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盒就在天安門屋脊上的最中間，我拆到那兒就取下來了，交給了指揮部副主任吳金鐵。」負責拆除舊城樓的木工連副連長葉容溪回憶說，盒子已經爛成一塊一塊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絲楠木，但裡頭的元寶記得很清楚，光澤不是那麼亮，乍一看還以為是個「銅疙瘩」，「銅疙瘩」旁邊還有三四塊像石頭似的東西。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銅疙瘩」確確實實是個金元寶，而那些石頭狀的東西，是硃砂和五彩糧。根據明清史籍記載，盒子裡的東西應該是古代的所謂「鎮樓之寶」，裡面的金元寶、五彩糧和硃砂，則是古人用來辟邪之物。幾個月後，城樓建成時，原來寶盒的位置，被放進了一塊漢白玉石，上面豎向刻著「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樣。
天安門
天安門，是北京乃至中國最具象徵意義的地標建築。若要問起天安門建於何時，恐怕不是每個人都能準確回答。標準答案是，天安門始建於明朝永樂15年，即公元1417年。但現在的天安門，精確的建築時間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
這段時間裡，天安門被套在一座當時世界最大的大棚之內，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緊張進行。每天沿著長安街上下班、從天安門腳下路過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園的員工，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座建築竟然經歷了一次拆除、重建的過程。僅僅112天，曾經年久失修、不堪重負的天安門變成了裝備現代的全新建築。
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在無數人的眼皮底下，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涅槃重生。直到今天，天安門的這次重建工程仍鮮為人知。
「消失」的天安門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最標準的天安門留影構圖。記者眼前的這張照片就是如此，四個年輕人處在畫面中央，只是他們的身後，熟悉的天安門不見蹤跡，而是一座巨大的席棚。
這張攝於1970年1月的黑白照片，是天安門紀念品收藏和研究專家閆樹軍最寶貝的照片之一。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閆樹軍收藏的天安門照片已有20000多張，卻對這張看不到天安門城樓的留影情有獨鍾，他說：「這是40多年前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按照天安門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這張照片拍攝的時候，天安門應該剛剛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的這張照片，記錄了一個天安門廣場沒有天安門的瞬間。他們和絕大多數被那座席棚遮擋視線的人們一樣，只是把那種遮擋當成天安門的一次維護修繕。
殊不知，席棚之內正在進行的，是天安門整個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
那時的天安門，已經不是一次簡單的修繕就能維護好的了。到上世紀60年代，歷經幾百年風霜歲月和數次自然災害的天安門城樓，建築結構已嚴重損壞變形。參與當年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師傅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有這麼一句話，讀來令人心驚：「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門檢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在檢查中發現天安門城樓的明間西次間前圍金柱（此柱直徑1米、高12米）10米處柱髓心糟朽，直徑已達80厘米……」
這並不是天安門城樓第一次重建，也不是中共建政後天安門城樓第一次大修。
始建於明朝永樂15年（1417年）的天安門城樓，是明成祖朱棣從南京遷都北京後完全模仿南京的承天門建造的，故最早命名「承天門」。時隔40年後的1457年，承天門遭受火災，城樓被燒毀，1465年，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後重建了承天門。
1644年李自成進京，一把火燒掉了北京城九門城樓，承天門也再次毀於火海。1651年，清朝順治皇帝在承天門廢墟上進行了大規模改建，重建後的城樓變為今天人們熟悉的寬九楹、深五楹的重檐歇山式頂城樓，象徵「九五至尊」，名字也改為「天安門」，取「受命於天，安邦治國」之意。
天安門城樓卻在近代史的兵火戰亂和時代動盪中變得破舊不堪。
1949年夏秋之際，為迎接「開國大典」，北平市政部門對天安門城樓多年來積存的鴿糞、蒿草等污物進行了清除，對破損的磚瓦、門窗等構件進行了簡單整修。據閆樹軍介紹，當時僅城樓上清理出來的鴿糞就運了幾車。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較全面地修繕天安門城樓。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對天安門城樓進行大修。這次大修主要更換了破損的門窗和個別已經腐朽的梁木，重新繪製了屋頂梁橋和天花藻井上的彩繪。此外，還在城樓兩側各新建了廁所一棟，在西北角城台入口處加設了電梯一部。
