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蘇區肅反（網絡圖片）
我的朋友王智仁先生以其父王建華老人口述，整理出一篇回憶錄，反映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鄂豫皖土地革命時期發生在柴山保這個地方的一段往事。這篇文章以一個跨世紀的老人親身經歷，敘說了當年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的回憶，足以顛覆當局60多年來對所謂土地革命歷史的正面宣傳，揭示了在光鮮的表面下，其血腥的另一幕。王建華老先生雖98歲高齡，然精神矍鑠、頭腦清醒，老人不僅筆跡雄健，還能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足見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及可信度。文章被國內知名刊物《炎黃春秋》2014年第九期刊登，該文發表之後，反響巨大。著名學者秦暉先生給王智仁來電稱：「先生為令尊整理的回憶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功德無量！」
地處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柴山保在土地革命時期屬於河南光山縣，今屬河南新縣陳店鄉王灣村。1928年，戴季英在此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動土地革命，是紅四方面軍的發源地。從1931年起，中共叛將張國燾在此坐鎮指揮。戴季英、張國燾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在當時肅反大清洗中，以肅清AB團、改組派的名義，將紅軍百分之九十的幹部殺害，軍長鄺繼勛、許繼慎甚至徐向前夫人程訓宣也難逃此劫，普通老百姓更不能倖免。王氏家譜痛陳，一個近千人口的王家灣，從1927年到1934年所倖存者不足300人，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死於張國燾的屠刀之下。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其血腥之殺戮及暴力之恐怖可想而知。1929年夏天，一個叫吳光浩的人寫了一張紙條，要王建華家拿300塊銀元支援革命，王家本不屬於富戶，300塊大洋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好不容易東拼西湊，湊了100塊銀元，然母親和四弟還是被慘遭殺害，並且是用大石頭活活殘忍砸死的。吳光浩這個人我到紅安參觀時見過這個名字，只是可惜成了烈士，要不然，後來官也不會小。《柴山保往事》一看，才明白當年紅軍籌款是這樣籌的。
嗟乎！朋友智仁的奶奶及叔叔死去已經八十多年了，青冢何方，尚難尋覓。今天將此往事重提，不僅僅是哀悼那無辜死去千千萬萬的亡靈，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反思一下這場革命到底有何意？
一，這是一場蘇俄革命輸出的結果
可以這樣說，中共建黨以及後來領導的工農革命都是蘇俄掌控下的共產國際輸入的結果。在這裡要說一下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它實際上是在列寧指導下的革命輸出機關，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是十分孤立的，他輸出革命的目的是想壯大自身的力量，免於陷入孤軍奮戰之境地，所以它的職能既是國際的也是民族的。各國共產黨作為它的支部並直接受其領導，它拿出大量的銀子援助各國共產黨，中共成立之初，活動經費嚴重不足，幾年時間，受俄共資助達100萬美元之多。這些共產黨支部不僅要全力擁護蘇維埃政府，並且共產國際還有權決定各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當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就是叫蘇區，當時的政府就叫「蘇維埃政府」，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是中國，為何叫「蘇維埃」呢？提出來的口號就是「武裝保衛蘇維埃！」歷史已經證明，這種革命，只要染指哪裡，哪裡就血流成河。它不是輸血，是叫別墮胎血。
1927年，國共分裂，中共五大召開，當年「五大」會址就在武昌都府堤，與敝舍僅一牆之隔。筆者漫步時也進去看了看。這次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等出席了，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報告：陳獨秀認為上海三次工人起義是錯誤的，工人只能搞經濟鬥爭，不能搞武裝鬥爭。陳獨秀認為，「革命運動中的潛在危險大為減少」。主張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對小地主讓步，並同小地主聯盟，中共對革命領導權問題應採取退讓的政策，陳獨秀說：「我們尚無很大的決心參加政府。」
陳獨秀報告後，中共內部激進派如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毛澤東等對陳獨秀報告中進行了批評。瞿秋白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作了對中國問題現階段的任務報告，他認為當前「最根本的，是進行土地革命」。 維經斯基在大會上發言，他說，共產國際代表團明確主張：「沒收土地是指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
會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召開的。大會雖然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並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案的精神，作出了新的基本正確的議決案，但是沒有根本上認識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根源及其危害，因而沒有採取堅決的組織措施。大會雖然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本質有所認識，但是，對於存在於統一戰線內部的汪精衛反革命集團沒有認識，完全喪失了革命警惕，也不可能提出挽救時局的有力措施。結果，這次大會沒有能擔負起在危急關頭挽救革命的任務。
二，中共革命方向發生逆轉是從「五大」開始的
