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這一步，仍然存在通過人大進行解決的一絲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五月二十一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但仍然是黨的總書記，他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商量國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這也不失為最後的辦法，也是趙紫陽為理性、平和地解決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採納，萬里回國後，也被鄧小平阻於上海。萬里喪失了自由，只有表態支持鄧小平的軍管決定後，才獲准回到北京。據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是否來北京，怎樣表態，都在鄧小平的控制之下。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人民的權力，在鄧小平面前，是多麼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多麼地富有中國特色啊！中國人民幽默地說，人大代表們只是「啃啃雞腿拍拍手」，說得是多麼地逼真啊！
第五，最後由鄧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在64凌晨軍隊會師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的意思很明白：格殺無論
最後的軍隊進逼天安門的命令是由鄧小平和楊尚坤下的。趙紫陽拒絕軍隊入城。據有關報導，38軍軍長徐勤先接到帶兵進城的時候，他詢問軍委有關部門，進軍天安門的命令，是否有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答覆有鄧的簽字；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坤和簽字，答覆有楊的簽字；又問，有沒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答覆說沒有他的簽字。後來徐勤先認為只有軍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黨的總書記都簽了字，他才能執行進軍的命令。可見，進軍令是鄧小平和楊尚坤簽發的。而所謂的不惜代價，就是可以開槍，可以掃射，可以射殺任何認為影響進軍天安門的人們。甚至可以掃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們，因為有不少人在家裡被打死；甚至可以掃射搶救傷員的醫務工作者，因為有不少醫生在搶救中被打死。
無論是悲劇還是慘劇，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釀成的。鄧小平在錯誤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結果。中華許多優秀的兒女成了槍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國現代化陷入了專制化的泥淖，鄧小平則使自己成了歷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門事件中，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不是反革命，他們的靜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亂。如果是反革命暴亂，那是暴力是否過份的問題，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亂，是人民行施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那就是對人民行施暴力的問題，那是違憲的行為。一個黨的軍委主席未經全國人大授權，有沒有權力派兵實行戒嚴？這又是一個問題。後者暫且不說，先說天安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亂？第一，從北京全城參與的情況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亂。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裡當時參加遊行、支持學生的有數百萬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參加反革命暴亂。第二，從軍民魚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亂。據報導，軍隊進城的時候，天氣炎熱，北京城裡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隊同志說明真相，勸阻解放軍不要入城，一面給他們送水送糧送毛巾，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反革命，那有這樣的暴徒？第三，從軍隊死亡情況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亂。據參加事件的軍官吳仁華著文說，軍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軍炮兵部隊有幾個戰士在翠微路不幸翻軍，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奪去了六個戰士的生命。這是戒嚴過程中的不幸事件。二十四集團軍有一戰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時間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後身亡。他的死，也與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無關。三十九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於景祿換了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可能是想拍攝解放軍進軍天安門的全程錄影。但是，子彈沒有長眼睛，進軍天安門部隊戰士射出的子彈打中了於景祿，他中彈身亡。他中彈後由群眾抬著送到了醫院，不治而亡。還有幾位，也是在混亂中因各種原因死亡。吳仁華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隊，被六萬群眾圍在中間，群眾把十一個受傷的有病的官兵送到醫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是不會如此關心部隊官兵的身體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髮無傷。可見，天安門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亂，鄧小平實在是師出無名，開槍無名。後來，由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嚴肅的事實，不再像鄧小平那樣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了。他倆都只是說，是六四風波了，既不稱暴亂，又不稱反革命，而只稱風波。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反革命暴亂」的罪名是根本莫須有的，對人民的屠殺是毫無理由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讓我們通過歷史的比較，來看看歷史人物處理類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鄧小平與毛澤東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堅決鎮壓的態度遠遠超過毛澤東。
鄧小平經歷過兩次天安門事件，對這兩次事件的態度迥然不同。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鳴的，而對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仇恨的，堅決鎮壓的。這兩次不同事件的鎮壓者，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態度與毛澤東的態度相比，鄧比毛更加殘酷，更加無情。其鎮壓的力度和嗜血性，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更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馮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領袖。
1976年清明，相當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表達到四人幫和毛澤東本人的不滿。毛澤東知道，天安門事件對周恩來的悼念，其矛頭是對著他的。後來，悼念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發生了群眾掀汽車等事件。毛澤東發了火，說，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門，三是燒了汽車，說這是反革命性質的。他下令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群眾。但是，當時沒有發過一槍一彈，也沒有調動過一輛坦克。不是毛主席調不動坦克，毛主席像鄧小平一樣，也是中央軍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調動軍隊的，有能力比鄧小平調動更多的軍隊，他沒有調動，他不需要軍隊。在對外戰爭中，才需要動用軍隊呢。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發點牢騷，是用不著荷槍實彈的軍人來介入的。四五運動中，毛澤東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動用野戰軍。