大修之外，天安門城樓每年的小修小補也從未間斷。上世紀60年代初，孫永林就開始參加天安門城樓的例行安全檢查和加固維修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個月進駐天安門，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離開。他的回憶文章中提到的糟朽空心的大柱子，就是1965年國慶前夕發現的。時間緊迫，為保證1965年「國慶節」的城樓安全，北京市特意調來4根長達10米的450號槽鋼，加固支撐已經糟朽的柱子。
檢查過程中，孫永林還發現，天安門城樓的中脊檁居然多處使用了舊楊木材。這種木材材質非常差，連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使用，為何卻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要害部位？閆樹軍說，可能是清朝末年國力衰竭，國庫虛空，只好拿劣質木材用於修繕，也可能是當年負責修繕的工匠偷工減料……無論是何種原因，屋脊上的劣質楊木，都意味著極大的危險。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區發生7.2級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區，天安門城樓的損壞變形更甚，加劇了天安門城樓的危險程度。同一年，由於「文革」的發生，天安門城樓的使用頻率變得更高。工作人員不得不用更多的鐵箍、鋼材進行加固，以至於城樓內部負重累累，當時的一位技術人員直言：「加固用的鐵件之多，甚至超過了樓頂自身的重量。」
不間斷的小修小補已經無法根治「病體沉疴」的天安門城樓，一場徹底的大修迫在眉睫。
為保證城樓安全使用，1969年，國務院決定徹底拆除天安門城樓，在原址按照原規格和原建築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建築材料全部更新。
作為具象徵意義的建築，天安門一磚一瓦都干係重大，不能擅動，更何況是拆除重建。閆樹軍告訴記者，由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而且中蘇關係也比較緊張，重建天安門城樓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外人獲知天安門重建會做出怎樣的理解極為敏感。因而，天安門重建工程被定為「秘密翻建」。為保證工程安全和機密，施工期間整個城樓被圍了個嚴嚴實實。
於是，這段時間的天安門留影中，天安門城樓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消失」了。
三種翻修方案
天安門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實際施工時間要早一年多。
1968年3月，為保證當年「五一」使用天安門城樓的安全，來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築設計院等單位的14名經驗豐富的技術幹部和老工人，組成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對天安門城樓進行了中共建政以來最認真、最詳細的一次大「體檢」。
這一檢查不要緊，工作人員很快發現，城樓木結構的損壞程度簡直大大超過預想。除了孫永林等人發現的劣質楊木問題，留存下來的檔案資料還顯示：支撐整個城樓的大柱子已有2根糟朽；屋頂的8根五架梁已有6根斷裂，三架梁也有1根斷裂……
當時，約有十幾張城樓現場拍攝的照片連同檢查報告一起被送到了中央。機緣巧合，閆樹軍收藏了其中的一張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樓樑柱斷裂以及被鐵箍加固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樑柱還寫有「彈洞20公分」的字樣。閆樹軍說，其實在1952年修繕天安門時，就在城樓西邊木樑上發現了三發沒有爆炸的炮彈，彈殼上還隱約可見英文字母，這次檢修發現的彈洞，與之前的三發炮彈，都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留下的痕跡。
顯然，在戰火、地震以及歲月的侵蝕下，天安門已經「傷痕累累」。檢查小組當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臨時予以加固，「國慶節」後開工翻修天安門。
至此，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
和翻修建議一起提出的，還有天安門翻修的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保持原有古建體形，保留紅色舊城台，全部使用木材對城樓進行徹底翻修，並對個別木構件進行加固；第二種是保留紅色舊城台，拆掉現有城樓，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第三種則是將城樓和城台都拆掉，全部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並在城台內部增設人防空間。
其實，無論按照哪個方案，天安門城樓的「翻修」都已經近乎「重建」。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於舊天安門城樓存在著很多問題和隱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確定為重建工程。」
那麼，三種方案到底採用哪一個？閆樹軍介紹說，在當年「備戰備荒」的氛圍下，第三種方案「增設人防空間」的設計，一度吸引了決策者，但考慮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錢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繕等因素，檢查小組集體傾向於第一種方案，該方案唯一的缺點是防火性能差。