從中共五大會議可以看出，這次會議自始至終沒有達成統一思想，對於中共今後革命的方向是存在嚴重分岐的。特別是在土地革命的問題上，有人同意搞，也有人不同意。然而，雖說分岐存在，在共產國際掌控下，中共的激進分子還是占了上風，一場土地革命流血鬥爭開始了。歷史就是那麼弔詭，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澤東想充國際共運老大，重蹈覆轍，向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先輸印尼，造成印尼和華人血染爪哇國，死亡近百萬；接著再輸紅色高棉，血洗柬埔寨，200萬柬埔寨人民死於瘋狂的大屠殺，對於當時人口只有八百萬的柬埔寨來說，這可說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有蘇聯老大哥的革命輸出，就有小老弟仿效。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發生在湘鄂贛、鄂豫皖蘇區土地革命的一場濫殺就是蘇俄革命的輸出。
由於中共的激進分子這樣一搞，國共兩黨走向分裂，造成十年內戰。1927年毛在湘贛邊建立蘇區，張國燾在鄂豫皖建立蘇區，這兩個地方人民遭受的苦難就大了。首先是中共內部的自相殘殺，這個暫且不談。接踵而來打土豪分田地，說起來也真可憐，中國哪來的地主土豪，一些小地主都是靠勤扒苦做積累一點財富，了不起也只是先富起來的人。你要搞革命，就得要錢，而有錢的人就只那麼多，搶完了就沒地方可搶了，就只好盯住那些小地主，而小地主搶光了，就只好盯住一些農民了。前幾天我看了一部電視劇《紅高粱》，裡面說高密縣有兩股土匪，一股是余占鰲，一股叫花脖子。余那一股還算有良心，只搶有錢人；而花脖子連窮人也搶。後來有人問花脖子為什掄窮人？他說，富人都搶光了，不搶窮人我吃啥？所以說，王智仁的奶奶和叔叔為何被殺，其原因可想而知也。今年《炎黃春秋》第四期刊登了張鳴一篇文章——《我看紅軍長征的原因》，提出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逃跑似的戰略轉移，也就是所謂的「長征」，它標緻著中華蘇維埃的失敗，其原因就是經濟無法支撐了，這就是革命模式選擇的錯誤。過度地打土豪，亂殺亂搶、富人被搶光了，竭澤而漁，「因土豪打光了，軍隊和政府的開支又必須解決，於是，大量的搶掠和綁票行動出現了。而在中共的文件里，稱綁票為「越界吊羊」，而且搶掠綁票的對象，並不一定限於有錢人，有的時候，甚至連窮人也捉來罰款，向窮人強借米物，以致被白區人民呼為「游擊賊」。據曾志回憶，他的丈夫陶鑄，就曾綁過一個地主的孩子，得到贖金3000元。」搶到最後連紅米南瓜湯都吃不到口了，不跑又能往哪裡飛？用湖北話說，荷葉包鱔魚——開溜。張國燾後來為何跑到川西，也是由於把鄂豫皖人民殺得差不多了，搶得也差不多了，就跑到別的地方搶去了。事實也是如此，後來四川老百姓又遭了殃。
三，文革時期的大屠殺就是這股匪氣的沿襲
當一個人以一種邪惡的手段取得成功之後，他是不會反思這種手段是否正當，非但不會，他還會以這種手段繼續幹壞事。就好比綁票者搞到了錢，你要他收手是不可能的。毛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更加瘋狂殺人，並且把殺人當兒戲。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嚴格地說從1947年解放區的土改複查運動就開始濫殺無辜了（可參考畢官寫的《威海土改複查運動的記憶》。接著是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殺人不是依所犯罪事實，而以百分比來搞，這在世界上可以說是亘古未有的事。毛曾說：革命隊伍中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的百分之五左右。100個人的單位，如果不殺5個反革命就完不成任務。特別在上海鎮反時，毛曾對上海主政者殺人太少極為不滿，就他一句話，上萬人頭又落了地。被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和紅色屠夫謝富治是毛最信賴的人，謝富治就是湖北紅安人，1926年就在家鄉參加農民協會，後參加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就是從那個殺人的窩子走出來的。1960年被毛委任公安部長，一上台就殺人。據安徽省公安廳黨務副廳長尹曙生報料：1960年正當全國人民在飢餓中苦苦掙扎，謝富治把持的公安部不是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國逮捕、拘留人數是1959年四倍，竟然五十多萬被拘押人員死在監獄、勞教所，被害的人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這些可憐的人兒只是因為對大躍進不滿發點牢騷，為了活命偷點糧食吃而被捆綁吊打悲慘地死去。文革時期，為禍慘烈的「公安六條」出籠了。據王力《反思錄》披露，「公安六條」是毛澤東提出來「要搞幾條」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公安六條」發布後，全國人民陷入恐怖之中。這一時期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對無辜群眾可隨意逮捕、審訊。在農村，有些群眾組織擅自設立「貧下中農法庭」，對抓來的人非法審訊、濫殺，僅湖南道縣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殺7696人、自殺1397人、傷殘2146人，最大78歲，最小才10天。湖南資江下游，每天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老有少，死狀奇特。兩岸站滿了黑壓壓人群，等著觀看從上游漂下的屍體。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安六條」發布後，僅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就有3000萬人被批鬥，50萬人死亡。
四，中共土地革命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已經確立了方向。三民主義理論明確地提出來中國現階段的歷史任務，孫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也正是為了這個革命目標。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正在繼續完成他的事業。當時蔣領導的北伐就是很好的證明。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決定，採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這就說明了，中共當時是承認國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當時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列強，並非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因為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是代表先進的生產力的，他們不是革命的對象而是革命的動力。