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沉沒中的北洋海軍軍艦
中國現代化自鴉片戰爭始多次機會被清政府錯失
晚清有反覆講的必要，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從1840的鴉片戰爭到1911年，有70年的歷史，實際上給了清政府很多次機會，但清政府完全沒有把握住機會，一次又一次地喪失了時間。這是為什麼呢？
鴉片戰爭在一開始只是一個小小的戰爭，它簽訂了一個條約，開放了幾個港口和幾個城市。在中國歷史中，一些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有衝突，割土地一割就一片，多少個城市都割了，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很多，所以清政府根本不認為鴉片戰爭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是一種現代化的開始。清政府之所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要從我們的歷史講起。清王朝始終抱著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覺得我就是天下，華夏就是世界的中心，只有華夏文化才能稱之為文化，其他的都不是。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周邊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沒有中國的悠久與燦爛，周邊國家都以中華文化為標準的。而且只有中國的君主才能叫皇帝，越南朝鮮等國的君主只能叫國王，這些國家的新國王繼位，要由中國皇帝冊封。
但是中國還以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時候，歐洲國家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知道英國等歐洲國家，經過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尤其是英國，經過了工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生產力在飛速發展。大家都知道資本家最注重的是賺取利潤，而他們也知道，中國地最廣人最多，是個巨大的商品市場，他們就看中了這個市場。但中國基本上是個封閉的社會，除了在廣州開了一個口岸允許少量的對外貿易外就沒有什麼與外界的商業往來了。英國這些國家急於打開中國市場，在1793年乾隆皇帝80大壽的時候，英國國王派了一個叫馬格爾尼的使臣給乾隆皇帝祝壽。
他帶著很多禮品坐船從英國經過大西洋來到了廣州，又坐船到天津再到北京。他到廣州的時候，中國海關很高興，他們認為這樣一個遙遠的國家主動向我們稱臣納貢，要成為我們的藩屬國了，得趕緊報告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非常高興，這個國家我們都不知道，現在主動要成為我們的藩屬了。當時接待藩屬國的機構叫理藩院，在現在的通州一帶。馬格爾尼在理藩院住著，問理藩院的官員，見皇帝行什麼禮，中國人想當然地覺得天下所有使臣見中國皇帝都是雙膝下跪。但馬格爾尼當然不同意雙膝下跪，乾隆知道了這個事情以後非常憤怒，他這時才知道，原來你不是要向我稱臣納貢的。
雙方想了很多辦法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比如馬格爾尼說，我帶有英國國王的畫像，乾隆皇帝接見我們的時候，要把英國國王的畫像放在接見的座椅旁，等於說我給你們的皇帝下跪，你們清朝的官員也得給英國國王下跪。中國大臣說，我們天朝上國怎麼能給你這蠻夷之邦的國王下跪，這絕對不行的。馬格爾尼又說，我們給英國國王行的是屈膝禮，單膝下跪，國王把手伸出來，我們拿著國王的手吻一下。中國大臣說，你要拉著我們皇帝的手親嘴，這絕對不可能的。最後雙方沒有達成一致，乾隆皇帝用上對下的口吻給英國國王寫了一封書信，說我是天朝上國，我無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無，如果你仰慕我們的中國文化，想成為我的藩邦，這是可以的，但不需要互通有無。
馬格爾尼也很狡猾，馬格爾尼走的時候說船出問題了，需要從陸路回去，中方也允許了。他就從陸路到了廣州，走了大半年，把中國的情況看了個夠，對中國的情況也就心裡有數了。因為明朝就有歐洲傳教士來，傳教士為了讓羅馬教堂對中國派出更多的傳教士，就把中國寫成是一個人最多、最富裕、最強大國家。所以在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確實是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但馬格爾尼這半年覺得，中國遠不如英國，並且他覺得中國官員很腐敗，所以他回到英國之後，在報紙上發表了他在中國的經歷，說中國就像一艘在海上飄蕩的腐朽的船，沒有碰到礁石算它幸運，如果碰到礁石就可以把它馬上碾個粉碎。他的這幾篇文章對英國人改變對中國人的看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馬格爾尼到中國的時候，帶了很多禮品送給中國皇帝，這禮品其中有兩件很值得說一說，第一個是地球儀，他想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誰也不在中心。第二，他帶來一支火槍隊，中國在當時基本上還處於冷兵器時代，而歐洲已經是熱兵器時代，他讓火槍隊進行了表演，清軍的將領看了都覺得好笑，覺得這就是跟放焰火放炮竹相似的一種東西，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新式的武器。後來在嘉慶年間，英國國王又派了使臣給嘉慶祝壽，還是同樣的結局，中國皇帝也把他們給趕走了。
中國人把盲目排外當愛國原因何在
英國始終覺得我應該打開中國的市場，後來英國商人找到了一個商品，是大家都知道的鴉片。鴉片對中國造成了很大危害，包括人民體質的下降，還有大量的白銀向英國流去，而且國家還收不到稅。清政府該怎麼辦，是禁還是不禁，這時候雙方有兩種意見，林則徐為代表的禁菸派取得了勝利，政府派林則徐到虎門去禁菸。林則徐在當時是最有見識的中國人之一，或者說在中國人之中對世界的看法最清晰的，但是我們看看真實情況是什麼樣的？
