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議》和前幾天《人民日報》刊發的文章都強調，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這種說法的最大問題是，把文革這場內亂歸咎於毛澤東和反革命集團，黨似乎沒什麼錯。
這種說法基本反映了當時參與《歷史決議》討論和審議的眾老幹部的看法。在討論時，多數人不贊成草稿中為毛澤東錯誤辯護的各種說法，更不贊成把毛澤東的錯誤歸結為全黨的錯誤。他們反問：怎麼都是我們全黨犯錯誤啊？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
這種把錯誤都算在毛澤東的頭上，「對毛澤東嚴厲批判甚至否定」的傾向，令鄧小平十分擔心。鄧小平的擔心主要有三個：第一，擔心黨內的非毛化傾向進一步發展。他三番五次地叮囑參與決議起草的胡喬木等人，不要把黨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否則，產生的效果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痛恨我們的決議，痛恨我們寫決議的人。他還批評說，在前一段時間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
第二，擔心後人翻毛澤東的案。有傳言說，這個歷史決議只是暫時維護團結用的，將來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澤東。鄧說，「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的合乎實際，我看翻也不容易翻」。「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陳雲後來出了一個主意，加一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主要是回顧毛澤東的功績和貢獻。
第三，擔心丟掉毛澤東思想，使中共的合法性受挑戰。鄧認為，「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中共的歷史被否定，中共的合法性也將不復存在。胡喬木後來提出了把毛澤東晚年和毛澤東思想分開的說法，儘管老幹部中不少人不同意，結果還是被鄧小平和陳雲採納。
鄧小平和陳雲都承認，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幹部對文革也負有一定責任。鄧說，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他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我和陳雲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同樣，陳雲也認為，毛澤東犯錯誤，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幹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評，甚至迎合他，造成後來錯誤難以糾正的局勢，也是有相當大責任的。
但是對黨應該對文革負什麼樣的責任，鄧和陳都避重就輕，反倒是黃克誠說的比較直率。他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搞文革、以至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實際上，中共主要領導人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都對文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用宋永毅的說法，其中文革的最大殉難者劉少奇對文革的貢獻最大。他們都是文革的推動者和擁護者，文革是中共「集體犯罪的結果」，（宋永毅，2004）。
我們因此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1）否定毛的傾向，在鄧小平和陳雲的強力干預下化解了；2）鄧陳擔心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共產黨，所以把毛的功績說的大大的，罪過說的小小的；3）誇大毛的功績和縮小黨的錯誤，都是基於維護中共統治的政治考量，事實上，毛澤東和他的政黨都應對文革這場災難負責；4）《歷史決議》中關於文革的重要結論，把黨的重大責任基本摘除了，歸根結底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