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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良臣:獨裁者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是:死的及時

——中國逃不過告別專制走民主的道路

周有光「出名」後,海內外採訪他的媒體很多,其中多次談到民主。2012年3月BBC記者在採訪後發表的報道中說:「在經歷了中國百年滄桑後,周老認為共產黨無法永遠統治中國,『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當記者問他曾因為當初回來的決定後悔過嗎,周有光只是說:「我們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澤東這話,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後搞了最最壞的專制。」

就在本人做這篇短文期間,傳來了伊朗民眾要求結束神權統治的呼聲,伊朗示威民眾甚至已向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住宅進發。而在周有光看來,神權國家與民權即民主國家相差一萬年!只是現在看來,人類走到今天,即使相差一萬年,走上民主道路實行民主制度也不是什麼難事,這一點,很有點像在經濟發展上所說的“後發優勢”:人類早就把民主道路給你鋪好了,甭管你是獨裁專制還是神權,要轉為民主國家,比幾百幾千年前整個人類都是封建王朝都是專制獨裁甚至都是神權時代要容易十倍百倍。

周有光生前,尤其是百歲之後,不論是接受採訪還是在自己的文章中都發出許多空谷足音,這裡容舉一例:大約是2010年,在《炎黃春秋》雜誌舉辦的過年聯誼會上,周有光坐在輪椅上發言。據說聲音高亢,引得整個會場的人都站了起來,大家踮起腳跟,伸長脖子,有的乾脆擠到前面,舉起照相機。那次周有光發言的內容是,不僅要愛祖國,更要愛人類,愛地球。他說,就現代人類而言,所謂“愛國(黨)教育”就是由國家來看世界,不是從世界看國家。可你如果從世界看國家,就“完全可以看到愛國(黨)教育,它是狹隘的觀念,要擴大,要提高,要愛人類,從人類這個前提來研究問題,……以前的戰爭多得很,都是從國家,都是我為我的國家,你為你的國家。我要擴張,你要擴張,就要打仗了。”他的話音剛落,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而且掌聲還持續了好久。

知名文化學者丁東先生曾在給周有光壽誕的賀辭中說,像周有光這樣一百多歲的老人還能寫文章出版書籍,在全世界很難找到第二個——原話是:“這樣高齡還在思考和寫作的學者,全球找不到第二人。”

2017年1月中旬周有光去世後,政府不允許周有光親友之外的任何公眾前去悼念,誰也沒想到這樣一位可愛可敬的文化老人居然讓政府如此反感,真不知政府害怕什麼?為何要把自己推到這位文化老人的對立面?本人很想知道,這種做法是講民主,還是講自信?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如此對待這種文化老人的!有人,既不顧及自己身份,也不顧及國家顏面,天天在那兒說著一些說不通的話,做著一些說不通的事,儘管有些事未必自己親自操作,可又有誰不認為這是貫徹他的指示精神呢?

上台幾年,實打實的“天上王大,地下王二”,無人能監督,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甚至說的是天,做的是地,十幾億人也沒轍。幾乎可以稱作這個國家所謂精英中的精英的兩千多人的“代表大會”,對於那什麼重大事項,居然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棄權,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反對。似這種情形,你說還能允許你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暢所欲言地紀念這個政府這個執政黨或者說就是這個大王非常反感的文化老人去世一周年嗎?

好在還有大王管不到的地方!那就在這“法”外之地紀念一下去世一年的文化老人吧。

這位活到一百多歲還在作文出版書籍的文化老人,若生在民主國家,該是多麼值得驕傲和榮耀的事情哦。然而,在他的祖國,有些人卻忌諱,大概不僅忌諱他的長壽(對一百多歲且又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文化老人,再專制獨裁也不好意思還把他抓起來吧),還忌諱他的思想,忌諱他的觀點,尤其忌諱他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向外傳播,啟蒙專制統治下更多的國民。

特別是在百歲前後,周有光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觀點,這篇小文章不可能對其全面介紹和闡釋,只想就他談民主的話題說幾句。

現代人類社會,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沒有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重要的了。然而就有這麼一個國家,偏偏不許你談自由民主,誰談誰就會遭到國家機器瘋狂的鎮壓,無論是已經死去的劉曉波還是那些身陷囹圄的律師都是很好的例證。

