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手扶植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後，在中共政壇掀起巨大波瀾，不僅高層人士任命出現真空，這位二號人物的突然消失，也令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披露，林彪去世後，毛澤東大病一場，病危期間曾向周恩來交權，毛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反觀周恩來，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周的精神壓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毛突然交權，讓周恩來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深感責任重大，誠惶誠恐而難以從命。書中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在天安門
毛對病中交權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澤東大病一場。自認為已經沉疴難起的毛曾向周恩來交權，隨後又對此感到後悔，急於安排後事的毛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為此在大病初癒後就開始用心思，設法給周抹黑，並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做手腳，有意延誤治療，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來處處小心謹慎，儘量表現對毛澤東的忠心之際，一向相對穩定的毛、周關係突然橫生變故，亮起了紅燈。疑心極重的毛對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地整治他。這不僅給周扭轉文革時局的努力帶來格外的紛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事情是由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慮他的接班人時從來就沒有把周算在內，開始是劉少奇，在劉下面，毛考慮的是林彪和鄧小平，一直在他們兩人之間搞平衡，先是在黨內不斷放風，讓鄧當總書記總攬全局，在反右運動中扮演要角。後來對鄧跟著劉少奇跑大為失望，表示黨內無論誰當家，都離下開總理。對此，周恩來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認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並多次在黨內表示過。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對毛恪守為臣之道，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這次毛澤東在病中突然交權，讓周恩來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深感責任重大，誠惶誠恐而難以從命。他本人一向認為中國革命不能沒有毛澤東，而眼下文革大亂剛過，國步艱難，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的時候，黨和國家更是離不開毛的領導。雖說毛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但多年來為臣之道的心態，卻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諭跗而代之了。
所以當毛澤東病重期間，周恩來的精神壓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後來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後，周恩來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裡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於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後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實際上，江青已經為這件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反咬了周恩來一口，責問為什麼要逼毛澤東交權，弄得他有口難辯。為此，周在毛的病情轉危為安後，特別鄭重其事地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嗣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儘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到頭來還是在劫難逃，遭到毛澤東越來越大的猜忌。本來，以毛喜歡獨攬大權的個性而言，是絕不會輕易讓權的，特別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急於挽回文革敗局之際。因此，毛這次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感到大限已到，閻王爺在向他招手的話，那麼便是在有意虛晃一槍，在試探周的態度的同時，在政治上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纏綿病榻的日子裡，毛澤東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決計利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的機會，在外交上打一個大勝仗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這正是毛本人後來回心轉意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因所在。
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毛澤東的病情大為好轉，身體逐漸康復。這當然是和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緣故——因為通過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一舉改變了中國以往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盤算已久的「聯美整蘇」的構想如願以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迫使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登門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的視線，為文革的敗局挽回了一點面子。這樣一來，毛澤東總算從林彪事件的重創上緩過一點勁來。
然而，毛澤東剛剛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隨即就對他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一事感到後悔。雖說周本人馬上就推掉了，但此舉畢竟在實際上承認了周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與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實權，掌控著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運轉。在這種情況下，萬一周在政治上存有異心，將會比林彪更加難以對付。
平心而論，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為人，不至於有什麼非分之想，但經過林彪事件的重創後，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總是擔心別人懷有二心。這種心情，隨著毛髮現周在林彪事件後黨內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時，愈發強烈起來，成為毛的一大塊心病。
當然，毛澤東並不準備將周恩來一腳踢開，因為他畢竟一貫忠順，況且又剛剛幫他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這樣做，未免讓人感到有過河拆橋之嫌，再說以後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工作還是要依靠他來做。因此，必須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設法抹掉曾向周交權這件事，又要儘量做的不露痕跡，以免讓人認為他翻覆無常，出爾反爾。為此，毛澤東在大病初癒後就開始用心思，尋找機會，設法了結這塊心病。
這年五、六月間，中央召開了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在黨內高層中當眾抹掉曾向周恩來交權這件事。為此，他以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訓」為名，點名讓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歷史上曾幾次犯過路線錯誤的老底。
本來，會議的原定議程並沒有這個內容，況且周恩來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變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論功行賞，也實在不必再重算歷史老帳，讓他當眾難堪。但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在政治上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後接班的可能，卻執意要這樣做，全然不顧周的臉面。
在會議中間，毛澤東單獨找周恩來談話，專門談了一通「黨內路線鬥爭的教訓」，拐彎抹角地示意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一發言。江青隨後在政治局會議上乾脆把話挑明，指明要周聯繫個人實際，「多講點歷史事實」。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這樣做有些過份，於是不得不軟硬椎施，對周恩來進行籠絡。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伍豪啟事」問題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動提議周在會議上也對此作一專題報告，澄清事實，以此來換取周恩來的合作。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突然讓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重翻幾十年前陳年老帳的用心，是在「古為今用」。實際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後，就已經預感到今後他們毛的關係會變得更加微妙難處，因而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屨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澤東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過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雖然幾十年下來總算大體上相安無事，但那是因為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的緣故，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
然而，林彪事件後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在無形之中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取代了以往劉少奇、林彪的地位。對於眼下政治上的險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劉、林二人分別曾是毛澤東長期以來政治上堅定的盟友，最後尚且遭致殺身之禍，更何況曾在歷史上幾次反過毛的他了。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暗中為自己的處境提心弔膽，變得疑心很重，處處小心戒備，以至於竟鬧出在陪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訪問途中飛越長江時，不相信專機機長的解釋，懷疑自己所乘的飛機正在飛往海外的事情來。
