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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紹政:質疑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邏輯

—我眼中的張五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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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不區別政府和非政府之間的功能差別,僅能解釋高經濟增長,而我的政府功能異位假說既能解釋中國大陸經濟的高增長、高污染、貪腐和社會矛盾加劇。請問哪個的解釋力更強?

本次研討會的主角首推張五常教授。會議主題以張五常教授81.8萬字的《經濟解釋》四個字命名。沒有張五常教授《經濟解釋》的首發出版,這次會議的主題很可能會修改。張五常教授是對我影響較大的著名經濟學家之一。初次聽到張五常的名字是1995年在西南財經大學我讀碩士研究生時,我的老師楊曉維教授在《西方經濟學》課堂上提到科斯時順帶提到了香港的張五常教授。於是在我讀科斯的文章和書籍後,讀新制度經濟學其他名家文獻時,讀了張五常教授的少量文章。真正大量讀張五常教授的文章是我工作後的1998年。當時買了電腦,下載了張五常教授的很多網路能下載的文章和《賣橘者言》,閱讀後張五常教授的形象和學術思想在我的腦海里逐漸清晰。

2001年我的論文入選在北京大學舉辦的首屆中國經濟學年會。在會上我聽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對張五常教授的批評:「張五常教授曾經是有國際影響的華人經濟學家,現在(2000年)張五常墮落了,墮落成為了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哪裡有能登上檯面的經濟學研究貢獻。」

2002年左右張五常教授在重慶大學的演講現場,我當場將陳平教授的這個公開批評意見告訴張五常教授,問他對此有什麼看法?張五常教授回答,「誰有本事像我這樣寫呢?」

2002—2005年,在西南財經大學讀博士期間,我認真閱讀了張五常教授的博士論文和他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兩篇重要的英文文獻後,發現張五常教授確實有學術貢獻和創新,可是也不過如此。

張五常教授最早的一篇學術論文和博士論文不就是論證了之前經濟學家關於分成合約無效論的學術思想是錯誤的,提出並證明了分成合約是有效率的結論嗎?

由於之前持「無效論」的經濟學家都是大牌、世界頂級學者,他們的看法也就代表了學界主流的思想。因此張五常糾正和挑戰主流並獲得認可就是一種貢獻。這種貢獻就相當伽利略挑戰亞里士多德的「重的物體比輕的物體先落地」理論一樣,在今天來也不過如此。

我挑戰主流微觀經濟學理論中成本混亂導致邏輯混亂、結論錯誤和分析框架矛盾,不也是和張五常一樣在挑戰傳統、主流的錯誤嗎?只不過張五常教授當時所處的環境是一群真正對學術有興趣的同行高手的求真和對創新性成果的渴求,而我所處的環境是政黨本位、官員本位,人才逆淘汰,真正的學者沒有官位、誰對你那些創新性思想有興趣?(參見附錄一)

2005年我看過張五常教授寫過將政府理解為企業的文章,當時我認為有問題,寫了《政府是企業嗎?》的部分初稿,可惜,小偷入室,盜走電腦,這部分文稿也就流失了。

2010年左右,我閱讀了張五常教授的一篇長文,大意是中國大陸縣級政府之間的地區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謎。當時我同樣的判斷是張五常教授混淆了政府和市場、企業的功能。五常教授原來局限也大呀。

試想,如果地方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是非政府群體,而政府職責是產權的界定,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環境,保證自由交易契約的實施和對污染等強外部性問題的防範,而不是高速發展地方經濟,那麼政府僭越非政府的功能,以行政干預手段追求本地經濟高增長,比如競爭性吸引外地資金,勢必會增加優惠政策的力度,忽視引進企業的污染成本,將本地要素通過行政干預廉價轉移給被引資企業,破壞非政府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交易,再加上大陸政府缺乏當地民眾的有效約束,這樣的結果必然是經濟高增長、環境污染的惡化、本地要素所有者利益的受損、政府腐敗的加重。

張五常不區別政府和非政府之間的功能差別,僅能解釋高經濟增長,而我的政府功能異位假說既能解釋中國大陸經濟的高增長、高污染、貪腐和社會矛盾加劇。請問哪個的解釋力更強?

