾布特是個殺人魔王,當權三年多消滅的同胞竟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本文系騰訊思享會對曾長期擔任張聞天助手的何方的訪談稿,原題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是搞世界革命》。

毛澤東支持的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來源:維基百科)

「毛澤東帶頭在亞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點兒一頭熱,起碼比要援助的對象熱。」近日,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何方先生接受騰訊思享會獨家專訪。93歲的何方先生是1938年參加革命,1939年入黨的中共老黨員,曾長期做張聞天的助手,擔任過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等。他結合自身的經歷以及外交工作經驗,梳理、分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外交路線及其得失。

在許多國際和外交問題上只有官方的一種說法

騰訊思享會:您都九十多歲了,為什麼還花那麼大的精力執著地研究新中國外交,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外交?

何方:我自1950年初隨張聞天調到外交部算起,前後在國內外實際上幹了十多年外交。調到社科院後,又做了四十多年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研究。所以對新中國頭三十年的外交比較熟悉一些,也有些個人的看法,正在梳理成文。國內對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的研究好像基本上是一個聲音,我則有些不同的看法。

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沒有什麼非官方的外交問題研究,只有少數機關的內部研究。社會上能看到的,只是政府聲明、報刊評論一類的東西。我記得,1958年大躍進期間曾鬧過一陣「開門辦學」,北京大學請我給兩個系講中國外交政策。事後聽到教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老師們反映,我說到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等提法,他們聞所未聞,可見那時候外交之神秘。能公開談論外交問題並允許民間研究,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了,但仍強調對外必須同中央保持一致。

因為國家壟斷,缺乏民間研究,所以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只有官方的一種說法。問題是,官方的那套說法有些地方講得通,有些地方是講不通的。比如朝鮮戰爭,現在主流說法還是當時美帝國主義對我們是威脅,所以我們必須保家衛國;這一打,打敗了美帝,也打出了國威。實際上,這種說法多少有些是陷入誤區。

1989年,何方在國防大學將軍班做報告。

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是搞世界革命

騰訊思享會:毛澤東有自己的外交戰略構想麼?

何方:有。毛澤東的外交確實有他的戰略思想,這就是搞世界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二戰已經結束四年多,時代潮流開始轉向和平與發展。但毛澤東依然認為,世界仍然處在戰爭與革命時代。他有句名言: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根據這個時代判斷,他制定的戰略方針是:推進世界革命,準備打仗。到「文革」時更提出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子戰爭。

馬克思列寧一直是搞世界革命的,特別是列寧。怎麼搞呢?一種搞法是等革命形勢成熟。依照列寧的說法,革命形勢成熟有三個條件,即: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被統治者已經燃起了革命的激情。沒有這三條,就沒有革命形勢;沒有革命形勢,就不會爆發革命。而且列寧心目中的革命,從來都是指世界革命,並不限於個別國家的革命。

但是,在實際做法上,列寧主張主動促成革命形勢,而不是消極等待革命形勢的到來。列寧是主張並推行輸出革命的,這自然不免干涉別國的內政。

蘇聯就一直在輸出革命,常年在幫助別國的革命活動上花大錢。毛澤東也按這一條辦。他還想參與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國很早就參加了當年設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個支援世界革命的基金會。蘇聯在裡面攤的錢最多,其次就是中國。一些沒掌權又沒有收入的國家的共產黨,就靠這些錢開展活動。

支援世界革命的分工

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就想快點去見史達林。用他的話說,就是向大老闆請示匯報。建國前,毛澤東就一直想去,有一段時間還急得不行。但史達林一直不讓,說中國現在還在打仗,沒有取得最後勝利,你還是留在中國指揮吧。

毛澤東和史達林

在建國前的1949年7月份,毛澤東已派劉少奇先去了。這時,中國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勝利以後,對內工作怎麼辦?外交怎麼辦?世界革命怎麼辦?需要請示史達林。史達林就在這次談話中提出,對於支援世界革命(實為領導或主管),咱們今後要有個分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你們取得勝利了,已經有了成熟的經驗,所以這一塊就歸你們管了。至於西方國家的革命,現時還沒有頭緒。歐洲資本主義世界已有兩大共產黨,一個是法國,一個是義大利。但是,歐洲也還沒有頭緒。總之,史達林的分工是,已開發國家的革命由蘇聯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就由中國管了。

當時史達林指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亞洲、非洲,特別是亞洲。拉丁美洲沒有提到,原因是咱們對拉丁美洲影響不大,而且離得太遠。當時毛澤東讓劉少奇向史達林請示,史達林就作了這個分工的指示。而且史達林還把毛澤東抬得很高。那時候劉少奇回來一傳達,我們這些人聽了都很得意。後來中蘇分裂了,世界革命就不是存在誰管哪一片,而是爭著由誰來當頭的問題了。