同樣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就嚴厲多了。開始只有少數學生遊行，鄧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為動亂，大有秋後算帳的架勢。後來，學生不買他的帳，他不僅派了幾十萬野戰部隊，而且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結果，在「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坦克碾過了年輕的身軀，槍口掃射了學生、居民、救援者甚至醫務工作者。鄧小平曾經有句名言，「不怕流血」，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屠殺的潛台詞。結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兩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間，春城無處不飛花，京城無處不流血。鄧小平在向他選中的第四代領導人談話的時候，自稱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說自己「冒失地」到法國去，「冒失地」在百色發動起義，「冒失地」挺進大別山，這次又「冒失地」下令軍隊進北京，下令挺進天安門。在不怕青年學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說話，不怕歷史公正的審判這一點上，鄧小平超過了毛澤東，毛澤東相形見絀了。
為什麼兩個類似的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如此不同呢？這是因為，四五事件，學生們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運動的不滿，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同情的一面，他處境不良，有學生同情他，對他是有利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學生對他戀棧專權是有批評的，他不面壁思過，反而認為矛頭是對準他的。當聽到陳希同政治局委員向他報告學生遊行有批評他的口號時，他就勃然變色。他老人家的權威是絕對不能挑戰的。因此，他對後一個天安門事件，採取的是堅決鎮壓的方針。
同是鎮壓，毛澤東調動的是民兵，鄧小平調動的野戰部隊；毛澤東調動的只有千百人，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大軍；毛澤東使用的是木棍，鄧小平使用的是機槍和坦克。兩相比較，毛澤東還是土八路，出手留有餘地，鄧小平則現代化了，準備大規模殺戮。結果也大不相同，毛澤東鎮壓四五事件，沒有死人，只有傷者；鄧小平處理64事件，被槍殺者、坦克碾過者，官方至今諱莫如深，但通過海外報導及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與華國鋒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鄧小平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處理四人幫事件後，華國鋒面臨著處理四五事件的緊迫任務。當年，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的時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華國鋒順應了民意，給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關押的人全部獲釋，定罪的全部平反。華國鋒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袖，表現了一種敢於負責、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種敢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一種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不僅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他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的一頁，而且是敢於否定毛主席當年的結論，給全國人民心心牽掛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當然，這個事件的平反，是許多領導和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支持平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鄧小平對於他所親自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堅持不認錯，不平反，並且，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鎮壓。他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同判刑七年，對總的總書記趙紫陽非法關押了多年，並且由他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們一直將趙紫陽關押到死。當年，毛澤東對於與他一起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搏鬥的國民黨死犯，可以進行特赦，而鄧小平則把全黨選舉產生的黨的總書記長期關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後，全國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緝、審判、槍斃的高潮，一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參加學潮的許多學生職工，有的不能畢業，有的找不到工作。鄧小平堅持的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實。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五事件）的發生，他是高興的。對於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悼念一個領袖，都是在天安門，都是學生和市民進行和平的集會。然而，對於前者，鄧認為是革命的，後者則是反革命的，不僅是反革命的，還是暴亂性質的。鄧小平是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華國鋒粉碎四人邦後，鄧小平通過汪東興寫信給華國鋒，稱他為「英明領袖華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鄧小平經由汪東興轉給華國鋒一封信。信上說，「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歡欣鼓舞呢？」一旦他掌了權，地位穩固後，他卻宣稱，華國鋒這個人很壞，堅持將他趕下台。華國鋒在鄧小平的眼中，一會兒是英明領袖，一會兒是個很壞的人。他實在是個善變的機會主義者。中國古代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因此，也可以說，他是一位俊傑。
不過，對於他做的事情，他總是一意孤行，從不認錯。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明明錯了，他硬頂著說是必要的，正確的。有三個黨員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大會，被他下令開除出黨。對於六四事件，他也冒著天下之大不諱，說什麼不怕天下人反對，堅持鎮壓是對的，並且無法無天地將黨的總書記隔離到去世。鄧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堅持著他的反右偉績，堅持著他指揮的天安門事件的正確和必要。與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多麼地剛愎自用、多麼地獨斷專橫、多麼地殘酷無情啊！
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相比，鄧堅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楊則在暮年認識到六四事件是黨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張及早平反。
楊尚昆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中，開始的立場是在理性處理和暴力處理之間擺動，對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在紀念五四的會議上、在亞行會議上提出的理性處理學潮的方針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後，當鄧小平斷然決定軍管時，他倒向了軍權在握的鄧的一邊。並且充當了鄧的鎮壓方針的實際操作者。對於六四事件的流血處理，楊尚昆是有歷史責任的。但是，他一開始就與鄧的暴力鎮壓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後來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後，鄧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權勢漸大的楊家採取了果斷措施，剝奪了楊家相當一部分權力。這裡面的因素也許很複雜，他可能不希望楊家在軍隊中有太大的權力，過大的權力會挑戰他對軍隊的控制權；可能擔心自己死後楊家過大的軍權不利於樹立黨中央的權威。他自己多次演出過槍指揮黨的劇本，深知有槍就有草頭王的道理，對於軍權強大的楊家不得不有所提防，於是及早採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但是，對楊家的薄性，也不排除將楊家作為六四鎮壓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氣洞的心理動機。這與武則天重用酷吏來俊臣又把來俊臣作為替罪羊是一樣的。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這從他對曾慶紅和胡錦濤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楊多少可以暗示楊對六四流血事件負有責任，也多少讓六四運動的受害一方出一點怨氣。
