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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我拒見鄧小平的真正原因

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裡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台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台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Vogel)在《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書中披露,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糖尿病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裡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台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台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

即使知道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仍會繼續對台銷售武器,鄧小平依然決心在自己掌權時期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17-2]收復台灣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地緣戰略的考慮,而是因為這個由中國的死敵所統治的島嶼,讓人痛苦地聯想到中共仍未徹底結束內戰。更令人難堪的是,台灣作為一個觸目的象徵,代表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所帶來的百年恥辱。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時正值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幾周之後。鄧在元旦講話中申明了收復台灣的重要性。他列出三個主要目標:(1)實現四個現代化;(2)中美關係正常化;(3)將台灣回歸列入工作日程。[17-3]幾天後,他又對參議員薩姆·努恩(Sam Nunn)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說,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復台灣,否則就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腳,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變得不可能。[17-4]鄧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國人的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美國支持,台灣為避免被軍事占領只能選擇與大陸統一,因此,美國維持對台關係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構成阻礙。1980年1月,鄧小平在說明未來十年的主要目標時,再次將統一台灣作為目標之一。[17-5]在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預期台灣將在幾年內回歸大陸,當時甚至伍德科克也這樣認為。

歷史上的先例也為鄧小平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希望。鄭成功被剛建立的清朝打敗後,率領明朝餘部逃往台灣;22年後的1683年,當時統治台灣的鄭成功的孫子同意台灣重歸大清管轄。1949年蔣介石被中共打敗後,也逃到了台灣。鄧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也會遵循鄭家的先例。1979年元旦的全國人大致台灣同胞書宣布,如果台灣回歸大陸,中國將尊重台灣的現狀。鄧小平也對薩姆·努恩的代表團說,如果台灣回歸大陸,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一百年不變。台灣必須降下自己的國旗,但可以保留軍隊。[17-6]但蔣經國得悉鄧小平的建議後,卻作出了挑釁性的回應:他重申了增加軍事預算、加強軍力並最終光復大陸的意圖。[17-7]此外他也繼續堅持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立法院委員則是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時,美國國會使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它於1979年4月10日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使蔣經國大受鼓舞。

該法案旨在調整美國與台灣的貿易、交往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相關條約。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正式代表,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台灣關係法》的內容和精神超出了對具體條約的調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國會議員的情緒。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期間,國會一直被蒙在鼓裡;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一心想與中國恢復邦交,很少考慮台灣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預見到美國國內支持台灣的政治勢力之強大。[17-8]美方在1978年12月的一個深夜把蔣經國叫醒,告訴他幾小時後將宣布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這一做法被國會認為具有侮辱性,加強了國會要幫助台灣的決心。

國會中不少人得到過台灣慷慨的資金支持,或是與對台出售武器的公司有來往,他們認為正常化過程沒有以任何方式顧及到忠實的台灣朋友。法案要對美國的輕慢行為有所糾正,它要求美國向台灣提供必要的自衛武器,並宣布,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都將引起美國的嚴重關切。

《台灣關係法》的精神在美國政治中的含義是:美國忠實於它的盟友。但是它違背了與中國談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認為它違背了1972年《上海公報》的精神,美國政府在該公報中承認「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被國會議員們視為重要的問題——台灣是民主的一面旗幟,它尊重人權,實行法治——在1979年時還談不上,因為當時台灣當局仍在實行戡亂法,用壓迫手段控制反對派,為此受到人權活動家的批評,後來這些批評則以更大的規模指向中國大陸。

《台灣關係法》的通過讓鄧小平怒不可遏,他為此也受到一些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認為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中對美國的態度不夠強硬。鄧小平並不關心《台灣關係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他擔心的是它的政治影響。該法案使他曾經為之奮戰多年並為此犧牲了數萬戰友的政治使命——結束國共內戰和恢復對台灣的控制權——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實現了。鄧小平尤其反對的條款是,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足夠的防禦性武器,使其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美國承諾提供軍事援助,斷送了鄧小平原本具有的說服台灣自願回歸大陸的影響力。