當時他完全不了解英國人，也不懂怎麼跟英國人打仗，但是中國人又喜歡造謠，這種謠言也查不出來是誰造出來的，反正就有，大家都信。我看史料上說，由於馬格爾尼見乾隆皇帝不肯下跪，中國人覺得他不是不願意下跪，而是他不能下跪，生下來膝蓋不能打彎兒。這種傳說很多，很多人都信。我們看林則徐的奏摺上也反映出這種觀念，他到前線看了看，發現英國人膝蓋還是能打彎，所以他就在奏摺中寫，英國軍人的裝束太緊密了，從腳脖子到大腿都被繃帶打得很緊，所以膝蓋不容易彎曲。有人向他建議準備幾千根長竹竿，雙方交戰的時候拿長竹竿一捅，英國人掌握不好平衡就會摔倒，而且膝蓋不能打彎，一捅就站不起來了，我們就肯定贏。這是林則徐最開始的看法。
我再講一個人。打了幾次敗仗後，清政府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失敗的原因在於英國已經進入現代化，而中國還是一個落後國家，他們覺得是指揮員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楊芳去打仗。楊芳到了廣州後還沒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國軍艦就來了，他自己去觀戰。觀戰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英國軍艦在水裡顛簸，炮也隨之顛簸，但都打得很準，威力還很大，他覺得這用的是邪術，我們要破邪術。他的方法是在在廣州徵集馬桶，因為最髒的東西能破邪術，他還徵集了什麼呢？中國傳統文化里歧視婦女，他就徵集婦女衛生用品，也就是月經帶。等下一次英國軍來了，他就把把這些馬桶、月經帶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覺得把邪術一破，英軍就敗了。
當然根本沒用。楊芳的想法是當時中國人普遍的看法，中國人都是這麼想的。實際上，楊芳的馬桶陣是有來歷的，明朝時期歐洲的傳教士把火炮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感到很神奇。少數民族與農民在造反的時候看到火炮，不知道這是什麼，應該怎麼辦，於是就覺得要用最髒的東西去破除。當時認為婦女的生殖器是最髒的，所以少數民族或者農民在和官兵打仗的時候，就抓一些婦女來，衣服扒光，對著敵人的土炮。由於當時土炮技術落後，土炮有幾次還熄火了，所以當時的人覺得這方法還挺靈驗。
所以楊芳並不值得嘲笑，他反映出整體中國人的觀念，中國人對世界就是這麼看。再講到林則徐，他經過這個戰斗覺得，國外是一個我們完全不了解的領域，於是林則徐就違反了規定，悄悄地讓一些廣東的知識分子搜集了英國的各種資料，地理書，報紙，編了一些書叫做《四洲志》，他知道這是犯忌的，他就沒敢公開，但後來還是傳出去了。當有人質疑他為何要搜集這些資料時，林則徐說我為了「悉夷」，熟悉外國。很多人就攻擊他了，說你是長敵人威風，我們的華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治國之道、倫理綱常，我們就能把英國打敗。正是因為林則徐主張抵抗英國，還要主動了解外國，林則徐就被流放了。
他從家鄉福州到新疆的路途中，在鎮江碰到了他的好友魏源，兩個人談了很久，他就把鴉片戰爭的情況對好友說了，他覺得中國要好好了解世界，於是他把他《四洲志》交給了魏源，他希望魏源來幫他完成心願。魏源花了幾年時間搜集資料編出了《海國圖志》。這本書是當時介紹外國情況最全面的一本書，每個國家的歷史、經濟、軍事，尤其介紹這些國家的武器，輪船、軍艦。按照林則徐的觀念，這種做法叫做「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說，他們還是覺得中國的一切都好，包括傳統與制度什麼都好，就是在武器這一點不如人意，所以我們要學習國外的武器。
林則徐除了「長敵人威風」的罪名外，還有一個罪名叫「潰夷夏之防」，就是說中國人長期認為華夏和夷狄之間有一道文化防線，而林則徐則潰敗了這道文化防線，換作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安全。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個罪名。當時有一個士紳叫梁廷枏，他多少了解一點英國的情況，他寫過一本書記錄鴉片戰爭的情況，他寫的這本書熱烈地讚揚了林則徐抵抗英國是如何地正確，批判了其他一些人，如耆善、楊芳。但他在最關鍵的一點，「師夷長技以制夷」，對於這個理念他就不敢歌頌，他只敢說這是違反了正統，違反了大道的。
所以在當時普遍的中國人不接受《海國圖志》這本書。但這本書很快傳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兩年內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日本通過這本書了解到世界需要什麼，覺得他們自己也應該維新，應該圖強。我們知道，日本恰恰是經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軍的道路，反過頭來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國。林則徐啟蒙中國人的書，中國人不接受，無意中啟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強大，反過來又侵略中國，這個歷史的悲劇，我覺得是很值得吸取的。我們再想，究竟是楊方那種就是堅持中國傳統，哪怕戰敗也絕不能向狄夷學習，不能向西方學習是真正的愛國，還是像林則徐那樣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的心態是真正的愛國？為什麼中國人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愛國呢？
太平天國使清朝的漢人第一次掌大權
晚清總共70年，但要不要向外國人學習使用現代化的槍炮，都耽誤了20年，這個王朝我覺得他太沒有見識了。他是傳統的包袱太深，覺得我是天朝上國，只能你學我，不能我學你，為什麼耽誤20年之後可以學了？這就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崛起，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切實感受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所以就提出來要造洋槍洋炮，這時候他們想起來當年的那本《海國圖志》，於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國圖志》重新拿出來大量翻刻，希望官員和讀書人都讀這本書。
