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不貪不腐的反黨單幹戶＊阿波羅新聞網

「饒漱石沒有什麼貪污，個人也沒有什麼嗜好。他不像高崗那樣作風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職權」；「在批判高崗、饒漱石時，有兩句話當時我印象很深：說高崗到處活動，東交民巷門庭若市，廣為聯絡；饒漱石是單幹戶。當時我們聽了就有疑問：搞反黨活動你還能單幹戶？」本文摘自《炎黃春秋》，作者景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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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談及饒漱石均表示饒對自己要求很嚴格，私交少（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艱難的採訪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決定採訪和搜集有關饒漱石的資料。儘管那時的政治氛圍遠比毛澤東時代寬鬆得多，但在一般人看來，這仍屬「險學」，是危險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饒漱石的小妹妹饒玉蓮和她的先生谷思義教授。但谷思義未見過饒漱石，饒玉蓮與大哥年歲相差又太大，對兄長與高層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饒漱石的情況，必須採訪曾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

好不容易打聽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饒漱石的情況，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門採訪他時，卻挨了一頓臭罵，差點被他趕出來。李正文曾擔任過建國後第一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我剛說明來意，他就大吼：「我是個小百姓，他（指饒）是大官，專門整我和陳老總。他老婆陸璀喊他小饒都不高興。你在我這裡得不到什麼！」

我狼狽極了，為了不至於被趕出門，只好向他解釋我的本意，然後再與他談別的話題。後來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說對饒漱石的事確實了解不多。在北京，不僅在李正文處我碰過釘子，在其他幾處也吃了閉門羹。後來去上海，這遭遇也同樣碰到。

幾經周折，我找到了饒漱石的女兒蘭沁。可她開始也很慎言，兩次見面都所談不多。漸漸地，經過幾次交往與通信，雙方開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會找她。不過，開初幾次見面，我覺得像搞地下工作時那樣神神秘秘，要頭天約定會見地點。有一次見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個公共汽車站的站牌下，還有一次是在天安門前。

蘭沁告訴我：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一塊心病。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與賣力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

她還告訴我：張鼎丞病重時，她去看望張老，此時張已不能說話，見蘭沁來，只是緊緊拉著蘭沁的手，嗚嗚地哭著，想說什麼，但誰也聽不清他的話。

張鼎丞是華東局與饒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觸最多的領導人，饒被誣入獄，判決有罪時，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位置上。

採訪李正文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奇介紹的。當他得知我採訪李正文無收穫時，又介紹我去找吳寶康夫婦。吳寶康曾擔任過華東局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可他說：「饒漱石平時不說話，與下級接觸少。」不過他向我介紹了陳麒章：「陳麒章是大秘書，還有一位秘書是稽春生，你找到他們，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別時，吳寶康夫婦都鼓勵我說：「你做的這件事有用，趕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饒漱石大秘書陳麒章

陳麒章曾是饒漱石的大秘書。第一次採訪他，他就談了對「高饒事件」和饒漱石的看法。他說：

饒這個人，別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麼，生活上他也沒有什麼特殊，很嚴謹，甚至有點過頭，一天到晚嚴肅，比較不近人情。別的方面人們也抓不到什麼把柄，什麼揮霍呀，大吃大喝、不檢點……都沒有。這個人本來是做群眾工作的，後來不曉得怎麼搞的，脫離了群眾。張鼎丞每次來北京都住在饒家裡，他們私人關係很好。饒漱石出事後，張鼎丞很吃驚：「怎麼搞的，他出這事？」在華東，饒威信蠻高，舒同對他很尊重，鄧子恢對饒也是服氣的，曾山也是一樣。

這個人毛病還是有的，但說他與高崗有什麼「反黨活動」，需要確鑿的證據。至於說他們的反黨活動可以心照不宣，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麼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據一些跡象，就斷定是這麼一回事，那就很難說。