民主已經讓專制統治者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即使如此,嘴上還不敢反民主,因為“民主”就明明白白寫在他們所謂的“核心價值觀”中。本人相信,這會給很多愚昧的中國人以錯覺,彷彿所謂“核心價值觀”中的那個“民主”與人類普世價值中的民主不是一碼事。

你不要以為我這是胡說八道,是在想當然,有例為證。在此之前,此國一任又一任領導人都大度得很,都說過只要兩岸能統一,“什麼都可以談”。可一讓他們實行民主,馬上就不肯談了,馬上就強調可以“一國兩制”。為什麼要一國兩制,周有光說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也只能是一元的,即一種統治國家的方式是最科學的,不能搞多元,搞多元是借口:“社會科學也具有一元性。科學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國家,不分階級。”高度文明國家實行的都是民主制度,即使有些形式上的區別,實質絕不會兩樣。比如都是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國家領導人交由人民選舉。同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結社組黨集會遊行自由。如果不是這樣,即不算民主國家。沒有特色,沒有多元。所謂特色、多元,都是借口,是專制獨裁者們的借口。

眾所周知,香港“一國兩制”才二十年,現在似乎就已經不肯“兩制”下去了。台灣不會上“一國兩制”的當:民主,就統一;不實行民主,就休想統一。所謂“武統”,那不過是“放大話”嚇唬人。用再多的謊言,再多的欺騙,在今天都不起作用。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那真是無可救藥。在此之前,馬英九蔡英文都說了話,一是平反六四,二是實行民主,否則,就不要談什麼統一。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有什麼資格跟實行自由民主的政權談統一?就憑你的“槍杆子”憑你的強大軍事能力?幾年前台灣民進黨元老張俊宏先生就提出過海峽兩岸民主與統一的建議和時間表,說民進黨願意放棄台獨,主張兩岸實行一國一制,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實行統一。他強調,只要大陸敢開放直選,台灣就馬上回歸。

周有光曾在接受採訪時說:“什麼叫民主?現在民主是八個字,就是‘多黨競選,國際觀察’,還有新的八個字‘電視辯論,國際觀察’。”

現在幾年過去,大陸這邊始終不敢“接招”。

如果說鄧小平當年說的“一國兩制”,還有將來大陸也會逐步走向香港那種民主的意思,給大陸同胞以希望,那麼,現在中共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給人的感覺就沒有一點這種氣息。看他們對待香港,那意思,不是五十年間大陸逐漸走向民主,而是香港逐步倒退到大陸的獨裁專制。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民眾感覺到香港的民主在減少,自由在減少,這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而香港民眾感受得一定更真切。

周有光經歷三朝。108歲那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告訴記者,說他1946年已前往紐約為新華銀行工作,而在1949年共產黨建立新的政權前不久,他回來了。他願意回來的理由,就是“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我支持共產黨”,而他支持共產黨的理由是:“畢竟他們答應我們,要建立民主。”

然而,事實證明周有光先生當年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這一點,後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對採訪他的媒體所言:“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雖然言者“輕描淡寫”,可我們這些聽者卻感到鑽心地疼痛!

當採訪者問道:“按照您總結的社會發展規律,民主社會是未來必然的發展方向?”周有光是這麼回答的:“凡是專制都阻礙社會發展,所以要民主。我們最忌諱的就是民主,不過我是樂觀主義者,事情是慢慢來的,不要著急嘛。我在外國常常有人問我,中國為什麼搞得這麼慢,我說中國有五千年,你們只有兩百年,所以你們著急我們不著急,急也沒辦法。……我們說‘搞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外國人就笑話,你們不是參加了世貿組織嗎,哪裡來的兩個市場經濟呢?可是我們要這樣講,安慰自己嘛。”

“我覺得民主是必須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個小孩子要長大,老了要死,一樣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國家的新發明或專利品,它是三千年間人類的經驗積累。我們跑在後面,好處是已經有了改革開放。外國的研究說我們進入民主社會,最快需要三十年,最慢是一百五十年。為什麼是一百五十年呢?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非常相像,明治維新到現在就是一百五十年。可是假設我們能走得快,三十年也行。”

中國社科院有位研究美國史的老知識分子看望周有光,跟他聊天,說她很悲觀,因為問題很多很嚴重,她看不到前途。周有光於是跟她說,理解她的悲觀,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變,中國會跟著變,即便慢一點,但是不能不變,不變就該被淘汰了。”還說,滿清政府搞了三百年,大不了像我們現在這樣也再搞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順應世界潮流,不尊重規律,即使繁榮一時,還是有衰敗的危險”。也就是說,中共即使再搞三百年專制,最終也還是要走向民主!