曾左李要造洋槍洋炮，要用槍炮來打侵略者或者鎮壓農民起義，這對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們遇到的來自朝廷內部的阻力也是極大。為什麼會有這個阻力？我們知道清朝是滿族入關統治了漢族，滿族人比漢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漢族，不讓漢族人有地方大臣，有總督巡撫，軍權都在滿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國的運動證明了清朝的國家軍隊不堪一擊，鎮壓不下去，只好讓曾國藩自己的湘軍去鎮壓，曾國藩也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軍權。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都取得了相當大的軍權。我覺得太平天國一個重要的後果，客觀的後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關兩百年來，漢族人第一次有了相當的權力了。
曾左李要造槍炮，遇到朝廷內部的阻力有多大，我舉個例子。打仗要傳遞信息，當時還靠馬來送情報，在1868年的時候，外國已經有電報，李鴻章向朝廷申請說，要發電報。朝廷堅決反對，這是狄夷的東西，跟當年說林則徐一樣，狄夷可以用，我們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讓修電報。李鴻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反駁回去了。朝廷列了一個理由，是什麼呢？中國講祖宗崇拜，我們世世代代祖墳都埋在地下，而電線當時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會有電流通過，電流通過就驚動祖墳，就會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絕用電報。
李鴻章後來當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到1879年，他自己沒有經過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總督衙門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電線，通過這個電話可以指揮多少個炮台，覺得太神奇了，同時這邊說話那邊能聽得見，這對打仗來說作用大了。他覺得很好，讓其他官員來試，那些官員一試覺得確實好，最後朝廷也覺得這個好，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發電報了。從李鴻章1868年開始不斷地提要求，到1880年才同意，加個電報又不是搞政治體制改革，並且帶來的好處是最顯而易見的，一個正常的政府都知道，我跟別人打仗，不斷有農民起義，不斷有別人侵略我，我要指揮，傳達命令，了解前方的信息，我覺得不需要一個高端民主的政府都能看出來好處來，但清政府居然經要過12年的時間的思考，最後才決定建電報。
清朝始終堅持天朝上國的面子最後害了自己
清政府有心理障礙，覺得狄夷的東西我們不能用，為了克服這個心理障礙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其它事阻力會有多大。更大的困難來源於修鐵路。李鴻章也是從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來，跟恭親王說要修鐵路，他覺得修了鐵路對運兵很有好處。恭親王也覺得應該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來，後來李鴻章提了，一提那也就是一片反對之聲，譴責他，說他是漢奸，說修鐵路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橋，這會驚動地神、山神、河神，這些神靈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把這些神靈都得罪了怎麼辦？李鴻章每次的奏摺都說修鐵路會帶來利益，哪兒修鐵路，哪兒就發達。這也讓衛道士們抓住了把柄，他們說這正好證明了鐵路修到哪裡，哪裡人心就變壞，因為聖賢書上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鐵路經過的地方，純樸的民風會變壞。還有人說，修了鐵路之後，陌生男女在悶罐子幾天幾夜，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但李鴻章因為他有修電報的經驗了。他就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建了北洋水師，北洋水師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鴻章後來也沒打報告，他挖了煤之後修了一段9.8公里長的鐵路。他覺得，用這段鐵路來拉煤，讓大家適應一下，感受到它的好處。但李鴻章知道，欲速則不達，他在上報給朝廷的時候得用一些中國人最熟悉的詞來報告一個新事物，他打奏摺的時候就說修了新馬路，因為確實沒有規定這種東西必須叫做鐵路，朝廷也沒有介意。
李鴻章很聰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他沒有用蒸汽機拉煤，而是用幾匹騾拉一個車箱，車廂里有煤，在鐵軌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來。他想有個適應過程，但是負責修唐山煤礦和小鐵路的英國工程師一看覺得太荒誕了，你修了鐵軌，用騾拉著車皮。他覺得這是中國政府沒有錢，買不起蒸汽機車，正好唐山煤礦有個鍋爐，當時沒有用，他沒有報告給李鴻章，他自己就把它改裝成一個蒸汽機車，把它弄到鐵軌上了，鐵軌上拉了長長的車皮，還裝滿了煤，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機會響，把大多數人嚇得魂飛魄散，覺得這是妖魔鬼怪，馬上就報告給了朝廷。
