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環球時報》發表了單仁平的文章，題目是《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話題從我退休前的單位「不允許」我前往美國領獎引起。應該說，這篇文章語調總體是平和的，文章的題目我不僅同意，而且一直是這樣做的。對來自國外的獎項，能不能接受，我一直是多了「一些心眼」的。不管授獎機構出於什麼目的，出於中國人的禮貌，我必須以誠相待。但是，有個幾個獎項我還是婉拒了，因為授獎者和中國現政府關係有點緊張，如果接受他們的獎項，可能會危及我的安全，會影響我的正常生活。我畢竟是一個普通人，要食人間煙火。
單仁平是《環球時報》評論員的常用筆名，其言論代表這家報紙的立場。我不習慣對虛擬名字說話，還是直對《環球時報》更好些。感謝《環球時報》的提醒，但我有話要說。
一，《環球時報》說，「西方主串流媒體近日把《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作為談論中國的新焦點之一。」
這未免誇大其辭！當前世界媒體的焦點是朝鮮問題、敘利亞問題，有關中國的是南海問題，我一個76歲的文弱老翁，怎能是「焦點」？！《環球時報》將幾家外國報紙誇大為「西方主串流媒體」；將「不允許」我到美國領獎的些許報導，誇張成對我個人是「談論焦點」！為什麼要如此誇張？是不是通過渲染，企圖把我變為權力打壓的焦點？
二，《環球時報》說，楊繼繩「是一位廣受爭議的人士。」
周圍的人對我是友好的。我的朋友很多，不論從小學同學到大學的同學，還是我一生各個工作崗位上的同事，都和我保持著友好的關係。我同《環球時報》評論員素不相識，他這個結論是哪裡來的？我不否認我的某一學術觀點存在爭議。由此把我說成是「廣受爭議的人士」，有傷我的人格。對《環球時報》評論員的措詞，我表示遺憾。
三，《環球時報》說，「該書認為，從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餓死3600萬人，這一數字是對那場天災人禍究竟餓死多少人各種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
錯了。我在《墓碑》第23章中認為，要精準地查清到底餓死多少人，是不可能的。只能由人口學家用人口學的方法加以推算。我列舉了中外學者對這個數據的推算結果，從1700萬（蔣正華）、2200萬（李成瑞）、3500萬（王維志）、4000萬（廖蓋隆）、4300-4600萬（陳一咨），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說：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還有人說5000萬、6000萬的。我採取的數字，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四，《環球時報》說，「如果他說死了3000萬甚至4000萬就是右的，如果他說沒死人或死得很少，就是『左』的。」司馬南緊跟環評之後說：不能不佩服楊先生，偌大年紀不斷創新，解放思想，已經達到研究到最高境界。用世俗語言概述他的研究成果：「想要餓死多少人便會餓死多少人」；換言之：「應該餓死多少人，自會餓死多少人」；再換言之：「餓死多少人能滿足特定看客心願，那一定會餓死多少人」······
《環球時報》認為餓死人的數字是由政治立場決定的，不是歷史上確實發生的。司馬南認為餓死人的數字是隨心所欲編造的。對他們的看法我不評論，我在《墓碑》第23章中展示了我的研究態度、方法和邏輯。他們不妨也看一看曾經擔任國家統計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曾經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先生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曹樹基教授和李若建教授的研究成果。也看一看外國人口學家的推算方法。看看這些學者提出的數字是不是隨心所欲地編造，是不是與左派還是右派的立場相聯繫。
五，《環球時報》說，「《墓碑》談論的並非『歷史』，它帶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情緒，因而一問世就在網上激起『政治爭論』。」
不是「一問世就在網上激起『政治爭論』。」《墓碑》是2008年5月出版的。它問世後學界輿論如何呢？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當時說：「好評如潮」。
《墓碑》獲2008年度香港書獎；是鳳凰周刊「年度盤點2008：值得記憶的10本人文書籍之一」；是亞洲周刊2008年中文十大好書之一。這些都是具有專業精神和專業知識的人士評選的。
中國現代史學會通訊第13期（2009年3月）刊載學術信息四則：其中第三則信息介紹《墓碑》時說：「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這是迄今為止關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饑荒的最有價值、最有份量的著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專家內部論壇評《墓碑》時寫道：「這本書篇幅宏大，材料豐富，許多史料乃為首次披露，內容震撼，觸目驚心，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感。現在還活著的五十多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場大饑荒應還記憶猶新，這是一本承載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為那三千六百多萬受難者所立下的紀念「墓碑」之墓志銘。」
