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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十五位院士 都沒有擋住又一個嚴重肢解長江的工程

——鄱陽湖攔湖工程——又一個嚴重肢解長江河流生態系統的工程

過去的一年對鄱陽湖來說是災難的一年,2016年6月份上游水庫調度出錯,大量泄水與提前到來的雨季在長江中下游發生惡劣遭遇,造成嚴重洪災;洪災剛過,7月中下旬鄱陽湖提前近四個月進入了枯水季節,至今已經持續了半年多。

走一步看一步的棋手不是高明的棋手。為了把長江洪水在三峽卡住,於是就建造了三峽大壩工程;為了解決三峽水庫的淤積問題,於是在上游再建許多水庫大壩攔截礫石和泥沙;三峽水庫和上游水庫群汛後蓄水導致鄱陽湖長時期湖底朝天,於是要建鄱陽湖攔湖大壩工程。長江大開發就這麼走一步看一步走到今天這個無法收拾局面。

一、鄱陽湖的生態災難和三峽工程

鄱陽湖位於江西省北部、長江南岸,湖面面積3283平方公里(當湖口水位海拔21.71米時),是中國面積最大的淡水湖。長江五條支流,贛江、撫河、信河、饒河和修河流入鄱陽湖,然後經湖口進入長江,平均每年流入長江的水量多達1460億立方米,相當於三條黃河水量。鄱陽湖是長江邊吞吐型的湖泊,(長)江、(鄱陽)湖處於一個共生和互相補充、動態平衡的關係。鄱陽湖又是白鶴等珍稀水鳥與江豚等珍稀魚類的重要棲息地。王勃在《滕王閣序》描寫鄱陽湖景色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成為千古絕唱。但是如今的鄱陽湖到了秋天,湖水幾乎乾涸,只剩幾條細流,茫茫一片草原,哪裡還有浩淼的湖水與藍天共一色的美景?

2003年6月三峽工程開始正式蓄水後,鄱陽湖枯水期提前、延長,湖底朝天的消息年年不斷。有人指出,這是三峽工程逆調蓄和清水下泄的結果,但是三峽主上派不承認,認為可以通過三峽工程的調控加以解決。江西省政府在《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介紹》中專門用一個章節來解釋三峽工程“拉空”鄱陽湖的作用。

首先是三峽工程清水下泄沖刷引起的河道下切,降低了長江下遊河道水位,同時也拉低了鄱陽湖水位。鄱陽湖是長江邊吞吐型的湖泊,江湖共生,有吞有吐。如果長江河道湖口處水位因三峽工程清水下泄下降1.89米,此時鄱陽湖的水位高,必然向長江吐水,湖水水位跟著下降,可能出現湖底朝天、成為大草原的現象。2015年1月18日湖口水位7.74米,鄱陽湖通江水體面積僅為266平方公里(豐水期最大面積超過5000平方公里),為湖面面積3283平方公里的八分之一。鄱陽湖湖區數十萬居民也因出現的長期低枯水位而面臨缺乏飲水水源的困局。湖底在枯水期經常變為草原,使鄱陽湖淤積加速,並使湖底甲烷排放量增加。

第二,三峽水庫的逆調節,導致的長江中下游在汛期到來時徑流增加,而在枯季到來時徑流減少的現象。普遍對水庫功能的認識是,水庫可以在汛期攔蓄洪水,減小下泄的流量而保證中下游地區安全渡過洪水期;汛期攔蓄在水庫中的水量可以在枯水季向中下游釋放,以彌補該時段大壩下游地區水資源的不足。但是三峽水庫的運行計劃和人們想像的正好相反,汛期到來時,三峽水庫加大向中下游的下泄流量,為的是降低三峽水庫壩址處的蓄水位,保證在流量大的洪水到來、水庫水力坡度增大時,庫水不會淹沒庫區的城鎮,特別是位於庫尾部分的涪陵市和重慶主城。二十多年前筆者指出,三峽水庫不是平湖,而是斜湖,特別是在三峽工程發揮所謂防洪效益時。這個水力坡度隨流量的增加而增加,隨流量的減小而減小。正因為三峽出斜湖,所以每到汛期到來時,三峽水庫必須加大下泄流量,降低水位,以保洪水期間庫水不淹沒庫區城鎮,此時根本無心顧及增加下泄流量對大壩下游地區所造成的威脅。每當枯水季到來,長江流量開始減小,水力坡度也隨著減小,三峽水庫就抓緊利用這個機會攔截長江本來就不大的流水,減小對下游的水量,抬高三峽水庫水位,增加三峽工程在枯水季的發電量,根本不可能想到此刻下游地區對水資源的需求。