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向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報送了《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同時抄報給國家計委和建委。報告中明確「擬採用木結構進行翻修的方案」，即第一種方案。
報告還提出了相當樂觀的詳細施工計劃：1968年5月至9月，預製柱、枋、斗拱、門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準備工作；1968年「國慶節」後立即動工，拆除舊城樓、清理場地，11月至1969年4月，苫背掛瓦，「五一」節前拆除施工架並做好南面門臉的油漆彩畫，爭取不影響「五一」節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內部及兩山後檐的油漆彩畫，「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全部竣工。
工作人員沒想到，計劃「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慶後兩個月才真正開始動工。
為了趕進度，1968年5月，北京市幾乎迅速開始著手重建工程的各項準備工作。
天安門重建僅琉璃瓦就需要10多萬件，共46種規格，燒制需要七個月，為此，報送請示報告的當月月底，北京市就與門頭溝琉璃瓦廠簽訂了生產協議。兩個月後，城樓重建所需的梁、枋、檁等木材原料，陸續從上海運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廠。
到了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會計劃組、工交城建組致國家計委、國家建委的《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列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的報告》中，對工程進展還是很滿意的，「目前設計方案已經作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備齊，斗拱已預製一半，琉璃瓦件已開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項準備工作已全面鋪開。」
不久，正在天壇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孫永林接到了緊急通知，讓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園蘭花廳報到，參與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孫永林這樣回憶：「（1968年8月）28日有關領導傳達了周總理關於修建天安門的指示有關要求和注意事項。當時組建了修建天安門城樓的領導小組，由市建築設計院、市測量隊、房修二公司古建處派員，組成普查實測小組專門負責天安門翻修工程的技術，我出任該組組長。」
今年已80歲高齡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團退休職工楊賀林，則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門參與重建準備工作的。他的任務是在天安門翻修工程正式動工前，搭建一個能夠把天安門城樓圍起來的大席棚。楊賀林沒想到，席棚怎麼搭還沒研究出一點兒眉目，自己就被借調到天安門管理處，做起了國慶前的例行準備工作。後來，他才得知，已籌備了5個月的天安門重建工程推遲了。
重建工程不得不推遲的原因，是13根大柱。
天安門城樓共需60根柱子，每根長度都要達到12米才能將整個木結構的城樓支撐起來。柱子最粗的直徑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長，重7噸以上，一輛15噸卡車只能拉一根柱子。
其中，13根大柱一直無法到位。這些大柱的底部直徑有93厘米，上部直徑是84厘米。這還是成品，原木的直徑至少要1米多。這樣大規格的木料，當時國內不生產，必須從國外進口。
「本來大家還希望外貿部能與國外聯繫解決，但誰也沒想到國外回覆說，這13根木料當年解決不了。」楊賀林回憶說，這就徹底斷絕了1968年開工重建的可能性，「國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國就得3個月，到了還得烘乾木材、做防腐處理，根本來不及。」
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9月22日指揮部辦公室致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組長杜春永的緊急報告上，可以看到杜春永焦慮的批示：「時間的確很緊。如抓緊還可施工，如再抓不緊，只好推遲到20大慶以後幹了。」
可惜，缺乏關鍵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員再著急也無可奈何。「國慶節」後的10月11日，《關於推遲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的報告》被報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遲至1969年「國慶節」後，不過，相關的準備工作並沒有停下。
「暖棚」
再次重啟天安門重建工程是1969年12月5日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的，關於重建方案，毛澤東主席也曾批示：原樣不動，尺寸不變。
因為城樓結構複雜，工藝難度大，當時曾有人提出請外國人承包，但對方給出的重建時間至少需要兩年。還是周總理提出，我們不能崇洋媚外。這才把任務指定給曾承建過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的北京市建築工程局（今北京建工集團）完成，要求時間短，還要保證質量。領導小組把任務下達給建工局後，經反覆斟酌，建工局決定由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今北京建工五建集團）承擔建設任務。
