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底，楊繼繩調回新華社北京總社。到總社工作以後，也趕上了好年代，他寫了一些暢快的話，還幾次批評過朱鎔基的經濟政策。1998年，朱鎔基總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楊繼繩看到一些問題，寫了《凱恩斯依賴症》。本文摘自2011年4月19日《南都周刊》，作者楊海橘，原題為《求真路上的楊繼繩》。
2013年1月11日，北京，高級記者楊繼繩（圖源：VCG）
這是一家因敢言而著名的雜誌社。某賓館院內的二層小樓，《炎黃春秋》幾間辦公室，簡陋地排列其中。筆者的到來將楊繼繩從一場尷尬的探訪中解救出來，他哈腰扶著門，客客氣氣地對上訪的老太太說：你看，我有採訪，抱歉哈，你看，實在抱歉哈。
從新華社退休兩年後，楊繼繩便來到這裡，到現在已是7年。他坐在對面，始終笑眯眯的，端然得像旁邊那台笨重的顯示器，說到那些荒唐的往事，他表現出的，是令人驚異的平靜。
飢餓
此生，楊繼繩再不能忘記那個跟在人群之後呼號奔走的年輕的自己。他帶著空白的腦子，從農村來到清華，滿腔赤誠。而父親的死，正在背後漸漸淡去。
1959年4月，19歲的楊繼繩讀高中，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壁報，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見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趕快回去。」
楊繼繩當即請假併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3斤大米，趕回家中。
走到灣里，楊繼繩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門前的油樹（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根也刨了，池塘早被撈蚌的鄉親放幹了（過去鄉親不吃蚌，嫌它腥）。沒有雞犬相聞，沒有孩子的歡笑。一片死寂。
父親就躺在床上，兩眼無神，臉上的皺紋寬闊而鬆弛。「父親怎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前還好好的。」上次見面，楊繼繩沒有注意到父親因飢餓而浮腫的雙腿。當時生產隊偷偷殺了一頭牛，父親叫他回來吃牛肉。這頭牛是父親養的，父親說自己不忍心吃，那些肉，楊繼繩自己吃了。
楊繼繩用帶回的米做了稀飯，父親一口都沒有咽下。三天後，便與世長辭。這個曾教導兒子鬥地主時「被槍斃的也不全是壞人」的農民，最後餓死在「畝產萬斤」的土地上。
楊繼繩將此歸咎於命運，他沒有意識到，在那些更遠的地方，正有千萬人如他的父親一樣，開始微胖、無力、皮膚一摁就是一個坑，他不知道，飢餓正以一種瘋狂的速度，席捲那些沉浸在「大躍進」數字狂喜中的人。
自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求學，楊繼繩所帶著的，唯有那片空白如紙的頭腦。他至今還會唱那首歌：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他說好，背後搞破壞……
而如果能有什麼在內心深處埋下一根小小的火捻，並在日後偶爾提醒過他的，那就是父親的死。
死亡
1960年，楊繼繩考上清華大學，沒能學習自己心儀的新聞專業，而是調劑到工科。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村學生，依然謙遜。
清華第一課，楊繼繩參觀了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然後下鄉勞動兩個月。那一年，他20歲，正處求知若渴的年紀，但是，清華大學一直以來深以為豪的人文精神，早已在七年的院系調整、思想改造運動和三年前反右鬥爭中消失殆盡，當楊繼繩來到這裡，面對的僅僅是一片被清掃一空的精神廢墟。偌大的圖書館全被封閉，除了工科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論著，他看不到任何「閒書」，他不知道朱自清、不知道吳宓，甚至對於獲得諾貝爾獎的校友李政道和楊振寧，輔導員也吹風說：這兩人思想反動，不要學他們走「白專」的路子。