第三,上游水庫群的乘數效應。為了“解決”三峽水庫的淤積問題,攔截進入三峽水庫的礫石和泥沙,並結合西部大開發,在三峽大壩上游建造了諸多的水庫大壩。中華文明本是水文明,古人擅長水利工程,聞名世界,但古人不推崇水庫大壩的建設。到1949年中國只有二十餘座大壩,絕大部分是日本人於侵華期間在原滿洲國建造的。如今中國擁有世界上一半的水庫大壩。到目前為止,三峽大壩單獨運行已導致鄱陽湖湖口水位降低最大值為1.89米;考慮上游的溪洛渡、向家壩、瀑布溝等五座水庫的蓄水影響,則湖口水位降低最大值為2.95米。而三峽水庫上游在建和計劃要建的白鶴灘、烏東德、金安橋、兩家人、雙江口、兩河口等水庫大壩超過五十座,湖口水位將繼續降低。

為了鄱陽湖攔湖工程的上馬,江西省政府把鄱陽湖生態災難和三峽工程的關係攤到了桌面上。

二、一位當年為三峽工程投了棄權票的人大代表有話要說

吳康民,又稱康老和龍七公,是來自香港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五、六、七、八屆(1975年至1998年)代表,因為他和溫家寶夫婦的特殊關係而被認為是通天的。吳康民參加了1992年對三峽工程的投票,並投下棄權票。2015年1月7日吳康民在《東方日報》上發表了《鄱陽湖乾涸——三峽發警號》的文章。吳康民在文章開頭就指出鄱陽湖嚴重生態災難是三峽工程造成的:“據報道,近日江西省鄱陽湖正面臨乾涸的危機。在最近的枯水期,鄱陽湖的大片湖區變成大草原,大湖區變成小河溝。此外,去年十月下旬,鄱陽湖已經進入了十二米的枯水位,提早了二十四天;八年前更創下枯水期長達二百六十天的紀錄。對此,專家們指出,這是三峽工程建成之後,對鄱陽湖造成的嚴重生態災難。”

緊接著吳康民回憶了他所參與三峽工程的決策:“當年,中央提請大會通過的三峽工程上馬議案,是早有準備的。主張上馬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鄒家華、水利專家錢正英,都作了充分說明。在早前的論證會議上,有的反對派,即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人,都不讓參加。有份參加的,但最後沒有在論證書上簽名的,也有十幾位專家。在那一次大會上,我們已經感覺到當局上馬的決心非常堅決,但大會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令會場內外都議論紛紛。然而,在我們這些港澳代表之中,沒有一個是水利專家,甚且連學土木工程的人也沒有,當然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

1992年4月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三峽工程的恐怖氣氛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種恐怖氣氛是民主決策所需要的嗎?人大代表對三峽工程決策的信息都來自李鵬、鄒家華和錢正英,而對反對派的意見根本不了解。在投票前,代表能感覺到當局上馬的決心非常堅決,他們是憑這種感覺去投票的。

吳康民尖銳地指出:“事實上,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領導人拍板定案。過去,社會上有一句順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現在,這種風氣禍延至科學論證,變成科學論證也不如領導人的講話。”三峽工程的上馬,最後還是鄧小平說了算。

吳康民認為,當年說上三峽工程是為了解決長江中下游的洪水問題。三峽工程建成,卻種下了新的禍根。如今鄱陽湖的乾涸危機,只是其中之一。至於生態環境改變,致使多種動植物,特別是魚群,難以存活。山體崩落和滑坡、地震或戰爭的風險更加不用說了,那可能造成比水災更大的災難。

這是一位參與三峽工程投票的人大代表的親身感悟。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參與者能把親身經歷和感想寫出來,留給後代。讓歷史對三峽工程決策作出公平的判決。