一大批嚴肅的學者發表近百篇肯定性評論。全國人大代表、著名香港左派人士吳康民發表文章說：「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最近完成近百萬字的，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饑荒的實錄專著《墓碑》，可說是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2008年7月6日《文匯報》）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文中對《墓碑》作出高度評價後寫道：「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金融時報》2008-09-28）
國內著名學者丁東、李大同、盧耀剛、劉放等都著文對《墓碑》作出了高度評價。
我還收到了從全國各地寄來的大量的支持和鼓勵信件、詩詞（信件沒有數位化，詩詞見附件）。曹樹基教授說的「好評如潮」並不過分。
《墓碑》出版後的頭兩年，「烏有之鄉」發表了鶴齡、齊勁松等幾位作者的批評文章。但是，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這幾篇批評文章都不能與「好評如潮」抗衡，構不成「政治爭論」。爭論是2012年孫經先的文章發表之後。但這是《墓碑》出版四五年以後的事。《環球時報》把烏有之鄉的幾篇漫罵文章說成是「政治爭論」。是高抬了「烏有之鄉」。
六，《環球時報》說，《墓碑》「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實，邏輯也有問題。2014年孫經先教授曾與他在一個會上直接對話，提出其『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據都是虛假的』」。
《環球時報》在這裡重複和傳播孫經先對《墓碑》的不實指摘。
烏有之鄉對《墓碑》的攻擊我沒有理睬，因為除了漫罵以外，沒有學術含量，我只回應了一篇《為惡罵者感到可憐》（網上可以搜到）。孫經先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上發表了《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的長文，又發表了《人口統計學中的虛擬人口理論及其應用》，聲稱「用科學分析」和「嚴密的數學方法」論證出「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他的學術性的題目吸引了我。我細讀了孫經先的兩篇文章，發現孫的所謂數學方法是嚇唬不懂數學的讀者的。我用他的「嚴密的數學方法」駁倒了他的「死亡漏報不影響人口統計誤差」的結論。他承認大饑荒三年人口減少數千萬，但不是餓死的，是因為沒有上戶口和重複上戶口所造成的人口統計差錯。他的這個說法當然上站不住的，因為從1958年1月9日起，城鄉居民遷入遷出都有嚴格的戶籍手續。糧食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有戶籍所在地供應。不報戶口吃什麼？穿什麼？這是很簡單的事情。這個說法被眾多的人駁倒後，他又從《墓碑》中挑毛病，他說：「我們反覆閱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
他們「反覆閱讀」「逐一查證」的結論，就是《環球時報》引用的這個說法：「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據都是虛假的」。他們從我的書中挑出十個「問題」證明這一結論。這十個「問題」中有九個沒有問題，只有一處是我的疏忽，我將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文章《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中的涪陵專區死了200萬人，誤寫成350萬人。對孫經先能指出這個錯誤我曾表示感謝，並在書稿中作了改正。在這之後他又五六次再提這個錯誤，可見我的錯誤對他是多麼珍貴啊！「反覆閱讀」「逐一查證」，在上千個數據中只查出一處錯誤，可見《墓碑》經得起對立面的挑剔。對孫經先的多次攻擊，我有幾篇文章作了回應：《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2012年）《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2013年）《關於大饑荒年代人口損失的討論》（2014年）這幾篇文章共有四五萬字，在網上都可搜到，這裡不再介紹。
孫經先向我挑戰以後，我收到了大量駁斥孫的來信，網上也有大量駁斥孫的文章。幾袋來信沒有數位化，現將部分網上駁孫的文章作為附件。請閱讀。（附件：《下載的部分駁孫經先的文章》）
《環球時報》提到我和孫的「直接對話」，這是來自孫經先虛構的報導《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先生就『餓死三千萬』問題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直接對話》。2014年7月5日的武漢會議，是毛澤東左派主導的會議。上午我發言系統駁斥了孫經先對我的多次攻擊，沒有人反駁我的發言。下午輪到孫發言了，他說血壓220，讓一位年輕學者代他宣讀文稿，這位年輕學者在宣讀後表示，不同意孫的觀點。由於會議的中心是討論農村問題，只有幾個人對我和孫兩人的發言表態，其中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孫的。會上沒有得出支持誰的傾向性結論。但是，孫不顧剛剛在眾目睽睽的情況下發生的事實，作出了這個歪曲報導。7月11日我發表了《關於武漢會議的聲明》。「聲明」說：「鑑於孫經先對會議情況如此歪曲，完全喪失了學者必須尊重事實的品格，這篇文章是我對孫經先最後一次駁斥，以後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睬。」