為了增加與台灣達成協議的可能,鄧小平還能做些什麼呢?除了通過外交渠道表現其「頑強好鬥」的一面,鄧小平還邀請美國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向他們直接陳述中方的觀點。1979年4月19日,鄧小平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參議員說,《台灣關係法》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他又說,該法有協防台灣的條款,這違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鄧小平後來表示,《台灣關係法》的頒布比售武本身問題更為嚴重。[17-9]同時,他還儘可能地孤立台灣人民。他支持遊說其他國家將台灣排除在任何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之外。他還發誓要把跟台灣做生意的外國公司趕出中國大陸市場。

比《台灣關係法》更讓鄧小平懊惱的是羅納德·里根競選總統。里根發誓要給台灣以「尊嚴」,包括謀求與台灣建立正式關係。1979年8月22日,里根的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喬治·布希前往亞洲,會見了憤怒的鄧小平。陪同布希訪問中國大陸、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在回憶他們的會談時說:「這是一次特別不愉快的訪問。」

布希想讓中國放心裡根不會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在會談中鄧小平的助手帶來了最新的新聞簡報,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記者招待會的報導:里根在這次招待會上說,台灣是一個國家,美國應當恢復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為台灣的自我防禦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鄧小平說:「他又在搞這一套。」[17-10]他接著又說:「里根不止一次說過,他支持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不管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有何觀點和立場,假如里根的言論和共和黨的政綱得到貫徹,這必將損害中美關係。」

鄧小平還宣布,如果共和黨繼續支持台灣,他將被迫起來維護「十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布希儘量軟化美國的立場,但據李潔明說,「鄧小平仍然沒有消氣」。[17-11]里根當選總統後,由於他蓄意讓美台關係升溫,賣給台灣更多的先進武器,鄧小平兩年前訪美時形成的中美之間的密切關係逐漸被中方日益增長的不滿所取代。鄧小平希望能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他也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搞現代化。但是他認為台灣問題對中國極其重要——假如美國給予台灣官方承認,他不惜讓美中關係倒退。鄧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極為堅定。當時一位美國官員說,那時跟中國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麼困難。1981年1月4日,里根宣誓就職的前幾天,鄧小平會見了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戰期間援華的美國空軍飛虎隊英雄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的華裔遺孀陳香梅,向他們擺明了自己的態度。

他知道陳香梅是台灣的朋友、里根就職委員會的成員,他警告她說,假如美國鼓勵台灣獨立,將會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後果。鄧告訴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但是中國對里根的一些言論感到憂慮。他說,他知道競選人在大選前說的一些話與當選後的實際做法會有所不同,不過因為有一家美國報紙斷言只要美國採取反蘇立場,中國便有求於美國,對此他必須作出澄清。他承認那家報紙所說的一點,即中國確實是個窮國,但除此之外該報紙的言論全是錯誤的: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獨立,它絕不會低三下四有求於人,它會堅持自己的觀點——就算美國採取堅定的反蘇立場,中國也不會在台灣問題上忍氣吞聲。他進一步警告說,如果里根向台灣派駐私人代表,中國將把這視為正式的官方決定,這既違反《上海公報》也違反《中美兩國建交公報》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處理這些微妙的關係,鄧小平說,中國準備讓中美關係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決心,不能讓里根與台灣達成協定,否則將使收回台灣從長遠看變得更為困難。他讓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國將靜觀里根的一言一行。[17-12]中國對里根總統將把台灣視同為一個國家的擔心,因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得以出席里根的總統就職儀式而減弱。

柴澤民曾威脅說,如果受邀的台灣代表到場,他將拒絕出席儀式。最終台灣代表並未到場,中國把這看作一個積極的信號。[17-13]不過,鄧小平仍然深為關切里根與台灣的關係。

鄧小平隨後又想對台灣實行一系列「胡蘿蔔外交」,以增強對它與大陸改善關係的吸引力。中國在廖承志的領導下擬定了一個說明對台政策的新文件,並在1981年3月向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稿。1981年9月30日,這份文件由葉劍英元帥在國慶日前一天的公開講話中正式發布。讓葉劍英來做這件事,是因為早年國共結成統一戰線時他供職於黃埔軍校,在國民黨中有不少老朋友。葉劍英的「九點建議」包含以下內容:

一、談判將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進行;

二、雙方應當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創造條件;

三、歡迎台灣人民來大陸投資經商;

四、統一之後台灣將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軍隊;

五、台灣現在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包括私人企業和財產權,將保持不變。[17-14]

但是台灣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中國和里根政府的關係依然緊張。鄧小平知道,使用軍事手段跟有美國撐腰的台灣對抗毫無勝算,於是他繼續運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脅說,中國將減少甚至結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國打算向中國大陸出售部分武器時,鄧小平回答說,如果這意味著美國要提升向台灣出售武器的級別,中國不會接受這筆生意。

里根手下的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應鄧小平之邀於1981年6月訪問了北京。6月16日鄧小平會見黑格時重複了他對其他人說過的話:中國希望中美關係順利發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確處理對台售武問題,則可能造成中美關係的停滯甚至倒退。[17-15]他還對黑格說,中國同意與美國恢復邦交時,美國曾表示會逐漸減少對台售武,但後來並沒有這樣做。中方要求美國全面停止向台灣出售戰鬥機。如果美國不減少對台售武,他準備與美國斷交。黑格相信,為確保中美合作對抗蘇聯,必須作出讓步,於是向鄧小平保證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只會繼續向台灣銷售「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17-16]鄧小平向黑格表達了他的強硬觀點三天後,里根總統會見了應邀前來華盛頓討論台灣和中國關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光耀在回答里根的問題時說,他認為以台灣的安全狀況並不需要美國擬售的 FX-15戰鬥機。會談結束時,里根請李光耀給台灣的蔣經國總統捎信,告訴蔣美國難以滿足台灣的全部要求,台灣現在不應當提出對高科技武器的要求,但里根總統也不會扔下蔣經國不管。數日之後,李光耀就把這個口信帶給了蔣經國總統。[17-17]與此同時,鄧小平和部下繼續向美國施壓。黑格訪問中國大陸後不久,當時國務院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國外交官交給他的一份照會,其中提到,美國繼續對台售武將會給雙方戰略合作造成嚴重後果。鄧小平在8月底接受香港報紙採訪時再次警告說,北京已經為中美關係惡化作好了準備。在10月的墨西哥坎昆峰會上,趙紫陽總理對里根總統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但台灣問題仍是這一合作的障礙。同樣是在坎昆會議上,外交部長黃華告訴黑格國務卿,中國要求得到一個明確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台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可超過卡特當政時期的水平,他還要求每年逐漸減少對台售武,並確定一個具體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後黃華外長又轉達了鄧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軍事合作談判結束之前,美國不能與台灣達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協議。美國接受了鄧小平的要求。黑格答覆黃華說,美國不同意為停止對台售武規定一個時限,但是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將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並且不會超出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17-18]為了表明北京對美國未減少對台售武的不滿,趙紫陽不但拒絕了里根發出的慶祝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十周年的訪美邀請,甚至沒有對他的信給予答覆。中國按「殺雞儆猴」的古訓,以荷蘭向台灣出售兩艘潛艇為由將中荷外交關係降級。1982年1月,美國派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出訪北京,以防關係進一步惡化。[17-19]霍爾德里奇一行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當霍爾德里奇告訴中方官員美國決定停止向台灣出售 FSX戰鬥機後,中方又變得親切起來。然而霍爾德里奇還肩負著自己的使命:在美國決定向台灣出售哪些武器系統之前,和北京就中美關係的框架達成更寬泛的協定。霍爾德里奇帶來了一份框架協議的草稿,但中方認為它過於含糊其辭,沒有對他們關心的問題作出回應。

北京方面要求,為使談判繼續,美國必須不再向台灣運送任何武器。[17-20]這相當於已經劃出了中方的底線。1982年最初幾個月,中國媒體仍不斷抨擊美國干涉台灣問題,中國認為這是自己的內政。