中國不需要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導致又一次農民造反，造反的結果不僅是流血而且是封建統治的復辟和歷史的倒退，這一點在後來毛執政的二十多年的結果已經得到了證實。當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我不得不敬佩陳獨秀先生的獨具眼光。在當時中共黨內，獨秀真不愧是一枝獨秀。他雖然在中國組建了共產黨，然他對中共當前的歷史任務看得是清清楚楚的。中共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個黨派存在是無可非議的，它可以作為一個參政黨，但是是否有必要通過武裝鬥爭奪取領導權而搞武裝割據，這一點陳獨秀是不同意的。他已經看出，當前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民主主義的革命。從本質上說，中國的國情根本就不需要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從康梁的戊戌變法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為了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是中國近代歷史決定了的。孫中山革命的方向就是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他革命的經費是向海外華僑籌款，他搞暴動也是指向官僚衙門，就是提出平均地權也不會向地主開刀。而在中國搞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就是封建時期又一次農民造反而已。這種造反除了殺戮之外還是殺戮，社會非但沒有前進，而且反而倒退。這勿須別的證明，回顧一下毛執政時期所作所為就昭然若揭了。
或許有人會說，是蔣先動屠刀逼著共產黨起來反抗的，實則不然。1926年毛拋出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是準備為他發動農民造反打理論基礎的。1927年3月又拋出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其農民運動過火行為辯護。而在當時，國民黨率領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正取得節節勝利，而此時毛澤東在湖南卻搞起了農民運動，號召鄉間一些無業流民及地痞流氓起來造反，給地主紳士戴高帽子遊街而打砸搶，這實質上就是一場搗亂。北伐軍許多將士是中小地主家庭，他們的父輩因被抄家、戴高帽遊街而向其北伐將士們紛紛訴苦，他們驚呼，我們在前方浴血奮戰，你們卻亂我們的陣角。毛這樣一搞，不僅搞亂了前方將士的軍心，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還妄圖改變革命的方向。他這種不顧大局的行為不僅惹怒了國民黨，同時遭到共產黨內的一些同志的反對，其中陳獨秀就非常不同意。所以說，破壞國共合作，造成內亂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
毛為何不顧國家大局而偏要這樣搞呢？簡而言之，就是為了占山為王。如果他跟著蔣，他就不會「看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不會「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了。他要當皇帝，必先當草寇。什麼革命的理論都只是為他當草頭王的藉口而已。
毛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今天來看，中共這場革命實際上是造得沒有理的。因為這革命沒有把歷史推向進步，反而倒退。從1949年毛執政到他死去這二十八年，經濟倒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民主、自由與人民無緣。近80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腕之下。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人民才算喘了口氣。可以說，這場革命的勝利，利益收穫最大者就是讓毛澤東當了28年的皇帝。
曾經有人說，革命是歷史的推動力。此話是不嚴謹的，這要看是什麼樣的革命。封建社會時期的農民起義是不會推動歷史的進步的。朱元璋的農民起義成功了，非但沒有改變封建制度，並且比以住的封建王朝更殘忍；明末起義領袖張獻忠殺人如麻，當他娶第十九個老婆時，別人向他慶賀，他得意地說，我老張提著腦袋造反不就是為了這個嗎？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打下南京後，他可以討六十六個老婆，而士兵的老婆來睡一覺就要殺頭。毛在1960年全國人民餓飯時，下面人卻為他花巨資在各地造建行宮，奉獻美女，僅建造韶山滴水洞就花了當時一個億。要將這些錢買些糧食要救活多少中國老百姓啊！也不至於餓死那多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當今再次重現。所以說，這種革命毫無意義。那麼，什麼樣的革命才算有意義呢？簡而言之，通過革命改變舊的體制建立一種新的體制，而這種新的體制要比所推翻的舊體制進步，這種進步要體現在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如：美國南北戰爭的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法國的資產階級大革命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五，中共的這場革命取得成功之原因
文章寫到這裡或許有人就要問了：你說這場革命沒有意義那為何取得成功呢？有些朋友總想問這個問題。我可以這樣回答：中共的這場革命成為贏家並非必然，實為偶然。如果以一件事情的成功或失敗來作為是非之判斷實則太簡單了。有句俗語：不以成敗論英雄。也可以說，不以成敗論是非。也就是說，其中有是也有非。中共革命取得勝利，要感謝三個人，即張學良、日本人和俄國人。沒有這三個人的幫助是成功不了的。歷史就是這樣，不幸的國家、不幸的人民總有不幸之原因；反之，幸福的國家和幸運的人民也是有其原因，個人也是如此。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國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昨天《共識網》有一篇文章，是寫張學良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新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共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少帥之福。因此中共一直將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倖存這一事實，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那麼關鍵是人們怎麼看待中共和紅軍的倖存和後來獲得的政權？如果認為最後掌權者的中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中共給人民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當然，除了張學良之外，日本人也的確幫了大忙，沒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國的歷史可能要改寫，毛在這一點上說了實話。說到俄國，看看東北那場戰役的史料就行了，並非象有人把林彪說得神乎其神，而是蘇軍把俘虜的30萬日本關東軍連武器帶人都交給了中共，這樣才打贏了這仗。我在此就不多敘說了。