在和毛澤東單獨談話後，周恩來知道他的預感已經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來對付他，如果不趁「風」起於青萍之末之際，儘早打消毛的這個念頭，事情就會越鬧越大，到頭來非但個人在政治上的晚節難保，而且還勢必把整個國家拖入另一場政治動盪之中。
應該說，前者是周恩來始終看得很重的問題，後者則是他有心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作為信條的周氏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一發言，重點放在個人歷史上所把嚴重路線錯誤的自我批判上，隨後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這件事。
然而，重翻幾十年前的陳年老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周恩來這樣一個早已年過古稀的人來說，更是對身心的一大折磨。況且在此之前，他剛剛被確診為膀胱癌，急需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不過，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忌，周還是把手頭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邊，專心準備人會上的發言。
開始，周恩來只寫了一個提綱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饒，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體「聯繫實際」，為此，周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翻箱倒櫃，查找資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再一次對當年的歷史老帳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
據周身邊的人說，周恩來寫得很苦，整日伏在案頭，很少起來活動。這期間，他的精神壓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憂心勞神，每天連鬍子也不颳了，飯也吃的很少，最後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綱寫完之後，周恩來心裡仍然不踏實，不知這樣寫法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意思。於是，在把發書提綱送毛過目的同時，他又專門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願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是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帳，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下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後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歷史老底，並不大在乎具體寫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後，周連續用了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重點放在檢討自己在王明左、右傾兩次路線鬥爭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上，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他「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周在發言中這樣說道：
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旦補過之日無多。「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歷史老帳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都知道了周在歷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鑑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作者注)，並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這已經是後話了。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儘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來深知文革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做法都是不智之舉。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帳。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後，他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裡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帳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後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文革沒有對賀龍盡到保護的責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裡有愧，林彪出事後，他隨即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荒僻山溝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當年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與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講了不少」違心「的話。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後，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餘黨整死。周得知這件事後，為時已晚，只好採取補救措施，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了保護性轉移。
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為勢單力薄所苦的周恩來把解放幹部當作首要的事情來抓，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考慮的。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幹部首當其衝，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僅有利於緩解黨內的矛盾，而且還能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各項政策的落實，療治文革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重新整合幹部隊伍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幹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轉文革困局中發揮作用。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儘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幹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位靠邊站的國務院老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是因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與老戰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鬱積的憤懣，過於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於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井岡山時期的鬥爭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他指示衛生部一定要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提出要對疏散到各地的中央黨、政機關副部長(含副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杳，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根據周恩來的布置，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對近五百名副部長以上的老幹部作了體檢，軍隊系統對軍以上幹部也照此辦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幹校「趕回來參加體檢的，並且在這個名義下獲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這件事在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中間大得人心。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又重逢在一起，暢敘衷腸，慶幸總算熬到了出頭之日。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利用林彪事件後一度分管的新聞宣傳工作，為解放幹部造輿論。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重申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以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過，周在做這件事時十分注意分寸，兼顧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黨內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這篇社論中，被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廣為引用的強調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這段話，其實原文並非完全如此，而是經過刪節的。這段經過周恩來本人把關審定的整句話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本章前面所論及的周恩來執兩用中的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在黨內外形成解放幹部的輿論和氣候後，周恩來在這年晚些時候，又見機而作，借毛澤東關於廢徐「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批示，趁勢責令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戌區徹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問題。隨後，他寫信給毛，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的工作。為了儘可能減少阻力，周讓中組部提出先易後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中組部隨後搞出了一個曾擔任過黨、政、軍各級領導職務的三百多人的名單。