這下朝廷知道了，原來你李鴻章是修了一個鐵路用來運煤，就讓李鴻章把鐵路拆了。李鴻章也很狡猾，他做事總是打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諱的就是蒸汽機車，他就把蒸汽機車撤掉，又恢復到用騾拉車皮。到1883年，到中法戰爭比較緊張的時候，李鴻章說，北洋水師需要煤，還得用蒸汽機車拉，朝廷同意了，所以又恢復到把蒸汽機車調到鐵軌上，又恢復這9.8公里用蒸汽機車拉。
電影《讓子彈飛》用的就是這個情節，電影裡的情節不是編出來的，這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的洋務運動是多麼艱難。修鐵路是對朝廷有很大好處的事情，他都不干，他覺得鐵路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李鴻章做事有個特點，等機會，他知道沒有一個人全力地支持他，所以他一直在等機會，等到什麼時候？大家知道，1884年中法海戰中，整個福建水師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中國沒有現代化的軍艦，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買一些帆船，讓幾個熟悉水性計程車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江盜海盜河盜，當時水師就是這樣一個水平。
但是鴉片戰爭以來，列強都是在海上使用軍艦侵略，曾左李或者沿海的督撫都用自己地方的錢從英國、法國或者是德國買來現代化的軍艦，組建了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與福建水師。而且，左宗棠李鴻章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有現代化的艦隊，還需要一個海軍司令部來統一指揮，這幾個水師不能你用美國的標準，他用法國的標準。所以左宗棠首先打報告說，朝廷應該成立海軍衙門，所謂海軍衙門就相當於現在的海軍司令部，李鴻章也提出來說，幾支艦隊建成了，應該統一管理。但清王朝拒絕了，為什麼拒絕？統治者認為，我用狄夷的軍艦都已經是等而下之，不得不這麼做，很丟人，你還要讓我在政府機構中，我們傳統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再學狄夷，建立一個我們傳統沒有的政府機構，堅決不同意。
這個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視，這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要裁撤某個機構，侵犯了官員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個機構，給別人有當官的機會。所以在1884年馬尾海戰，一個福建水師被打沉就暴露出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南洋水師、廣東水師和北洋水師沒法增援，暴露出這些問題來。這時候左宗棠、李鴻章抓緊這個機會跟朝廷打奏摺，說一定要建海軍衙門，朝廷到現在才知道建海軍衙門的重要性，才同意了。這個事情也說明了清王朝的變革總是非常被動的。像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是多麼忠於朝廷的大臣，他們拿地方自己的錢建立艦隊，說應該由中央來指揮，中央居然拒絕，我不要，我不指揮，他覺得面子上過不去，非要一個艦隊被打沉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知道要建立一個海軍衙門。
海軍大臣相當於現在的海軍司令，慈禧當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親王奕譞來當海軍大臣。他一上任後，李鴻章就對他說，我的北洋水師很強大，請你到天津來視察北洋水師。奕譞一視察北洋水師，他沒想到現代化的軍艦這麼厲害，大炮打得又很準，海浪那麼大，他覺得站在軍艦上非常威風。李鴻章就借這個機會說，為什麼軍艦能在海上跑那麼快，就因為他要靠鍋爐的動力來推進。但是我們這一次檢閱用的煤靠騾車，得多少騾車拉多少個月，我們這一次就用完了。你要打起仗來，還用騾拉煤嗎？跟不上的話，這些軍艦在港口就等著挨打。
奕譞曾經也是反對修鐵路的，這時候他才明白修鐵路運煤的重要，李鴻章就跟他建議說，你應該用海軍的名義給朝廷打報告，中國應該大規模修鐵路。奕譞說，我現在提了，反對的力量會很大，現在不是時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鐵路抓緊時間修。有他的支持，李鴻章也不用打報告，大張旗鼓就這麼修起來了，把這一段鐵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師的碼頭。1888年醇親王奕譞覺得時機成熟了，他用海軍司令部的名義給朝廷打了報告，說軍隊有個軍艦，有了碼頭，需要修鐵路運到碼頭。這個奏摺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讓各位大臣討論，應不應該修鐵路。因為奕譞權力很大，這時候反對的和贊成的意見就半對半了。
這時候地方大臣張之洞就出來表態了，他覺得應該修鐵路。在諸多大臣的贊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國修鐵路。從李鴻章1872年提出來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間經過了17年，修個鐵路又不是一個什麼侵害官員利益的事，是帶來好處的事，他都要經過17年，你說他還能做出什麼政治體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終堅持自己天朝上國的面子，實際上最後是害了他自己。
滿清皇族內閣