六，為何要否定這場無產階級革命？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一條很重要的理論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通俗的話說，每當做一件事要看它的實際效果。中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之後到底產生什麼效果呢？我們只看一下從1949年毛執政這二十八年中國人民生存狀況就清楚了。中共革命是從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對革命的貢獻最大。可以說是農民用轎子把共產黨抬進了城。然而毛澤東翻臉不認人，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農民受盡了苦難。毛雖然出身農民，對農民毫無感情，土改後，農民手中的土地證還沒捂熱就被收走了，農民是麻雀掉到粗糠里——空喜一場。而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堅決主張要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收走的就是毛。接踵而來對農民的盤剝日益加巨。大躍進把農民餓死3700多萬還不罷休，而始作俑者的毛對此毫無懺悔，足見其對農民的冷酷無情。中國農民被毛榨乾了，最後窮得連褲子都沒穿的。而這些從農民兄弟身上榨取的錢用來做什麼呢？都支援所謂的狗屁世界革命了。當年我回家鄉時，一些老農對我說，我們以前給東家（地主）種地還能吃飽，現在給毛主席種地總吃不飽。所以毛死後，中央指示各地將一些造神運動時樹的毛像拆除，當人們用繩子將毛像拉倒時，農民拍手叫好，可見人民對他的憤恨！彭德懷58年回湖南老家時，看到兒時的同伴過的日子和他參加革命時沒絲毫改變，並且還要窮，他痛感這革命到底有何意義？我們只要不昧良心，回想一下毛時代我們過的什麼樣的日子，就可以得出結論：一場革命非但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民主、自由，而帶給人民的是貧窮、落後、專制、獨裁，試問，這革命還有必要搞嗎？
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看自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到列寧領導的蘇俄十月革命以來的國際共運史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僅是一場鬧劇，而且是一場慘劇。這場共產主義革命，整個世界有一億人為此喪生。這場革命換來的不是民主、自由和幸福，而是專制、獨裁、暴力、殺戮和貧窮。我們不需要有那麼多理論根據，只要看事實就行了。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和今日北朝鮮的現狀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就共產主義理論來說也無可非議，問題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來達到。馬克思理論在歐洲變成民主社會主義，在俄國變成列寧、史達林主義，在中國變成最殘忍的毛澤東主義。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解放的優秀知識分子，結果卻開闢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它許諾人們的天堂，卻把他們帶進地獄。在付出億萬生命代價之後，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了。也許，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在於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圖挑戰上帝，創造新人類。現在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理性，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也不應該用活人去作實驗。
七，結尾的話
中國人民自1949年所遭受的苦難，總帳應當算在毛澤東身上。因為集權主義國家與民主國家不同，集權主義國家是人治，是人說了算，因此，最高權力者的意志、行為、取捨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民主國家相比就大不一樣，即或是一個暴君上了台，他也將受到法制的約束而不能為所欲為。就是要幹壞事，也就只一屆，到時滾下台，這就是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不同。所以毛從開始執政直到斷氣，誰都無法阻止他幹壞事。毛死了之後，現在再追究這個政權是如何取得的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你怎麼說是說非，他已經取得了。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儘快轉型。用陶淵明的話：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當然，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至於當權者如何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革命烈士紀念碑遍及神州，被「自己人錯殺」的亡靈也得到超度，唯獨最不該死的無辜平民百姓至今沒有任何人提起。按照王氏家譜，無辜平民百姓的死亡人數大大超過烈士。革命者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準備犧牲（包括「錯殺」），他們是求仁得仁；普通老百姓憑什麼為革命犧牲？筆者的原稿希望為這些「屈死的悲魂」建立紀念碑，我認為是正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