接著，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他們的審查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問題。會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從中作梗，每通過一個都很不容易。雙方為此鬥得很厲害，對此深有感觸的葉劍英把這比做當年紅軍長征中牽騾子過河，還作了一首《過橋》的打油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據一位當年曾多次列席過這類政治局會議的親歷者說，會議一般是在晚上七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個人的問題，往住到半夜十二點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凌晨三點才結束。會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那麼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他回憶道：
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下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什麼錯誤麼，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下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下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布：「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這以後，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靠邊站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從監獄、」牛棚「中出來，重返工作崗位，其中不少人在後來與黨內文革派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成為後來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的中堅力量。
在如何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竭力避免觸動文革本身。周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從批判極左思潮人手，在具體工作中糾正文革中的種種錯誤傾向。實際上，他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場合要求各地、各部門聯繫實際工作來批判肅清林彪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反對主頭政治，放寬農村的經濟政策，在工礦企業中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只不過當時更多的是就事論事而沒有大事聲張罷了。
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後，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周恩來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他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這年七月間，周根據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的建議，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中」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辦好，並用少有的語氣表示：「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接著，周恩來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見回國述職大使的機會，在縱論國際國內形勢的同時，有意識地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個報號的主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當然，周恩來深知批左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很容易犯忌，觸到毛澤東的痛處。為此，他在報告中十分注意設法保護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把諸如「極左思潮，就是形『左』實右」，「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一類話裝點其中，儘量讓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儘量打著毛的旗號行事，像調回駐外使領館中搞極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來這篇批左的講話儘管只是在外事系統內部作了傳達，但因為在當時說出了人們的一些心裡話，在社會上很快不脛而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讓飽受文革極左狂潮之苦的人們感到了某種快意。
批左與反右的交鋒
毛澤東起初迫於形勢，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他很清楚批極左這把火遲早走會燒到文革頭上來的，即使是像周這樣躲躲閃閃的搞法也不行。當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便親自出馬，在政治上剎車了。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深陷文革情結而不能自拔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裡，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剎車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
自命為是「主席一條狗」的江青早就對整周躍躍欲試，只等一聲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雙方政見的不和-一周恩來批左的舉動確實戳到了江青這伙文革暴發戶的疼處，讓他們感到很尷尬：而且也有利害關係上的衝突，在拱倒林彪之後，自以為立了大功的江青見周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內心忿忿不平。特別是見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妨礙她問鼎最高權力的絆腳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後快。
現在既然毛澤東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豈有不大干之理?於是，圍繞批左還是反右的問題，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很快便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雙方的攻防較量最初是圍繞一九七二年國慶社論而展開的。這年九月間，周恩來為了從全局上推動批判極左思潮，布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起草小組要加進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起草社論的執筆人吳冷西根據這一精神，在社論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一句話。儘管其中的提法寫得很謹慎，批左和批右兼顧，而且還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由於毛澤東已經向他們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寶劍，根本不理睬這是周恩來的意見。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兩次勾去了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不僅如此，張、姚二人在此之前還根據毛的意圖，向人民日報社吹風打招呼，強調批左不要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對台戲。
張春橋、姚文元在國慶社論問題上異平尋常的強硬態度，令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知道背後肯定大有名堂。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僵，經驗老到的周氏隨即採取了主動退避的做法，在最後審定國慶社論稿時，不再堅持一定寫上「批判極左思潮」一類字句，而是把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改頭換面寫入社論，諸如「繼續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等。
但是，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已經勢所難免，周恩來即使再擅長妥協應付之道，也還是無法息事寧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開的反撲。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雙方之間的交鋒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報》在十月初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當面交代而寫的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經得到毛交底的張春橋明知這是代表了周的意見，卻布置手下的人調查該文的「出籠背景」，並一把道破天機，稱：「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展開了對周文的圍攻。
接著，《人民日報》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專門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該報理論部王若水等人根據周恩來前一段幾次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而組織黑龍江省寫作組等撰寫的。文章一出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江青等人對此大為光火，原因在於這幾篇批左的文章詞鋒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後院著了火――《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竟然被周恩來挖了牆角，公開和他們唱起反調來。
為此，江青一干人輪番上陣，氣勢洶洶地對人民日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江青更是指桑罵槐，借批該報社之機，點出背後有人「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隨後，人民日報社被責令在內部開展「反右傾回潮」運動。