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門裝進一個巨大的席棚之中。
1969年12月15日早晨，從天安門廣場經過的人們驚奇地發現，天安門城樓被一個巨大的席棚遮蓋起來了。很多人都以為，這只是天安門城樓的又一次正常修繕，就連負責搭席棚的楊賀林也沒意識到，自己悄然成了一段歷史的參與者。採訪中，老人一再強調：「不是什麼大事兒，那時候就覺得被選中挺光榮的。」
席棚的最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個罩子一樣把天安門完全遮擋起來，從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進展步驟。除此之外，這座席棚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功能——保溫。
天安門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覆時，留下的工期已經非常緊張。按照慣例，每年「五一」都會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慶祝活動。從1969年12月到來年「五一」，滿打滿算的施工時間只有四個月。而這四個月中，大部分時間處於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風中往往還沒使用就會凝結，木料內的水分在不到零攝氏度的溫度下也會結冰，原本不具備施工條件。
楊賀林當時擔任的是天安門重建工程架子工連連長，接到搭席棚的任務時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
暖不暖先放在一邊，楊賀林起初最擔心的是這座席棚的個頭。此前，他搭過的最大的席棚是在東郊焦化廠，那個席棚長60多米、寬25米、高18米。而這次要把長66米、寬37米、高33米的天安門城樓整體罩起來，僅高度就增加了將近一倍，難度可想而知。
楊賀林記得，1968年接到為天安門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務時，自己就在月壇附近跟其他師傅一起做試驗，用小竹坯子反覆搭建席棚模型。時隔多年後，楊賀林坦言：「當時我心裡也沒底，有點兒發毛，那麼大的跨度，那麼高的棚子，開始有人試著搭建了一個模型，但是基本一撒手就塌了。」
到1969年天安門重建工程正式開始，楊賀林就和其他工人師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門旁邊的中山公園。他回憶，當時所有施工人員的待遇跟平時一樣，被褥鋪蓋都是從自家帶的，但是，每個人的情緒都很高漲，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滿腦子就是搭席棚。
最後，他們用數根杉篙（杉樹的樹幹砍去枝葉製成細而長的杆子）綁在一起，層層連接，終於，12月14日晚上，一件用杉篙和葦席「縫製」成的「大袍」，順利地「罩」在了天安門城樓上。以前搭席棚基本只用杉篙和葦席，這一次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來穩固底座的3噸重的鋼錠，就用掉了20多塊。
第二天，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正式開始了。不過，此時的席棚頂部還是敞開的。一些資料中所說的棚內「溫暖如春」，其實是一個月後的事情了。楊賀林說，12月15日動工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牆」，並沒有封頂，「那會兒還沒有水泥活兒，不怕凍，席棚主要是為了擋風。」直到城樓的木結構基本搭建完成後、泥瓦工上陣前，架子工才開始「飛檐走壁」，冒著大雪封頂。席棚四周鋪設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開放的中山公園內則臨時建起一座鍋爐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樓……這時，大棚才變成了暖意濃濃的「暖棚」。這是後話。
「暖棚」搭好了，楊賀林的工作還沒有結束，他要留在工地隨時觀察席棚的情況並排除安全隱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裡颳大風，已經在中山公園躺下的楊賀林聽到呼呼的北風，頓時覺得席棚夠嗆，馬上起身趕到工地。果然，原本與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風吹得凹進去了50多厘米！他當機立斷，指揮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劃開了幾條口子，這就相當於給風「開闢」了幾條「通風小道」，又用繩子在杉篙連接的關鍵部位進行加固……忙活了一晚上，看著席棚「直起了腰」，楊賀林才帶著工人放心地離開。
拆樓
在楊賀林設計的「亞洲最大棚子」內，木工連的工人們需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是拆除舊城樓。
今天的建築業中，各種機械設備輪番上陣，拆樓恐怕是最容易的一個環節。但在當年，要「原樣不動，尺寸不變」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拆樓就不能只是簡單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過程中搞清楚城樓的每個結構細節。