我只給他做了10個月的秘書，後來他停職反省，我在他家裡幫他整理他的檢查。他有什麼想法，我隨時向中央匯報。他寫到什麼地方，有什麼觀點？他怎麼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參加了什麼反黨活動？我到現在也是稀里糊塗的。

這個人很少講話，一個人坐在屋裡呆著，也不去找人聊聊。後來他寫檢查，也是他先談，我幫他整理，然後他自己再看過，再改，我從來不插話。

……他的部下，華東局那麼多人，沒有哪個對他關係特別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張鼎丞，但工作上還是各干各的，粟裕來北京也沒有和他來往過，戰爭年代他們也不在一起。

陳麒章眼中的饒漱石是饒生病後的狀態，也許與以前在上海時稍有不同。

在談到「高饒聯盟」時，他說：

饒漱石平時難得有幾個朋友，我倒奇怪。當時有個說法：「高崗門庭若市，張牙舞爪；饒漱石是單幹戶，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看準了，到時我再撈一把。」要搞反黨的人，連手下人都沒有，你一個人怎麼反黨呢？對這個提法當時我很懷疑：老婆也跟他離婚了，秘書也不跟他了，反黨總要有幾個爪牙吧？據說有一個比較負責的領導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蘭沁找過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寫信反映饒的問題應該有個交代……關於高饒事件，我提供不了什麼線索，我給他當了10個月的秘書，一直到事發。說實話，我沒有見過高崗，連他的秘書也沒有見過。高崗在東交民巷，我們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組織部的，與他沒有組織關係，我去幹什麼？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同志是好幾年後我才認識的，我說：「原來你是高崗的秘書，我還沒有見過你呢！」

財經會議他沒有讓我去，他（饒）說了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回來也沒有跟我講。饒發了什麼言，我也沒見發言稿……這件事從現在看，不算什麼問題，因為是黨內開會，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允許的，比如彭德懷寫信，那算什麼反黨？！當時財經會議也好，組織會議也好，還有華東軍事委員會主席問題，從現在看，黨內有些意見分歧，在公開會議上發言，不是背後活動，不是秘密的，這算怎麼回事！如果會上不說，背後胡說八道，那才是違反紀律的。我這是在會上公開發言，我表我的態，這算什麼反黨！饒漱石的問題，你去看看《鄧小平文選》，講高崗的比較具體，講饒漱石就很含糊，沒有具體的事。饒有錯誤，但是不是跟高崗有反黨聯盟？我有懷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幾件事，比如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這是正常的；他背後和高崗有什麼活動？我不知道；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那個問題不能成立；潘漢年的問題現在也不能成立，還是各人有各人的帳。是否真有個「高饒聯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懷疑……

……他跟高崗有什麼來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後他常到這些人（指黃克誠、曾山、張鼎丞——引者）家裡去。所以後來我嘀咕饒漱石反黨是怎麼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問題就什麼都不行。他的問題中，現在澄清了一個問題，即不是內奸……建國後講這個聯盟那個聯盟，毛澤東說了幾十個反黨集團，現在只剩下兩個。你看，「胡風反革命集團」沒有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沒有了，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沒有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沒有了，都站不住腳了。現在只剩下了兩個，一是「四人幫」（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饒反黨聯盟」，這（指高饒）應是未定性的唯一一個。

我作為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參加了一些會議，「八大」時我也作為工作人員搞會議記錄。當時聽到有人說「高饒反黨聯盟」，拿什麼做證據？毛（澤東）說這種事彼此心照不宣，還要條約？還要簽字？這個事就很難說，應該有充分的證據。將來講黨史這個帳怎麼說呢……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過程的只有幾個人，一個鄧小平，一個楊尚昆，一個彭真，彭真身體也不行了，但這幾個人不會說。所以黨史上這個問題將來怎麼寫？還不得而知。實事求是的話，我有個想法：事情終歸會認清楚的，比如說朝鮮戰爭吧，過去說是美偽發動的，實際上是（北）朝鮮發動的。應該實事求是，不是事實的事遲早要糾正，是事實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幫」，永遠也翻不了。饒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後，你說他到底有什麼問題呢？你拿不出像樣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來，傳聞的東西很難說。「反革命」是排除了，「反黨聯盟」還存在很多疑問……