三、2016年是鄱陽湖災難的一年

過去的一年對鄱陽湖來說是災難的一年,2016年6月份上游水庫調度出錯,大量泄水與提前到來的雨季在長江中下游發生惡劣遭遇,造成嚴重洪災;洪災剛過,7月中下旬鄱陽湖提前近四個月進入了枯水季節,至今已經持續了半年多。

2016年6月18日鄱陽湖流域就進入雨季,時間較往年大為提前,降雨較平均年多出百分之十,問題本不嚴重。但是長江上游干支流主要的大水庫(含上游已納入聯合調度的21座梯級水庫和漢江、清江、洞庭水系及鄱陽水系等支流上的控制性水庫)共有總調節庫容約800億立方米,防洪庫容約557億立方米。按照國家防總的命令,這些水庫必須在6月10日之前將防洪庫容放空,保證工程的所謂防洪效益,特別是保證大壩在洪水期間的不發生潰壩的惡性事故。鄱陽湖在長江入口湖口處人為增加的流量在557億立方米以上(超過黃河一年的流量),其中約百分之四十來自三峽水庫,平均流量人為增加約為每秒7090立方米。上游水庫的大量泄水和提前到來的雨季在鄱陽湖流域發生惡劣遭遇,使洪水位抬高約兩米。此時,非國家防總控制的水庫也在雨季到來時紛紛緊急泄洪。6月20日晚鄱陽縣濱田河發生潰決。潰堤事件造成全縣29個鄉鎮受災人口共51.11萬人,其中緊急轉移人口5.04萬人,急需救助人口1.61萬。水庫潰壩2座、受損堤防189處、水閘37座。農作物受災面積61.8萬畝,成災面積51.73萬畝,絕收面積15.18萬畝。公路中斷12條13處,沖毀涵洞15道,損壞橋樑5座。有2.6萬棟農房受淹,其中倒塌近300間。初步統計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7億元,其中農業損失2億多元。

剛剛經歷了6月底的洪水災害,創傷尚未痊癒,從7月中下旬開始,鄱陽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鄱陽湖提前進入枯水期,比常年整整提前了四個月!

根據水文數據,1956年至2002年期間,鄱陽湖進入枯水期時間平均為12月1日。2003至2015年期間鄱陽湖進入枯水期平均為10月下旬,2016年提前到7月中下旬。鄱陽湖生態危機明顯加重。

四、鄱陽湖攔湖工程進入到決策的最後階段

為了減輕三峽工程以及上游諸多水庫放蓄水對鄱陽湖的不利影響,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及江西省委和省政府提出建設鄱陽湖攔湖工程(官名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2010年成立了江西省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辦公室,專門負責工程項目報批的公關工作。2012年3月江西省省長鹿心社作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力爭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儘早獲得國家批複並開工建設”。

對於建設鄱陽湖攔湖工程,最初有十五位院士上書國務院,表示堅決反對建設這個工程,更有一百多個環保組織提出置疑和反對意見,比較典型的是世界自然基金會,他們認為:鄱陽湖是東亞最大的冬季候鳥天堂和江豚最大的野生種群棲息地,在全球生態格局中的生態地位具有無可替代性。而周期性的水位波動和自由連通的(長)江-(鄱陽)湖關係正是鄱陽湖的生態價值所在。環保組織認為,建設鄱陽湖攔湖工程,是用建設三峽工程的辦法來抵消三峽工程遺留的負面影響。這句話來自歐洲工程界的一句名言:技術工程帶來的錯誤是不能用技術工程來修正的(參見:王維洛:老路?邪路?死路?——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從2009年到2016年11月,似乎反對意見佔了上風,只有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執意要上鄱陽湖攔湖工程。

事情發展到2016年11月23日發生了大的變化。這一天江西省委和省政府發布了《日江西省鄱陽湖水利樞紐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第一次信息公示》。這表明,鄱陽湖攔湖工程已經進入到決策的最後階段。