楊尚昆對六四事件看法的轉變的動因，一方面，對六四的處理，楊一開始就與鄧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楊家明顯地成了鄧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後就被鄧擲到了一邊。楊對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楊尚昆在晚年，對六四的流血處理方式是批評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場，也否定了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他在遺言中曾經說到，六四事件是黨的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這個事件必須早日平反。他曾說，他年紀大了，可能看不見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將來此案一定會是平反的。不管楊當初有多少過失，至少他最後認識到了當初暴力處理的失當，站到了歷史的正確的一方。而鄧小平則直到他死亡，一直堅持對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對於當年曾經充當過得力的助手的趙紫陽，他始終採取軟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將光緒軟禁在贏台一樣。
與馮國璋相比，鄧小平鎮壓市民和學生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
五四事件與六四事件有點相似，處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處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兩相比較，鄧小平與馮玉璋的處理方式大不一樣。
五四事件運動時，北京的學生火燒了趙家樓，痛打了曹外長。從法制的角度講，學生中有些人獨犯了民國的法律。五四運動發生後，北大沒有讀過大學的哲學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燒民宅，毆打政府官員，這是觸犯法律的犯法行為。國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號下違反法律，損害他人和國家的利益。他主張對犯法者懲治。但是，當時的民國總統馮國璋，這個軍人出身的總統，竟沒有對學生採取鎮壓措施。他沒有因此將五四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沒有說成是暴亂，更沒有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事件後，他派北京市長等人接見學生，勸說他們回校，但是沒有奏效。最後馮國璋親自會見了13個學生代表，並向學生承諾，政府不會做出違背中國利益的事情。他採用的是與學生對話的辦法。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人權、對話這樣的概念，而且馮國璋是個粗人，他居然沒有像八九年中國官員那樣竭力迴避對話，更不像鄧小平躲在背後策劃派軍隊戒嚴。他還下令，釋放示威過程中與軍警發生衝突而逮捕的學生。現場一共扣留了三十二個學生，經陳獨秀，蔡元培等呼籲營救，第二天，這些學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師長在門口列隊迎接。馮玉璋更沒有秋後算帳，馮國璋沒有在五四運動後在全國開展大清查，也沒有發表「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講，沒有下令將參加運動的學生、市民、工人進行開除，判刑，行政處分等懲罰。與鄧小平相比，北洋軍出身的馮大總統是多麼地溫和、多麼地慈愛啊！是他沒有軍隊嗎？不是；他知道，國家外患內憂，青年的本意是愛國的，國家沉疴多年，積貧積弱，再也不能自我殘殺、自我摧殘了。
與北洋政府總理段琪瑞相比，鄧小平對青年生命的看得輕如鴻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事件，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處理這兩個事件的領導人的態度也大相逕庭。學生生命的份量，在這兩個領導人身上，簡單有天壤之別。
這一天，北京女師大等院校的學生在總理府前集會遊行，起因似乎是為山東青島問題，總理府衛隊擅自開了槍，死傷多人。魯迅的學生劉和珍、程德群等數十人中彈死亡。事件發生後，北洋政府的國會支持學生，反對對學生開槍；檢察院主持正義，認定遊行是學生的權利，開槍是錯誤的；全國的報紙也大都批評政府。總理段琪瑞的態度如何呢？他來到死難者中，對著死難學生長跪不起，向天下人謝罪。雖然不是他下令開的槍，但作為一國總理，他承擔了責任，並且真誠地有負罪感。段琪瑞頒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學子熱心愛國，血氣方剛，陡起填膺之憤，意氣所激，遂爾直前。揆其情跡，實有可原，特頒明令，優加慰恤。」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大輩子「不動搖」，直到臨終。
他下令建立學生紀念碑，表示牢記歷史教訓；他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告罪天下，從此終生吃素。他還解散了那一屆政府，表示了對人民和歷史是有擔當的。直到臨終，段琪瑞還談到那次流血事件。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是段琪瑞還是承擔了歷史的責任。段琪瑞對事件的處理是人道的，他領導的政府對這個事件的發生是敢於承擔責任的。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類的鄧鄧小平要崇高得多，負責得多，也人道得多。
鄧小平則不同。他聲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戰軍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他到死，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將百萬人打成右派，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一樣。與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後，他通緝運動的領導人，全國審判、關押、槍殺、行政處分了一大批人，一時間，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並且論功行賞，在「不惜一切代價」進軍天安門過程中表現積極的人，一個個彈冠相慶，一個升了官。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鄧小平漠視生命，不怕流血。女師大事件後，段琪瑞長跪不起，終生吃素，臨終時還念念不忘。為了承擔責任，他辭去總理，解散政府，他對事件是負責的，對國家是負責的，對生命是敬畏的。鄧小平則不同，64事件後，他接見進軍天安門事件有功人員，大家飲酒慶功，按功論賞，一片歡欣氣象。他還發表重要談話，表示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段琪瑞這樣的北洋總理，在對學生的殘酷無情方面，怎麼能與鄧小平這樣的軍委主席比擬於萬一呢？一萬個段琪瑞，也不及一個不怕流血的鄧小平啊。
從鎮壓的血腥性來說，鄧小平超過了沙皇
鄧小平鎮壓六四運動的殘酷性，不僅表現於屠殺現場，而且表現於事後的殘酷鎮壓。這方面，他遠遠超過了俄國沙皇對十二月黨人的運動。應該說，十二月黨人這些俄國青年知識分子發起了要求俄國進行政治改革的運動，與北京六四運動不一樣，改革現狀的願望要強烈得多。六四運動沒有政權欲望，只有學生對國家反對腐敗的訴求，只有國民對中國政治清明的良好願望。中國的學生們只是跪著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十二月黨人則要求沙皇改變農民政策，具有強烈的反對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這樣，沙皇也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鎮壓。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將彼斯特爾、雷列耶夫、謝爾蓋·穆拉維約夫、別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處以絞刑。121名起義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鄧小平的處理則要殘忍百倍。他將沒有任何罪責的總書記罷免，並將他軟禁到死；他將同情六四運動的中央委員鮑同逮捕，當有關方面調查後認為鮑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時，鄧勃然大怒，將報告擲在地上，他認為不需要任何理由。結果，強行判了鮑同七年徒刑。鄧又在全國發起了殘酷的鎮壓運動，電視裡每天播送著通緝全國的幾十個學生領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數相當不少。單是大連一個目擊者只是講述了學生死傷現場情況，就被以造謠罪判刑二十年。鄧小平還在全國發起了嚴厲的清查運動。許多人受到各種方式的處分，例如，行政處分。相當多的人因為參加或者同情六四運動，在畢業，工作，職稱，住房等方面加以壓制和刁難。 中共當局不公布六四後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數其數相當可觀。因為只是筆者小小的一個單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數甚多，只有文革才可與之相比，處理人數之多，文革也未必超過它。當時，凡在運動中籤過名的，參加過遊行的，說過同情學生的話的，都要一一說清楚。清查中，有的機構解散（世界經濟導報），有的人員坐了牢，有的人員被開除，為數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記大過之類各種不同的處分，更多的人作了檢查。筆者只是在聽到六四流血後寫了「哭愛國同胞血流大地，恨專制暴君無法無天」的對聯，就被行政記大過處分。並受到種種由此而起的附加處分。相比而言，沙皇沒有將鎮壓擴大化，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大清查。與沙皇相比，在對待批評者的鎮壓的廣度和力度上，鄧小平比沙皇走得更遠。他實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鎮壓的殘忍和規模，遠遠超過了蔣介石
鄧小平對待學生和民眾的態度，與被共產黨稱為獨夫民賊的蔣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蔣介石統治大陸的二十二年中，也處理過學生運動。比較大的事件有抗戰前夕發生的北京的一二九運動，有抗戰勝利後中共領導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兩次運動中，都有大批學生參加。而且，在國民黨看來，背後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是，蔣介石在處理這些運動中，沒有下令開過一次槍，沒有發射過一粒子彈，沒有一個人死亡。以一二九運動為例，當時北平學生數千人在北京集會遊行，國民黨政府沒有人下令開槍鎮壓，更沒有實行戒嚴軍管，沒有開進坦克，沒有動刀動槍。只是用高壓水槍向學生噴射。這也是不好的。衝突中，有二三十名學生被捕，不久就被釋放。有一些學生受傷。一二九運動後，北平學生南下，上海學生也到南京聲援，也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更沒有發起全國性的大逮捕、大清查運動。在鎮壓學生和民眾的殘忍性、規模上，鄧小平遠遠超過蔣介石。蔣介石遠遠地落在了鄧小平的後面。