在批判高崗、饒漱石時，有兩句話當時我印象很深：說高崗到處活動，東交民巷門庭若市，廣為聯絡；饒漱石是單幹戶。當時我們聽了就有疑問：搞反黨活動你還能單幹戶？單幹戶，你一個人能唱戲？高崗當時活動很明顯，到處拉攏人。現在高崗那裡也有一個大問題：他的「五虎上將」裡邊一個壞人也沒有，張秀山、張明遠、馬洪、郭峰、趙德尊，趙後來當了黑龍江省副省長，張秀山當了國家農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顧委委員，馬洪是社科院副院長……這些人後來都是黨的高級幹部。

幾天後，我第二次上陳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寫給陳雲的信的底稿，談話中又談起了對饒漱石事件的看法：

饒漱石沒有什麼貪污，個人也沒有什麼嗜好，或者什麼什麼的。他不像高崗那樣作風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職權，到處搜羅字畫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陳麒章先生曾是康生專案組成員——引者），我們到他家去，發現他撈了不少，「文革」前撈，「文革」中更撈。饒漱石沒有這個問題。另外，他平時不拉幫結夥，對一些人特別好，或者任人唯親。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人怎麼反黨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這個問題是怎麼一回事，確實搞不清楚。趁這些知道情況的人在世的時候能搞清楚更好，更準確。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肖光

肖光離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肖光對饒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說：

我1945年到軍部去，跟他接觸比較多一些，因為他是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那時我是機要科長，原來我在蘇北，45年才到軍部，從那時起一直到華東局結束，他調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個工作過程中，這個人工作是認真的，態度很嚴肅，對事情，對我們要求比較嚴格。比如一些電報都是我給他送去，有什麼不對的，他就指出，態度很好，也是嚴肅的。平時生活上也很嚴肅，不大開玩笑，嚴肅有些過頭，甚至跟他愛人陸璀同志，都不怎麼開玩笑。我當機要科長，他出門都會和我打招呼：「肖科長，我出去呀……」他還會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領導出門是不會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儉樸，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時，我們在膠東、魯中，比較艱苦，有什麼事情，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這個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時炊事員給他搞點菜（那時吃小灶），搞點肉呀，麵條，他還要說幾句。那時大家都比較艱苦，他生活中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上海解放後，有一次他嬸母來，秘書長魏文伯買了點禮物，沒有通過他，他就批評了魏文伯。

在談到「60號辦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禮堂一事時，肖光說：

他對人對己都要求嚴格，所以容易引起人們產生誤解，別人會說他偽裝。我與他相處幾年，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進上海，我對他總的印象比較好……文稿、電報大都是自己寫，只是很少的時候叫秘書寫。我給他送電報，該怎麼答覆的，都是他自己動手。這點，有些領導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這樣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麼事都叫別人，叫秘書、叫參謀，他這個很少，他身邊好幾個秘書，艾丁之外還有正副秘書長……在勵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邊比較差的。

至於政治上的事，我只是聽文件傳達的，具體也搞不清。高崗在東北，他們沒有接觸過，除非中央開會。而且他們性格也不同，高崗是花花公子，饒比較嚴肅，什麼娛樂活動他都不搞……我在華東局（他背後）搞陳毅的事沒有，我沒有發過這樣的電報。一般這樣的電報，饒漱石都會找我，指定人譯的電報都找我，因為我是機要處長。所以說高饒的事我都懷疑。比如國民黨飛機轟炸上海，（有人）說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書記，負責建設上海，他怎麼會破壞呢？比如還有傳說他要當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也是……道聽途說，胡說八道。