七，「楊繼繩不是歷史學家，他給人的印象並非對歷史感興趣，他後期的幾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強烈的政治傾向。西方社會喜歡他，用各種獎項推崇他，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這當中的邏輯關係幾乎用不著論述了，屬於『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種。」
我和《環球時報》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用什麼遙感技術得知我「給人的印象並非對歷史感興趣」。《墓碑》是學術著作，這是國內外學術界承認的。把學術問題置換為政治問題，再從政治上加以打壓，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迫害知識分子的常用手法。我在《墓碑》中分析了產生大饑荒經濟原因、制度原因和意識形態原因，難免涉及到政治因素。政治因素能不能成為學術研究的討論對象？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呀！對大饑荒產生的原因進行經濟分析、制度分析觸犯了什麼禁區？《環球時報》將世界劃分為「東方」和「西方」。在他這篇文章里，「西方」似乎是敵對勢力。還是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劃分敵我，「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西方」獎勵的書當然是「毒草」。我們都知道，「東方」和「西方」是冷戰時的劃分，當時我黨對時代的估計是「革命和戰爭的年代」，鄧小平以後，我黨對時代的估計是「和平與發展的年代」，《環球時報》說的邏輯關係是「革命和戰爭的年代」的邏輯關係。現今中國和世界在經濟上已連成一體，中國和世界利害相關。還沿幾十年前的思維邏輯判斷國內外的事情，會產行什麼樣的後果，只要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會一清二楚。我就不多說了。
八，「楊大慨為他獲得那麼多獎項挺驕傲的，他用不著想西方這樣捧他時，是不是在用這一招來跟我們國家較量。」
「楊大慨為他獲得那麼多獎項挺驕傲的」，這是《環球時報》評論員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出於安全的考慮，每來一次獎項，我都疑慮重重，思慮再三。我也深知「毀譽相隨」的傳統，來一次榮譽必然跟隨相應或更強的詆毀。我怎驕傲得起來？我的份量何輕，國家的份量何重？「西方」怎麼會把我這一介小民作為較量一個大國的籌碼？《環球時報》有很強的「敵情觀念」，他們提醒我不要被敵對勢力利用。但我覺得他們這種「東方」、「西方」的劃分，與中國政府的外交布局、經貿關係是不符的。他們也是多慮：瑞典史迪格-拉森獎授獎者是一個學術團體，據說對中國很友好。他們是敵對勢力嗎？哈佛大學是國際知名大學，是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對象之一，中國在那裡學習交流的學生、學者源源不斷，把哈佛大學算作敵對勢力也很荒唐。說這些學術團體給我授獎是為了「跟我們國家較量」更是荒誕不經。一些國外媒體關注「不允許」我去哈佛大學領獎的事，這些媒體也是敵對勢力嗎？如果認為自己周圍都是敵對勢力，那不是把自己孤立起來了？怎能履行習近平總書記交給輿論工作者的「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使命？
九，《環球時報》說「其實中共官方對三年大饑荒早有正式說法」「官方對『人禍』因素並不迴避。」「史學意義的研究和探討都不是禁忌」。
那場大饑荒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之痛，也是全人類刻骨銘心之痛。讓更多的人知道其中的教訓，不僅是史學工作者的責任，也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由於多年的掩蓋，今天的年輕人都不相信當年發生的慘劇。「中共官方有正式說法」，民間就不能再研究、再討論嗎？如果真是「官方對『人禍』因素並不迴避」，為什麼《墓碑》、《人禍》、《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實》等歷史著作不能在大陸出版？為什麼這些書在香港出版後被列為禁書？為什麼寫這類書的作者受到攻擊和打壓？真的是「史學意義的研究和探討都不是禁忌」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地球人都知道」。
十，《環球時報》說，西方的獎項這幾年雨點般落到中國「異見人士」身上。
什麼是異見人士？百度說：「主要指反對所在國家政權的政策、法律。相當於在野派或反對派，持不同政見者這一術語通常指他們的意見是當時政權不能容忍或主流觀念不能容忍的，因而人身可能會受到威脅和作為政治犯遭到迫害。」
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會記得，「異見人士」是蘇聯時代的說法。那時，如果蘇聯某人成為「異見人士」，不是坐牢，就是流放，至少會失去自由。《環球時報》沒有明確說我是「異見人士」，但卻把「西方獎項」「雨點」所砸到的中國人，都當成了「異見人士」。「雨點」能砸多少人？《環球時報》可能心中有數，這應當不是少數！