為了打破這種緊張關係,里根總統致信北京,建議讓副總統喬治·布希——他與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國重要官員有著良好的關係——出訪亞洲時順道訪問中國大陸。中方沒有當即作出答覆,直到布希已經訪問了幾個亞洲國家後才通知美國,北京歡迎布希來訪。布希在抵京後的最初幾天發現,北京對售武問題依然態度強硬。隨後鄧小平請他前去會談。會談過程中鄧提議和布希去旁邊一個房間單獨交談一刻鐘,只允許恆安石大使和譯員在場。一小時後,布希和鄧小平達成了非正式諒解,最終這被納入了美國限制對台售武的文件。鄧小平知道已經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結果:美國不會停止對台售武,但對售武作了限制——而隨著美國對台售武的減少,鄧小平可以樂觀地認為,從長遠看台灣終將回歸大陸。這次談話之後中方對美國的責難便消失了,氣氛也變得輕鬆起來。[17-21]一年多來像一位軍人那樣以強硬姿態氣勢洶洶地教訓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夥伴。[17-22]鄧小平和布希在會談中達成的諒解,成了恆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間進行具體談判的基礎,並形成了《關於美國對台售武的中美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簽署)該協議對美國售台武器作出限制,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報還規定,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美國願意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達成最後的解決」。[17-23]為了安撫台灣及對公報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里根總統邀請30位參議員和眾議員開了一個情況介紹會,向他們解釋為何這一協議並未傷害台灣。

8月17日公報一公布,鄧小平就邀請恆安石與他非正式會面。在和藹的交談中,鄧小平祝賀恆安石達成了協定。

這份《八一七公報》連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報》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報》一起,成為美中關係的三個基礎文件。[17-24]此後直到天安門悲劇為止,它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穩定的基礎。它也為里根總統1984年4月下旬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兩國建交後第一位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總統。里根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與鄧小平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友好會談。鄧在解釋了中方的對台立場後,請里根從中方觀點考慮問題,不要因為蔣經國而本末倒置。[17-25]

里根感到這次訪問很愉快,他說鄧小平「看起來不像共產黨」。[17-26]在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對自己能在「去見馬克思」前解決台灣統一問題仍存一線希望。他和蔣經國有私交,兩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糖尿病的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裡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台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台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17-27]此事過後,已屆81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沒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決台灣問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灣作出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為他的繼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灣鋪路。

兩年後的1987年,蔣經國在病榻上廢除了實行已久的戡亂法,使反對黨合法化,從而為台灣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礎。他也第一次允許台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繞道香港。台灣人很快就開始前往大陸探親,並在那裡做起了生意。由於很難區分台灣人是否在大陸有親戚,因此不久後便允許所有台灣人前往大陸。鄧小平歡迎台灣人來大陸探親和做生意,他把這視為走向最終統一的步驟,儘管在他生前也許不再可能實現。鄧小平的說法是:「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17-28]

注釋:

[17-2]關於台灣和中美關係的一般背景,參見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States,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New York: Twayne,1994); 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Taiwan Strait(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 Michel Oksenberg,「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W. W. Norton,1997), pp.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and U.S.-PRC Relations(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頁141。

[1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頁151。

[1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頁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頁467–468;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London: John Murray,1993); LWMOT, tape19, p.21.奧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後,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間聚談了39次,記錄下他們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經歷。

[17-7]Robert A. Madsen,「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1969–1979,」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1999, pp.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108.

[17-9]與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談話,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9月10日,頁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New York: PublicAffairs,2004), pp.218–220.另參見John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Relations(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7), pp.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1975-1982(Beijing: ForeignLanguages Press,1994;2nd ed.,1995), pp.371–37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199–201.

[17-14]新華社,1981年9月30日。

[17-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6月16日,頁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0), pp.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Macmillan,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History(New York: PublicAffairs,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22–226. Holdridge陪同布希訪問中國大陸。

[17-22]類似的解釋見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240; Ross, NegotiatingCooperation, pp.190–258.

[17-23]關於協議具體內容的談判是在恆安石大使和中方對等官員之間進行的,中方將談判結果送鄧小平批准。[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9–200.三個公報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265–272及 Holdridge, Crossingthe Divide, pp.263–279。

[17-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4月28日,頁971。

[17-26]2008年12月與美國國防部官員Eden Woon的訪談。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677–679.

[17-2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66。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鄧小平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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