說他對劉少奇態度怎麼怎麼，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養出來的，平時他對我們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這事薛丹浩比較清楚，跟了他一段時間。

過去一些（華東局）領導幹部對他都很尊重，下邊的幹部，各師師長也一樣。說他是「偽君子」，那時間長了也會暴露出來。這個人個性就是那麼不活躍，不大接觸群眾，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他很少出來給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領導不找自己，他也不會去找領導……高興的時候他也與人說說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個人散步、看看書。

你說他「單幹戶」，我要搞反黨，下邊至少要有幾個人。一個人，頂多只能算是有點個人意見，要搞「反黨聯盟」，總要有幾個人，一個人匹馬單槍總不行。

總參謀部機要局副局長左金祥

左金祥是江西人，離休前是總參謀部機要局副局長。他的夫人章靜，早年曾在新四軍機要部門工作。談起饒漱石，他嘀咕說：「說饒漱石反黨，弄得人莫名其妙！我們江西好不容易出一個大官……」章靜則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嘆息。

左金祥說：饒漱石生活還是很簡樸的，作報告人家很歡迎，不是會說，而是邏輯性很強，理論性很強。他不拉關係，我們也不拉關係。

我跟饒漱石沒多久……那時我們當小幹部的有些怕陳老總，對饒漱石無所謂……。

我們談話時，章靜也不時插言。她很早就見過饒漱石。對饒漱石的「反黨」、「反革命」問題，她顯得有些氣憤：「講人要有根據嘛，我們這些走過來的人知道，該怎麼樣就應怎麼樣，事情要搞明白。」「我們在華東呆了十幾年，華東那些人，有意見就當面提，大家沒有宗派，人與人之間關係很好……」

臨別時，左金祥說：

「寫本書讓不了解情況的人知道也有好處。」

送我出門，章靜說：

「把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們華東人的願望……」

警衛劉廷臣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個採訪的對象是劉廷臣，他先後曾給張鼎丞、饒漱石、譚震林三個人當過警衛。言談間他不時對饒漱石的遭遇現出憤憤不平。他告訴我：

……案子發生後，我們幾個老同志都不滿意。我對饒是這麼一個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電影，發什麼穿什麼，我們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飯都是集體吃、門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們警衛人員可以輪班休息），對我們這些人來說，他是以身作則，對他印象沒有不好的……

……饒出事時，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饒漱石談話。

大會也好，小會也好，我是警衛，說他反黨，我沒有看到，這一點我覺得不公正。饒在戰爭環境也好，建設環境也好，他沒有單獨做過一件衣服，單獨領過什麼東西……我們在山東，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裡不好過……上海一些老的，我們這些小的（指當年的警衛與工作人員——引者）都是這個想法。

張鼎丞把蘭沁接到他家，張老也吃了苦頭。張老與饒老關係很好，張的秘書陸健比較正派。張老對蘭沁的事很傷心，粟裕與饒關係也好，譚震林也說：「我在浙江與前線工作，不了解（饒的反黨情況）……」饒與陳雲的關係也看不出來。現在上海了解饒的人沒有幾個，胡立教肯講的話會知道一些，當時饒的代號叫501……他出事後中央（調查組）來了解情況，我們說：「他什麼地方也沒有關係，只看牙齒找過北京路一位私人醫生，這我們擔保，其餘他哪兒也沒有去」！（說到這裡，劉大笑）

為了便於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劉廷臣還給了我一份當時華東局在饒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名單，上面有他們的地址與電話號碼。此後，我就依照這份名單，一一去拜訪我所要採訪的知情人。

饒漱石衛士長李寶賢

李寶賢當過饒漱石的衛士長。饒調北京任中組部部長後，1953年2月，他和饒的秘書艾丁一同返滬，李任華東局保衛處保衛科副科長，專門負責來滬的中央領導的警衛工作，接待過許多頭面人物。

