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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整人一大幫凶 紀登奎鮮為人知真面目

—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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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能說清楚紀登奎在文革中究竟整了多少人,哪些是他自己直接決定整的,哪些是根據上峰授意整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紀登奎的整人問題,與康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可以說,紀登奎難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康生整人的助手。

紀登奎是毛澤東晚年最信任的十個人之一(圖源:新華社)

在晚年的閒談中,紀登奎很少說到「文革」中得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聽他談這類問題,是一次偶然事情引發的。

1987年夏在西南調研的時候,陝西有一個會議邀請紀登奎參加,他答應了。然後,我開始安排旅程。因為他不乘飛機,我們只能坐火車。但是,沒有車次直達西安,我們必須在鄭州中轉。他猶豫了兩天,對我說:「我決定不去陝西了。」晚飯後我們散步,又談到這個事情,他說:「如果從鄭州中轉,我必須在河南住兩天,見一些老朋友。如果到了鄭州,我當天就換車走了,肯定會有一些人笑話我:你看紀登奎,從鄭州經過,連停一下都不敢,灰溜溜地就走了。」我問什麼人會笑話他。他說:「『文革』中間,我在河南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老同事、老幹部。因為我解放得早,在台上時間長,他們希望我來幫助他們,但是我沒有幫上忙。還有一些人被我處理過。這樣的話,我經過鄭州,住一兩天或者不住,都很不好辦。乾脆算了吧。」閒談中,他說到河南「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

(一)

在我看來,關於紀登奎在「文革」中得罪人或者說「整人」,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一個角度是一般意義上的得罪人,或者說是普遍的得罪人。這種普遍得罪是基於紀登奎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支持態度,從具體事件來說,集中表現為中共九大上的發言。他多次說到,九大上的這個發言,特別是毛澤東在多種場合稱讚他,引起了老幹部的普遍反感。概括地說就是,紀登奎發言中對於「文革」大唱讚歌,為整肅老幹部提供了道義的支持,使得老幹部普遍反感。

另一個角度是特殊意義上的得罪人,或者說是個案的得罪人。在1969年九大以後的七八年時間裡,紀登奎分管了中央組織人事,還分管過政法,特別是負責過一些重要專案的處理,有時候一個專案就要審查處置很多人,不僅有高層幹部,也有普通群眾。如林彪專案,據說受到審查整肅的有幾萬人。這種得罪人顯然是很具體而且深刻的。一些老幹部之所以對於紀登奎有意見,甚至有怨恨,主要是由於這些具體的案件處理。

1969年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的發言,是紀登奎在中國高層政治舞台上首次公開亮相。這次亮相,也是紀登奎整體上得罪老幹部的集中標誌。紀登奎的發言,是毛澤東直接安排的。但是,出席九大前他並不知道要在大會上發言。九大進入到第十一天的時候,毛澤東讓吳法憲告訴紀登奎:「後天在大會上發言」,而且是「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發言」。紀登奎說,他曾經推辭過這個發言,強調自己革命資歷淺,「文革」開始時被打倒,剛被毛澤東「解放」出來,屬於「解放幹部」,沒有資格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發言。但是,毛澤東第二次讓吳法憲通知他,還是堅持讓他講,毛澤東說:「我要的就是解放幹部的代表」,要求紀登奎「主要講一下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時間不超過十分鐘」。我們無法理解,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這樣重要的場合,毛澤東安排紀登奎做大會發言,為什麼僅提前兩天告訴紀登奎,這是毛澤東出於掌控大會進程的自信,還是根據會議的情況倉促決定。

紀登奎在中共九大發言的時候,毛澤東主持大會。毛澤東向大會代表介紹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點災難就是了。多災多難呵!」紀登奎發言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對我自己的教育太深了。我這個人,由於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過去工作中犯了不少錯誤。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眾很多批評、教育,經受了一次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的鍛鍊。」「開始,我對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很不理解,當革命群眾革到自己頭上來的時候,觸及了靈魂。觸及一點,理解一點,觸及得深點,理解得就深點。在廣大革命群眾的耐心幫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覺悟」。「在1967年9月間,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路過鄭州,偉大領袖對我這樣一個犯錯誤的人,給了很大的鼓勵。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群眾對我整一下,大有好處」。「我說的是心裡話,是老實話。我深深體會到最關心我們老幹部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的群眾運動,衝掉了做官當老爺的惡習,批判了資產階級錯誤的東西,使幹部學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怎樣繼續革命,學會怎樣堅定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學會怎樣正確對待群眾。這不是大有好處嗎?……我也算個老幹部,今後更應當謙虛謹慎,按照新黨章嚴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自己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最後,紀登奎高呼「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勝利!」紀登奎發言結束時,毛澤東鼓掌,代表們熱烈鼓掌。