面對這封閉世界，楊繼繩如大多數同學一樣，單純而溫良。但是，如果說內心那根火捻仍在警覺地立著，另外一些接踵而至的事件，則令他內心的警覺又甦醒幾分。
1967年，尋常的夏天，清華大學一號樓前的花壇照例人聲喧譁，楊繼繩和同班同學坐在長椅上聊天，「突然聽見不遠處二號樓有什麼『啪』一聲掉在地上。有人從四樓的廁所跳下來了！」等他們飛奔過去，人已經死了，軟綿綿沒有形狀地擰在地上，黑黑的血在周圍濺出一組梅花。「馬上就被人提走了，留下地上有個坑。」死掉的人是個右派分子，被下放農場勞動幾年，後來政策寬鬆了，學校準他回來，可同學們都瞧不起他，宿舍的人不願意和他一塊住，把他行李放到廁所，可是他選擇從那裡跳下來。
「西邊第二個窗戶。」楊繼繩說他至今記得清清楚楚，就是西邊第二個窗戶，後來，海外作家王友琴寫《文革受難者》，曾打電話給楊繼繩核實這一細節。
再後來，更多的人相繼以這種方式死去。1967年，楊繼繩已從清華畢業到了新華社總社。「新華社的黃亭子宿舍東邊，有色冶金院內，我們開會，就聽見旁邊『砰』一聲掉下來個人。」
那些被逼迫的人，家人支持的，還能熬過來，如果家庭沒有溫暖的，也就一死了之。那個年代，家庭的溫情極易顯露出其脆弱。楊繼繩記得，新華社有對夫婦，是早年歸國華僑，上過延安，建國後分在新華社。「文革」時，海外背景成了罪狀。四個孩子不懂事，夫妻倆自殺了。孩子們還很高興，說要吃餃子。到現在，四個孩子或獨身或離婚，「文革」給他們留下的，除了一頓餃子，還有難以為外人體會的深層創傷。
嬗變
1967年，中央媒體來清華招工業記者，條件只有三個，「黨員，貧下中農出身，能寫」，楊繼繩都符合，便去了。1968年，他又扛著鋪蓋卷到了新華社天津記者站。
天津記者站人不多，批鬥會卻是經常開，吼啊叫啊，開來開去都是那幾句話，「你到底和日本人說了什麼？」「還有什麼沒有交代？」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拿著毛主席語錄早請示，打嘴仗。出去吃飯，上一道菜背一條語錄。大街上問路，得先說「毛主席萬歲」，再說「到哪兒怎麼走？」
天津分社近20年，楊繼繩經歷了思想上的嬗變。
山西勞動期間，他讀到了生平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書，《尼赫魯自傳》、孟德斯鳩的《論法理精神》和《波斯人信札》。這是他從新華社山西分社借到農場來的。幾十年過去了，楊繼繩還能背誦《波斯人信札》中的段落，這是一個讀者到一個滿是《聖經》詮釋著作的圖書館裡與圖書管理員的對話：「這些作者，並未在《聖經》中尋求應當相信的，卻尋求了他們所相信的；他們絲毫沒有把《聖經》當做教義的經典，從而接受這種教義，卻把它看做一本可以給他們的意見增加權威的書……這是一塊土地，不同宗派的人都可以闖進去，如同打劫一樣。這是一片戰場，敵對的國家在那裡相遇，在那裡打仗，有人衝擊，有人作前哨戰，方式很多。」他由此想起了天津分社「早請示」時「打語錄仗」的情景，也聯想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態度。這段話所形成的強烈震撼至今猶在，後來，他在自己的書中引了這段話。
而思考，以及由此而生的疑問，似乎就從一行一行的閱讀中生發出來。作為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1968年楊繼繩剛到天津分社，就參加審查了記者史博的專案。史博被天津市警局軍管會定為反革命分子，是66軍軍長親自過問的，已經被抓了起來。剛參加專案組，楊繼繩很認真，如果真的找到了史博的反革命證據，也算是一項成果。
「剛參加專案組真想抓出個壞人。」但查來查去，被懷疑的問題被一一否定，「有人告史博總社招待所罵江青，我和警局的人一起到南京和寧夏調查同時住招待所的戴國強和另一位記者，他們兩人都說沒聽到。」有一次軍長找分社領導人任豐平問史博案件進展情況，楊繼繩說史博沒有問題，主張放人。軍長很生氣，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楊繼繩也站了起來。任豐平怕楊繼繩和軍長吵起來，就讓楊繼繩出去。避免了衝突。
求真
「文革」結束後，楊繼繩將自己的一兩百篇稿子拿出來一一檢視，自認「90%是在為『四人幫』說話，能留下的，只有兩三篇，不禁深感羞愧，付之一炬」。