周有光“出名”後,海內外採訪他的媒體很多,其中多次談到民主。2012年3月BBC記者在採訪後發表的報道中說:“在經歷了中國百年滄桑後,周老認為共產黨無法永遠統治中國,‘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當記者問他曾因為當初回來的決定後悔過嗎,周有光只是說:“我們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澤東這話,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後搞了最最壞的專制。”

可見,即使專制,也還是有所不同,有開明專制,有獨裁專制,當年國民黨蔣介石也專制,但跟毛澤東“最最壞的專制”相比,那就真箇是小巫見大巫了。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及周有光及很多當年民主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欺騙。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那時的確覺得中國有希望,為什麼我們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呢?因為共產黨主張民主。抗戰時期我在重慶,國民黨成立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許多黨派都在裡面,周恩來是協商委員會的副主任之一,每個月要開一到兩次座談會,十幾個人小規模討論國家大事。他的秘書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經濟學的,我每次都參加這個座談會。周恩來每次講都說我們共產黨就是主張民主的,我們都很相信,討厭蔣介石的專制。”又說,“為什麼我們傾向共產黨?因為大家反對國民黨的專制,贊成共產黨的民主,沒有去想共產黨執政後會不會實行民主。”

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是多麼單純。

儘管周有光接受採訪時每次都說自己從美國回到大陸“沒有後悔過”,但有理由相信,說這話時其內心一定“五味雜陳”。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我搞經濟學,以為對戰後的國家有用處,沒想到回來一點用處都沒有。”此外,只要讀一讀周有光寫他妻子張允和的文章,“沒有後悔過”就更說不通。張允和不僅是“五四”新女性,同樣是當年大學畢業的知識精英,周有光在《張允和的樂觀人生》一文中說道,1949年後,“政治運動像海嘯一樣滾滾捲來,張允和在20世紀50年代就不得不避亂家居,自稱家庭婦女”,“一位朋友說:張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閨秀,又是‘五四’後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啟蒙,繼承傳統,追求現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被摧殘。”可以想像,周有光在電腦上敲這幾句文字,尤其是敲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被摧殘”時,內心是多麼痛恨那個時代以及那個“大救星”哦,此時此刻怎麼會“沒有後悔過”呢?眾所周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使一高小畢業生,都有可能被稱作“知識分子”,而像周有光妻子張允和這樣一位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可以說是比例少得可憐的大學畢業的女性,居然為了躲避中共政治運動,寧肯回家做家庭婦女,試問:這在當時中國大陸有幾人?

從現在所讀到的有關周有光的文字來看,談民主最放得開的是他在2013年3月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那一次。接受採訪時周有光已經一百零七歲了。他面對香港記者“疾呼中國必須告別專制”,“中國的前途必須走民主道路,今天的專制制度不可能長的”。說“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

蘋果日報記者在報道中形容:“周有光一開口就是民主,他認為民主是社會必然的道路,不存在要不要的問題。”“為什麼蘇聯垮台?因為違背了民主道路,你看本來有四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只剩三個!”“現在中國名義上沒有皇帝了,實際上還有。”“我講老實話呢,最好的是國民黨時代,不是共產黨時代。”“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制,不是貪官。專制下必然有貪官,民主制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可以不選舉你,專制就不行!”

周有光十分清楚,在中國大陸說真話要承擔風險,但同時,“周有光對當今中國的執政黨保持清醒批判的態度——而他也有足夠的資歷不去在乎他的言論可能帶來危險”。他曾對大陸的採訪者直言不諱地說:“我105歲了,明天要死了,講錯了沒有關係。但你們寫文章要當心了。”而在接受BBC記者專訪時又說:“他們能怎麼樣?把我帶走?”一年後,在接受《蘋果日報》記者採訪時說得更悲壯:“我發表這些話當然是冒風險的,不過我都一百零八(虛歲)了,就算他把我抓去了、把我槍斃了,我不槍斃也要死了嘛!”