2016年11月28日,江西省水利廳在回復澎湃新聞的問詢函中提到,早在2011年(!)該工程的“六大課題”研究報告已經在北京通過審查!2010年1月,江西省人民政府邀請韓其為、王浩、李文華、劉興土、曹文宣等五位院士領銜開展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六大課題”的研究。僅僅時隔一年,2011年1月,江西省政府在北京召開“六大課題”研究成果評審會,通過並驗收了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的最重要的結論是:“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一些不利影響,通過採取科學的措施與方法,可以降低或減緩這些不利影響。”

筆者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關於鄱陽湖攔湖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結論,和三峽工程的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結論如出一轍。以馬世駿院士為首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生態環境一組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是一些不利影響是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生態環境一組的顧問侯學煜院士認為,結論只是籠統地談到不利影響,又不能確定這些不利影響是什麼,影響有多大,當然也提不出針對這些不利影響的具體措施並評價措施的真實效果,因此侯學煜院士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簽字。例如三峽工程對鄱陽湖的影響,當時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就沒有明確地定義過,所以也沒有定出具體的人為補救措施,這才造成了今日鄱陽湖的生態災難。

希望王浩、李文華、劉興土、曹文宣等院士能吸取三峽工程對鄱陽湖負面影響的教訓,補充“六大課題”的研究報告,明確定義建設鄱陽湖攔湖工程後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可能預見的每一個不利影響及其影響程度,具體要採取哪些科學的措施與方法,評價採取措施後可以降低或減緩不利影響的程度,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不能再籠統地含糊其辭。

令人十分費解的是,為什麼一個在2011年1月已經通過評審驗收的“科學研究”報告,要保密近六年時間,到2016年底才讓公眾知道?

五、走一步看一步的棋手不是高明的棋手

棋手走一步棋,都有其道理,無論是高手還是臭棋簍子。只是高手是走第一步的時候就想到後頭的三五步,甚至更遠,而臭棋簍子則是走一步看一步。三峽工程上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臭棋。1992年2月20日至21日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上馬,21日請來水利專家錢正英對三峽工程做說明,錢正英講洞庭湖逐年淤積,已經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參加李鵬三峽日記)。於是就有了三峽工程。

三峽工程上馬後,非但沒有救了洞庭湖,現在把鄱陽湖也搭進去。按照錢正英的邏輯,洞庭湖逐年淤積,已經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那麼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建成之後,鄱陽湖也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在哪裡還可以再建一個類似三峽的水庫來代替呢?

建造鄱陽湖攔湖工程,只是一步棋,下面幾步怎麼走?是不是還要建洞庭湖攔湖工程。洪湖、巢湖等湖泊是否也需要用攔湖工程隔開了?這些沿江的吞吐型湖泊都被隔斷後,在同樣流量下,長江的洪水位會增加多少?武漢等沿江城市的防洪怎麼辦?長江三角洲的枯水期是否會提前到來?長江三角洲的枯水期是否會延長?上海又該怎麼辦?

清華大學水利系周建軍教授認為:鄱陽湖攔湖工程是嚴重肢解和破壞長江的完整性,對長江生態和上海飲用水影響很大,更違背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原則。需要補充的是,三峽工程是第一個嚴重肢解長江生態系統的工程,南水北調工程是第二個,鄱陽湖攔湖工程是後續一個的繼續肢解長江生態系統的工程。

六、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將是最大受害者

鄱陽湖攔湖工程進入到決策的最後階段,據江西省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辦公室介紹,2012年7月,國家發改委就項目建議書徵求了長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蘇、上海5省市意見。各省(市)復函,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均表示支持或原則支持。

當年三峽工程上馬前,李鵬為總理的國務院也徵求過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意見。1991年12月12日至19日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後,28個省市自治區和18個計劃單列市的領導人組成考察團到三峽工程壩址處表態,所有省市自治區領導人都表示支持三峽工程的建設,認為這不僅是長江流域人民的事業,而且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這一工程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將有重要意義。表示支持的也包括江西省領導人。

況且上海等5省市對鄱陽湖水利樞紐表示支持或原則支持,而所謂的原則支持在工程可行性評價中是有條件的支持,關鍵在於這些省市提出支持的條件是什麼,這些條件是否可以實現的,實現這些條件的代價又是什麼。