他對饒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說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饒漱石出事後在他心裡引起的震動：

半年以後，問題暴露出來了，說是「高饒聯盟」在上海開會，陳毅發表了好多意見，原來有一本材料叫《高饒聯盟反動罪行》很厚，我當時看了，很多事情我們不熟悉，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他的威信那麼高，我們這些人搞警衛一點也不知道。……見了那些材料後，他聯盟搞什麼我也弄不清。饒漱石辦事很穩重，我跟領導這麼多年，看的領導不少，覺得辦事穩重的領導考慮問題就全面，我想也沒有想到饒漱石會這樣！他就與高崗接觸過幾次，也都是高崗來看他，所以我總感覺到（嘆氣）這麼好的人！過去他有個叔叔來，他都不見（應是饒的族兄饒真泉，其祖父收養了饒漱石之父饒思誠。饒真泉土改時劃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婦倆雙雙在廚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們警衛在大門口收到一封信，裡面有兩顆子彈。我說不給他（饒）看，這事只有秘書（艾丁）和我知道。我對下邊說，這恐嚇信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怕，只是今後有什麼人要見他（饒），你們一定要讓我知道。

李寶賢對饒漱石一家充滿了感情，他對我說：「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蘭沁，但現在身體不好，不能出門。」

饒漱石警衛隊長凌文英

凌文英在李寶賢之前任饒漱石的警衛隊長。他說：饒出事時，我們只能以「想像不到」來形容。從外表看，他蠻好的嘛……弄了半天，這樣的人怎麼能反黨呢？前些時，我們還在一起，說饒漱石的事。高崗怎麼樣我們不清楚，饒漱石這人我們知道……說實話，作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的「反黨」呀，「聯盟」呀，都存在疑問。

張鼎丞警衛林鈞堂

林鈞堂曾是張鼎丞的警衛，因為張鼎丞與饒漱石私交較好，工作上接觸又多，所以對饒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鈞堂後來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後回上海，離休前任上海機械專科學校紀委書記。

在我採訪過的警衛人員之中，林鈞堂的文化修養算是最高的了。

由於經歷與政治文化修養的緣故，林書記給我談了許多在山東的經歷，只是在評介饒的「反黨」一事上，他出言還是很謹慎：

他（饒）這個事，我們作為一般的工作人員，對他的「反黨」、「聯盟」之類是存在疑問的，實事求是地說，是不大有這種可能的。

饒在山東沒有什麼閒空，他和別人也沒有私交。

我在北京讀書時，他出事了，我去看張老，蘭沁也在張老家，張老對這件事也很吃驚。

饒漱石政治秘書艾丁

艾丁跟隨饒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開始由組織安排到饒身邊當政治秘書，1953年2月離開。作為饒的政治秘書，他應該知道很多歷史真相，可是他不願跟我多談，採訪時也不同意錄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時左右，我在上海外灘市政府大樓採訪了他，當時他是上海市建設委員會顧問。事先與艾丁先生預約時，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選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樓。採訪雖有一個半小時，但記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這麼幾點：

一是在延安棗園時，饒漱石夫婦散步，陸璀去挽饒的手，饒不肯。倆人拌嘴多用英語；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間來上海，作報告時，說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上海「三反」、「五反」表示過不滿，說上海右傾；

三是為饒的事後來他吃過很多苦頭；

四是饒漱石後來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願跟饒說話；

最後，在談到饒漱石事件性質時，他仍然客觀地說：

「他的事，按理也應屬黨內的事。」

20世紀90年代，蘭沁一次來上海時，艾丁還宴請她，邀當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保健醫生陸熙昶