也就在2014年11月2日的演講報告中,張五常教授講需求法則是一個假設,無需證明。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既然是一種假設,他就排除了吉芬物品的情況。

筆者認為其實需求法則是理論假說,還是理論的假設需要仔細地研究。如果是理論假說,則首先需要構建內部邏輯一致的理論模型,對於理論結論則需要經驗事實去驗證,不過可證偽才是理論命題的根本特徵。只要把需求法則理解為一個理論假說或者理論結論,那麼吉芬物品或者金融市場買漲不買跌的事實就是反例,證偽了需求法律這個理論假說,不能簡單地予以排除了事。當然張五常教授要把需要法則視為構建其它理論的假設條件,自然就無需證明,也無需用其它經驗事實來驗證。不過張五常教授也沒有充分的理由批評將需求法則視為一個理論結論,需要構建模型來證明,同時需要可能被經驗事實來證偽(吉芬物品)的研究路徑。(參見附錄二)

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在微觀經濟學領域有很強的解釋力。是不是正如張五常所說,宏觀經濟學就是錯的呢?比如總量經濟的很多度量指標的核算,以及通過這些總量經濟指標構建的宏觀經濟模型就完全無用,是錯誤的呢?國民所得核算指標體系是人類認識總量經濟的重要工具,物價水平、貨幣總量、失業率等的衡量指標照樣是有效的工具。沒有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進展,我們能對大蕭條、大繁榮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周期有較深的認識。就在研討會的當天,張五常教授的經濟理論能否有效判斷中國宏觀經濟的真實狀況,能否預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麼?1929年—1933年經濟大危機前夕,經濟、金融高度繁榮時期,當時占據主流地位的古典經濟學家有誰預測到災難迫在眉睫呢?

中國宏觀經濟的危險我在1年前就有預判。我預判的理由就是依據宏觀經濟模型。目前中國經濟的約束方主要來自總需求,而不在於總供給。政府、政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軍隊系統、社會團體的公款消費和投資在當前總需求中的份額舉足輕重。中共中央的8項規定、反貪風暴等事件必然加劇公款消費、公款投資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導致貪腐收入很難轉化為有效消費和投資,這會導致總需求嚴重不足。在公有部門總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果不能有效啟動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來對沖公共部門總需求的下降,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的衰退,甚至經濟危機。我的這個簡單的基於宏觀經濟的理論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張五常教授講的宏觀經濟理論是錯誤的那一類呢?

張五常教授在對中國經濟的解釋中,總是多次提到人民公社肯定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否則不可能維持得下去。中國當前經濟有很多負面的因素,肯定有做對的地方,才維持了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按照張五常教授同樣的邏輯,人民公社最終倒下了,肯定有做錯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總體交易成本肯定高到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必然會倒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人民公社究竟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同樣的邏輯,前蘇聯存在了70年,肯定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否則不會管這麼久。只管了70年,前蘇聯的總體交易成本肯定很高,高到只存在了70年就倒塌了。那前蘇聯體制的交易成本究竟是高還是低呢?

張五常教授這樣的理論邏輯是不是一種循環論證,還需要張五常教授和我們仔細去探究。我的直覺是這是在給存在的現象找理由和解釋。例如,希特勒屠殺了600萬猶太人是存在過的歷史現象,是不是希特勒肯定做對了什麼才導致600萬猶太人被殺這個事件?強姦在人類社會一直存在,那是不是肯定有什麼東西做對了才導致強姦現像一直大量存在?

存在的現象是不是都是有效率制度安排的結果?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這種制度安排是不是與政府和市民社會功能各異,各司其職的制度安排一樣有效率?不同的制度、體制可能會同時並存,有沒有優劣之分?這些需要張五常教授和後繼者繼續探索。

我們總不能說在其它條件既定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全民稅款和國資收益供養數以千萬計的所有政黨專職黨務人員,而另一個社會全民公款不供養任何一個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在兩個社會都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二者都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吧。

記得我國勞動法頒布後,張五常教授拚命反對勞動法,認為勞動法的實施會提高企業的成本,降低我國經濟增長率。可是我們要知道,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有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為什麼中國就不能有呢?在中國大陸的黨政部門、軍隊系統、公有企業、事業單位、一些社團組織的從業人員均有相對完備的社會保障。而那些非公有部門的從業人員卻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樣的二元結構導致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以犧牲農民工、下崗工人、私人企業的從業人員的社會福利為代價。其實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除了勞動成本外、企業的稅收成本、腐敗成本、非生產要素的比重等也是極端重要的因素,張五常教授為什麼就僅此一端呢?

如果中國大陸全民稅款和國資收益要供養約2000萬所有政黨的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人員,要供養另外約2000萬非政黨行政冗員(如每個國務院部委、省、市、縣政府分別有約10個正副部長、省長、市長、縣長,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每個對應機構只有約2人。其他的企事業單位、軍隊系統類推),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全民無此供養成本,這些成本會增加全民多少稅款?會占用全民多少國有資產收益?僅這4千萬非生產人員進入創造國民財富的行業,會節約多少稅款、國資收益、腐敗損耗和內耗成本?會增加多少效率和社會財富?經濟高增長為什麼一定要社會的弱勢群體受損,和龐大的非生產人群享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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