那個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築的機會太少。許多在古建行業忙活了一生的老師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補補，幾乎從未有過參與乃至主持類似大工程的經驗。作為負責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木結構施工的大木作，當年才44歲的孫永林面對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又慶幸又發愁：慶幸的是，機會難得；發愁的是，沒有人說得清天安門城樓究竟是由多少塊木料組成的，只知道城樓上的斗拱、檁、梁互相咬合，上下壘疊，環環緊扣，嚴絲合縫，如此龐大的木結構中，沒有一顆釘子，完全依靠卯榫組合起來。
這麼複雜的工藝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員用塔吊先將城樓西南的一個整角吊起來，拉到中山公園水榭北側，每拆一塊木料，就在旁邊按原樣碼好，可拆完了，就是碼不出原樣。後來，還是一位古建專家說，拆下來的木料雖然次序是對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後左右的方向不對。於是，施工人員又把拆下的每一塊木料都按順序編號，在每一塊木料上都寫清內、外、上、下、左、右，然後畫草圖，並請來新華社的攝影記者錢嗣傑現場拍攝了上千張照片。最後，根據草圖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覆覆按原樣碼了幾遍，才算徹底弄明白。因為城樓是完全對稱的，搞明白了一個角的內在結構，整個樓就不難明白了。
真正動手拆除舊城樓就很順利了。參與天安門城樓重建繪圖測繪的設計師孫仁先，曾在接受採訪時回憶，1969年12月底，「整個城樓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著。」當時，為了更準確地得到天安門城樓的有關數據，他特意登上與天安門城樓構造幾乎完全一致的端門城樓，在古建老師傅的幫助下，對重要部件細心查看，逐一實測。
而在負責拆除舊城樓的木工連副連長、北京建工五建集團退休職工葉容溪記憶中，最難忘的卻是城樓上拆出的寶盒。
「寶盒就在天安門屋脊上的最中間，我拆到那兒就取下來了，交給了指揮部副主任吳金鐵。」葉容溪回憶說，盒子已經爛成一塊一塊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絲楠木，但裡頭的元寶記得很清楚，光澤不是那麼亮，乍一看還以為是個「銅疙瘩」，「銅疙瘩」旁邊還有三四塊像石頭似的東西。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銅疙瘩」確確實實是個金元寶，而那些石頭狀的東西，是硃砂和五彩糧。
閆樹軍告訴記者，根據明清史籍記載，盒子裡的東西應該是古代的所謂「鎮樓之寶」，裡面的金元寶、五彩糧和硃砂，則是古人用來辟邪之物。幾個月後，城樓建成時，原來寶盒的位置，被放進了一塊漢白玉石，上面豎向刻著「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樣。這塊藏進屋脊內的漢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國重建天安門城樓的一個歷史見證。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築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樓壽命要達到1000年的要求，城樓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體木材，且必須使用楠木、柚木、黃柏或者進口色皮等優質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構件都要進行防腐、防蟲、防火的化學處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門的請示報告中，初步估計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米，實際施工中，這個數字只多不少。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國物資並不富裕，這麼多的木料都從哪兒來？
工作人員真是費盡了心思，當時正在拆除的西直門等城樓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們打算將拆下來的木材「廢物利用」，用來修天安門，孫永林、葉容溪還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門的現場。沒想到，拆到西直門箭樓時，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門，只好停工進行考古發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該做的工作，工作人員才接著拆城樓。結果，拆下來的木料雖有一些上好的金絲楠木，無奈尺寸太小，根本沒辦法二次利用。
後來施工時，倒是此前東直門拆下來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場，被改做天安門城樓的斗拱和門窗。從天壇調來的黃柏木強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鬥。
據楊賀林介紹，施工接近尾聲時，又發現還差幾百根椽子的木料。這時再從國外進口肯定來不及，還好在海南發現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時間運輸，起碼也得半個月，最後還是通過總參跟海南軍區溝通，才臨時加急，特批了兩列火車，幾天之內就把天安門城樓重建所需的最後一批木料運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還是依靠從非洲進口。這種木材似紅木，質堅，顏色為紅或黃，遇火不著，只冒煙。做了一輩子木工的孫永林說，從沒用過這麼好的木料。
進口木料好是好，用起來卻很麻煩。