陸熙昶，是陸璀的小弟弟，給饒漱石做過幾個月的保健醫生。他說：

我是從部隊進的大學，1952年春夏在上海醫學院讀三年級，有一天，組織上找我談話，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找我說：在華東首長中，饒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給他做醫生，護理他……由於長期的地下工作與精神緊張，饒當時患有腎虛症，戰爭年代沒有條件，進上海後，陸璀開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總是工作工作，其他什麼事情都不顧，現在條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當時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醫生叫楊國亮（音），他給饒看了病，饒也信任他。楊大夫給饒漱石開了針，據說可以壯陽。饒上北京後，組織上派我給他每個禮拜打針，因而這段時間與他接觸的機會多一點。

我到北京時，他還在北京醫院住院（治顏面痙攣——引者），剛好陳毅去看他，對饒說：「我們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體，我們多活幾年，對黨是有好處的……」饒後來到了頤和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覺得在北京三個月我沒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點安眠藥，吃點維生素，打打針。我想自己此時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學習很緊張，放棄了很可惜。於是我要求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不要占一個人，有什麼情況，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個人就行了。就這樣後來我又回上海了。

這幾個月在北京，幾乎整天有接觸。他這個人講話很少，謹慎，不如陳毅放得開，陳毅作報告我愛聽……抗日戰爭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後來我調到軍部一個衛生學校，陳毅來給我們作報告，他來了，我這才知道他住地離我們不遠……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現在，都對他非常尊敬，所以聽說中央首長出事了，華東的人都沒有想到是饒，都很吃驚……華東局幹部對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講。

我去北京是因為政治上可靠（親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個月，此事我以前沒說過，出事後更不敢說。

……我去（北京）時，「睡眠療法」已經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來之前的事。我在頤和園時，中央首長都來看饒……批饒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崗與彭德懷的關係好，所以後來講「彭、高、饒」。高崗的表現說明他根本不會對毛不好，他只對劉少奇有意見。高饒出事之前幾個月，毛澤東有時與高崗徹夜長談，什麼都說……

1954年，饒還未抓時，我去了。那次是去東北出差路過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聽了傳達報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引者），饒拿本書給我看，說：「毛主席很注重什麼什麼……」還教導我說毛怎麼偉大……當時我心裡很不是滋味。

我對姐姐說：「這樣一個對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懇懇的人，說他有野心，野心從何而來？連吃一口白糖，也說國家很困難，別浪費了……」姐姐說：「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講。」她了解的情況多，當時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過問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時過境遷，「文革」已結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們對陸璀談起饒漱石：「像這樣的有功之臣，怎麼能這樣就算了呢？」她就說：「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麼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過一份材料，上面說：建國初，毛主席對劉少奇、周恩來感到不稱心，毛正在考慮是否把劉、周放在一邊，這時，高崗的事情發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後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饒兩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講饒漱石許多事，並非（我）與饒漱石是親戚，現在姐姐跟他的關係已結束了，我講這些，是為了對歷史負責。

華東局保衛處李振田、生活管理員姜廉

採訪李振田是1998年長江大洪水九江決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東人，15歲起為地下黨跑交通，進上海後一直在華東局保衛處。菅榮齋接替李寶賢任衛士長前，原是擬定由李振田代李寶賢的，後有人提醒說他當時管的事太多（司機、警衛、其他服務人員）便改由菅榮齋去了。李後來也調到北京，最後在師級位子上離休。

李振田告訴說：饒漱石因「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後，凡是饒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被集中起來在一起學習，為期一個月，稱之為「肅清流毒」，參加者包括警衛、司機、其他秘書、保姆、廚師……

在1954年批判饒漱石的會議上，饒還有一條「錯誤」就是散布對劉少奇的不滿，饒漱石本人對這事堅決否認。

李振田談到劉少奇到上海期間，饒在接待上確實有過「怠慢」：

劉少奇夫婦那年來（1950年）住了大概一個月，他左右的人對生活要求比較苛刻，如叮囑房裡氣溫不得低於22度，不得高於24度，那時沒空調，靠燒鍋爐，這個溫度很難控制。饒開初陪了幾天，後來沒有陪。對劉左右人員的特殊要求，饒總是一邊嘆氣：「唉，唉……」