九大給紀登奎帶來了巨大回報,在隨後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親自提名紀登奎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安排周恩來找紀登奎談話,調紀登奎來中央工作。對於紀登奎來說,雖然他與毛澤東關係特殊,但從來沒有想到會進入政治局。他說,去北京參加九大前,他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進入候補中央委員是有可能的。

說到出席中共九大這段歷史,紀登奎的態度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言語中洋溢著自豪;另一方面,也常常伴隨著某種自責。他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巡視一地,總是誇我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這樣一宣傳,我的作用就不那麼好了。老幹部們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氣,都讓向我學習,他們吃苦更多了。」紀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行為,當時和後來受到非議,可以說是從毛澤東表揚他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開始的。他表示「挨整很有好處,很必要」,從而被高層發動群眾運動的政策策略所利用,隨後,他本人進入高層,成為毛澤東權力意志的直接執行者。1983年整黨期間,他多次說到這個發言「在全黨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二)

紀登奎在九大上的發言,為「文革」整肅幹部做了強有力背書,在整體上得罪了老幹部。這種得罪應該說是廣泛意義上的,或者說一般意義的,而不是具體的。顯然,這種得罪並不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指責的關鍵。關鍵問題應當是他得罪了具體的人。「文革」中紀登奎分管中組部,主管過一些重要的專案,經手處分了大量幹部。但是,紀登奎在位的時候,具體得罪了哪些人,怎麼得罪了這些人,或者說是怎樣整人的,則很難說清楚。

本人在九號院期間的同事老張,「文革」中在中央組織部工作,經歷了紀登奎分管組織部的時期。他說:「當時的中組部長是郭玉峰,分管組織部的中央領導是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對我們來說,紀登奎就像中組部的天,他代表的就是中央。中央給中組部的指令,通過紀登奎下達到中組部;中組部給中央的文件報告,經過紀登奎批轉出去。因為我所在的部門是中組部的核心部門,經常接到紀登奎批示,有時候一天就幾件,大多是關於幹部任免的,有時候也直接接到紀登奎辦公室的電話。當時,雖然我是普通科員,但是我辦公桌上就有一部『紅機子』(保密電話),可以直通中央領導辦公室。一般情況下,副部長以上幹部辦公室才有紅機子。那時的幹部任命程序,如果任命副部長,通常是中組部報告給紀登奎,紀登奎批示『擬同意』後,送全體政治局委員簽字,然後,發文任命;如果任命正部長,也是由中組部報告給紀登奎,紀登奎批示『擬同意』後,送政治局委員簽字;最後,還要報毛澤東批示,毛澤東同意後才正式發文任命。毛澤東的批示方式有一個變化過程。開始,是毛澤東本人用紅藍鉛筆簽字『同意』;後來,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就不寫『同意』了,只是在名字上劃個圈。所以,內部發文時通常說『毛主席已圈閱』;再後來,毛澤東連圈也不畫了,就改由秘書張玉鳳在旁邊代簽,寫上『主席囑:同意』。我那時候,天天擺弄這些領導人的簽字批件。組織部門的工作,說白了,玩的就是領導批件,一切圍繞批件展開。紀登奎管中組部有七八年,時間比較長,他在國務院那邊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等工作。在我當時的印象中,紀登奎人很能幹,在中組部系統是有威信的。」

老張還說到,當時的幹部選拔,經常是紀登奎來批示或者是他辦公室來電話指示,然後中組部安排考察。「有一次,他批示要考察一個人,擬安排某部副部長,但是因為在中央機關中重名的人有幾個,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人。然後考察報上去」。老張還講了一個任命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副總理吳桂賢的考察任命。那是在四屆人大之前。來年四月開人大,當時大概是9月30日左右,紀登奎指示來了,要求考察吳桂賢,說中央擬用這個幹部。我們組裡就緊急安排了兩個人,乘飛機去西北國棉一廠,在那裡召集座談會考察吳桂賢。但是,當時工廠的工人分了兩派,有的說好話,也有的說壞話。這樣,寫考察報告的人就犯難了,不知道究竟怎麼寫。經過認真討論,認為既然中央要用這個人,說明中央領導看好這個人,那麼考察評語就只能寫好話。所以,考察報告基本上都是說好話。考察報告寫好後就報送了紀登奎。再後來,吳桂賢就成了副總理。我們才知道是去考察副總理人選。那次人大會上任命的副總理,還有天津的工人孫健、山西的農民陳永貴等。」