儘管重建工程已經比最初的建議推遲了一年多，但工程時間依然很緊張。一般來說，新木料必須乾燥之後，才可以用於建築，但因為時間短，進口的新木料運到負責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廠時，含水率還基本都是飽和的。據孫永林回憶，做柱子用的大圓木拉進暖和的工寮時，含水量很高的木頭慢慢解了凍，很快就變得濕漉漉，甚至還會往外冒水。
這樣的木料無法直接利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法上漆。漆會把水分鎖在木料里，造成內部朽爛。水汽往外蒸發，又會把木材表面的漆頂起鼓包，造成漆皮剝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駁的柱子當然不能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怎樣才能讓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徑的大圓木上，順著立紋鑽一個直徑10厘米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內的水分更快散發出去。說干就干，工作人員開始嘗試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長12米，打一個眼就得好幾天，再等它自然風乾，時間進度絕對趕不上工期。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沒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門城樓上。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層三合板外衣。三合板與柱子之間留出幾厘米的空間，能有空氣流動，讓柱子慢慢乾燥。紅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著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藝，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潔圓潤，和原木一般無二。直到幾年後，大柱完全乾透了，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脫下。
「天安門沒小事兒」
天安門重建不僅僅是一座城樓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細節需要細緻入微地把握。技術上的難題，這些中國最出色的工匠們都有辦法解決，但有些環節，看似細微，卻需要中央定奪。
天安門城樓按照原貌重建的原則早已確定，但在細節上，「原貌重建」的分寸要具體分析把握。施工時，有人提出把城樓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製斗拱改成玻璃鋼的，這使指揮部很為難，只好拿著模型去請示周總理，周總理指示，照原來的木斗拱樣式製作。
對於城樓上的大吻和彩畫，意見更加激烈。城樓正脊兩端的大吻原來是龍的形狀，有人認為，古建築重建就應當按照傳統的方式修建，保持原有的龍的裝飾。另一種意見則堅持，「仙人走獸」裝飾和城樓上的「金龍和璽」彩畫都是「四舊」，屬於封建內容，天安門既然重建，就應該具有新的革命意義，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寶塔等取代龍。
後者的意見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點難以理解，但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卻再正常不過。事實上，在1968年的檔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門城樓正脊兩端的制高點「擬採用延安圖案」的意見，與延安圖案同時提出的，還有「工農兵」「萬年青」「井岡山」等備選圖形。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只好上報周總理。周總理看完報告後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可以搞龍的嘛」，並在報告上批示：天安門彩畫整體用樸素的「西番蓮和璽」，勾頭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圖案，其餘一切照舊。正脊兩端制高點上的龍吻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過，「西番蓮和璽」彩畫和檐頭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圖案，還是給城樓留下了歷史的特殊印記。
其實，在當年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天安門城樓重建過程中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人員組成，都是極其謹慎的。用油工連連長、北京建工五建集團退休職工於祥春的一句話來說，「天安門沒小事兒。」他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當時油工連需要用一種叫做「洋綠」的顏料，國產的這種顏料顏色不夠漂亮，還容易褪色，於是指揮部就給市里寫報告，市里報給中央，馬上就通過外貿部跟德國聯繫，為儘快拿到顏料，外貿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國，取回了兩袋顏料。從打報告開始，也就一個多星期，兩三百斤「洋綠」顏料就到了施工現場。