或許正是上面這些表態,讓中共把他列為“異見老人”,甚至認為他會危害政權統治,在他去世時,才會受到那樣的“待遇”。有時想,什麼人稱得上偉大,那就是即使他死了,也會讓他的對立面從思想上害怕得要命!恰巧中國歷史上就有這麼耳熟能詳的一例,那就是《三國演義》中描寫的假諸葛嚇退司馬懿,而至於當朝的林昭、劉曉波等為追求自由民主的先驅,就更是眾人皆知,無須啰嗦了。

周有光去世後自己在香港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談到不少中國人,大都只能等到老得快要死了才敢於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由此可見,這種政治生態環境多麼惡劣!

本文開頭提到的伊朗,周有光在2010年6月接受採訪時就將其定義為“神權國家”,還說“神權與民權相差一萬年曆史呢,從政治發展來看,伊朗是一萬年以前的國家”。

像這種國家與獨裁專制國家一樣最怕“亂”,因此,一有群眾“上街”,就誣衊為受國外“敵對勢力”煽動,這次伊朗也不例外。據報道,伊朗街頭,已有“警察在襲擊一家商店。他們砸東西,好嫁禍給示威的民眾”。而同時,有包括法新社在內的多家外媒報道,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終於露面,譴責是伊朗的所謂“敵對勢力”一手導演了近期騷亂。於是有網友忍不住評論道:通過視頻消息和新聞,“嗅到了熟悉的配方釀製的熟悉的味道,相信不少讀友也嗅到了。亂象叢生,民不聊生,要自由沒自由,要平等沒平等,平常拿高壓鍋蓋鎮住一切,等鎮不住了,人民起來了,不檢討自己太專制腐敗無能,卻手法嫻熟地將SHI盆子扣向莫須有的‘敵對勢力’。這熟悉的專制獨裁統治耍流氓手法是否令人既好氣又好笑呢?難怪示威民眾喊出了‘哈梅內伊去死’的口號。我想,若干年後,若有人問起哈梅內伊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是什麼,標準答案應該是:‘死得及時。’”

用周有光的話說:“專制才怕亂,一亂就垮掉了。民主不怕亂,怕亂就不是民主了。……逃不過的,中國遲早要走這條路。”周有光是樂觀者,他認為既然人類文明一直都在進步,那麼中國也一定會進步,無非是遲早快慢的問題。過去幾十年生命科學研究已經證明,人類祖先都是從非洲走出來的,包括中國人的祖先,因此,不能說這個世界上有兩類人,一類叫人,一類叫中國人。不可能。人類就是一體的,最終九九歸一,一定都會走上共同道路。

112歲高齡的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轉眼去世一年了!像李慎之先生一樣,他們所希望的有很多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還沒能實現。紀念周有光先生,就是要紀念他的那些進步思想,宣傳乃至弘揚他那些進步觀點,包括他的說真話,為中華民族真正趕上人類文明進步的腳步而努力發出一點哪怕十分微弱但是真實的聲音。

周有光告訴我們:“在古代,野蠻民族往往征服文明民族,但是失敗民族的先進文化開化了勝利的落後民族。……朝代更替,文化並不跟著更替,文化的生命比朝代更長。”

人類進化發展到今天,所謂專制,就是野蠻的代名詞。因此,但願生活在專制下的民族,通過學習借鑒實踐文明社會的市場經濟,改變一些人的專制思維,讓我們這種國家最終也能走向民主,走向更高文明。

周有光強調全球化的世界觀跟過去不同,“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並希望大家“不怕千辛萬苦,一定要把我們的國家導向正道,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還說,“民主這個東西,不是什麼人要不要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創造,也不是什麼人的發明,不是的。它是從古代到現代慢慢地發展的。”(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

我們應該像周有光先生一樣樂觀,因為除了周老所講的那些道理之外,還有一位專門研究民主的美國政治學家、耶魯大學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三年多前以98歲高齡去世的羅伯特·達爾,曾在上世紀末出版的一本《論民主》的書中就說:“市場資本主義是專制政體的有力的溶解劑。”又說,“當非現代化國家的專制政府致力於發展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的時候,它們也可能播下了導致自身毀滅的種子。”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要向文明社會學習,實行完全市場經濟,那麼也就等於宣告了代表野蠻的專制制度的結束。

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結論哦。我們有理由期待。

2018年1月初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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