我想,如果能夠公開「文革」期間的中央組織人事和專案工作檔案,系統梳理紀登奎經手批示、指示處理了哪些人,技術上說,也許可以統計分析出紀登奎究竟整了多少人。但這裡的問題是,即便是經過紀登奎批示整肅的幹部,也不一定都是紀登奎本人的決定。顯而易見,有很多專案和人員的處置,是更高層或者最高層的決策。進一步說,那些未經更高層或最高層直接指示,而是紀登奎直接決定的專案處置和人員處理,也很難全部歸結為紀登奎在整人。因為,很多情況下,他是根據有關會議和更高層精神來處置的。如果檔案全部解密,在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的「大數據」基礎上,「整人」的發生過程是不難梳理的,肯定有很多研究者有興趣來展開這樣的研究。問題在於,目前條件下檔案公開是不可能的。這樣,問題就比較難以說清楚了。

(三)

由於權位所在,或者組織程序的關係,紀登奎在「文革」中顯然「整」了不少人。在與我的閒談中,紀登奎很少正面說起這類事情,即便說起來也往往是三言兩語,讓我這樣的年輕人不明就裡。

章含之在九號院工作期間,曾說到過紀登奎整人的事情。章含之曾經多年擔任毛澤東的英文教師,後成為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在「文革」後期曾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從外交系統調入九號院,擔任九號院外事部門負責人。1976年冬,喬冠華被突然免去外交部長職務。據說是因為喬冠華追隨「四人幫」,其中關鍵性事件是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稿問題,根本問題則是喬冠華被認為是「四人幫」的政治盟友。章含之說,喬冠華突然被撤職和隔離審查,主要是紀登奎批示經辦。章含之本人也被隔離審查。隔離審查的地點,就在當時外交部大樓一層西側的一個角落裡。1998年秋天,我們從九號院搬進這個大樓辦公。章含之曾說,她當年被關押在這裡的一層西側。關押期間,喬冠華的警衛實際上變成了看守,連衝到馬桶里的紙也要刨出來。這種隔離審查一年多。章含之談到,外交部主要是根據紀登奎的指示「整」她和喬冠華的。紀登奎到九號院工作後,她曾多次在同事中說,她想問問紀登奎:「為什麼在喬冠華免職後,把我們整得那麼狠」。現在,紀登奎和章含之均已作古。章含之是否問過紀登奎,不得而知。這些可以理解為紀登奎在文革中「整人」一例。

國防部原部長張愛萍在回憶錄中,曾經說到「文革」後期紀登奎如何整他。張愛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關押數年。後來,鄧小平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張愛萍擔任國防科工委主任。1975年,張愛萍追隨鄧小平對軍工系統展開了系列整頓,並在一些場合對「文化大革命」有所批評,曾說「文革」以來「九年無寧日」。在這種情況下,有造反組織負責人揭發張愛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直接舉報到毛澤東那裡。根據毛澤東批示,張愛萍被通知去中南海開會。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等。會上,措辭嚴厲指責張愛萍的,主要是紀登奎。紀登奎「一口一個路線錯誤」,說張愛萍「態度不老實」。華國鋒主持會議,但是一直沒開口,最後才說:「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那次會上,是華國鋒為張愛萍解了圍。(張勝著《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第379頁)

紀登奎不僅在中央得罪了人,也在地方得罪了人。得罪人最多的地方顯然是在河南。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曾經說過:「河南如果把揭發紀(登奎)的材料帶回去傳達,一年也搞不完,就不要工作了。還是多搞點糧食吧。」紀登奎雖然在1969年九大後即到中央工作,但仍然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了河南省委負責人,對於河南政局有直接影響。

1984年6月,紀登奎在《我在整黨會上的對照檢查》中說,「我在搞大聯合的一年多的時間裡,由於自己有派性,就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派性。」紀登奎檢討說,他在河南「文革」初期,說過許多錯話,做過不少錯事,犯有嚴重錯誤。特別是,「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打擊了許多老幹部,造成許多冤案、錯案,傷害了許多地方、軍隊幹部和群眾,應負有重大責任」。「那時搞的所謂大聯合、三結合,講的是『一碗水端平』,反對派性,實際上對各派仍有親有疏,僅僅是調和一下矛盾。成立起來的革委會實質上變成各派的『股份公司』,而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幹部,包括一些軍代表,往往是某一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聯合了,但派性並未消除,反而把派性搬到黨內、政權內合法化了。相當多的地方出現了一派掌權的局面。這種同黨性相對立的派性存在,只能求得表面上對立情緒的暫時緩和,是一種假象的暫時安定。一遇風吹草動,有了適當的氣候,就發生反覆」。