上綱上線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在文革達到頂峰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還面臨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他感覺所有外國國家都是我的藩屬國，雖然他被英國、法國打敗了，但他還是不承認我們之間是平等的關係。所以清政府遲遲不願意成立外交部，成立外交部就意味著我承認和英法等國家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上司。清政府想了一個什麼辦法呢？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五口通商，即五個城市允許外國人居住、經商，這個五個城市是上海、廣東、福州、廈門，寧波，都在南方。清政府設立了一個南洋總督，專門來和外國人打交道。他為什麼要這樣？他覺得別看你把我打敗了，但是你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證明我還是天朝。
所以，他就規定長江以南，凡是跟外國人有交往的事務由南洋大臣來處理，長江以北跟外國人打交道的事務北洋大臣來管。另外，清政府特別不喜歡外國人到北京來，他們規定外國人有什麼事先跟北洋大臣談，北洋大臣如果解決不了的再到北京來，反正從天津到北京也近。北洋大臣事實上就成為中國的「外交部」，這樣地方官員就獲得了外交權，這個權力不得了。你看如果我們還是閉關鎖國的話，只有河北省委書記有權力和外國人打交道，那河北省委書記的權力你想想大到什麼地方去了。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是天朝上國的面子，把外交權交給地方，尤其交給北洋大臣，而李鴻章又能幹，利用權力做了很多事。袁世凱也能幹，也做了很多事。
我們看，無論是建電報，修鐵路還是建外交部，反對派不從技術層面反對，而總是用孔孟之道的理由來反對，一直上綱上線。所以上綱上線是中華文化的傳統，這個思想在文革就達到頂峰了。中國的清政府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後，他才願意做一點點改變。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為什麼中國會慘敗呢？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剛才我講過，軍隊需要運煤，需要建鐵路。鐵路一修通之後，李鴻章在1890年又看到，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也修通了，而且俄國到中國東北的運兵速度比我們快。這時候日本的野心也開始顯露出來了，所以現在最緊迫地不是修從北京到漢口的鐵路，而是打通山海關，修天津到奉天，就是現在瀋陽的鐵路，再從奉天修到各海軍碼頭的鐵路。朝廷一看李鴻章的建議，覺得他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全力修這條鐵路線。但是這條鐵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為什麼停工了，因為這時候慈禧要用海軍的錢修建頤和園。我想，她為什麼要用海軍的錢，仔細一查就明白了，李鴻章是用海軍的錢修鐵路。
所以慈禧就用了這一大筆錢來修了頤和園。北洋水師到後來也無法進行正常的維修，這時候你們也知道，這十年間世界的軍艦造船技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動力和射速更快了，而日本恰恰是晚了中國10年建的海軍，他是針對北洋水師建起來的，他的裝備比北洋水師少，但是軍艦航速快和火炮射速比清朝的快，你五分鐘發兩發，我五分鐘發五發甚至六發，就比你強。在建立海軍上，日本與清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想方設法撥款買軍艦。因為明治天皇本身就是省吃儉用來給買軍艦籌款的，國家元首都這樣做了，老百姓看了很感動，當然也會跟著做。而我們清政府是把海軍的錢來修園子，所以我覺得根本不需要打仗了，打仗之前就知道誰勝誰負。我們知道在民主的國家裡，應該有國會，國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審議財政，即使是皇家，錢也不能亂用。但中國人根本沒有這個觀念，我當皇帝，是我打的天下，我想怎麼用錢就怎麼用錢。
我們看，近代的革命都是跟財稅有關。英國貴族不滿意國王隨便徵稅，他們聯合起來跟國王談判，英國國會是怎麼建立起來，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最後確定了國家不能隨便徵稅，如果要徵稅得通過國會的同意。美國獨立也是，它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跟他徵稅，但美國人說，我沒有人在英國國會裡當代表，我就不納稅，無代表就不納稅，美國人就跟英國人幹起來了。
慈禧實際上沒想到甲午戰爭是清政府滅亡的重要一步，而這一步就跟她亂花錢有關，最終害了民族害了社會，最終也害了政府。清政府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這個改革是由幾個讀書人來承擔了，整個政治體制變革，如果說最高權力者慈禧不支持，我覺得他們是很難成功的。而恰恰由於光緒與慈禧，一個是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一個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又有矛盾。這群想要進行體制改革的是體制內最邊緣的這一群人，他們終究還是體制內的，當清政府把他們用最激烈的手段鎮壓之後，那麼承擔起改革任務的就是體制外的人，由體制外的人來進行這個變革，那性質就變了，就要推翻清王朝，那就是革命了。
戊戌維新雖然被鎮壓了，但是它的意義還是很重大的。首先我講一個細節。那天晚上慈禧連夜回京，從頤和園趕回了宮中，把光緒和其他的大臣都叫來，讓光緒跪在左邊，其他大臣跪在右邊，訓罵光緒，她說，你為什麼要聽康有為的話。光緒皇帝說，我倒不是聽康有為的，是因為康有為說要變法，我覺得現在洋人老欺負我們，我們只有用洋人的方法才行。這其實也就是當年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另一種說法。但是慈禧一句話就把他回絕了，她說，按照你的說法，祖宗的法子就不靈，洋鬼子比祖宗還靈？
祖宗家法是慈禧的工具統治者弘揚傳統總有實際考慮