我單位不讓我去領獎，我當即同意不去。事後給關心我的眾多朋友發出信息：「這把年紀了，對榮譽已看得淡了，不讓去就不去，無所謂」。這事本應就此了結。《環球時報》又發出這篇評論，將已經了結的事又重新提起，是不是想挑起外媒更多的談論？
《環球時報》是黨報《人民日報》的子報。當今社會思潮分裂，烏有之鄉（包括孫經先）是社會思潮左的極端。我們承認這一客觀存在。作為黨報，應當站在公正的立場，澄清謬誤，促進共識，協調社會思潮，促進社會和諧。遺憾的是，《環球時報》卻堅定地站在極端的烏有之鄉和孫經先一邊。這是不是有失黨報的身份、損害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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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單仁平：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
時間:2016-02-1711:42來源:環球網
西方主串流媒體近日把《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作為談論中國的新焦點之一。報導說，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決定將2016年路易斯·里昂獎授予楊，而楊退休前供職的中共官方媒體「不允許」他前往美國領獎。路易斯·里昂獎在西方並不出名，美歐媒體把這件事突出出來，耐人尋味。
楊繼繩《墓碑》一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關於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所造成人員死亡的「調查性報導」。該書認為從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餓死約3600萬人，這一數字是對那場天災人禍中究竟餓死多少人各種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該書出版後，楊繼繩獲得西方組織和機構頒發的多個獎項，比如2013年美國曼哈頓研究所的海耶克圖書獎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獎都頒給了他。
楊退休前供職於新華社，後做過《炎黃春秋》副社長，是一位廣受爭議的人士。在受到西方獎項「包圍」的同時，《墓碑》也受到國內部分研究者的批評，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實，邏輯也有問題。2014年孫經先教授曾與他在一個有關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的研討會上直接對話，提出其「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那場大饑荒成為一個時期以來中國輿論場的熱題。一些人批評官方只提當年的「天災」，不說「人禍」，他們支持「3000萬」或者更多人餓死的推測。有人並非很嚴肅地總結道，看一個人在網上說那幾年餓死多少人，常常可以判定他在網上的角色「左」還是「右」。如果他說死了3000甚至4000多萬，大概就是「右」的。如果他說沒死人或者死得很少，就是「左」的。
其實中共官方對三年大饑荒早有正式說法，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寫的：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不難看出，官方對「人禍」因素並不迴避。
中國這些年不斷有人研究那場大饑荒，他們對死亡人數的推測公眾能夠聽到，應當說史學意義的研究和探討都不是禁忌。然而《墓碑》談論的並非「歷史」，它帶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情緒，因而一問世就在網上激起「政治爭論」。該書前言中公開稱中國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奴役人類的制度」，大概是因為這些不尋常之處，西方組織頒給楊獎項時都稱讚他的「勇氣」。
不扯什麼「政治勇氣」就事論事，中國政府承認大饑荒中餓死了人，中國地方上有的博物館和史料中保存著具體的記載。在模範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村史展中，就有那幾年該村餓死人的數字。然而學者們大多相信，獲得一個精確的餓死人總數字是困難的，即使一個龐大的國家工程也未必能搞清楚。
楊繼繩不是史學家，他給人的印象是並非對歷史感興趣，他後期的幾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強烈的政治傾向。西方社會喜歡他，用各種獎項推崇他，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當中的邏輯關係幾乎用不著論述了，屬於「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種。
楊大概為他獲得那麼多獎項挺驕傲的，他用不著去想西方這樣捧他時，是不是在用這一招來跟我們的國家較量。新中國坎坷走到今天極其不易，我們的過去有不少傷疤和辮子，國家並不否認它們，但卻要帶著全社會往前走。西方最關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國往前走，儘管受它們利用的一些中國人未必也希望祖國絆倒。
西方的獎項這幾年雨點般落到中國「異見人士」身上。我們對此多一些心眼，大概不過分。
（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