江青一干人搞的這些動作自然瞞不過周恩來，對此，儘管他心裡很窩火，深感扭轉文革困局步履艱難，但由於投鼠忌器的緣故，不便和他們公開衝突，而是一忍再忍，捺著性子與之周旋。以至於在這期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本來一向注意個人涵養的周氏竟然為了自己的雞蛋炒飯沒有放鹽這樣的區區小事，當眾發脾氣，對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拍了桌子。事後，周恩來特別為此向張道了歉，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沖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儘管如此，倚仗背後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一干人還是不依不饒，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向周恩來發難。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聯辦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江青等人抓住該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加責難。張春橋首先出來表示反對，在報告上批道：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江青則出來幫腔，與張春橋一唱一和：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遺隱藏下來，那對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的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見江青等人來勢洶洶，周恩來知道在批左的問題上與黨內文革派的衝突已經難以避免。不過，他仍然試圖避免最後的攤牌，以免驚動毛澤東。在周看來，只要毛沒有在批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事情就仍有可為之處：反之，事情就不好辦了。為此，他在隨後討論這個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妥協讓步，同意刪掉中聯辦和外交部報告中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但仍設法把毛澤東近年來有關反對大國主義等含有批左內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節會議上的講話紀要列為會議學習文件，以便在實際上繼續保持會議批左的基調。對此，江青一干人雖心有不甘，但已經失去了大鬧的由頭，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只好暫時作罷。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周恩來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毛澤東出面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不過，這一回並不是因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中央領導層內部在批林的側重點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點出：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批過了頭」，以及在批極左的問題上，上海《文匯報》己經不止一次地把矛頭對著《人民日報》了，「情況似乎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應該說，王若水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為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主張搖旗吶喊，同時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責令在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毛澤東給予支持。但此舉卻適得只反，在政治上幫了倒忙。一直在幕後觀戰的毛這時已經看出薑還是老的辣，張、姚等人貫徹他的意圖雖然很賣力，卻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而且批左的主張在黨內大有市場。如果他本人不親自出馬的話，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話，只會如周所趁，利用這種不明朗的形勢渾水摸魚，做更多的手腳。
為此，毛澤東訣計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回擊，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他隨即把江青找來，進行交代布置，讓她傳話給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提議「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裡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一-並不明確表態支持哪一種意見，藉以觀察周恩來的態度。但是，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早已從毛親自介入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識到山雨欲來，毛準備收緊批左的空間。很顯然，批左與文革本身有不少牴牾之處，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走鋼絲，也還是會難免觸到毛的心病。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立即採取順守之道，在批左的問題上全線退卻，並刻意降低姿態，設法為自己轉圜。當江青提出先在內部「統一認識」的建議後，周隨即附和，表示：「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我處還有陳浚同志一封信，我還沒有看，待看後再傳。」周恩來這種不戰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無法按照預先的計劃，與周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眼見在事關文革命運的大是大非上，黨內文革派發動的幾次反擊都被周恩來的太極軟功所化解，作為後台老板的毛澤東心裡著急上火，不願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決心施展他的權威，在政治上剎住這股借批極左而否定文革的風。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
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的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文革運動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為它再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類的辯護，所以只是出了個「天下大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的題目，而把為文革塗脂抹粉的文章交給下面的秀才們去傷腦筋了。
毛澤東整篇談話的矛頭，很明顯是衝著周恩來提出的「要批透極左思潮」而來的，不過還是給周本人留了點面子，並沒有直接點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已經對周高抬貴手，不再找他算帳了，實際上，毛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暗露殺機，在海闊天空的漫談中，放出「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這樣的話來。這句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所隱藏的真實含義很快便顯露出來。僅僅半年之後，周恩來便厄運臨頭，而事情恰恰是從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開刀而起的。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毛澤東的表態在政治上一錘定音，給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撐了腰，同時把周恩來置於相當被動尷尬的境地。更讓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來那句「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的話。久經黨內鬥爭風浪的周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題發作，藏頭露尾地警告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和毛批林彪、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欺騙大多數中央委員時的說法一模一樣。這不能不讓他沭然惕厲。不過，周恩來畢竟是個善於在政治上隨風轉舵的老手，既然毛澤東已經明確表了態，他就趕緊跟著轉，在批左的問題上偃旗息鼓，轉而貫徹落實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精神，談話中，周與文革派一干人大張撻伐的態度有所不同，出來承擔了責任，承認他本人八月間在外交系統的講話「有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工作同志」;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解，說：「極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講外交，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講林彪整個的路線。」當然，周恩來還是有意保護了上告御狀的王若水，當著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問他：「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說：「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來的這番用心，王若水當時便體會出來，看出他是在說違心之言，許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觀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動的同時，儘量掩飾他與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讓人感覺出其中的微妙區別。王若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當時這樣的一幕：
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不僅如此，王若水還領悟出了整個事情背後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連累了周恩來。多年之後，他在回首這件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誰呢?」「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人動干戈嗎?他們明里是批我，暗裡是批誰呢?這時，我已經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就這樣，一心要在政治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憑藉他的威權，輕而易舉地挫敗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國內的形勢隨之逆轉。按照毛所定下的調子，一九七三年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則在報刊宣傳中連篇累牘，不絕於耳。林彪事件後，政治上剛剛出現一點轉機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肅殺之中。
這以後，周恩來雖說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努力，繼續在某些方面對文革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但已經在政治上被捆綁住了手腳，很難再有大的作為了，況且隨後他本人也自身難保，被毛澤東認為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外交上功高蓋主而加以整治，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