那能留下的兩三篇，就包括後來楊繼繩提到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的內參，以及《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等。為此，他把天津上上下下的官員得罪了個遍。軍隊有人到新華社總部告狀，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搜集軍隊黑材料，想毀我長城，希望嚴肅處理」，這份材料曾經放在楊繼繩的檔案內，直到軍長下台、全市揭批軍長時，管檔案的喬義民才拿出來。在天津分社最後兩年，又得罪了天津市主要領導人。他寫文章指出天津經濟地位下降。這篇調查報告廣為轉載，市領導人大為震怒，說：「有人說天津經濟地位下降，不是無知妄言，就是別有用心。」
1988年底，楊繼繩調回北京總社。
到總社工作以後，也趕上了好年代，他寫了一些暢快的話，還幾次批評過朱鎔基的經濟政策。1998年，朱鎔基總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楊繼繩看到一些問題，寫了《凱恩斯依賴症》，在一次朱總理召集的經濟學家座談會上，他突然問：「楊繼繩是什麼人？」吳敬璉向朱總理作了介紹，還為楊繼繩說了幾句好話。積極財政政策實行幾年了，楊繼繩寫文章主張要「淡出」，在一次會上，朱總理問財政部科研所長賈康：「項懷誠說過要淡出嗎？」賈康回答說：「項部長沒有說，是楊繼繩說的。」朱鎔基也大度，他沒事。
楊繼繩相信這句話：「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他認為記者和歷史學家是相通的。相通點就是一個「信」字，都必須真實可信。他記錄了中國改革的真實歷史，出版了《鄧小平時代》等書，他研究了中國改革前後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出版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析》。他調查了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出版了記錄這段痛史的書籍。他不無調侃地說：「我從新聞記者變成了舊聞記者。」退休了，不讓採訪了，只好打故紙堆，研究舊聞。
楊繼繩關於「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調查，引起高度關注，許多人認為這是「值得尊敬的」，但對其真實性的質疑聲音也不絕於耳。對於四十年記者生涯，楊繼繩聊以自慰的卻是：「後二十年，沒說假話。」
如果說反右和「文革」中「跟著跑」的「積極分子」經歷曾讓楊繼繩心生愧疚，那麼之後二十年，他用另外一種作著彌補，改革開放後的十年，雖「跟著潮流說了些話」，但楊繼繩再沒說假話；再後來十年，他「連跟著潮流的話也不說了」。
楊繼繩認為，說真話是傳媒人最起碼的底線。如果不說真話，就會欺騙廣大的讀者。採訪中，談到某著名學者的一句話：「假話完全不能講，真話不能講完全。」楊繼繩說：「這句話，我同意，但不全同意。作為政治家，這句話是合適的，但作為媒體人，真話不完全，那不是向受眾隱瞞了部分事實真相？這就違反了媒體人的職業道德。作為一名真正追求真理的學者，也得把真話講完全。」
幹了四十年新聞工作，有個準則漸漸在楊繼繩的心裡清晰起來：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然而，說真話也是有風險的。對於風險，楊繼繩頗為慨然。他笑笑，說：「不就是不當官嗎？我這個人也不適合當官。三任中宣部長都批評過我的文章，但我還照樣生活、寫作。畢竟時代比過去進步了。」
2008年時，在香港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楊繼繩講了這樣一句話：「憤青不在，憤老憂存。」批評當前青年缺乏政治熱情，只有一批老人在憂國憂民、激昂康慨。「這是一句很喪氣的話。其實『憤青不在』這個說法有一定的片面性。青年人要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並且利用可能的條件改變中國不合理的現狀。中國就靠你們這些年輕人了。未來是你們的，包括幸福和苦難。」
因為追求一個「真」，楊繼繩頗受了些苦，但他更願意表達的，是講真話的快樂。因為他曾體會，被恐懼和無知所驅使，是怎樣一種如芒在背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