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陳國階認為,三峽工程將來的最大受害者是上海,他認為,泥沙對於上海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過去平均每年要伸出四十米,現在沒有了。對上海有害的現在增加了。例如,長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沖刷等將加劇,對於長江口和東海漁業生態系統也將造成不利影響。未來要非常重視上海在長江流域整體開發之後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要考慮到極端氣候變化的影響。在考慮三峽工程的防洪時,考慮到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對於上海的不利影響也應該考慮到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極端情況的發生。例如,乾旱年、加上冬季三峽和上游水庫蓄水,加上南水北調調水,長江流域工農業用水和生活用水,加之海平面上升和碰到大潮,這些極端情況遭遇在一起的後果。

如今加上鄱陽湖攔湖工程,還有洞庭湖攔湖工程,進入長江口的水量和泥沙量將繼續減少,陳國階提出的長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沖刷等將比在三峽工程單一影響下更加厲害。

周建軍指出:“現在,上海的飲用水70%是靠長江,但是每年1、2月份會碰到問題——長江水進入太少的時候鹽水會入侵,三峽蓄水後的這十幾年,上海10月份的流量已經減小了7000立方米每秒。……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為了水資源而發生爭執的案例很多,如果工程實施建設,在人為控制之下很多矛盾就會出來。如果長江的湖泊支流都被人為控制之後,實際上是在長江的上下游之間形成非常大的一個相互制約機制,在不景氣或者不好的條件下,或者環境資源比較惡劣的時候,上下游就會出現紛爭。”

其實,天津就是上海的前車之鑒。上海位於長江入東海口,天津位於海河入渤海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水庫大壩建設在海河流域大規模地展開,人為控制了海河的全部水資源,導致入渤海水量不足,海水倒灌,最後只得建海河閘將海河與渤海隔開。有人會說,海河不能和長江比,這話不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也沒有人會相信,十幾年後的一天海河的入海流量會是零,就是毛澤東也不會相信,否則他不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去建設官廳水庫,最後導致永定河水枯竭。三峽工程上馬時,李鵬也不相信,三峽水庫的運行會拉空鄱陽湖湖水,造成鄱陽湖的生態危機。

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是依靠長江等河流攜帶下來的泥沙形成的,其成陸的時代並不長。三千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區浦西、浦東和其他一些區域仍處在海平面之下。根據Ren M.和C. Tseng的研究,在過去的二千到三千年中,長江河口增加陸地面積達九千三百平方公里。長江等河流攜帶下來的泥沙淤高了海灘,逐漸出現了浦西、浦東這樣的陸域,這才有了上海。依靠長江泥沙形成的土地,依靠長江的水,依靠長江的舟楫交通之便,依靠上海人的辛勤努力,上海成為了世界的大都市。因此,沒有長江就沒有上海,沒有長江的水、沒有長江的泥沙就沒有上海立足的土地。黃萬里在《哭三峽大壩開工》一詩中指出(長江)“含泥潤溽灘涂厚”這一自然過程造就了上海、長江三角洲、長江中下游平原。黃萬里生前認為三峽大壩永不可建的理由之一就是: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長江三角洲入海口處每年數量巨大的造陸運動。

在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的狀態下,保證長江口的入海流量、保證自然狀態下的泥沙入海量對於上海來說就至關重要。

2009年10月發布的《長江流域氣候變化脆弱性與適應性》報告指出,近30年來,上海沿海海平面上升了115毫米,高於全國沿海平均的90毫米。綜合國內外各方專家預測,到2030年,上海相對海平面將比2010年上升120毫米,到2050年上升250毫米。這是比較樂觀的估計,從1979年到2050年一共上升485毫米。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上海將有1/3的面積將被海水淹沒,主要集中在新開發的浦東。2015年8月24日受颱風外圍影響,上海周邊地區普降暴雨,上海全城看海,東航飛行部客艙部積水淹過小腿。直接原因是暴雨和城市排水系統能力不足,背後隱藏的真實原因是海平面上升而導致現有的排水系統能力減弱。

國外科學家對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預測要比《長江流域氣候變化脆弱性與適應性》報告更加悲觀,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南極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等,都把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列入最受威脅的地區。

鄱陽湖攔湖工程將是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點話題,希望與會代表們不要再走一步看一步,而是能多看幾步再走一步,特別要關注對長江三角洲和上海的影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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