六四事件中的鄧小平，也超過了反右時代的自己，超過了1975年時下令向沙甸村開炮的自己
鄧小平自己也是不斷發展的。發展是硬道理，這個道理，對於鄧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適用。
他先是用右派分子帽子店鎮壓右派分子，再是運用大炮炮轟沙甸村鎮壓回民，將好端端的回民村莊用大炮夷平。最後，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帶和機槍向學生開火。他一路走來，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鎮壓起來，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終於達到了他對待民眾殘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槍聲陣陣，血染大地，古城驚魂。公主墳前，槍彈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灘灘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戰爭，國共雙方，陳兵百萬，也未有如此之流血。五四運動時，北京青年上街，沒有流過一滴血；一二九運動，有催淚瓦斯，有冷水籠頭，但是，沒有動刀槍。一九二六年女師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沒有坦克，沒有機槍。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沒有用槍，只用棍子，只有受傷，沒有死人。這些事件，與鄧小平指揮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蘇東坡曾經稱頌年輕有為的周公瑾，「羽扇綸巾，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鄧小平也是大手筆，彈指間，三任黨的領導，無論是主席還是總書記，被他輕鬆地趕下台；談笑間，他自如地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會師天安門；談笑間，指揮天安門戰役取得了偉大勝利。學生們這些秀才娃娃，在鄧小平親自指揮的鐵軍面前，血流滿地，死傷累累。可惜，鄧小平的這一筆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曠世奇功，至今還沒有被中國那些善於寫偉人頌的時髦詩人用濃筆重墨形之於文字。這實在是太可惜了。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寫過鄧小平，似乎也沒有用大手筆歌頌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豐功偉績，這實在是抹殺了鄧小平一生所做的一件偉大的業績了。
這一豐功傳績也被他親自挑選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淡化了。本來，鄧小平稱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亂，自己是平暴的當代英雄。是他在危難之中，挽救了黨。但是，他的接班人卻淡淡地說，六四是一場風波。風波是個什麼東東呢？風波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只是七斤搖船進城，被城裡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辮子。剪掉一根辮子又不痛，又不癢。風波在小說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個曖昧的手機，妻子與他鬧了點彆扭，撅起了小嘴。將偉大的六四事件，說成如七斤剪辮子、夫妻間誤會那樣的「風波」。這實在是對小平平暴這樣的偉大歷史功績淡化了。鄧小平如果地下有知，他會拍案而起，說不定又會想到罷某個人的官了。
風波論似乎有了點人情味，但是，卻陷入了邏輯的兩難境地。
第一，如果這只是一場小風波，那麼，你就是否定了鄧小平生前對六四所下的政治結論。他明明說是反革命暴亂，你卻說成是風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允許，你卻大事化小，風波論豈不將當年的暴亂分子說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這是鄧小平不能允許的，當年他對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許呢。他能允許你將反革命暴亂說成是風波嗎？而風波論者都是小平選中的接班人，這怎麼對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風波論也對不起那些共和國衛士，對不起那些鎮壓六四的有功升官之臣。他們當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來，別的英雄模範總要反覆表揚，反覆出鏡。共和國衛士則一直藏在幕後。如今，你說成了風波，共和國衛士的稱號能否成立都有了問題。雞窩裡飛不出金鳳凰，小風波里難出大英雄。風波里怎麼湧現共和國衛士呢？鎮壓學生後有一批人升了官，原來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說成了風波，能說他們是因為平定風波而升了官，風波論使他們功不著，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鵬和陳希同心裡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風波，你就要給「風波」中的殉難者、坐牢者、受懲罰者有個說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風波，風波的參加者怎麼就成了罪犯了呢？怎麼就可以輕易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呢？怎麼可以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體呢？怎麼可以向著他們開槍了呢？如果是風波，該平反的要平反，該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將風波中的死難者說成是暴徒，或者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當作暴徒來處理。這樣做，你怎麼自圓其說呢？
三．小平：下令炮轟沙甸村
文化革命中，極左思潮橫行。對老幹部們是極左的，對老百姓是極左的，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是極左的。沙甸村的命運正是民族政策上極左政策的生動體現。
本來，這是個平和寧靜的小山村，但是，一九七五年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由當時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下令調動幾個炮兵團對沙甸進行炮轟，在多種大炮的轟炸下，沙甸村被炸成一片廢墟，全村4400間房屋沒有一屋躲過毀滅的命運。全村7000多個村民，炮轟和戰鬥中被殺死了900多，傷600多人，後來還有許多人被判死刑，重刑。與此同時，其他回民村也受到了鎮壓，死亡達1600多人（包括沙甸村）這起炮轟案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獲得了平反。而下令對這個村莊進行炮轟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總參謀長、後來自稱為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
沙甸是雲南蒙自地區的一個回民村莊。約7700多村民。多少年來，回民們在教堂平靜地禱告，在田野上勤勞地生活。但是，文化革命中，他們的教堂被占領，村民們不准上教堂，回民們心中的聖地、誦經的地方被關閉。他們的信仰受到了污辱，比如說，回民不吃豬肉，但是，村裡的井裡被灌進了豬血，擲進了豬骨，村民們被強制披著豬皮遊街，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回民們哀求過，上訪過，抗爭過。但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當時的雲南省的有關領導認為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村民們過宗教節日被說成是反革命活動。宗教經典被焚燒，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被強制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矛盾進一步升級。有關方面成立了雞街民兵指揮部。對沙甸形成包圍之勢。沙甸村民也成立了民兵組織進行自衛。雙方的對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本來，社會矛盾應該加以疏導，但當時的雲南某些領導和王洪文等人，卻錯誤地定了性，認為是反革命性質，相信可以用武力加以解決。而作為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也下令對沙甸事件進行軍事解決。
鎮壓的念頭最初由當時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透露出來。他在一次談論沙甸回民問題的時候發表講話說：
「我們對你們還是抱有希望的，有錯誤，犯了罪，在實際工作中將功贖罪。我們不希望你們再干錯事壞事，但你們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話給你們說清楚，不要以為是嚇唬人的，不相信試試看。」王洪文還要回民代表回來帶頭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最後，王洪文攤牌說：「如果再不讓工作隊、解放軍進村，就要打土圍子了。「打土圍子"就是武裝解決."這裡王洪文已經公然威脅，對沙甸要武力解決了。