陸璀之弟陸熙昶也回憶說：

上海解放後，劉少奇幾次來上海，陸璀講：「少奇同志來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說：「這次他是帶夫人來，還有小孩，又不是正兒八經的工作……」這件事有兩種看法：一是首長來應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這說明饒是正確的。

姜廉當過饒漱石等華東局領導人的生活管理員。他對饒漱石的看法很好，談起饒的「反黨」，他說：「他出事，我們莫名其妙。」

饒漱石最後一任衛士長菅榮齋

採訪菅榮齋，是在2005年5月。菅榮齋是饒漱石最後一任衛士長,親眼目睹了他負責警衛的第三野戰軍政委、中組部部長被捕時的一幕。見面時，他告訴我：

我們很願意為這些事（指饒）給他說說，也有老同志勸我：「不要著急，總會有人出來為他說話的。」可是到現在也沒有個說法……這次聽說江西有人來找我，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惦念這件事。

我們有很多話也不知跟誰說？聽說你們要來，我老伴說：你別激動得睡不著覺哇！（我）太激動了，今天下午接到你們的電話，（因為）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所以下樓去接你們。

1953年，饒漱石的政治秘書艾丁和衛士長李寶賢回上海，陳麒章與菅榮齋分別接替秘書和衛士長的工作。不過，菅榮齋比陳晚去一個多月。他說：饒漱石對我們（我、艾丁、陳麒章等）要求很嚴。到北京別的沒有什麼，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嚴格了，陪客人吃飯我們自己都要掏錢，偶爾才去要點菸要點茶……按常人想像：在首長身邊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處，但我們一點好處也沒得到。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工資一級也沒有增加，去時17級，回來還是17級。他對我們要求嚴，對自己也是一樣，舉個例子：他告訴我（他）吃飯只要一菜一湯（一葷一素）就可以了。來了客人，頂多加一個兩個菜。他一家的伙食錢（包括蘭沁、陸璀）一個月50塊錢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學讀書的二妹妹饒玉蓮——引者）去看他，他也沒有拿錢給妹妹，他沒說，我也不好拿。他告訴我錢怎麼用法：要節省用，不要大手大腳，以後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錢。我在那裡一年多，給他攢了3000多塊錢，一分錢也沒亂花，走時，我都交給了陳麒章處理。

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喝茶，白開水一杯。沒有什麼愛好，只在上海看見他打彈子，一個人坐在那裡。

他很樸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幾年，後來是給蟲子咬了，才換。家裡什麼東西也沒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沒有。

菅的夫人姚蘭桂熟悉饒一家人，她插話說:

蘭沁的褲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斷長高，褲子不斷接），她那時是高幹子女。

菅榮齋談起饒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交往時，說道：

當時饒管很多事：共青團、勞動部、組織部（都有歸他管），組織部行使總書記權力。（很多人）包括蘇聯專家都對饒評價很高。那時一些蘇聯專家的安全也歸我們管，他們說他是布爾什維克。

在與饒接觸的人中，張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麼程度呢？他到北京沒有安家之前，吃飯三天有兩天起碼在饒家吃。孩子們之間也這樣。饒走了（被捕）之後蘭沁就在他家。她媽後來也出事了，我們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觸，蘭沁就在他家和張的九九在一起。

饒和張雲逸的關係也不錯，譚震林也不錯。

饒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龍在八一小學，禮拜天、禮拜六都是我去接回來住，禮拜一我又給送回去，那時粟裕和愛人在前線（南方）。

饒與廖承志、廖夢醒比較好，廖夢醒常去他們家。

潘漢年、揚帆沒有看到他（饒）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饒不怎麼到別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別人到他家裡多，他到人家家裡去很少。他與黃克誠關係一般，跟鄧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後一次談話是鄧子恢、曾山去找他談。我進去倒茶，饒說：你們去吧，去吧，讓我們出來。那次談話沒幾天，他就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