慈禧訓光緒，她說祖宗的家法不能變。祖宗的家法是什麼呢，就是皇位繼承法。但是其實慈禧是最不遵守祖宗家法的，她的兒子同治皇帝死後，按照皇位繼承法就應該是這個皇帝的下一輩，找一個男性當皇帝。但慈禧說不行，得從同治皇帝同輩人中找一個人當皇帝，這是嚴重違反了皇位繼承法的。當時1875年，就找到光緒這麼一個小孩，她為什麼要這樣？因為如果是她兒子的下一輩當皇帝，那麼權力就掌握在了那個小皇帝的父親或者母親手上，她自己的位置很低了。當23年後的戊戌維新，她又覺得這會違反到她的權力了。所以我們看所謂的家法，就是慈禧手中的一種工具，當家法威脅到她的權力時，她一定要變。但是變革威脅她的權力的時候，她又強調傳統。所以我現在一聽到有人說要弘揚傳統，發揚傳統，我總要問一下，是什麼人在提倡和發揚什麼樣的傳統，他背後的真實的目的是怎樣的？統治者一般來說是不會輕易地去弘揚什麼，他總是有背後實際的考慮的。
戊戌維新有三個後果：第一個，中國的政黨政治實際上是從這兒開始的，雖然當時沒有政黨，但是知識分子開始組織學會，在一起探討政治，並且有的學會是有綱領的，你認同才可以加入，不認同不可以加入。包括一些小團體選舉領導人，中國的政黨政治實際上是從這兒開始的。第二，維新派雖然沒有什麼權力，但是聲勢造得很大，為什麼？梁啓超影響太大，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在報紙上的論爭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才知道原來報紙是天下之公器。
第三，社會的解放，尤其是婦女解放。康有為早就看到了小女孩纏腳的痛苦，但是不敢提，因為提了之後要遭遇很大的社會壓力。直到戊戌維新的時候他才提出解放天足，而且他知道光靠呼籲是沒有用的，他還組織了各地的學會，比如說成了一個「天足會」，總部設在上海。他們到民間去放幻燈片，講纏足對骨骼的殘害，他們勸農民，說富人家可以纏足，但是你是一個窮人，還得靠女兒幹活呢，她纏了足怎麼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我認為天足會確實是對婦女的解放起了作用的。
再說到慈禧與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她想廢掉光緒，但是西方列強不同意廢掉光緒，慈禧就不敢廢，所以慈禧覺得光緒是個隱患。慈禧曾經說光緒皇帝身體不好，法國駐華大使說，讓我們帶法國醫生去看看，慈禧也不敢不讓人去檢查，檢查之後說光緒帝沒有什麼大病，只是被關的時間久了，精神不太正常。
這時候慈禧看到了一個力量的存在，就是北方的義和團，義和團獲得了一些士紳的支持，但是慈禧從來沒有對它表過態。這個時候有人跟慈禧說義和團，刀槍不入有神術，能夠打敗洋鬼子，她就有點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派了一個大臣叫趙舒翹，說你去看一下。我們知道中國專制社會下級官員總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情的，他出京之前，有幾個大臣就跟他說，特別希望慈禧利用義和團廢掉光緒。所以趙舒翹回來就對慈禧說，我確實見到了一群可以刀槍不入的人。慈禧就說，他們可以進京。義和團就進了北京，官方給他們發糧，這些人覺得自己很英勇，很正義，又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所以行為很極端，開始殺洋人，殺跟「洋」有關的中國人，包括戴眼鏡的中國人，包括賣洋貨的鋪子也燒了不少。那外國人就提出來，我要派軍隊來保護使館，慈禧就面臨著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意味著宣戰，但她覺得外國人實際上要想把她自己廢掉，讓光緒重新掌權，所以她向八國宣戰了。當時朝廷上有幾個大臣說，我們和其中任何一個國家打仗都敗的那麼慘烈，向這麼多國家宣戰，絕對是打敗仗。最後大家都知道，八國聯軍進北京。
慈禧在西逃途中，這時候就準備向外國人求和了。在西逃途中她說了之所以釀出這麼巨大的禍害，都是義和團造成的，所以她下令剿滅義和團。我覺得官民雙方都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作為政府來說，不要輕易鼓動民心民意，群眾本身都覺得自己很正義，行動肯定要過激，過激的話政府就很難收場，最終會造成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對立。民眾不應因為自己的事業很正義，又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就行為過激。最後會成為政府的替罪羊的。
慈禧鎮壓了體制內的變法孫中山才開始有市場
慈禧鎮壓了體制內的戊戌變法之後，體制外的孫中山就開始有市場了，他的革命黨就誕生了。他自己都回憶說，在1900年以前，幾乎沒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後，他開始感覺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還很少。但是從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漲起來，為什麼？因為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了俄國，這場戰爭打了一年多。日本大勝的這個結局這個對中國人的刺激很大，實際上比在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還要大，為什麼？因為這是世界近代史以來，被認為落後的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這讓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體制先進，小國也是可以打敗大國的，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商人、讀書人要求君主立憲，君主立憲派一下子就成了社會中堅力量。
慈禧也不糊塗，她宣布1905年預備立憲。她一提出立憲，一下子萬眾歡騰，覺得朝廷從上到下邊的變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從下往上，社會容易動盪，代價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憲，張燈結彩，編歌的，遊行的，喊大清皇朝萬歲萬萬歲。君主立憲應該從改官制入手，這個也是對的，但是這個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凱，袁世凱是當時權傾一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雖然非常有才幹，但他的問題是太年輕，沒有足夠的權威。有一次開會，一個八旗官員就拿著槍，對著袁世凱說，你別太猖狂了，你只是個奴才，不用你來規定誰幹什麼，誰幹什麼。還有，袁世凱提出來改官制，首先要把軍機處撤了，要把太監製度給撤了，那太監一聽說了，100多個太監把袁世凱圍起來拳打腳踢，後來是慶親王奕劻把他給拉了出來。