毛澤東帶頭在亞洲推行革命,多少有點兒一頭熱

毛澤東帶頭在亞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點兒一頭熱,即比要援助的對象還要熱。援助朝鮮就是這樣。金日成解放南韓,開始只想靠蘇聯不想靠中國,是史達林叫他找毛澤東,他才向中國尋求幫助,但毛澤東早就準備幫他了。後來援助越南也是這樣。在越南的抗法和抗美戰爭中,胡志明不讓中國作戰部隊開進越南。儘管中方一再提出可以派軍隊去,公開聲稱願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但越南還是只接受大量物資供應,只要求中國派防空、工程、鐵道和後勤部隊。奠邊府戰役,越南也只要求中國派軍事顧問,不要中國派作戰部隊支援。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是毛主席說了算

騰訊思享會: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對外關係決策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何方:就是他說了算。他說什麼,全國人都跟著,都認為這是真理。

騰訊思享會:有反對聲音麼?

何方:那個時候,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發表任何一點意見,我們都覺得水平真是高,大家拼命學習,唱反調是不可能的。

騰訊思享會: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外交部有像周鯁生、倪征??、陳體強、梅汝璈這樣一些曾留學歐美、精通國際法的專家,他們能就對外政策在內部提供自己的獨立見解嗎?

何方:他們只在條約法律問題上提供他們的專業知識,對大政方針沒有什麼發言權。對國際法的解釋、理解,出了什麼事,要聽聽他們的意見,也就到此為止。至於該怎麼辦,他們沒有發言權,即使有,作用也不大。

騰訊思享會:周恩來說過「外交無小事」,「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那時候在對外關係中是不是大事小事都得毛澤東點頭?

何方:當然。二十世紀下半期,我在外交部時正好管上報下送的工作。外交部有什麼問題、意見需要往上報,一般都是由我轉呈。所以那時候我和總理辦公室的聯繫較多。周恩來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外交部受命草擬的或地區業務司報來的報告,由我修改定稿,部領導批准後,再由我交付列印,上報到總理那兒。大多數都由他批一個「請毛主席批示」再送上去。後來一般都不寫「毛」了,只寫「請主席批示」。毛澤東也是大多都批或圈閱(就是在他名字上畫個圈)。

那時候周恩來有兩句話,一句叫「外交無小事」,第二句是「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外交部任何人都不能隨便做主。對於周恩來來說,他必須請示毛主席。這樣,外交基本上就是毛主席說了算。

騰訊思享會:在高層政要中,有沒有人跟毛有著不同的外交思路和想法?

何方:當然有了,但是他們都把意見藏在肚子裡,或在下面議論幾句。

比如說張聞天,我曾寫過《建國初期外交上的兩條路線》一文專門談這事。張聞天認為取得政權後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大同意以世界革命為外交總路線。他認為大戰打不起來,民族獨立運動並不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主張中國外交應該以和平共處為原則。周恩來的想法接近張聞天,但他們在行動上都得按毛澤東的主張辦。王稼祥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但馬上就挨批了。

搞世界革命影響中國外交開展

對新中國外交,周恩來、張聞天主張講和平共處,毛主席的思路則是搞世界革命。所以,好長時期,「和平共處」都成了有問題的詞。我們編審《辭海》,我沒敢收進去。

因為要搞世界革命和對外建交要「另起爐灶」,所以新中國外交開展得非常緩慢。1956年,世界上已有將近二百個國家,但和我們建交的只有三四十個。

毛澤東對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們訓練了大概十七八個非洲國家的革命領導人。我們供他們吃飯,給他們錢,又給他們槍。這些人的領袖慾都很強,確實想回去搞革命,當頭目。但是後來成器的沒有幾個。

毛澤東支持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甚至說他們的經驗比中國好,幾天內把金邊撤空,在中國就做不到。其實波爾布特是個殺人魔王,當權三年多消滅的同胞竟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史達林死後毛澤東爭當世界革命的領袖

騰訊思享會:1949年的時候毛澤東對中蘇之間的關係是怎麼定位的?

何方:「一邊倒」。就是一切跟蘇聯學。那時毛澤東對史達林既敬重又有點怕,事事請示。當然毛澤東有他自己的打算,有些事情不見得要完全聽史達林的。比如韓戰,毛澤東就是既聽史達林的又有自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以早就把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官兵成建制地撥給了金日成,在還沒有決定中國出兵時,已把幾個師的兵力擺到了中朝邊境地區。

史達林在的時候,毛澤東擁護史達林為世界革命領袖。史達林死了以後,他想,當然是他了,赫魯雪夫算個什麼啊!蘇共二十大,開了秘密會議,揭了史達林搞大清洗的老底,反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事先並沒有通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十分不滿,說史達林不光是你蘇聯共產黨的領袖,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如何評價史達林,是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共同問題,是國際共運的問題,不是你蘇聯一個黨的問題。

赫魯雪夫在黨內領導層受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對,後來又出了波匈事件,他在國內和國際共運里的地位都不穩,很需要毛澤東的支持。赫魯雪夫那個時候要爭取內外支持,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所以有好幾年,他在不少方面對中國還是很照顧的。蘇聯給中國提供大量援助,就在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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