鎮壓需要野戰軍。調動軍隊需要軍委的批准。當時的總參謀長鄧小平批准了軍隊的介入，批准了用炮兵炮擊沙甸的計劃。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點，在雲南省政府和省委有關領導的指示下，民兵、野戰部隊一起，開始對沙甸回民進行武裝鎮壓。在對沙甸里三層外三層軍事包圍部署完畢後，一支偵察部隊開始行動。他們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導下，先摸掉村邊站崗的沙甸民兵，然後悄悄進入大清真寺後院——沙甸民兵團的辦公地點，欲捉沙甸民兵的頭頭。一住寺回民發現有武裝軍人，急忙登上三樓敲鐘報警，熟睡的村民被槍聲驚醒，此時，整個村子一片漆黑(電被拉斷了)。炮兵對村里進行炮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了，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哪裡有亮光，炮彈就轟炸那裡，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回民群眾無路可走，群情憤怒，他們憑藉奪來的幾支步槍、機槍、幾枚手榴彈和自製的土武器奮起抵抗，頑強自衛。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包圍沙甸村的民兵、野戰軍幾挺機槍一齊開火，將逃生者打死大半。打掃戰場時對未亡者進行補槍。
戰爭一直打了七天八夜。被摧毀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間，回民死亡900多人，傷、殘600多人。部隊也有傷亡。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戰鬥結束之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制進入學習班批鬥的有數百人。省州縣(雲南省、紅河州、蒙自縣)沙甸工作組搞了一個「武裝平叛沙甸叛亂」宣傳提綱，聲稱開炮開槍是為了平定反革命叛亂。
一個小村莊的村民，真的搞起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嗎？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個小山村和平的人民，沒有槍，沒有炮，一無所有，說他們搞反革命叛亂，世人無法相信；第二，他們不攻城，不占地，不搶掠，不宣傳，他們要求的只是平安地生存，只是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些要求和行為，與反革命叛亂毫不相關；第三，退一萬步說，要求開放清真寺等行為構成了「叛亂」，那也是由階級鬥爭的極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起的，是錯誤的政策把和平的人民硬推到了對立面。沒有極左的政策，沒有幾次殺戮，是不會造成如此尖銳的對立的。因此，責任在政府。
而對待和平的村民，是否應該用大炮轟炸的辦法？是否允許無視村莊裡數千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加以炮轟呢？憑什麼理由將一個和平的村莊上的一切夷為平地呢？沒有。按照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說法，就算這個山村的村民中有階級敵人，95%的人總是好的。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這個村莊的回民真的發動了一場叛亂了，而對一個山村的狂轟爛炸，把死亡強加給了每一個村民，這種辦法，實際上是無論老幼，格殺無論的政策。即使是真正的叛亂，也沒有理由用炮轟全村的辦法。因為至少絕大多數村民是無辜的。更何況這根本不是叛亂，是在極左路線壓迫下的民眾自衛和民族自衛。
退十萬步來說，這個村莊為一方，以鄧鄧小平領導的軍隊為另一方，雙方處於戰爭狀態下，是否就可以對一個和平的村莊狂轟爛炸了呢？國際法規定，也不可以。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某個村莊裡有游擊隊員，日本兵進入村莊被游擊隊員處死，日本人為了報復，燒毀村莊，炮轟村民，這種行為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違反了戰爭法，犯了戰爭罪。同樣的道理，即使沙甸村與政府處於戰爭狀態，用炮轟沙甸村對村民格殺無論的行為，也是違法的，是有罪的。更何況沙甸村村民什麼也沒有做，既不想獨立，更不想反叛，他們只想和平地生活，只要求尊重自己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下令對一個和平的村莊進行炮轟，充分表現了他好殺的本性。這種本性，在他的一生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不斷地發展著。由於中國的專制主義體制，使鄧的嗜殺的本性得不到抑制，最後發展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中國人民共和國軍隊的性質來看，也絕對不允許對一個和平的小村莊實施炮轟的。按照黨章，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怎麼可以用炮轟和平村民的辦法來表現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的形象呢？中國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國家的軍隊是用於保衛國家，抵抗外來侵略的。野戰軍不是用於鎮壓人民的。就算你是平定叛亂，你也要由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批准授權。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對你鄧小平授權了嗎？沒有。既沒有授與你調動炮兵鎮壓沙甸的權利，更沒有授與你炮轟和平村莊的權利。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能由一個黨來調動軍隊，更不能由一個總參謀長任意地調動軍隊，任意地下令向和平的村莊、和平的居民開槍開炮。屠殺和平的村民，是構成屠殺罪和反人類罪的。
鄧小平一聲令下，蒙自地區的野戰部隊向著沙甸展開了猛烈的炮轟。無產階級製造的炮彈雨點般地降落在沙甸的村莊上。這個小小的村莊，本來只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積。成千上萬顆威力巨大的炮彈落在村子裡，燃起了沖天的火光和熱浪，所有的房屋全部燒毀倒坍。它充分顯示了中國炮兵部隊炮轟民房時表現出來強大的戰鬥力。
四．小平：吹響越南戰爭進軍號
中國和越南，近代史上是關係良好的兄弟之邦。法國入侵越南，清兵出兵救援，打敗法軍；毛澤東和胡志明，曾締結了兩國之際的深厚友誼。奠邊府之戰，中國人也幫了忙。美越戰爭時期，中國也派兵派人，送武器送糧食。當時，中越之間，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誼，是一種友好的、睦鄰的關係。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上台不久，鄧小平就突然發動了一場出兵攻打越南的戰爭。戰爭雖然時間不長，但起兵突然，死傷嚴重。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戰爭給越南的破壞也十分嚴重。這場戰爭的國際影響也十分惡劣。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陣營齊聲聲討。西方則坐山觀虎鬥，不化錢觀看著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廝殺。這場戰爭的利弊是非，責任所在，必須細細評說，不能掩天下人耳目。
這場戰爭，主要是由鄧小平決定的戰爭，也是由他發動和指揮的戰爭。對於這場戰爭，華國鋒是不主張的，不積極的；胡耀邦是不主張的，不積極的；當時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是不積極的。攻打越南的主要吹鼓手和決定者是鄧小平。當時中央的許多領導同志中，沒有誰表示積極的態度。
這場戰爭，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根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廣西、雲南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6954人，傷14800多人；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七日擊斃越軍15000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六日擊斃越軍37000人。計算起來，中國打死越兵5萬餘人。
根據越南國防部軍事歷史院編寫的《越南人民軍五十年(1944-1994)》（軍事誼文出版社有中譯本）記載，「二月十七日，中國出動六十多萬軍隊，數百輛坦克裝甲車，數千門大炮，在廣寧至萊州的整個北部邊界全線對越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經過三十個晝夜(2.17-3.18)的戰鬥，越南消滅和重創了中國三個團十八個營，擊毀和擊傷五百五十輛軍車（坦克裝甲車二百八十輛），擊毀一百十五門大炮和重型迫擊炮，繳獲了大量武器。」有學者稱，中國攻打越南的戰爭中，雙方各戰死五萬指戰員。越南方面還有五萬平民被打死。這個數據，大體是合理的。就是說，雙方都死傷慘重。
戰爭的殘酷性表現於武器的裝備和彈藥的數量。攻越部隊使用了六○炮、無後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能使用的最現代化的大炮，都使用了。據總參事後總結，進攻越南的戰爭打了一個月，使用的炮彈消耗比得上淮海戰役。部隊傷亡一半是誤傷：一炮打過去，炮彈飛過包圍圈，打到自己人頭上去了，落下爆炸，自己人死傷了一大堆。
殘酷性還表現於反抗的強烈和殺人的強烈。對於越南人來說，他們是保衛家園。因此，有孩子、老人、婦女，捨身爆炸的故事發生。中國的一個彈藥庫就是由一個越南婦女捨身引爆的。反抗自然也引起了更殘酷的殺戮。據有一個參加過越戰的青年戰士回憶，「打到最後，衝上越軍的守點，除了三十幾具屍體，十一挺機槍外，看到的卻是八個瘦得不能再瘦的越兵。雖說上頭是俘虜不能殺，但我想到死去的戰友時，我怒火中燒。端起槍來對著幾個越兵亂射。有個越兵看樣子大概只有二十歲吧，因為被打斷了腳，躺在地上，苦苦地說著我們都聽不懂的話，可能是求我們不殺他吧。但我一雲南戰友麻木地端起槍來，對著他就是一陣猛掃，把哪腦袋打成了馬蜂窠。」
另一個戰士在回憶錄中記載：「事後我看到的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漫山遍野的屍體，有一個雲南的戰友死得最慘，先是被機槍掃斷了雙腿，接著又被火箭炮炸中，事後我們清理戰場時，能找到的只是他的軍帽和一顆幾乎不能算是頭的頭。一個南寧的戰友因為被打中脖子，雙腿也被掃斷了，實在太痛苦了，在我們不注意的情況下，自殺了！因為死前的痙攣，整個臉都變形了。」「那次戰鬥中我也受了傷，但不重，過後被轉回後方。事後我得知，我們連所有的人到最後只剩6個人活著回來，有兩個到現在都不能正常行走。直到現在，哪場戰爭仍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惡夢！」而這個惡夢是鄧小平強加給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身上的。