很多舊的機構，像理藩院、鴻臚寺這些機構都要撤銷，但這些機構都是滿清貴族當權，他們覺得天下都是愛新覺羅的，我當官我掌權。袁世凱說我要到廣東閱兵，不管這件事了。這時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軍機處不准撤、太監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這時她又搞政府體制改革，這個體制改革不搞還好，一搞就更有問題了。問題在哪兒呢？它打破了原來形式上的滿漢平等，在新的機構中，滿族人的權力占了絕大多數，使很多漢族人心裡很不滿。本來大家都支持維新，都支持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這時候支持她的立憲派開始質疑了，說你是假立憲。而我看到梁啓超給他老師的信說，他和孫中山已經在日本開始論戰，因為孫中山覺得革命力量開始形成了，孫覺得這時候可以開始和立憲派爭奪了。實際上從1905年經過日俄戰爭之後，一批原本愛國的留學生，覺得清政府賣國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後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三種力量：一個是立憲派，主張改革；一個是清王朝，決定按原狀維持下去；一個是弱小的革命派，他們已經組建了同盟會。這三種力量，從1905年開始對立。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
我們剛才講到，清政府宣布立憲的時候，支持立憲的人多，但後來大家覺得受騙了，所以梁啓超給康有為的信中就談到這點，說在改官制沒宣布之前支持我的東京留學生特別多，改官制一出來，支持孫中山的人就開始多起來。梁啓超在1907年寫了一篇文章，我覺得特別重要，這篇文章的題目叫《現政府與革命黨》，其中有一句話我覺得是經典，他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他看到了現政府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會讓革命發生，但清政府看不到這一點。
清政府在1908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它在理念、過程與具體規範的結構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憲法的影響，但清王朝覺得日本天皇權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權利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對日本明治憲法進行了改動。比如說在日本明治憲法中，規定的百姓的權利是14條，清朝的只有9條。歷史學界對於清政府的立憲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據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麼樣，中國有了憲法，有了資政院，認為他是真立憲。有的人認為，他做的很多東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沒做，是假立憲。我覺得這是標準問題，說他是真的有道理，說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受眾、被統治者認為它是真還是假。
日俄戰爭之後，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開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趕上了維新派，趕上了改革派。清政府這時還是沒醒悟過來，在1908年8月，統治者發出一個通緝令，事實上要通緝梁啓超，說梁啓超罪大惡極。這時候革命派說，你梁啓超天天跟我們說政府是好的，會進行改革，現在他通緝你，結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對手。慈禧在1908年這時候，根本沒有感覺到形勢緊張，還耿耿於懷十年前梁啓超跟光緒皇帝在一起的維新，她沒想到把梁啓超為自己所用。這一下革命派高興壞了，通過搞改革，這是最好的方式，結果梁啓超成了最大的敵人，這是梁啓超的悲劇。這也是清王朝的悲劇，你本來就岌岌可危了，你還把一個替你十幾年在海外跟人論戰，來替這個王朝辯護的人，反而把他當成罪犯抓起來。
這時候立憲派就要求加速開國會，從1910年開始，幾次要求開國會。每次開國會都是士紳，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會的領導人。第三次開國會的時候，上海的商會副會長沈縵雲組團到北京請願，他就跟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說，朝廷主動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不希望社會動亂，不希望革命，而希望從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覺得天下還是我的，我們想做什麼做什麼，你沒有資格來要求我們幹什麼。