於祥春告訴記者，當時的「天安門城樓重建領導小組」是由總參、北京衛戍區、北京市革委會等部門共同組成的，除了五建公司外，參與施工的還有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北京市房修二公司的一些技術人員，以及為保證施工過程絕對安全的軍人。五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門重建工程現場指揮部，由當時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呂德隆任總指揮，又抽調了政治上可靠、技術上過硬的精兵強將，按照軍隊編制組織起了木工連、瓦工連、架子工連、油工連、混合連等5個施工連隊。他和楊賀林，都是三代貧農出身並且技術精湛，因此才有資格擔任油工連和架子工連的連長。而閆樹軍收藏的《天安門工程人員審查表》顯示，就連在中山公園工作的炊事員，也得過「政審關」。
「長高」的新城樓
無論是原料，還是施工條件，天安門城樓的重建可謂困難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開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
更難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時間內，重建的天安門城樓不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結構布局，而且按照9級抗震能力設防。除重建城樓外，還有東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兒牆減薄、標語板更換、電梯安裝等附屬工程，同時還增設了供電照明、上下水、熱力暖氣、電話、電視廣播、新聞攝影等現代化設施。
熟悉天安門城樓的人們可能會發現，天安門城樓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小耳房，精緻小巧，對稱於大殿兩側，又與整個城樓融為一體。這兩間小耳房實際是電梯間，西側的電梯安裝於1952年，東側的電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間新修建的。
閆樹軍介紹說，整個工程涉及了全國21個省市的216個部門，施工高峰時期有2700多人同時參與各項建設。現場施工一步緊接一步，一環緊扣一環，速度之快，質量之高，在當時確屬罕見。
重建工程竣工後，經國家驗收全部合格。不過，驗收時發生的一個小插曲，還是讓指揮部嚇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揮部成立了檢查小組，用探雷器檢測驗收，測到一個斗拱時，探雷器突然鳴叫起來，現場頓時萬分緊張：按照設計圖，斗拱所在的地方並沒有任何金屬，難道有人搞破壞？拆開檢查才發現，原來是一把木工扁鏟被無意中遺留在了裡面，真是虛驚一場。
值得一提的是，對天安門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說重建後的天安門「長高」了。閆樹軍解釋說，按照測量數據，新城樓的確比舊城樓「長高」了87厘米，但也可以說沒有長高。
原來，中國傳統建築都是木結構，整個天安門城樓屋頂的重量都壓在樑柱結構上，又經過幾百年的風霜雨雪和幾次地震，城樓本身已經在積年累月的壓迫下變了形，從而使總體高度矮了一些。「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會比年輕時矮几厘米一樣。」他說，這次重建，其實是考慮到木結構建築特有的規律，通過適當加大斗拱鬥口的尺寸，將天安門恢復到了幾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內情的普通人看來，就會覺得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似乎「長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總理第一個登上了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視察。於祥春至今記憶猶新，「總理從東馬道登上城樓，詳細聽了工程情況和匯報，然後從西馬道下來，還跟我們工人握手，說，『同志們辛苦了！你們用這麼短的時間，把天安門城樓建得這麼好，這在中國古建築史上確是個創舉……』」幾個月來一門心思都是把活兒干好的工人們，人人興奮不已，高興得直呼「毛主席萬歲」。
後來，所有參與施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份紀念品——一個8開鏡框的「重建紀念」，裡面嵌著一幅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的彩色照片，下邊是毛主席的燙金手書：
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建設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失敗，隨時注意改正。毛澤東二月四日
不到一個月後，「五一」節，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了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活動。一直負責城樓安全檢查和維修的孫永林等人，多年來吊著的心終於落了地。
而在城樓前歡呼的人群幾乎無人知道，展現在大家面前的這座金碧輝煌、雄偉壯麗的城樓，不僅外表煥然一新，內里也早已脫胎換骨。
十幾年後的1984年，天安門城樓再次修繕。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拍板，此次重建繪製的「西番蓮和璽」彩畫被改回了傳統的「金龍和璽」彩畫，天安門城樓的彩畫恢復了原有的歷史風貌。
到了1988年，因為一封市民來信，天安門城樓順應民意正式對外開放。
時至今日，曾經神秘的天安門城樓，每天接待的遊客都絡繹不絕。而曾經被視為機密的天安門城樓重建往事，也成了當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尋常的陳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