「文革」中紀登奎在河南的影響,情況相當複雜。紀登奎在1969年春天進入政治局之後,很快就來到中央工作,但是,他依然是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也就是說他還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這個職務他兼任有八年之久,直到「文革」結束。這是一個現在看來很難理解的安排。現在,通常一個政治局委員兼任省里的第一把手,這樣權力運行中才能順暢。當時河南省的革委會主任即第一把手是劉-建-勛。據說,劉與紀登奎關係一直很好。很多重大安排和決定,是紀登奎給劉打招呼或者部署。不論在私下,還是整黨會議的對照檢查中,紀登奎都坦承自己對於河南「文革」中的問題負有重要的直接責任。河南省不少幹部對紀登奎很不滿,具體事情比較多,難以詳述。其中關於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王新的處理,「文革」後就被作為他整人的重要事實。有一種說法,毛澤東對於紀登奎印象改變,或者說開始不夠信任,是因為王新向毛澤東告了紀登奎的狀,毛澤東當場表示:「紀登奎這樣的人接班,還要看一看」。王新後來被清查關押,有一種看法認為主要是紀登奎從中所為,即紀登奎對王新打擊報復。以本人的知識範圍,對於這件事情的原委無從把握。但是,這可以說明一個問題,河南在「文革」中的若干問題,特別是有些領導幹部被整肅,也自然而然要聯想到紀登奎。

(四)

說到「文革」中紀登奎的整人問題,還有一層的因素也許是紀登奎與康生的關係。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不再直接分管中央組織部,紀登奎從原來協助康生分管組織部,轉變為直接分管組織部。但是,紀登奎分管中央組織部以後,康生作為黨中央副主席仍然是紀登奎的頂頭上司。也就是說,紀登奎分管組織部以後,依然與康生保持了密切聯繫,工作中要聽取康生的指示。紀登奎說,康生在廬山會議後,基本上不再正常出席政治局會議。康生為什麼不再正常工作,一般是聲稱身體不好,但是深層原因另有解釋。政治局會議前或會後,紀登奎經常要到康生家去匯報。那時,康生住在鼓樓大街小石橋胡同的一個院落里。康生比較欣賞紀登奎,見面除了正規談工作,也談不少其他事情。紀登奎與康生這種密切的工作聯繫或者交往,一直到1975年康生病故。按照黨中央的結論性評價,康生陰險狡詐,「文革」中整了大量好人,是個從延安時期就慣於整人的壞人,很多冤假錯案都是康生一手製造的。從這個角度看,紀登奎難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康生整人的助手。這樣的話,紀登奎的整人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大致而言,「文革」期間處於政治旋渦中的各類人等,可以概括為「整人」或者「被整」兩種生活,能夠置身事外的比較少見。通常,在台上更多是整人,在台下更多是挨整。紀登奎作為台上人物,而且是分管組織人事的政治局委員,自然屬於整人行列。經他批示處理的人中,當然都可以把整人的帳記在他身上。這裡的整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秉承上級的意思來整人,一種是他自己要整人。對於這些事情,紀登奎自己的說法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更高層有決定或授意。他講到有些事情的時候說,有的人被整後忌恨他,但是實際上,這個人本來可以被整得更慘重,紀登奎一定程度上還保護了他。但是,在外人,甚至當事人看來,這種解釋是很難以令人信服的。紀登奎閒談中流露出來,整黨時的個人檢查中,他承擔了一些自己不該負責的問題。因為有些事情,是根據上層指示做的,但是「文革」後為尊者諱,他也不方便說出來,而是自己擔當下來;還有些事情,其他領導人也有責任,但是,因為「文革」後這些領導人還在台上,他也不方便說。按他的說法,他自己多擔當些,這些在位的領導人心裡是有數的。這樣做的結果,對於紀登奎本人來說,也沒有什麼壞處,甚至會得到在位領導人的肯定和稱讚。紀登奎的意思很清楚,有些事情他是在為別人背黑鍋,或者說是代人受過。但是,人們無法知道哪些事情是代替別人承擔了責任,或者說代人受過。這種代人受過,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為自保。

也許,現在人們無法搞清楚究竟紀登奎在「文革」中整了多少人,更無法理清哪些是他自己直接決定整的,哪些是根據上峰授意整的,或者還有其他方面的複雜情況。這種整人,既有體制因素,也有個人因素。體制因素和個人因素相互糾結,他人因素和本人因素相互糾結,把錯誤分解清楚難乎其難。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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