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何在呢？
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沒有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通過，沒有經過人大常委會的討論通過。是不是經過中共中央的討論通過，還是一個問題。直到今天，沒有一條足以讓人民信服的出兵打仗的理由。官方只是傳達，鄧小平說，「要教訓教訓越南。」鄧小平不能代表國家，不能個人決定一場戰爭，更不能代表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宣戰，況且，「教訓教訓」，是江湖人物的用語，有身份的政治家怎麼能用這樣的語言發動一場戰爭呢？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戰爭，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戰爭。因此，這是一場不合法的戰爭。
這也是一場不合理的戰爭。
第一，中國經過十年浩劫，國家十分疲憊，人民深受苦難，迫切希望休養生息。黨中央的公報說，經過十年文革，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生產凋蔽，人民生活艱苦，國庫空虛，經濟困難，中國百事待舉，百廢待興。從國內的情況看，根本不應該去挑起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
第二，越南並沒有侵入中國，中國沒有出兵攻打越南的充足理由。以越南這樣的國家，很難想像它要入侵中國這樣的大國。就算由於中蘇關係的緊張，越南更接近蘇聯，從而影響到中越關係。即使這樣，也沒有發動一場戰爭的理由。越南是個獨立的國家，他有權決定自己的外交路線，它在中蘇分歧中更傾向於蘇聯，這是越南國家主權所在，你不能用戰爭的辦法強迫他改變外交路線。從國際法看，這是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
第三，當時官方提出的理由是，越南在邊境經常製造摩擦。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與越南的關係，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為什麼你小平一當權，原來的同志和兄弟就要反目成仇了呢？這需要自己反思檢討，調整關係，而不能用戰爭的辦法解決問題。退一步說，即使有一些小的摩擦，也不能用幾十萬大軍入侵的辦法解決。鄰里之間，有時候會有口角，有時候會拍桌子發怒，你不能因此而拿刀子拔刀相向。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中國不是提出過國家與國家相處的五項基本原則么，不管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國與國之間，都要互不侵略，相尊重主權，互不損害領土完整，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怎麼能動不動就大軍入侵呢？兵者，兇器也，生死之道，存亡之地，怎麼能如此輕率地使用呢？總之，無論尋找到幾個雞毛蒜皮的理由，出重兵打另一國家，理由是不充分的。
鄧小平發動攻越戰爭的真正原因是要幫助極權的柬埔寨共產黨。由布爾布特領導的柬共是一個極左的法西斯式的政黨。他們在中國有些人的支持下，占領了首都金邊，他們驅趕金邊居民到農村，沒收城市居民的財產，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屠殺了二百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4—1/3。其中包括四十萬華人和二萬越南僑民。直到今天，還留下了被這個法西斯黨屠殺人民後留下的萬人坑，成為柬共反人民的罪證。由於這個政權不得人心，引起了內鬨。越南因為2萬僑民被殺，派志願軍保護越僑，越軍進入柬埔寨，失去民心的柬共兵敗如山倒，水深火熱之中的柬國人民則把越軍當成了解放他們的軍隊而荷食提漿地歡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十萬「志願軍」兵分七路進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軍占領了柬首都金邊。柬共當時四面楚歌，眼看要土崩瓦解。鄧小平是支持柬共的，他決定支持他們一把，方法是圍魏求趙，進軍越南，迫使越南從柬戰場上抽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分東西兩路，全面進攻越南，打響了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問題在於，有必要支持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法西斯政權嗎？沒有必要。支持一個反人民的、完全喪失民心的獨裁政權，意義何在呢？支持一個殺害了四十萬華僑的專制政權有什麼意義呢？打狗還要看主人呢？40萬華僑也是人，也是炎黃的子孫。你怎麼一點也不憤慨，反而要去幫助屠殺者呢？再說，別國之間的爭端，只要不損害你的利益，你沒有出兵的理由，更沒有出兵的義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怪。柬共屠殺了本國的和平居民二百萬，這是他國內的事，不管它還可以說得過去。他屠殺了四十萬華僑，這樣的事實不報導不揭露已經沒有道理了，為什麼還要去支持這個魔鬼呢？有文章指稱，華僑們身受柬共迫害，寫信給中國柬埔寨大使館求援，使館將信轉給布爾布特政權，這也許是延襲了國內將信轉給基層政權的辦法。中國使館將華僑的信轉給布爾布特政權後，這可是性命悠關的事情。布爾布特是殺人不眨眼的，結果是華僑們受到了布爾布特政權進一步的迫害。越南有2萬越僑被布爾布特政權迫害而死，這不是個小數，越南政府和越共覺得不能坐視不管，他們擔不起人民追查歷史的責任，因此，決定派遣志願軍進入柬埔寨保護越僑。越南人受到了水深火熱之中的柬國人民的歡迎，一路上人們把他們當作解放者。三十年後的今天，是越南志願軍入柬三十周年，金邊還開慶祝會感謝越南。中國是泱泱大國，人口眾多，四十萬在柬華僑似乎並不放在心上，因此，柬共殺害華僑，既不加以報導，也不施以援手，相反，我們積極地支持布爾布特政權，唯恐它滅亡。在越南出兵解救越僑之前，我們靜靜地觀看招數十萬華僑被迫害而死。當越南順利地進攻金邊的時候，鄧小平按捺不住了。他決定出兵。不是出兵求助在柬華僑，而是出兵救援布爾布特政權。越軍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進入金邊，柬共敗退叢林。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鄧小平的決策和指揮下，二月十七日大規模地攻入越南本土。
戰爭，有戰爭之道。從今天的眼光看出兵越南之戰，則是無道之戰。據網上有作者報導，老街攻堅戰里，我軍用毒氣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悶死，後來據越南俘虜交代，該坑道藏著二百多敵人和一千多老百姓。報導的作者認為：「其實老百姓又怎麼樣，反正越南當時是兵民不分的。」另據報導，撤兵的時候，破壞了幾乎所有的建築、橋樑、鐵路、車站等大的設施。並且，將從越南運回的物品在昆明開了一個越戰勝利展覽會。連拉回來的大象、長頸鹿也在勝利展覽會裡亮相。後來，據說是因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而匆匆收場。對於這場戰爭，鄧小平是要負責的。
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造成很大的損害。
第一，巨大的戰爭消耗和戰爭死亡加劇了國體的虛弱。本來，經過十年文革，中國如大病初癒，疲憊不堪。而鄧悍然發動戰爭，將大量寶貴的資金用於戰場，加深了中國的經濟困難。也使數萬青年或戰死於異國，或傷殘終生，導致他們悲慘的人生。於國於民，都有害無利。
第二，悍然出兵越南，造成了越南人民對於中國的極大的仇恨和猜疑，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用鮮血建造的友誼毀於一旦。直到今天，越南政府對於中國是存有戒心的，越南民眾對於那場戰爭仍然記憶猶深的，越南人對於來自北邊的威脅仍然保持著敏感性警惕。
第三，中國輕易出兵，不宣而戰，中國給世界留下了一個輕啟戰端、易變寡信的形象。中國與越南，原來是親密的兄弟，但是，稍有不合，就兵戈相見，重兵入侵。這很像是現代中國的某些新興青年，豪華地結婚，又突然地大打出手，匆匆地離婚。問他們是什麼矛盾要離婚，他們還說不出來。這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是一個重大的損害。中國曾把蘇聯當成父親和老師，結果中蘇在珍寶島互相殺戮；中國與印度是五項基本原則的創始者，結果五項原則墨跡未乾，中印已經血戰方酣；中國與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當年恨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恨不得中國人不吃飯也要省下糧食支持越南打美帝，如今呢，與當年的敵人美國成了戰略夥伴，卻用最現代化的武器對當年的同志和兄弟進行一場殘酷的戰爭。這給世界人民以什麼印象呢？同志加兄弟尚且要戰爭，更不要說對其他國家了。越戰造成的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很不好的。他受到了世界性的譴責，只是我們將這些譴責的消息全部封鎖罷了。但是，封鎖了譴責的消息，這場戰爭能改變它的性質嗎？不義之戰就變成了正義之戰嗎？輕啟戰端的歷史責任者就會變成歷史的功臣嗎？似乎不會。
鄧小平拍板出兵越南的時候，是否想到這些後果呢？他是否想到要負責呢？
小平，歷史將細細評說
鄧小平接二連三地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取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偉大勝利。他輕而易舉地把數百萬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秀才兵團打得落花流水，將他們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批鬥的批鬥；他在談笑間摧毀了沙甸的四千四百間房屋，消滅了回民村的百姓一千六百多人，取得了收復「沙甸村」的偉大勝利；他又發動了跨過紅水河和藤條江的對越作戰，以中國數萬士兵的死亡贏得了攻占越南重鎮諒山的巨大勝利，炸毀了當年的同志和兄弟的各種工業、建築設施，還運回了如長頸鹿、大象等無數的戰利品；在他的晚年，他又擔任起發動進軍天安門廣場偉大戰役總指揮的重任，在他的「不怕流血」和「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數十萬鐵軍浩浩蕩蕩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一線把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打得丟衣卸鞋，落花流水，死的死，傷的傷；在公主墳、木樨地等一線，他親自指揮的鐵軍重創了學生，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戰績。在他的號令下，坦克車橫衝真撞，衝鋒鎗火光四射，充分顯示了人民軍隊的戰鬥精神和戰鬥力，也充分顯示了鄧小平高超的指揮藝術。他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和絕對優勢的武器，打響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又一場永載史冊的戰爭。這幾場戰爭，一次比一次輝煌，一次比一次耀眼。它充分證明，鄧小平是個常勝將軍，他在與秀才作戰，與學生作戰，與回民作戰，與兄弟國家作戰方面，具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和頑強戰鬥的精神。如果將這四大戰役的作戰經驗總結下來，一定可以寫一部比《孫子兵法》更加輝煌的《鄧子兵法》出來。