清政府對立憲派進行了幾次鎮壓，你鎮壓一次，就會損失一些立憲派的人。立憲派本來很溫和的，但鎮壓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這時候立憲派就開始激烈化。而沈縵雲的請願被拒絕後馬上就打道回府，他覺得不能和這個政權聯繫了，他臨走之前說了那一句話我覺得特別重要，「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人事已盡」。他一回到上海，就領導上海商會集體參加同盟會了，上海商會本來是與同盟會對立的，現在就證明了立憲派承認自己失敗了，革命勝了，革命與改革的賽跑，革命勝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時候，因為壓力很大，成立了內閣。但是他成立的內閣裡面皇族成員占絕大多數，立憲派現在更覺得你根本不想改，13個內閣成員有9個是滿族人，滿族人中又有7個是皇族的。剛才說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於是立憲派趕緊去跟朝廷談判，說按照內閣的原則，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但是我們認了，皇族成員可以當內閣閣員，希望朝廷也妥協一步，總理大臣別讓皇族成員當，哪怕是個不是皇族的滿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還是很傲慢，說你們太囂張了，說天下是愛新覺羅的，你們怎麼能來決定皇室做什麼不做什麼，你們就是奴才。
所以這時候最富的人也覺得無路可走了。沒過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因為清政府早幾年同意全國修鐵路，但政府修著修著沒錢了，就下一紙諭令允許民間的鐵路公司修鐵路。而民間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鐵路收歸國有以後，又不願意按照市場價去賠償，他總覺得讓你修，是讓你發財，是我的政策好，我現在就要收回，你必須聽我的話。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運動就爆發了，緊接著武昌的新軍就展開起義。
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取得勝利以後，建立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並得到了立憲派首領、富商湯化龍出來的支持。中國當時商人是有商團，湯化龍發言號令，東南各省的商人都紛紛起來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裝都很厲害，是革命黨和商團聯合起來就開始革命了。這時候各地紛紛獨立，你看江蘇，士紳力量大，說獨立就獨立了。還有廣東，在4月份的時候的黃花崗起義，打的那麼厲害，而在這時候，商會領導跟兩廣總督一商量說獨立吧。兩廣總督說，我是清朝的官員，但我不反對你們，我自己偷偷跑了，你們就宣布獨立吧。
獨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為比較保守，就山西和陝西獨立了。當時整個大局還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個富商，本來是清政府的官員，回去開礦，又開銀票，他表示支持閻錫山，給了他大量的錢，閻錫山就在山西獨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塵埃落定之時才決定支持誰，而現在商人也起來革命了，我覺得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商人覺得清政府氣數已盡；第二，對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權。再看，清朝的漢族官員在各省紛紛獨立的過程中沒有人自殺，1850年太平軍打來的時候還有不少官員自殺、殉節，而這個期間沒有一個漢族官員自殺。
我們可以看出，從1906年改官制開始，漢族官員心裡頭是有抱怨的，因為清政府太偏重滿族官員，而不重視漢族官員。清政府看到獨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內連下三道詔令：允許組黨、釋放政治犯，制定憲法等。但問題是這個時候你已經完了，你再做什麼都晚了。大家都知道嚴復，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裡面說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說如果早一個月做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清政府的滅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誤導致的，他是步步被動，他總是在下一階段才做上一階段應該做的事。甲午戰爭之後，他都不願意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到了庚子之亂之後才開始提出預備立憲，接受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由於他不改革，社會矛盾積累得越來越多，而民間的激烈情緒越來越大，人們甚至覺得，我寧願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甚至同時魚死網破。
我總是覺得，從歷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會有對政權極不滿的人存在，而這種人只要你社會制度比較好，社會比較公平，他們永遠是在社會的邊緣，成不了氣候。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很多，而統治者又不願意改革，不通過改革來緩解矛盾的時候，這就是梁啓超說的，給革命提供的一個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激烈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統治者呼籲，真正地告別激進，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所以我講的這兩個多小時，實際上就是在詮釋梁啓超的一句話，「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
來源：節選自《中國的脈動：近現代史名家講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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