很可惜，當年討論十大元帥的時間似乎略早了一些。那時節，鄧小平與手無寸鐵的學生作戰、與手拿鋤頭的回民作戰的光輝業績、與溫文爾雅的秀才兵團的作戰、與區區小國作戰的偉大實踐還沒有進行，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沒有得到充分顯露的機會，不然，就憑著鄧小平親自指揮的這四場彪炳史冊的偉大戰爭，鄧小平至少可以充當第十一名元帥。著名的朱德將軍，林彪將軍，彭德懷將軍，都沒有取得過像鄧小平指揮的這四大戰役那樣輝煌的偉大勝利，林彪元帥也只是打了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兩場戰役，比鄧小平指揮的四大戰役少了一半。彭德懷也只是打了百團大戰、延安保衛戰和韓戰，百團大戰據說違反了一分抗戰，二分宣傳、七分擴軍的方針，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韓戰也只是打了個平手，總結起來，三戰一勝一平一錯，那比得上小平戰四捷，四戰四大捷的驕人戰績？因此，鄧小平完全有資格獲得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元帥的光榮。他在元帥排名榜上，至少應該排在林副統帥之前。
鄧小平能指揮這樣偉大的戰爭，不僅國內沒有一個將軍與之相匹敵，就是在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偉大的將軍可以與鄧小平相媲美。這四大戰役的成就，也足可以與領導盟軍與希特勒德國作戰的艾森豪威爾將軍相媲美，更可與攻克柏林的蘇聯統帥朱可夫將軍一比高低。放眼世界，有哪一個偉大的將軍有過鄧小平四戰四勝這樣驕人的業績呢？拿破倫將軍有過嗎？沒有；華盛頓將軍有過嗎？沒有；巴頓將軍有過嗎？也沒有；蒙哥馬利將軍有過嗎，也沒有。甚至像隆美爾這樣的將軍，也沒有在學生和秀才面前擺兵布陣、衝鋒陷陣、打過大勝仗的經歷。在這方面，鄧小平以說是功高蓋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軍事才能和豐功偉績，足可以光照千秋。
不過，歷史又是個富有耐心的傢伙。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歷史總是喜歡細細地評說人物的功過是非，當年，被人尊為神的人，終於一個個從神壇上走了下來；當年，被大臣們稱頌有著最美麗的身材和最漂亮的衣服的國王，終於被一個稚氣的孩子說了沒有穿著褲子的真話。歷史，終於開始耐心地審查著鄧小平，審查著他親自指揮的四大戰役。
四大戰役雖然打得漂亮，可惜，他都是對著人民作戰，對著弱者作戰。這就如一個身重五百斤的相撲運動員與一個小學生的相撲。威武的相撲運動員勝利是勝利了，但是，這樣的勝利能算是勝利嗎？時間真是個偉大的批評家。當年，鄧小平領導下創造的五十六萬鐵案如山的右派分子，最後只有五名被認為是真正的右派，就是這五名最後的右派分子，是不是真正的右派，現在還沒有定論。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不能說反右運動是一項偉大勝利了，不能說領導反右運動的鄧小平創造了一項豐功偉績了；沙甸村戰役的勝利，只是對於一個村莊的無力反抗的少數民族兄弟和農民兄弟的勝利。現在，歷史的真相明明白白地顯示在那裡，這不是什麼反革命叛亂，回民是我們的同胞，農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一，炮轟沙甸，屠殺回民，焚毀村莊，沒有一絲一毫的正確；越南是中國的兄弟鄰邦，有過長期的歷史友誼，即使有些糾紛，也完全可以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地解決。派兵數十萬，用現代化武器輕啟戰端，造成兩國人員巨大傷亡，財產重大損失，對兩國都是損失。而可悲的是，戰爭後期竟然以破壞為目的，炸毀鐵路橋樑工礦企業，充分反映了戰爭發起者思想的落後。至於天安門戰役，更是對無辜學生的屠殺，這是全世界人民都譴責的暴行。即使是他親自挑選的兩任接班人，現在也只能對民眾說這是風波，不敢說是反革命暴亂。其逆天行事，人神側目的真相是清清楚楚的。鄧小平自以為他領導的四大戰役的勝利，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四大歷史錯誤，或者講是四大歷史罪惡。
這四大歷史錯誤，自然否定了鄧小平的「人民兒子」的自詡，也否定了他所說的對人民有著很深的感情。如果真是有著很深的感情，要用如此殘忍的方式對待人民嗎？鄧小平自稱是人民的兒子，還深情地說他愛著人民。他真的是人民的兒子嗎？
魯迅先生自己說，橫眉怒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真的今天為東家磨二斗谷，明天為西家耕三畝田，夜裡還讓主人擠一杯奶，他是真正的孺子牛。但鄧小平自稱人民的兒子，則有點兒不太像。
他將百萬民族精英打成右派，殘酷地專了他們二十多年的無產階級的政，他下令向回民的村莊開炮，他下令向天安門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用坦克開路，用機槍掃射，這樣的行為，算得上是人民的兒子的行為嗎？他的這些行徑，不像是兒子，也不像是老子，倒像是爺爺的行為。不過，不像是一個慈祥的爺爺，而是一個兇狠的老太爺。
晚年鄧小平
小平的行徑不僅像是民眾的爺爺，而且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他默認接受對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決定的諮詢，充當凌駕於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以上的最高決策權和最後決定權。他自說自話地在家裡接受國家總理的匯報，對國家領導發表指示，在他家的客廳里決定國家大事，他家的客廳，成了政治局常委們經常匯報工作和開會討論的地方。他對六四的定性，被寫成了社論，傳達到全黨，他成了政治局背後的政治局，成了常委之上的常委。他多麼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啊。他唯恐他們走不穩路，唯恐他跌了跤，因此，他一定得扶著他們走路，甚至抱著他們走路。
小平不僅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爺爺，更是黨的總書記們的爺爺。他將幾任黨的最高領袖趕下台。他將華國鋒從黨的主席的位置上趕下來，將胡耀邦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下來，並且放言，對胡耀邦揭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他又將趙紫陽從黨的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了下來。他還下令將趙紫陽長年累月地軟禁。最後，他一度又對自己提拔的黨的總書記不滿意，又想移位了。只是一個又一個總書記被你趕下台，再趕下去，形象實在太差了，不太好向國民交代，他才沒有換成。趕走黨的總書記的是鄧小平，選拔黨的總書記的，也是鄧小平。他至少親自選定了兩代接班人。他在他的家裡，與幾個老人決定了趙紫陽下台後黨的總書記的人選，並且由他親自找此人談話。他的所作所為，哪像是人民的兒子，倒真像是一個什麼事情都要管、都要自己說了算的黨的總書記們的爺爺。
他的那麼大的權力，具有合法性嗎？
他向人民開槍、開炮、開坦克，是誰給了他這樣大的權力呢？
他將黨的主席、總書記一個一個趕下台，又是誰給了他這麼大的權力呢？
沒有。黨章里沒有，憲法裡也沒有。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顧問，顧問怎麼會有如此大的權力呢？他的行為，有沒有全國人大的授權？沒有。有沒有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授權？沒有。有沒有中央全會的授權？也沒有。他的所作所為，不是他職務內的權力，也不符合民意，不是黨中央內多數同志的意見。他的行為是越權的，是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是非法的。一個顧問老人，有什麼資格決定軍管，有什麼權利決定總書記下台，有什麼資格下令軍隊不惜一切代價進軍天安門？沒有，黨章里沒有，憲法裡沒有。鄧小平動用了非法的權力，對人民對黨的領袖採取了非法的行為。在數千萬黨員面前，在十幾億國民面前，他為所欲為，無所顧忌，破壞了黨紀，破壞了國法。使黨成了鄧家的工具，使自己成為國家的太上皇。對國家的損害，莫此為甚。對黨的損害，莫此為甚。當他下令向學生舉起屠刀的時候，億萬中國人民內心一定會問一個自然的問題？一個向學生舉起屠刀的集團，還有領導人民的合法性嗎？一個老人統治下的國家，居然向學生開起了坦克，這個國家還是共和國嗎？鄧小平損害了國家損害了黨，大失人心，大失軍心，大失黨心。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解放以後對人民的仇視和鎮壓是一以貫之的。文化革命初期，他和劉少奇在北京主持運動，他派出了工作組，將北京一些高校的數萬青年師生打成反動學生，隔離的隔離，批鬥的批鬥。他又一次使用起反右運動的伎倆，整起人來，輕車熟路，得心應手。鄧小平當時坐鎮北京，他對於鬥反動學生、鬥教師、鬥教授之風，對於北京街頭抄家、毆打所謂四類分子之風，他都不加制止，採取了實質上默認和支持的態度。可惜，毛澤東此時所要整的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制止了整學生的風潮。鄧的這條路線，就是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的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路線，是一條整人的極左路線。這條路線，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與此一九七五年的炮轟沙甸，與一九七九年攻打越南，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質是一模一樣的。
巴金的小說《家》裡，那個高家的高老太爺決定著孫子覺新覺民覺慧們的命運，決定著與高家有關的一群女孩子的命運，也決定著一些丫頭僕人的命運。鄧小平的權力比高家老太爺大不知多少倍，他決定著天安們廣場上百萬孩子的命運，決定著全國參加和支持過學潮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決定著參加對越戰爭的數十萬指戰員的命運，決定著雲南沙甸村全體村民的命運。在人類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居然有小平這樣的人扮演一個國家、一個集團的高老太爺的角色，這是鄧小平的悲哀，這是中共的悲哀，這更是「共和國」的悲哀。
暴力和專制的根源
從上述四大戰役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鄧鄧小平的兩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崇尚暴力。
這四次戰役，形式雖然不同，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使用了暴力，具有強烈的暴力傾向。對越南發起戰爭是暴力，坦克進軍天安門是暴力，沙甸炮轟是暴力，對幾百萬右派的鎮壓，也同樣是暴力。他在文革初期領導運動時發起的抓反動師生、鬥教授風，掃四舊風，都具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有些事件，是可以、應該、而且是可能採取理性辦法處理的，但是，鄧小平堅持錯誤進行了暴力處理。例如，天安門事件，完全可以和平理性地處理的，只要認真聽取民意，理性地與學生對話，不使用高壓，學潮完全可以和平地加以解決。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間，事實上學生已經開始回校複課了，是他的四二五講話和在此基礎上發表的四二六社論對學生的錯誤定性激起了民怒。趙紫陽從朝鮮回京後，採用他的理性對話精神，他在亞行的講話和在五四青年節上的講話，學生普遍接受了，按這種對話和理性的態度去辦，學潮是可以和平地解決的，學潮完全可以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推動力，而不產生破壞作用，完全不必要用武力手段加以解決。越南戰爭也是可以不打的，根本不存在非打不可的理由。黨內也有反對的聲音。但鄧小平一意孤行，最後中國出兵，兩國在越南大打了一場戰爭。
再退一步講，即使要使用暴力，也有一個程度問題。比如說，毛澤東要打右派，你也完全可以採用比較溫和的、保護的辦法處理右派分子。不是非要殘酷地打擊不可的。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當然也有他的責任。鄧小平不能逆毛的意志，但完全可以用保護的辦法保護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至少是可以善意地對待他們。你有多少理由，有多少必要將大批國家十分需要的知識分子送進牢獄，送進北大荒等流放地呢？再退一步講，你將人家送進監牢，至少有義務保護他們的生命吧。結果，你剝奪了人家的自由權，又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權。不給人家吃飽飯，使大批大批的右派分子餓死在監牢裡，餓死在流放地里。有些監牢裡的右派，死亡者超過一大半。蘇聯的古拉格群島還沒有這麼悽慘。當時，作為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完全可以將右派分子免除系獄，免除流放，因為退一萬步講，右派即使有錯，畢竟是言論獲罪。即使錯將他們關押了，在發現餓死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將他們早早地釋放，避免他們在監獄裡成批成批地餓死。但是，鄧小平沒有這樣做。沙甸，你完全可以通過民族和解的辦法，對話交流的辦法加以解決，而不是大炮炸平的辦法解決。他說的不怕流血，實際上是主張流血、主張暴力的宣言。他一貫地體現出暴力傾向。他充當國家的頭，其實是非常不合適的。暴力治國，歷史上很難長治久安。暴秦治國，其結果是天下苦秦久唉，陳勝吳廣揭干而起，秦也二世而亡，秦朝以暴力而短命，這個歷史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
第二是專制傾向。他是非常推崇個人獨裁的。他曾經非常欣賞前蘇聯幾個人就決定入侵阿富汗的果斷和迅速。他說，這樣的事，如果是美國，它要國會批准，要這個那個，蘇聯幾個人就決定了，一個晚上就可以出兵，效率很高。他非常羨慕個人或少數幾個決定的獨裁的領導方式。而他又非常在於個人的聲望威信。有關自己臉面的事，他就會很情緒化。他堅決不肯從4。26社論後退半步。因為他認為這會損害他的權威。在對越戰爭上，他也不聽反對的聲音。因為專制，他剛愎自用，不納忠言，顯示出他的狹隘保守。
鄧小平的專制主義特徵決不是別人強加於他的不實之詞。鄧小平曾經很直率地表露過他對專制主義和獨裁的愛好。鄧小平與第三代領袖交班時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是鄧小平心靈的自白，也是他一生行徑的總結。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嚮往和追求的，決不是黨內的民主，決不是國家的民主，而是他說了算，是領袖說了算的專制獨裁的制度。這樣一種制度，能說是民主制度嗎？能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嗎？不能。主張我說了算的人，還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不能。這樣的人的所言所行，只能算得上一個獨裁者，專制者，暴力愛好者。他像毛澤東一樣，內心深處具有深厚的權力拜物教情結，剝他的所謂改革總設計師的外衣，他的內心深處，有著多麼深厚的帝王思想。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很容易地解釋，為什麼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政治局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員、卻要牢牢地把握著軍委主席的位置？就很容易解釋，為了這個位置不惜為他修改憲法使這種行徑合法化？就能理解，他為什麼居然冒天下之大諱、將三任黨的領導人拉下來，甚至將黨的總書記軟禁到最後一刻。把這樣的人奉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實在是13億中國人的恥辱，是偉大的中國的恥辱。
他的暴力傾向和專制傾向又是什麼原因如影隨形、緊緊地跟隨著他呢？
第一，他是一個時代的設籍者。他還停留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傳統的認識水平上。戰爭時期，實行的是一種軍事化體制，領導說了算，武力解決問題。全國解放後，土改、鎮反，都強調了暴力。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習慣在一些人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仍然如戰爭年代那樣迷信武力，以為槍桿子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小平志得意滿地坐在中央委員會之上，重大決策要讓總書記來請示自己。他不認清世界潮流。趙紫陽認清了世界的潮流，他認識到世界的潮流是民主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勇敢地站在出來，不願意做一個屠殺學生的總書記。雖然他被鄧小平軟禁了十六年，但是，在歷史的天平上，趙紫陽站在歷史的前沿，站在中華民族的道德制高點上。而鄧小平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歷史進入了民主潮流滾滾向前的時代，他還迷戀著一黨專政，迷戀著武力，迷戀著個人權威。不知道殺人正是自我毀滅的行為，是自我宣布統治合法性的消失的行為。
與趙紫陽比，他落伍了；與他的中山大學同學蔣經國比，他也大大地落伍了。蔣經國當權的時候，也面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興起。他卻沒有採取鎮壓的手段，而是採取政治開放的手段，帶領台灣逐漸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當時也有人勸告他，放開或者開放，都有可能影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卻說，「世界上有永遠掌權的政黨嗎？」他毅然採取開放黨禁的辦法，拒絕採取大規模鎮壓、大規模流血的辦法。他不僅推動了台灣的政治變革的進程，也推動了台灣經濟的飛躍。蔣經國的理念顯然超過鄧小平一籌。
第二，中國革命長期的暴力傾向，特別是左傾思潮給予鄧小平以深刻的影響。近代歷史上長期流行著極左思潮，不斷演出著殘酷鬥爭的慘劇。大革命時期的AB團事件，大批大批的革命志士，被自認為更革命的共產黨人成批成批地殺掉，還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直到半個多世紀後，許多大革命年代的冤案才被胡耀邦平反。延安整風運動，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整人運動，有的學校90%以上的師生打成了反革命、特務，最小的特務只是十歲的孩子。王實味只是批評了延安的一些落後現象，被批鬥不算，還被用石頭狠狠地砸死了。更多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蹤了，被秘密處死了。這種種暴力傳統，深深地影響著解放後的一系列政策。有些地方的土改，規定著每個村子該槍弊地富分子的數目，殺一個人，常常只是土改工作隊員的一句話。這種暴力影響深深地感染了鄧小平，使他在解放後的幾次重大事件中，表現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傾向，他多次地運用暴力，而不是用民主的協商的辦法或者行政的辦法解決問題。
滾滾長江東流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中蘊藏著一股異乎強大的力量，那就是要歷史總是要努力恢復自己的本色。在專制社會中，利用暴力可以將歷史掩蓋，將歷史偽裝，將歷史扭曲。但是，歷史總是會努力地恢復自己本來的面目。它會洗刷當年塗於某個形象上的油彩，在歷史的長河中給人物精確地定格。相信隨著歷史力量的日益顯現，歷史的是非一定會更加清楚明朗，從本質上來說，歷史是不能偽造的，不能掩蓋的，不能塗脂抹粉的。相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將逐漸從歷史的迷彩中看到歷史的真相，敬畏歷史的真實。
在文章結束之際，作者想到，為了更確切表達歷史的事實，本文的題目似乎應該改一下，改成《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爺爺》或者乾脆改成《人民的爺爺鄧小平》，這樣更符合歷史的真實。
（朱學淵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